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盖棺论不定

沙龙去世前后，世界媒体再次掀起一轮对他的评价高潮。除了以色列官方和阿拉伯世界截然对立的两极观点之外，绝大多数的评论都显示出不同程度的复杂性，比如跟沙龙做对一生的以色列左翼报纸《国土报》便将沙龙描述为一个充满了自身矛盾的人物。这种评论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沙龙本人行为的多面色彩：你无法用一个单纯的概念去定义沙龙的一生——他究竟是一个战士还是是一个和平主义者？究竟是一个军人还是一个政治家？究竟是一个忠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农夫？究竟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还是个人野心的追求者？一个比较简单而又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沙龙变了！他前期是一个迷信武力的人，后期变成了一个和平的追求者；前期是一个战士，后期变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前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后期变成了一个实用主义者，等等。

沙龙生前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与媒体的流行说法不同。他的好友乌里·丹曾经问他：“究竟当初那个修建定居点的你是正确的还是现在这个拆除定居点的你是正确的？”沙龙回答说：“我当初也是正确的，现在也是正确的！”“你对此怎么解释呢？”“情势变了，仅此而已！”

换句话说，沙龙认为他自己从未改变过，改变的只是他所面对的政治军事情势。沙龙永远是那个沙龙，只是世界大势和中东局面“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作为政治家他必须有能力因应变局，顺势而为，哪怕是做出绝对自相矛盾的决策也在所不惜。

如果沙龙是正确的，那么他一生的复杂性未必反映了他本人性格的复杂性，而更多地是中东地区瞬息万变的复杂局势的准确映像。以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为例，沙龙曾评论说：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并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如果和平有希望，选择和平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比较难选择的是在战争与为拖延战争的爆发而付出的“赎金”之间——究竟是马上开战还是做出一些让步以拖延开战时间？也就是说，在世人看来，世界上除了战争就是和平，但是在中东这里，在阿以之间，情势则要复杂得多，很多时候，战争与和平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线，所谓的和平不过是一场延时爆发的战争，而如果盲目跟着这种“和平”走，有时候付出的代价比立即开战还大。因此政治家必须慎重权衡两者代价大小，而不能一味跟着大众理解的价值观走。

那么，究竟媒体是正确的，还是沙龙自己是正确的？究竟是沙龙自己过于多变让人难以解读，还是中东的局面过于复杂而我们无法准确评判沙龙？更普遍地说，究竟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事造英雄”？在本文中，我们将试图通过对沙龙及其时代的分析，来看看这些问题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二、上帝受伤的雄狮

要理解一个将军的胜利，首先要理解他所经历的失败！

沙龙一生，经历过两场大失败，一场是军事上的，一场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失败是1948年的拉特朗战役，政治上的失败则是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

拉特朗战役是以色列独立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所经历的一场灾难性的溃败。战役的起源是约旦的阿拉伯军团占领了拉特朗地区的堡垒，严重威胁到作为犹太国政治中心的耶路撒冷与作为经济中心的特拉维夫之间的交通要道。但是打通要道只是这场战役决策的一个次要因素，开国元首本·古里安的决定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决定——他担心联合国很快会调停停火，而以实际控制线为基准的停火线会对以色列的安全严重不利，因此战役必须立即发动，尽管军事上的条件并不成熟。

这是一场实力严重不对称的战斗。以色列军队组建不久，移民新兵居多，装备严重不全——沙龙率领的尖刀排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有水壶，在旱季高峰的五月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数字；一半士兵只是在战前最后几天才拿到枪，此前他们只能握着一颗手雷参加战斗。以军所面对的却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由久经沙场的英国职业军官指挥的约旦阿拉伯军团。更糟糕的是，以军情报系统直到战斗爆发前还以为守卫堡垒的只是一些阿拉伯游击队，导致部队对形势的严峻程度估计不足。举棋不定的指挥部为作战方案扯了一夜皮，结果进攻命令下达时天已大亮，最佳突袭时机就这样被无端错过了。

