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起打开邮箱，看见人文学院院长给全体教师的邮件，代表全体教师对哈达尔•戈尔丁少尉的阵亡表示深切哀悼，并对我们的同事，其父西姆哈·戈尔丁博士及其全家表示诚挚的慰问。戈尔丁少尉在8月1日哈马斯那场破坏停火协议的野蛮攻击中失踪，一度被认为可能遭到哈马斯的绑架，引发以色列全国群情激愤，后经仔细调查，由以军首席拉比认定阵亡。在此特撰写此文，寄托我的哀思。

西姆哈·戈尔丁是特拉维夫大学犹太历史系犹太流散研究中心主任，高级讲师（终身教授，相当于美国的副教授）。他同时是以军预备役营长，是以军现任参谋总长本尼·岗茨的老部下。外人很少知道的是，戈尔丁家族与以色列现任国防部长摩西·亚龙一家是亲戚关系，论起来这位国防部长是阵亡的戈尔丁少尉的远房堂兄。犹太人重亲情，以色列国家又小，所以两家虽非直系亲属，但来往相当密切。

以这样的家庭地位，这样的人脉关系，戈尔丁家族如果想给自己的孩子在军中安排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应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跟他家比较熟悉的几位同事都说哈达尔自幼聪明，如果进入文职或技术部门，应该也能干得不错。然而他从来也没动过这类念头，自从被分派为野战军军官，就踏踏实实地做他的本份，从来也没有惧怕危险的言谈。

实际上我很怀疑出事前亚龙是否知道这位堂弟究竟在军队里干什么。犹太人虽然重亲情，但托人情走门路一类的事情几乎只发生在经济利益相关的事情上。我们系的一个学生，父母和系主任是中学同学，但她在系里四年，系主任一直都不知道她是谁，直到毕业以后有次两家相聚，真相才说出来。我多年前有个学生因故缺课，多次找我理论出勤问题都被我拒绝，只好退课。后来有一次我在过道里碰上她，她突然跟我说她爸爸是我当年的学车教练，是她爸爸坚持要她来学这门课的，而且听说她退课以后，他爸爸非常生气。我听了这话，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怎么不早说？”

这样一种社会风气，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以色列基本上是一个公正社会这样的事实。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认为托人情有什么必要。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会自然而然地问：“他爸爸为什么不托人给他安排一个更好的职位？”而对戈尔丁一家来说，这样的问题大概从来都没出现过。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即使你被选派做一个危险的工作，你也很少会去抱怨，更不会去钻门路经营。因为选派是公正的，而破坏公正是可耻的。“知耻近乎勇”，以色列的军官属于世界上最勇敢的军官之列，实在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军阵亡的官兵比例一直是1:1。军官们不仅身先士卒，而且很多时候是孤军深入——有兵率兵进攻，没兵自己进攻。赎罪日战争时奋战在戈兰高地上的“茨维卡部队”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支与叙利亚2500多辆坦克奋战了三十多个小时的“坦克部队”最多的时候也只有两辆坦克。在纳发要塞，一位坦克驾驶员被铺天盖地涌来的叙利亚坦克群吓破了胆，临阵脱逃。只剩一辆坦克的茨维卡·格林戈德中尉驾驶战车在炮位间不停地穿梭，打一炮换一个位置。因为炮炮命中，不但叙利亚人搞不清要塞里有多少坦克，连以军指挥部也摸不着头脑，直到一位路过的旅长报告说“要塞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辆坦克在发疯”。

以军的另一个传统是官兵同甘共苦。“犹太智慧”的东方传播人拉比托卡耶尔有一次参观以军某部队，午餐时，招待他的军官为他开了一瓶红酒，自己却一滴未沾。托卡耶尔问他为什么，他说士兵们午餐没酒喝，所以他也不喝，酒只是招待客人的。

我读《史记·李将军列传》，每读至“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常想起以军那些名将的事迹，叹息古今中外的良将，都有着相似的风范。

以色列是一个珍惜生命的国家，常常用成百上千的敌俘去换取一两个自己的士兵，甚至是一两具士兵的尸体。但据此认为以色列人怕死，害怕牺牲，或者认为尊重人权的国家就怕死，由此低估这些国家的战斗意志和牺牲决心，则是一个从纳粹法西斯到现代伊斯兰恐怖主义者都曾犯下的严重错误。珍惜生命跟勇于牺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实际上，正是因为知道生命的可贵，在保护生命时才会真正英勇无畏。正是因为懂得每个生命都是同等珍贵的，军人才不会偷奸耍滑，用自己的怯懦来危及别人的生命。正是因为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被祖国抛弃，包括被俘泄密都不会被打成叛徒。士兵上阵才会真正无所顾忌。

这大概就是以军六十年长盛不衰的秘诀吧。以色列的敌人，那些用平民做肉盾，拿自己的儿童的尸体去抹黑对手的恐怖组织，大概是永远也无法理解这一点的。

张平2014年8月3日 于特拉维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