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色列最北部的第一大城八人鎮（Kiryat Shmona）沿90號公路北行數分鐘，跟隨“生命嶺公園”的標記左轉後右轉，便看到一大片停車場。把車停好，沿樹蔭遮蔽的石頭路走上幾十米，便到了一個視野開闊的大平台，這便是生命嶺（Tel Hai）了。
這是早春二月一個微有陰雲但卻陽光燦爛的午後，我站在平台上，放眼東望，上加利利胡臘山谷大片的田野與野地的青蔥翠綠掩映着色彩斑斕的民居建築，近處的怒放的野花輝映着遠方戈蘭高地上的黑蒙山主峰，主峰上皚皚的積雪在午後斜射的陽光下清晰可見。在我身後十幾米的地方，一尊石雕的雄獅長鬃獵獵，向着雪峰的方向仰天怒吼。雄獅身下是一座堅實的紀念碑，碑東側上方刻着一句鐵骨錚錚的希伯來語：“為祖國而死是美好的。”下邊排列着八個猶太人的名字，第三個便是大名鼎鼎的約瑟夫·特朗皮多爾。 那天我們在黑蒙山的冰天雪地里跋涉了一個上午，在主峰的咖啡館用過簡單的午飯，開車一個小時，便來到春色無邊的生命嶺。晚上我們在風景如畫的小山城Rosh Pina訂了一個美麗浪漫的林中木屋，距生命嶺不過行車半個多小時而已。無需趕路，下午的時間便是自由的。那個下午生命嶺公園內沒有任何遊人，只是在入口處有兩三個工人在修建一個全新的大門，偶爾傳來幾聲粗壯的吆喝。此外便是山谷里的鳥鳴。整個下午我們便在那一片寂靜而又盎然的春意里，坐在八人墓前，沉思特朗皮多爾的故事、生命嶺猶太村的命運、以及八十六年年前那場血腥的戰鬥。
生命嶺猶太村始建於1918年，第三次猶太移民浪潮開始之前。經過兩次移民浪潮，數以萬計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已經在這塊神奇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園，且沒有跟巴勒斯坦人或阿拉伯人發生實質性衝突。跟今天很多人所謂猶太移民擠壓了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間的誤解完全不同，那時的巴勒斯坦荒涼貧瘠，人煙稀少，馬克·吐溫在1867年遊覽了巴勒斯坦之後在《傻子國外旅行記》中把這塊地方描寫成世界上最淒涼的地方。實際上僅“淒涼”兩個字還無法概括當時的荒蕪。西部沿海平原、加利利的耶斯烈山谷、胡臘山谷等今天被認為是肥沃良田的地方當時都是蚊蟲成群，瘧疾肆虐的沼澤地帶。猶太移民先驅從阿拉伯人手中買下這些當時不適合居住耕作的土地，運用現代治理沼澤的技術，排乾積水，開發了大量良田。這些移民的開發和猶太村落的建立不僅沒有損害當地阿拉伯居民的任何利益，反而給阿拉伯人帶來了經濟上的好處。因此到1920年為止，聖地阿猶兩族的關係總體上是和睦的。不僅沒有流血事件發生，而且早期的猶太居民點根本沒有任何自衛武裝，居民點的治安是靠僱傭阿拉伯守望者來維持的。
不僅如此，當時猶太復國主義者跟阿拉伯民族主體的關係也同樣是融洽的。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猶太復國主義代表魏茲曼與阿拉伯民族代表團團長、漢志王國（今沙特阿拉伯前身的一部分）的菲薩爾王子簽訂了《菲薩爾—魏茲曼協議》。該協議明確規定阿拉伯民族承認《貝爾福宣言》的精神，支持猶太民族在不損害非猶太居民利益的同時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民族家園的努力（包括向巴勒斯坦地區進行大規模移民），並且要求猶太人幫助當地居民以及未來成立的阿拉伯國家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和發展經濟，同時規定任何爭議都應交給英國託管當局仲裁決定。不過費薩爾在簽訂這份協議之前手書了一個附加條件，那就是英國人必須讓前奧斯曼統治地區成為獨立的阿拉伯國家。這一條件並不難理解，由於當時的巴勒斯坦統治者是英國，阿拉伯人並沒有權力跟猶太達成土地協定，所以協議生效的唯一可能性便是巴勒斯坦成為獨立的阿拉伯國家的一部分。