老天似乎也故意跟以军作对。进攻开始前漫天大雾，战斗打响之后却云消雾散。沙龙的尖刀排在光天化日下暴露在敌军绝对优势的火力下，成了活靶子。在忍受了惨重的伤亡之后，尖刀排好容易推进到一个小山坡，建立了一个临时阵地，沙龙清点一下兵力，发现全排非死即伤，只剩下四个手脚健全的士兵。沙龙自己身负重伤——一颗子弹从下腹部射入，从大腿穿出，他只能趴着指挥战斗。阿拉伯军团一面用火力压得尖刀排抬不起头来，一面不时发起反冲锋，让以军随时处于被消灭的危险之中。最糟糕的是步话机被打坏了，没法与指挥部联系，尖刀排成了陷入敌阵的孤军。

不久以军的火炮开始射击，沙龙强撑起身子，观察战场形势变化，却发现周边阿拉伯村民手执武器正在向战场进发。这立刻让沙龙明白大事不妙：在独立战争时代，阿拉伯村民通常不参战，但在以军败退的时候会到战场上去杀戮被遗弃的伤兵。此时村民的出动说明以军已经全线撤退，那火炮的射击是为撤退的以军提供掩护的。沙龙不敢犹豫，立刻下令撤退。

这是一场跟死亡赛跑的撤退，也是一场外无支援内无无组织的溃败。四个未受伤的士兵跑在前边，很快就不见了身影，剩下的伤兵动不了的只好在原地等死，能动的只能靠着自己剩下的力气逃命。站都站不起来的沙龙只有一支胳膊能用上力气，另一支胳膊在不久前的一场车祸中受了伤，打着石膏。他是在另一个伤兵的帮助下爬出战场的，那位伤兵为了帮助他，在撤退中肩膀上又中了一颗子弹。

沙龙的名字“阿里尔”在希伯来语里的意思是“上帝的雄狮”。不过，在拉特朗战场爬出生天时的沙龙，即使真是一只狮子，也是一只遍体鳞伤斗败了的雄狮；但反过来说，即使斗败了，沙龙也仍然不失其雄狮本性，这是沙龙的性格特征决定的。

沙龙曾多次谈到他自己性格中最突出的地方：那种从不动摇的乐观精神：他不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但他有两个最基本的信念：第一、他所从事的事业是一场正义的事业。第二、正义的事业一定会胜利。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从未丧失过哪怕是半点必胜的信心；即使是在人人都认为不可为的时候，他也从未放弃过奋争的努力。对沙龙来说，失败永远只是故事的开始，而故事的终点一定是胜利！因此， 拉特朗之败正是他一生辉煌战绩的开端。

三、将在外，人君有所听命

拉特朗战败，对沙龙的军事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沙龙晚年回忆这场战斗时，曾将这种影响归结为两个原则：第一、桀骜不驯。在他看来，战争应该由亲临火线、有分析判断能力的将领来指挥，而不应该听命于参谋部那些从图表和数字中搞出来的指令。第二、救死扶伤。从他自己爬出生天的经历，沙龙体悟到无论出现何种情况，都绝不应该遗弃陷入敌阵的孤军和伤兵；无论付出多少代价，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把他们救出来。这两个原则贯穿了沙龙的戎马生涯，而在赎罪日战争的西奈战役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1973年10月6日，埃及与叙利亚军队趁赎罪日以色列举国闭门不出之际发动突然袭击，以军猝不及防，在南北两条战线均严重受挫。北线叙利亚军队突入戈兰高地，以军的防御中心黑蒙山要塞陷落。在南线，由以色列前总参谋长巴列夫精心构筑的巴列夫防线连一天都没守住，埃及军队全线渡河，西奈告急！

正在内盖夫家中过节的沙龙临危受命，率领预备役装甲师出征西奈半岛。临行前，一位朋友问沙龙战局何以残破到这个地步，一身戎装的沙龙反问道：“你还指望能怎么样？怎么会不是这样呢？难道你觉得吃惊吗？”朋友问：“如何走出困境呢？”“你不知道吗？”沙龙再度反问，然后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我们将杀过运河，在对岸结束战争！”

