正名与转换身份

孔子的弟子子路问孔子若为政,何事先行.孔子说:“必也正名乎”54.他的理由是,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事成则礼乐兴,礼乐兴则刑罚合宜,刑罚得当则民众懂得如何“错(措)手足”即按行为规矩处事做人,也就是造成一个人人知规守矩的和谐社会.这里,名指打出的旗号或声称的主张;言指解释主张以服人的道理劝词;礼乐则为社会共处的规则﹑秩序和仪规;刑罚是防范规则和秩序被破坏的措施.而名﹑言﹑礼﹑刑的最后落脚点是规劝民众和协调社会共处.荀子之议与孔子的名正言顺略有不同,其称“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55.定旗号﹑主张﹑规矩要辨明事实要旨并与之相契合,如此所行者符合客观规律,那么去努力推行的意愿便易通晓而少阻碍.这样可以小心郑重地领导民众在同一规矩和秩序下共处.综合两位先贤的意思,所谓“率民”,让民众知道如何“错手足”,实际上就是营造一个有序和谐的共处社会的长治久安局面,而达到这个目的的前提是“名正言顺”或“名定而实辨”,也就是把要实行的主张预先并清楚地申明,因为这些主张符合实情,也就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民众的利益.申张者理直气壮,响应者心相呼应,如此造成一种正面的“势”,有利主张的推动和实行.自鸦片战争以降的中国,洋务运动企图改变国家贫弱而达富强的目标已由三十年改革开放基本达成.自辛亥革命以降的中国,帝制不存,共和之路却踟蹰蹒跚.经民国北洋政府﹑民国国民党政府和人民共和国政府,进步与历史的旧迹并存.自近年认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发展道路后,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和机制的变化演进,已经并将持续发生.

因此,当今中国需要的是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为适应生产力发展而选定的道路所必需的社会共处结构和机制的渐进演变.生产力持续发展和社会结构和机制的渐进演变都要求远离冲突﹑失序和动乱,所以中国需要:

* 远离革命 – 因为革命常常带来激烈变化尤其是破坏性的激变.激变中各种相争的利益集团会或得或失,但巨大的社会成本无一例外都由无辜的民众承担.历史的教训实在太沉重.

* 在渐进有序下开创契合生产力发展因而充满活力的长治久安的社会局面 – 渐进有序下开创和维持稳定的相同点是有序,相异处在前进的指向.开创是因应变化而求新以适应变化;维持则以现状为标的.三十年改革开放已经给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和注入了加速度的动势,不变肯定是不行的,渐进有序地变才是正途.

  如此实情,正所谓名定而实辨.握权者可以理直气壮,大肆张扬而博得舆论民心,上下合力促成社会发展,给百姓带来希望和实惠,也给本身的执政地位加分.但是,“革命”一词,在中国依然受宠,“(社会机制的)开创”几无所闻,长治久安欲言又止,代之而盛行的却是“维稳”.何以至此?

  笔者愿意倾听诸君议论,但窃自想来,许是这么些原因:

  其一,现在的握权者是革命党出身,但认革命为崇高而忘却一切意向﹑举动皆以历史为限,同样的举动和取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恰恰会起截然不同的作用.若以实际切身利益考虑,身为执政党,当然忌讳一切摇动统治的急变失序行为.但若明言不需要一切革命,褪去它的光环以为今天的有序服务,那么如何解释自己来路的合理合法性?这是一个历史的两难,盖因执政党现在的握权者地位和当年的夺权者地位的截然不同而引起.

  其二,很难说现在的握权者一味因循守旧.三十年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取得,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将国家命运逆势引向极端之后,执政党能痛定思痛,顺应历史大势,主导改革开放以发展进步.当然在肯定这一历史功绩的同时,不能忘记这一发展进步根本上是国家利益和民众意愿的驱动,不光是执政党的一厢情愿和一己之功.要不然为什么大跃进﹑三面红旗不能成功?握权者的不守旧在改革开放的成就上可以看出,但为什么很少谈构建符合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社会结构和机制从而开创稳定有序的长治久安局面,而是反复强调“维(持)稳(定)”呢? “定”乃基于现状,“维持”也是以现状为基准,并不因变而应变.何以经济上求长足进步而应该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和机制则拘泥于维持呢?细思之,有其实际的考虑和难处及困惑.当年的改革开放,不可谓不改变剧烈,但中国的主权在我,无外患和经济受操控之虑,执政党对施政能力和维持社会秩序有充分信心.如此无内忧外患,因而可以放手改革开放.正所谓“谋定而后动”.三十年的生产力进步,财富创造和分配形成新的格局,引起新的社会问题.社会需变,民众求变,但如何变?负有维持社会秩序责任当然也维护其自身利益的执政党心里没底.维序所据,古今中外同出一辙-籍由权威﹑全民共识和握权者贯彻权威不被违背的能力.由于前面所述中国历史传承的特点,眼下中国社会的权威仍然与具体领导人或执政集团化为一体.坚持权威和施政者合为一体,许多事情做起来明显不合市场体系要求的共处社会的规则,在收服人心和让民众自觉服从上收效甚微.一旦分离,又群龙无首,谁也不认谁的账,因为对公认的抽象权威的不容辩驳和自觉服从的树立和深入人心的宣传还没准备好,在位者自己对这个建树的重要性也仍然缺乏历史性的认识因而并未从事这方面的未雨绸缪.大国而乱象丛生,其风险之大可想而知.向前迈进开创,不确定因素太多,因此不得不基于现状.而中国民间和领导层“成王败寇”的共识之根深蒂固,几乎就没有看见有任何企图松动乃至改变它的尝试.因此,握权者时时担心被推翻;民众则几千年来从未有机会接近权力,只能被动接受相比绵延无期的战乱稍好的任何强力成王之下的安定;在野的觊觎权位人士则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你当年夺权做得为什么我今天做不得,因此处处瞅机会闹革命,求揭竿而起.这个“劫”不解,动乱的大风险永远存在,共处之宁难守.要化解这个“劫”对执政党也是两难.非难一切失序动乱乃至夺权行为,符合稳固执政地位的利益,客观上也符合国家利益(限定条件是握权者必须主导社会在渐进有序下发展进步),应该广为宣传,进而移风易俗,使民众养成抵制这种破坏性举动的观念,从而杜绝以动乱和暴力改换政权的危险.大多数民众反感﹑抵制的事情,任何人能得逞的概率就很低.再施以约束所有人包括民众和握权者的公权力即贯彻权威不被违背的能力,这种以破坏性行为促使社会改变的风险基本就不可能存在.可是,为维护今日的执政地位要正面非难这种惟恐天下不乱的行为,又如何解释自身走上执权地位的历史?如果只谴责他人的此类行为而不正确诠释自己的以往,又如何取信于人?若否定以往,势必影响本来就是凭强力建立的权威.如此进退维谷,只好不作为,徘徊于维持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