這份協議後來因英法瓜分了前奧斯曼帝國領土，獨立的阿拉伯國家沒能成立而失效。但協議簽訂的本身卻有力地說明了一些今天人連想都不敢想的當時的現實：1919年阿拉伯民族主體跟1947年的聯合國多數國家一樣，不僅承認猶太民族回歸家園的歷史權利和現實可能性，而且支持這一行動。協議中有關巴勒斯坦非猶太民族權利的規定以及對猶太人幫助當地居民發展經濟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巴勒斯坦的現實：這塊貧瘠荒涼的土地上有給兩個民族共同生存的足夠空間，猶太人的回歸對當地阿拉伯經濟的發展有利無害。
對這份協議的唯一有份量的批評是協議雙方都沒有跟巴勒斯坦當地人商量。但這批評同樣是紙上談兵。當時的巴勒斯坦處於英國的統治之下，巴勒斯坦人自己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權力代表機構可以跟猶太人談判。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市長當時曾表示抗議，但他也只能代表耶路撒冷的部分阿拉伯居民（他的敵對家族不能包括在內），總不能讓猶太人挨家挨戶地去跟巴勒斯坦人簽字吧。此外，今天阿拉伯各國的邊界當時還不存在，菲薩爾王子就是《阿拉伯的勞倫斯》裡那位阿拉伯起義軍的領袖，他根本就認為巴勒斯坦是他未來的大敘利亞王國的一部分，既然這個王國的合法性是靠他打擊土耳其軍隊的戰功建立起來的，他當然有權處置他的領土，何況他還是整個阿拉伯民族在巴黎和會上的代表。事實上，菲薩爾王子也是當時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唯一能找到的阿拉伯民族權力代表。為了跟他達成協議，魏茲曼從1918年6月起三次跟他當面談判，表明猶太復國主義並不像今天很多人理解的那樣完全不顧阿拉伯人的態度。
巴黎和會之後，英法之間達成協議，由英國統治巴勒斯坦，法國統治敘利亞。由於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在上加利利地區的歷史分界不清，英國在當年從那裡撤出了自己的統治力量，暫時交由法國管理，以等待更進一步的決定。菲薩爾對英國不讓阿拉伯國家獨立已然不滿，更不肯向法國人乖乖稱臣，便支持上加利利地區的阿拉伯人暴動，對抗法國當局的統治，一時間，這一地區不斷爆發雙方的襲擊戰，陷入一片混亂。
生命嶺之戰便是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之下發生的。當時的上加利利地區只有四個猶太村落：生命嶺村、北邊不遠處的吉拉德村、黎巴嫩邊界的米圖拉村、以及哈姆拉。村中居民不多，且多屬於猶太復國主義團體的成員。在英國宣布撤退之前，世界猶太復國主義領導層考慮到當地可能出現的混亂局勢，要求巴勒斯坦當地的猶太領導人考慮撤出這四個村子。這一要求被當地的猶太領導人拒絕了。當時看來，他們拒絕的理由是充分的。這四個村子的土地是猶太人出錢購買的，其居民是在英國當局的同意下合法入住的，四個村子跟周邊阿拉伯居民關係良好，並無衝突歷史；最重要的是：阿拉伯人暴動的對象是法國當局，跟猶太人沒有任何關係。猶太人自己也並不喜歡上加利利併入法國統治區，因為這意味着猶太人未來民族家園的減小。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一地區的猶太人跟阿拉伯暴動者的利益其實是一致的。因此，他們有理由相信阿拉伯人不會進攻這些村子。然而他們想錯了，由於這四個村子昇平日久，沒有任何自衛武裝，很快便成了暴動者的襲擊目標。雖然沒造成人員傷亡，但到1919年底，米圖拉村已經被暴動者毀壞殆盡，大部居民不得不撤離，其他村落也遭到攻擊。在這種情況下，猶太領導人於1920年初選派特朗皮多爾去北方，幫助這幾個村落組織自衛力量。
約瑟夫·特朗皮多爾1880年出生於俄國猶太家庭。他是猶太人失去祖國土地近兩千年後出現的第一位《聖經》意義上的戰爭英雄。他起先效力於沙俄軍隊，在日俄戰爭中被打斷了一條胳膊。他作戰勇猛頑強，有“戰場雄獅”之稱，獲得過沙俄全部四種最高級別的勇敢勳章。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幫助英國人籌建並指揮了近兩千年來的第一支猶太部隊。戰後他回到巴勒斯坦投身復國主義運動，並因他的軍事天賦而受到器重。