沙龙的愤怒由来已久。他对那条明显犯了兵家大忌、一味追求静态防御的巴列夫防线一向不以为然，在出任南部军区司令的几年间，他与总参谋长之间唇枪舌剑，为了这条防线吵得天翻地覆。巴列夫为此曾召集自己的亲信军官，开了一个针对沙龙的批判大会，沙龙在会上一人难敌众口，气得七窍生烟，当场拂袖而去。巴列夫不依不饶，又翻出沙龙的服役档案，说沙龙服役年限已到，该解甲归田了。他随后拒绝了沙龙延长服役期的要求，硬是逼着沙龙退了伍。如今战局证明了沙龙当初的担忧，沙龙自然怒火中烧。同样，沙龙的自信也并非虚张声势。同样是在南部军区司令任内，未来西奈战役以以军渡过苏伊士运河而终结的方案就已经成型，不仅为此进行过演习，准备了渡桥浮桥等渡河器材，而且沙龙还下令偷偷修了三个秘密坦克渡口。如今沙龙要挽狂澜于既倒，这些渡口便是他信心的基础。

不过，在沙龙抵达前线之后，他所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却不是攻过运河，而是如何救出困在巴列夫防线几个据点内的以色列守军。这些守军在被埃及军队包围之后，仍在顽强抵抗。沙龙遵循自己“救死扶伤”的原则，制定了两个作战计划，并在10月7号的前线指挥部会议后，亲自向总参谋长以利亚撒请求率一百辆坦克进攻，把被困的部队救出来。虽然这一计划因为8日的大反攻计划而遭到否决，沙龙却从未放弃过救援的努力。8日夜间，当普尔坎据点的守军突围后受困沙漠时，沙龙连续派出了手下的一名营长、一名炮兵旅长和一名装甲旅长率兵前往，在枪林弹雨之中付出了多人阵亡的代价，将这支孤军救了出来。

 渡河攻击，是沙龙西奈作战的既定方针，但是以达杨为首的以军高层震慑于埃及军队进攻的力量与以军反攻失败的惨痛教训，致力于全线防守，力求稳住阵线，逐步积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沙龙桀骜不驯的原则便有了用武之地。10月9号，在前一天以军反攻失败，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上级命令全线固守。西奈战区司令戈南将军熟知沙龙的秉性，特意绕过沙龙，直接向他的装甲旅长阿姆农传达不许进攻的命令。果然，当天上午，沙龙借口“追击撤退中的敌军不算进攻”，命令一个装甲旅出击。在戈南和以利亚撒闻讯后三令五申不许进攻的情况下，下午沙龙又派出阿姆农旅援助，进攻靠近运河渡口的两个据点。在损失了五十辆坦克，怒不可遏的戈南和以利亚撒要将沙龙就地撤职的情况下，沙龙仍然命令已经损失惨重的阿姆农旅继续向大苦湖挺进。

晚上，沙龙终于等来了他日思夜想的好消息。阿姆农在向大苦湖挺进的过程中竟然没遇到任何抵抗。在仔细研究了地图之后，他意识到自己无意中发现了埃及第二军和第三军的结合部，而如果沿着这个结合部继续前进的话，只要拿下一个布防不多的被称为“中国农场”的定居点，通向运河坦克秘密渡口的道路就算打通了。狂喜的沙龙立刻给自己在总参谋部的朋友打了电话，要他帮忙说服总长，让沙龙师当天夜里就渡河攻击！

这个要求虽然被拒绝了，但是埃及军队的弱点已经暴露在了沙龙眼前，他像一只捕食中的雄狮一般，使出浑身解数，盯死了这个弱点，奋力追求发出致命一击的机会。在随后的几天里，“渡河”成了沙龙不断提出的要求。12号夜间，在戈南拒绝了他的新的渡河计划之后，他吵醒了已经入睡的巴列夫（此时是西奈战区的实际最高长官），据理力争，后来又打电话给达扬的女儿，要她说服国防部长支持他的计划。然而，他的计划不仅再次被拒绝，而且不胜其扰的长官们都觉得他已经失去了理性，再次提出了将其就地撤职的建议。

两天后，埃及坦克部队全线进攻，西奈半岛上爆发了自斯大林格勒之战以来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坦克战，双方投入了两千辆战车浴血厮杀，结果是埃及的进攻部队全军覆没。沙龙趁机再次提出进攻渡河的要求，却再次被巴列夫拒绝。不过，当天晚上，以色列总理在听取了总参谋长的汇报之后，拍板决定实施渡河作战，沙龙的计划终于被付诸实施！

