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群居集聚而至社会共处的初始模式,不论两河流域苏美尔人或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和古中国,都各各因应其得以产生的地理﹑气候﹑资源出产环境和与之相应的生存(生产)方式和人口规模.

因地理﹑气候﹑物产的原因加上早期农耕的出现并因农耕方法﹑工具﹑选种的进步,中国的中原一带能支撑相对密集的人口规模.众多的人口,加上中原及毗邻地区地理上的容易通达,交往就频繁.在资源和土地充足的条件下,自然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见《老子.八十章》)12的安然无争状态.一旦既有生产力在给定的条件下不能有效支撑增长的人口日益增加的欲求,争夺和战争就成必然趋势.自华夏文明公认的始祖黄帝﹑炎帝起,战乱频仍几成历史常规.夏﹑商﹑周三代更替,无一不是以战争为手段.周天子式微,经春秋三百六十余年间礼崩乐坏,至战国成七雄争夺,再经二百五十来年大小战争无数,最后由秦之力成天下一统.

秦始皇采李斯之策,“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战乱之患”(见《史记.李斯列传》)13.行郡县制,取消封建,销毁兵器,核心目标是图从今以后杜绝战乱-中国历朝历代的最大忧患,而“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14也是维护“并有天下…而定一尊”15的免乱之举.所以,中国天下归一的模式,首先是维护最高同时也是唯一统治者的最大利益,在此同时也对威胁民众生命财产和社会安定的无休止战乱作出回答应对,符合历史进步和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这是成本最低的路径,因为只要满足一个且仅有一个君王的利欲,而不需要供养多君乃至拉锯式各路君王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对社会和民众的榨取.这也是由统治者强加而民众相比无尽战乱的另外选项尚能接受的妥协.当然这里的妥协是折服,没有平等可言.

在天下归一的模式中,对财产和权力具拥有权的仅君王一人.社会以此专一而至高无上的权威保障天下的稳定和民众的安生.这份权威的无可挑战,被解释成“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 天下之人同心归之, 若归父母……”(见《汉书.董仲舒传》)16.因是天命,就不可抗而必须象归依父母一般归顺之.以超然力不可抗拒的天道和人性最本能的父母之位作劝,实为当时知识和认知条件下最为无可辩驳的诠释.权威一旦建立,给予全体丁男(妇孺老幼附于丁男)一份足够家庭生存的生产要素-在农业经济下就是土地-的使用权,这样与另一生产要素即每家每户自有的劳动力结合,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就有了基础(宋以后土地可以上市买卖多少改变了以丁配地的结构,但最高统治者可以将任何社会成员对任何生产要素和财产的使用或所有权乃至其对自我生命的支配权随时剥夺的特质绝无改变),而生产力的发展变革,并非此模式考虑的内生变量,亦即基本以被动接受的态度顺应自然,以应天时求达到或超出均值的结果.也难怪,长年战乱,一旦休养生息,生产恢复到正常年景下应有的合天时应地利的自然态,比起杀戮侵伐﹑颠沛流离的岁月不知好上多少.所以和平年景被称为太平盛世,而不是认作起码应该的常态水准.那么在此基础上的生产力突破性革新更无从谈起.社会生产力供给与社会成员需求的动态平衡,被由上而下的等级秩序规范指定.任何庶民不得有物质上的非份之求.所有为君王服务的官僚代理人依等差的需求,由官位带来的等级待遇保证.最高统治者的奢侈需求则因基于天下一统的规模来征敛而得以满足.整个模式在铲除一切可能挑战﹑保证君王权威至高无上而制定建立的等级秩序下让民众以缺失权力和权利的代价换取和平生存,通过服从来换取温饱.官僚阶层则通过依附君权代理社会管理之职换取人上人(相对百姓而言)的待遇,从而维持社会稳定.顺带提一下,因为中国社会长期基于农业且是以家庭自产自足为特征的小生产农业经济,统治者早已知晓人口(兵员和税收﹑赋役的来源)﹑土地(疆域和产出)和粮食(与支撑人口和国家用兵及抵御饥荒有关)乃为国之根本.“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 (见《管子.治国》)17,所以鼓励农事,数千年不变.而执“末事”之商人,“不择乡而处,不择君而使,出则从利,入则不守”(见《管子.侈靡》)18,其不定居不能成为固定税赋来源,逐利游居难管控,危难守土时难以依靠,不象农人依赖土地生存,必与国土同在的君权共存亡.农商之取舍,原来关乎君权的巩固和维护.在传统中国以交换﹑商贸为基本行为方式的市场经济永不能成主流,盖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