生命嶺之戰發生於1920年3月1日，關於這場戰鬥，從一開始就有兩個不同版本的故事，一個故事把特朗皮多爾描寫成了一個英雄，我們姑且稱之為英雄版；另一個故事將他描寫成受難者，我們姑且稱之為犧牲版。
按照英雄版的說法，當天清晨便有數百名阿拉伯武裝分子進攻生命嶺，被特朗皮多爾率領手下的36名戰士（其中有兩名女兵）打退。不久更多的武裝分子發動了第二次進攻，被再次打退。敗退的阿拉伯武裝分子呼朋引類，不久便招來了兩千多名貝都因武裝人員包圍了生命嶺。這時一個貝都因酋長率領一批武裝分子打着白旗來到村前，要求與特朗皮多爾談判，但特朗皮多爾一出現，阿拉伯人便掏出武器，開始射擊，隨後便轉身逃跑了。特朗皮多爾和他的七名戰友倒在了血泊中。腹部受傷的特朗皮多爾是當天晚上去世的，死前對他的戰友們說：“沒什麼，為祖國而死是美好的。”
按照犧牲版的說法，阿拉伯武裝分子包圍了生命嶺之後便要求進入猶太村搜查，聲稱他們懷疑猶太村內藏有法國士兵。特朗皮多爾信以為真，便放他們進入村內。結果他們在村內大開殺戒，打死七人，特朗皮多爾本人腹部中彈，當天晚上在被送往附近吉拉德村救治時死在路上，死前對他的戰友們說：“沒什麼，為祖國而死是美好的。”
雖然兩個版本的故事不盡相同，但比較來看，事情的輪廓是清晰的。進攻的阿拉伯人在人數上遠遠壓倒猶太守護者，進攻和屠殺都是有計劃有預謀的行為。大約是受此前兩個民族間和睦氣氛的影響，特朗皮多爾對進攻者顯然抱有某種程度的幻想，因此同意出面談判或者讓他們進村。戰鬥的結局也很清楚，第一批八名猶太復國主義者倒在了阿拉伯人的槍口下。特朗皮爾多是身負重傷後於當晚去世的，死前留下了那句錚錚名言。
對於現代阿拉伯猶太衝突以及巴以衝突而言，生命嶺之戰的意義怎樣評估都不過分。在這場戰鬥爆發之前，兩個民族的關係基本和睦，也開始了有關猶太復國的問題的對話和談判。生命嶺之戰給這個和睦時代徹底劃上了一個句號，也終結了本來存在的兩個民族在聖地互助共存的可能性。
對阿拉伯民族和巴勒斯坦人來說，生命嶺之戰意味着他們放棄和平解決問題的可能性，選擇了使用暴力手段處理與猶太人的關係。無論這種選擇是事先預定的還是隨機發生的，阿拉伯民族和巴勒斯坦人顯然幾十年如一日地忠於自己的選擇，百折不撓地嘗試用暴力手段將猶太人趕出去。於是我們看到英國人的分治方案被1936年到1939年的巴勒斯坦大暴動所否決，巴勒斯坦人從此失去了占有百分之八十巴勒斯坦土地的歷史機遇。1947年的聯合國方案被阿拉伯五國聯軍發動的侵略戰爭所否決，巴勒斯坦人從此失去了占有近一半巴勒斯坦土地的歷史機遇。2000年巴勒斯坦人用恐怖炸彈回應追求和解的巴拉克總理，從此失去了占有百分之二十巴勒斯坦土地的歷史機遇。2006年巴勒斯坦人民選擇了以暴力為宗旨、以徹底消滅以色列國為目標的哈馬斯為領袖，在生命嶺之戰的八十六年之後再次向世界表明了其用暴力解決問題的決心。
從理性的角度看，《菲薩爾—魏茲曼協議》應該是對巴勒斯坦人最有利的解決方案。菲薩爾這位現代薩拉丁式的阿拉伯英雄早在八十七年前就敏銳地意識到猶太民族的決心、智慧和毅力，明白與其與猶太民族為敵，不如化敵為友，建立兩個民族之間的聯盟關係，利用猶太民族的智慧發展現代阿拉伯國家。那時無論是菲薩爾還是魏茲曼都沒打算分治巴勒斯坦。菲薩爾了解那個時代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願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英國模式的國家，享有高度自治權的猶太自治區和阿拉伯自治區象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那樣組成聯合王國，所有公民權利平等，聯合王國的政府通過民主選舉產生。如果這一協議得到了實施的話，考慮到巴勒斯坦人在人口上的優勢，今天的巴勒斯坦應該是一個由阿拉伯人主導，包括大片猶太自治區，兩個民族互助發展、共同繁榮的國家吧。如此則巴勒斯坦人實際上沒丟掉一分土地，只是國內猶太少數民族的比例大大增加了而已。《菲薩爾—魏茲曼協議》簽訂的幾十年之後，美國的巴勒斯坦學者薩伊德又回到這一協議，主張在巴勒斯坦建立阿猶共居的統一國家。英雄所見略同，薩伊德替巴勒斯坦打算盤不能說打得不精，但他顯然不知道八十六年前生命嶺那八名猶太人的鮮血已經改變了這塊聖地的顏色，1919年巴黎和會上的桃色夢想已經被阿拉伯人的槍聲擊得粉碎。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名在美國居住多年的學者，巴勒斯坦人對暴力和流血道路的選擇和決心對薩伊德顯然已經是太過陌生了。