以后的战局便如沙龙预想的那样，虽然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但“中国农场”被攻占，沙龙的伞兵和坦克打通了渡河的通道，架起了渡桥，第一次踏上非洲土地的以色列坦克切断了埃及第三军的后路，打到了据开罗101公里处，并像沙龙预言的那样，“在对岸结束了战争”。

在这场战争的一次军事会议的争吵中，巴列夫挖苦沙龙说：“你的作战行动和上级的作战计划之间的任何相似之处都只是偶然的巧合。”应该说，这句话从反面概括了沙龙“桀骜不驯”的作战特征。在沙龙看来，战争不是统帅指挥将军，而是将军指挥统帅，因为亲冒矢石的将军比养尊处优的统帅更了解战场的实际情况，也更能捕捉稍纵即逝的取胜时机。沙龙不只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是“将在外，人君有所听命”，是运用自己的所有影响力锲而不舍地去推动乃至逼迫决策层做出正确的决策。

正因为如此，沙龙与上级的关系总是处于紧张状态，他取得胜利的依靠主要是部下对他的拥戴，是三军用命，将士效力。因此，沙龙跟下级官兵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也就不是什么令人意外的事情了。他的两个基本军事原则的结合点也就在此显露出来：不遗弃孤军和伤兵，官兵们就不会有后顾之忧，就不会对长官有疏离之怨，就会成为英勇无畏的猛士！所以，沙龙到达西奈前线后制定并大肆宣扬的“救人计划”可以被看作是后来渡河作战的伏笔——只要这个计划尽人皆知，哪怕并未真正实行，执行危险的渡河任务的士兵也不会有半点畏缩。

三、黄尘老尽英雄

要深入理解沙龙，我们还必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和他所承接的民族传统。

迄今为止的以色列政治领导人可以被划分为三代：以色列1948年建国时就已身居要职或拥有巨大影响的领导人为第一代，其代表人物有开国元首本 ·古里安、独眼名将摩西·达扬、带领以色列度过战争岁月的艾希科尔、梅厄夫人、以及开创埃以和局的贝京等人。第二代领导人是建国时的年轻一代，他们多数参加了独立战争，但在当时并非要人，而是在建国后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其代表人物有沙龙、前总理拉宾、前总统魏兹曼、佩雷斯等人。第三代领导人则是建国前后出生的一代，其代表人物有前总理巴拉克、现任总理内坦尼亚胡等人。

总的来说，以色列的第一代领导人可以被称为“史诗世代”。这一代领导人内则胼手胝足，披荆斩棘，从耕耘播种开始创立万世鸿基；外则伐交伐策，合纵连横，使以色列国从无到有，在改变了犹太民族命运的同时改写了人类历史。由于建国前犹太人并无正规武装，建国的努力主要依靠政治外交运作，所以这一代的领导人虽然大多有一定武装斗争的经历，却很少出身职业军人。其中摩西·达扬虽然是一代名将，但从未当过总理。

以色列的第二代领导人基本上可以被称为“英雄世代”。这是一代在战火硝烟里确立自己政治地位的领导人。在五十年强敌环伺的险境里，在无数次国家存亡的危机关头，“英雄世代”内则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外则身先士卒，斩将搴旗，靠着累累战绩、盖世功勋积累了自己的政治资本。所以这一代的领导人大多是职业军人出身。四个代表人物中唯一一个有点“平民政治家”姿态的佩雷斯其实也是从国防部出身的（5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

犹太人的英雄观大致可分为《圣经》式英雄和《塔木德》式英雄两种。《圣经》式英雄以大败非力士人，一手建立统一的古代犹太强国的大卫王为标志，这是一种胜利英雄的典型。《塔木德》式英雄则以拉比阿奇瓦为代表，其原型则可以追溯到《圣经》里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参孙。阿奇瓦在领导反抗罗马帝国统治的巴尔·科赫巴起义失败后坚持信念，从容就义，被罗马当局凌迟处死。这是一种受难英雄的典型。从内涵说，《圣经》式英雄强调的是勇气和智慧，欣赏的是其凡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不世业绩；而《塔木德》式英雄强调的则是信念的坚贞和人格的完美，欣赏的是其凡人所无法承受的重负和坚忍。

