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起打開郵箱，看見人文學院院長給全體教師的郵件，代表全體教師對哈達爾•戈爾丁少尉的陣亡表示深切哀悼，並對我們的同事，其父西姆哈·戈爾丁博士及其全家表示誠摯的慰問。戈爾丁少尉在8月1日哈馬斯那場破壞停火協議的野蠻攻擊中失蹤，一度被認為可能遭到哈馬斯的綁架，引發以色列全國群情激憤，後經仔細調查，由以軍首席拉比認定陣亡。在此特撰寫此文，寄託我的哀思。

西姆哈·戈爾丁是特拉維夫大學猶太歷史系猶太流散研究中心主任，高級講師（終身教授，相當於美國的副教授）。他同時是以軍預備役營長，是以軍現任參謀總長本尼·崗茨的老部下。外人很少知道的是，戈爾丁家族與以色列現任國防部長摩西·亞龍一家是親戚關係，論起來這位國防部長是陣亡的戈爾丁少尉的遠房堂兄。猶太人重親情，以色列國家又小，所以兩家雖非直系親屬，但來往相當密切。

以這樣的家庭地位，這樣的人脈關係，戈爾丁家族如果想給自己的孩子在軍中安排一個安全舒適的環境，應該說是輕而易舉的事情。跟他家比較熟悉的幾位同事都說哈達爾自幼聰明，如果進入文職或技術部門，應該也能幹得不錯。然而他從來也沒動過這類念頭，自從被分派為野戰軍軍官，就踏踏實實地做他的本份，從來也沒有懼怕危險的言談。

實際上我很懷疑出事前亞龍是否知道這位堂弟究竟在軍隊裡幹什麼。猶太人雖然重親情，但托人情走門路一類的事情幾乎只發生在經濟利益相關的事情上。我們系的一個學生，父母和系主任是中學同學，但她在系裡四年，系主任一直都不知道她是誰，直到畢業以後有次兩家相聚，真相才說出來。我多年前有個學生因故缺課，多次找我理論出勤問題都被我拒絕，只好退課。後來有一次我在過道里碰上她，她突然跟我說她爸爸是我當年的學車教練，是她爸爸堅持要她來學這門課的，而且聽說她退課以後，他爸爸非常生氣。我聽了這話，第一個反應就是：“你怎麼不早說？”

這樣一種社會風氣，很大程度上來源於以色列基本上是一個公正社會這樣的事實。大多數情況下，人們不認為托人情有什麼必要。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會自然而然地問：“他爸爸為什麼不託人給他安排一個更好的職位？”而對戈爾丁一家來說，這樣的問題大概從來都沒出現過。在一個公正的社會裡，即使你被選派做一個危險的工作，你也很少會去抱怨，更不會去鑽門路經營。因為選派是公正的，而破壞公正是可恥的。“知恥近乎勇”，以色列的軍官屬於世界上最勇敢的軍官之列，實在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以軍陣亡的官兵比例一直是1:1。軍官們不僅身先士卒，而且很多時候是孤軍深入——有兵率兵進攻，沒兵自己進攻。贖罪日戰爭時奮戰在戈蘭高地上的“茨維卡部隊”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支與敘利亞2500多輛坦克奮戰了三十多個小時的“坦克部隊”最多的時候也只有兩輛坦克。在納發要塞，一位坦克駕駛員被鋪天蓋地湧來的敘利亞坦克群嚇破了膽，臨陣脫逃。只剩一輛坦克的茨維卡·格林戈德中尉駕駛戰車在炮位間不停地穿梭，打一炮換一個位置。因為炮炮命中，不但敘利亞人搞不清要塞里有多少坦克，連以軍指揮部也摸不着頭腦，直到一位路過的旅長報告說“要塞里一個人也沒有，只有一輛坦克在發瘋”。

以軍的另一個傳統是官兵同甘共苦。“猶太智慧”的東方傳播人拉比托卡耶爾有一次參觀以軍某部隊，午餐時，招待他的軍官為他開了一瓶紅酒，自己卻一滴未沾。托卡耶爾問他為什麼，他說士兵們午餐沒酒喝，所以他也不喝，酒只是招待客人的。

我讀《史記·李將軍列傳》，每讀至“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常想起以軍那些名將的事跡，嘆息古今中外的良將，都有着相似的風範。

以色列是一個珍惜生命的國家，常常用成百上千的敵俘去換取一兩個自己的士兵，甚至是一兩具士兵的屍體。但據此認為以色列人怕死，害怕犧牲，或者認為尊重人權的國家就怕死，由此低估這些國家的戰鬥意志和犧牲決心，則是一個從納粹法西斯到現代伊斯蘭恐怖主義者都曾犯下的嚴重錯誤。珍惜生命跟勇於犧牲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實際上，正是因為知道生命的可貴，在保護生命時才會真正英勇無畏。正是因為懂得每個生命都是同等珍貴的，軍人才不會偷奸耍滑，用自己的怯懦來危及別人的生命。正是因為知道自己永遠不會被祖國拋棄，包括被俘泄密都不會被打成叛徒。士兵上陣才會真正無所顧忌。

這大概就是以軍六十年長盛不衰的秘訣吧。以色列的敵人，那些用平民做肉盾，拿自己的兒童的屍體去抹黑對手的恐怖組織，大概是永遠也無法理解這一點的。

張平2014年8月3日 於特拉維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