生命嶺之戰同樣徹底改變了猶太人的歷史命運。在此之前近兩千年的時間裡，猶太人沒有祖國，沒有土地，四處流浪，隨時成為任何暴亂和騷動的犧牲品而不敢有任何抵抗。因此在猶太人看來，生命嶺之戰是猶太民族近兩千年來第一次有人挺身而出，勇敢地捍衛自己的財產、權利和土地。跟歷次猶太人遭迫害的犧牲者一樣，特朗皮多爾跟他的七名戰友倒下了，但這次犧牲的意義卻大不相同，因為他們不再是屠宰場上反猶主義者刀下待宰的羔羊，而是捍衛自己國土的勇士。對猶太民族來說，生命嶺之戰的結局不是八名猶太人被屠殺，而是一個“新猶太人”形象的誕生。那是一個擁有自己的祖國、並準備為自己的祖國而獻身的猶太人，不是那個隨時準備捲起包裹，逃亡到另一個國家去的猶太難民。因此特朗皮多爾很快就成了猶太民族英雄，“新猶太人”的象徵，大量獻給他的詩歌、歌曲把他變成了猶太民間傳奇的一部分。那句“為祖國而死是美好的”成了日後無數猶太勇士前赴後繼為國獻身的信條。而他死亡的日子，生命嶺之戰的日子，猶太歷亞達月11日則被命名為“生命嶺日”，以紀念這八名新生的猶太英雄。
“新猶太人”形象的誕生，對阿拉伯人選擇暴力的回應，以及持續不斷的對猶太居民區的攻擊使1920年成為猶太復國主義歷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就在這一年，就在生命嶺之戰的幾個月之後，一個猶太復國主義的軍事組織“哈加納”秘密誕生了。這個組織後來發展成了威名遠揚的以色列國防軍。
而對國際社會來說，生命嶺之戰再清楚不過地表明如果不把兩個民族分開的話，一旦外部勢力退出這一地區，等待兩個民族的將是暴力和血腥屠殺。1947年的聯合國分治決議事實上是從生命嶺之戰開始的。
那個下午我便坐在生命嶺上，想象着八十六年前的那個午後。3月1日也是早春天氣，天空應該是這般微有陰雲，陽光也應該是這般和煦。對面的胡拉山谷那時還是沼澤地，應該有更多的鳥語花香吧。除了不時響起的槍聲外，那個春天的午後應該也是這般靜謐吧。而特朗皮多爾呢？他應該是躺在那棟兩層的堡壘式建築的某個房間裡，腹部的傷口不時滲出鮮血，劇烈的疼痛讓他滿臉是汗。他的戰友們應該是在焦急地等待着日落，讓他們能在夜色的掩護下把特朗皮多爾送到北面的吉拉德村，那裡的醫生和藥品也許能救勇士一命。從受傷到死於夜色的這段午後，特朗皮多爾想了些什麼呢？追思他馳騁沙場的過去？還是替身邊戰士的安危擔憂？他是否知道他即將死去？是否知道他的死將為他的民族翻開歷史新的一頁？是否知道這個讓他疼痛無比的午後標誌着兩個曾經和睦相處的兄弟民族從此將走上血腥暴力的不歸路？
夜色降臨，我們離開生命嶺，駕車穿過八人鎮。1948年中東戰爭之後，原居此地的阿拉伯人全體逃亡，以色列便將此地重新命名，以紀念生命嶺之戰中被屠殺的八名猶太勇士。夜色里，八人鎮主要街道兩旁霓虹閃爍，行人如織。而我的思緒卻又回到了夜色下的生命嶺，想象那尊雄獅在月光下的姿態，耳邊仿佛響起了那首獻給特朗皮多爾的蒼涼的猶太民歌；
……
從前有一位來自遠古的英雄
擊碎山岩，拔起巨礫。
在廢墟的小路上，在洞穴里
他怒吼的聲音點燃一片光明。
高唱生命之歌，他去戰鬥
面對萬馬千軍。
“為守衛你的祖國而死
是美好的，”他這樣說。
從前有一位來自秘境的英雄
他只有一條胳膊。
（譯自《那山嶺上》亞伯拉罕·保羅代斯作詞，納鴻·納爾蒂作曲，稍有變動）
張平 2006年2月25日 於特拉維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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