从思想传统上说，犹太复国主义是作为对拉比犹太教传统的反动而出现的。因此在现代以色列，除了正统派教徒社区之外，《塔木德》式的英雄观已全面没落，而《圣经》式的英雄观则浴火再生，成了现代犹太英雄观的主导。所以沙龙一战成名，以色列民歌就将其歌唱为“阿里尔，以色列之王”，这是完全的《圣经》式英雄的再生。若以《塔木德》为标准，这歌词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因为除了那尚未到来的弥赛亚，没人有资格称王。

这些《圣经》式英雄的特点大致如下：

其一、智勇双全，所向披靡。且因为犹太人历来为小民族的缘故，特别看重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大卫王以弱冠少年，一举杀死巨人歌利亚而成名。沙龙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以军兵败如山倒的险境中率一旅铁甲，孤军深入，转战敌后而力挽狂澜。拉宾在1967年黑云压城、以色列人人自危的危局中从容定计，使以色列一战而毕其全功。魏兹曼则从歼击机飞行员起步，一手壮大了以色列空军，不但让四围阿拉伯空军闻风丧胆，就是鼎盛时期的苏联空军也曾俯首称臣。“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盖世功勋乃是成为《圣经》式英雄的基本条件。

其二、特立独行、孤傲不驯。大卫王战巨人歌利亚是孤身上阵的，并不需要有人前呼后拥，保驾护航。沙龙探黎巴嫩军情，敢轻装简从进贝鲁特，深入虎穴探虎子。《圣经》式的英雄成名靠的是准确的判断和实践的勇气，不需要筑室道谋式的人多胆壮。“四海英雄多独断”，《圣经》式英雄的眼中只有我和世界，他人则不过是我“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所以他们不需要成群结队，不需要拉帮结派，而且我行我素，并不在乎物议。他们对敌人凶狠无比，对自己人乃至对自己以前的决定也同样可以毫不留情。所以拉宾征服巴勒斯坦，拉宾弃之；沙龙建立定居点，沙龙拆之。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并不需要后人来翻案。其结果当然是既得人赞赏，也招人嫉恨，所以拉宾死于犹太刺客之手，沙龙则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都有人宣称要取他的项上人头。

与这一特点相关联的则是《圣经》式英雄人格上的不完美。大卫王英雄一世，却难过美人关，干出偷看妇女出浴的勾当，且就此演出一场杀爱将夺人妻的丑剧。以色列的英雄世代则大多与各种经济丑闻纠缠不清。从拉宾太太的国外存款，到魏兹曼的逃税捐款，到沙龙脑溢血之前还在纠缠着他的三百万美元受贿嫌疑，以色列的英雄世代证明“英雄难过金钱关”乃是现代《圣经》式英雄的软肋。与此相关的是，从沙龙的农场到魏兹曼的豪宅，“英雄世代”的以色列领导人大多富甲一方。相比之下，“史诗世代”的领导人就寒酸多了。本·古里安死在内盖夫荒原的一栋小木屋里，贝京一家五口常年挤在特拉维夫一套两居室的半地下室单元里，冬天下雨则满地积水，不得不把书都搬到床上，与书共眠。

其三、明察世事，洞若观火。大卫王虽然干出伤天害理的勾当，但遭到上帝的谴责时却毕恭毕敬，即使爱子横死也逆来顺受，并不敢有丝毫抱怨。《圣经》式的英雄虽然胆大妄为，却不到“无法无天”的程度。因为他们明白天外有天的道理，所以一只眼看着路，另一只眼则扫视四周，看看自己有没有改弦更张的必要。以色列的英雄世代既不是一味嗜杀的一介莽夫，也不是凶残暴戾的独夫民贼，“英雄者，识时务者也”，当进则进，当退则退。所以第一次海湾战后，中东格局大变，以色列的英雄世代迅即抓住时代脉搏，建立以以巴分治为目标的政治进程。

如果说以色列的“史诗世代”主要功勋在建国的话，那么“英雄世代”的功勋则在于把以色列建成了一个拥有中东绝对军事科技优势的强国。正因为如此，“英雄世代”同时以自己的光彩终结了这个时代。对于今天的阿以对抗而言，以色列弱小孤立的时代和英雄们以弱胜强的机遇都一去不复返了，出身于强国以色列的第三代领导人永远失去了成为下一代英雄的机会。如果阿以今天开战，则以色列胜之不足以为荣，败之则足以为耻。因此以色列的军中人才虽然仍在源源不断地进入政界，能成气候的则寥寥无几。伴随着稍有“英雄世代”身影的巴拉克的黯然退出政坛，今天以色列政坛的活跃人物几乎是清一色的平民政治家。

随着沙龙撒手人寰，佩雷斯孤掌难鸣，以色列的“英雄世代”正渐行渐远，国家政治开始进入“后英雄世代”。虽说“时势造英雄”，如果需要，以色列仍然会诞生新的沙龙拉宾；虽说“一将功成万骨枯”，英雄业绩往往是国家不幸的见证；但英雄难得，毕竟让人类看到了自身创造奇迹的能力，因此也让人难以忘怀。

四、身名裂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究竟是沙龙变了，还是情势变了？

简单地对比一下拉特朗战役和西奈战役，我们就知道沙龙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73年那个桀骜不驯的沙龙显然不是1948年那个明知命令不对也要率领尖刀排从容赴死的沙龙；西奈前线那个救死扶伤的沙龙显然也不是拉特朗那个无力组织一场有秩序的撤退的沙龙。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1982年黎巴嫩战争时期的国防部长沙龙和2001年以后的总理沙龙，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家沙龙的更大的变化。1982年，沙龙把桀骜不驯的策略用在了政治层面，得罪了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所有能得罪的力量，结果当巴勒斯坦难民营事件发生后，几乎所有人都想把沙龙送上祭坛，最后，他就在这种墙倒众人推的情况下黯然下台。2001年，当沙龙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之后，他成了几乎所有人的朋友。在国内，他努力建立民族团结政府，将左右两派的力量都拉进自己的阵营。在国际上，他努力增进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合作信任关系，不惜以撤出加沙地区来博取普遍支持，其结果则是成功地孤立了巴勒斯坦的某些政治势力，极大地改善了以色列的国际处境和内在安全。

但是沙龙身上的确也有一些从未改变的东西。其中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他的犹太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气质。这种气质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个是从不动摇的信念与乐观精神，一个是百折不挠的行动的决心与能力。无论是那个身负重伤艰难爬行的排长沙龙还是那个叱咤风云的将军沙龙，无论是那个挥戈奋进的防长沙龙还是那个主动后撤的总理沙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对自己的事业的正义性有着坚定的信念，并有着不计代价地将事业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沙龙的不变成就了沙龙的多变：他的信念在于事业的正义性，因而他不会拘泥于具体事务的既定陈规；他的乐观在于最终胜利的获得，因而他不会在乎过程的曲折与多变；他的决心和能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他不仅有能力孤身奋进，虽千万人吾往矣；而且有能力壮士断腕，即使是要改变自身也毫不犹豫。正如《阿伯特——犹太智慧书》所说：‘何为强者？强者即自制其欲者。《圣经》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

而这样的强者与勇士未必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因此对他的评价常常是毁誉参半。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军百战身名裂”应该是一种必然吧。在沙场上为国捐躯与在和平进程中为国捐躯，常人看见的是战争与和平，对英雄来说，则是同样的捐躯。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时见到沙龙，对他说：“当年你渡河时，我曾命令我的部队俘虏你。”沙龙的回答是：“总统先生，现在你可以俘虏一个朋友了。”世人看见的，是朋友与敌人的差别，但在沙龙那里，他却一直是以色列国的一个可能被俘虏的战士。

寒风萧萧，壮士不还！沙龙之后，中东下一位以英雄胆识追求和平的豪杰身在何方？这大概是沙龙的葬礼上，很多人都在内心追问的吧。

张平 2014年1月18日 于特拉维夫

将军百战身名裂——解读阿里尔·沙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