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开柏林的那天傍晚，我们坐在选帝侯大街的一家烤肉馆里，一边吃晚餐一边核对一份柏林的博物馆清单——哪些看过了？哪些没看过？哪些看够了？哪些没看够？明年回来我们要看哪些？怎样计划？晚饭结束的时候我把这家餐馆也加进了这份清单里——虽然这家饭馆就在我们的酒店旁边，临别的晚餐却是因为我们误以为那是一家本地菜馆才第一次坐进去的，本来想临行前再吃一次的德国烤猪肘没到口，却发现那里的烤猪排几乎是有生以来吃过的最美味的。

在每一次旅行的终点，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对自己说：“我要回来的，我就要回来的。”在告别每一个旅行地的一两天里，我都会与妻子讨论“回来”的规划：什么时候回来？回来干什么？住在哪里？吃在哪里？等等。而事实上，除了某些地方因为事务性的原因多次往返以外，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回访过任何地方，因此每次告别的时候，我们都从内心深处知道这大概就是永别，我们大概永远不会回来。即便如此，我们关于“回来”的谈话却始终是行程终点的一部分。年复一年，我们在旅行地讨论“回来”的计划，仿佛不知道已经结束的行程不会重现；年复一年，我们走向新的目的地，仿佛从未许下过“回来”的诺言。

几乎所有的语言的告别用语中都包括了“再相会”的承诺，却从未有人统计过这种诺言实现的比例。我们不会用是否真的“再见”去检验一个人信誉，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再见”不是为了约束我们未来的行为，而是为了平复离别带给我们的怅惘和悲哀。离别的悲哀有无数的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为证，但却是一个我从来没有想明白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变，世界没有变，我们所享受的那些时光没有变，那么究竟是什么变了？以至于过去的欢乐一夜之间变成了痛苦？以至于那些温馨欢笑一夜之间变得不堪回首？

生命的基本困境之一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过于精彩！《教父》的主人公唐·柯立昂的临终遗言是：“生命如此美丽！”他在纽约黑帮间自相残杀的腥风血雨里度过晚年，不得不承受爱子被杀、流亡、自己身中五弹的代价而忍辱负重地与各派达成妥协。如果他临死时对这个世界尚且如此流连，那么我们作为常人又何尝不是无穷迷恋？然而这种迷恋本身却蕴藏着一个根本的危险：如果我们沉溺于世界的精彩和生命的美丽，无穷无尽地去追逐我们所为之着迷的一切，我们最终将收获痛苦而不是快乐；在我们在精彩之间不断跳跃之后，我们最终将迷失自我而无所适从。我们可能在不停地追逐，但最终我们却发现我们所追逐的一切都抛弃了我们，而我们的生命变成了一些无法连接的碎片。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种叫做“忠诚”的品质。也就是在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里，我们必须执着于某些事物，而放弃其它一些东西。当代犹太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她早年师从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在海德格尔成名前经历了长达四年的师生恋。这场恋情后来成了阿伦特一生的执着。即使海德格尔成为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势力的一员，即使海德格尔在成名之后绝情地中断了跟她的来往，阿伦特依然在不断地回到他的身边，发展出了长达几十年的恋情。在阿伦特的哲学中，“忠诚”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得以真实的根本原因，用她自己对这段令人费解的恋情的描述来说，就是“你所指引给我的道路，我将用一生的时间去走。”

当然，这种“忠诚”的选择并非毫无代价。我们将放弃某些心仪的东西，对此我们毫无怨言，因为“忠诚”的终极受益者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别人。但是当我们选择了“忠诚”之后，我们的快乐从此便突破了事物原有的时空尺度：获得了“忠诚”维度的快乐成为某种时间上永恒的东西，我们不再因为快乐而快乐，而是因为我们对那种快乐的忠诚而快乐。当我们不得不中断那种快乐时，我们因为“忠诚”的丧失而痛苦。当我们告别时，一切诚然都没有变，但我们所预想的“忠诚”丧失了，于是一切都变成了痛苦。

问题在于，这种“忠诚”的品质本身并没有固定指向，它一旦形成，便出现在我们与我们所认为有价值的任何事物的关系之中。由此形成的生命难题是：我们一方面需要抗拒很多诱惑而维护我们的忠诚，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在这种抗拒中破坏我们与其它事物的忠诚关系。我们不得不结束行程，因为我们忠诚于我们日常固定的那种生活；而流连我们的旅行地，则是呵护我们的新的忠诚。在此忠诚与彼忠诚之间，我们无处可逃，唯一能安慰自己的，是表示我们还要回来。

由此可知，这里的真正问题是：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所真正忠诚的是什么？有了这个答案，我们也就能领会真实的“自我”究竟何在。因为“自我”不会显露于我们的内心，它只存在于我们与事物的关系之中。我们不可能在自身找到自我，而需要在他人身上、事物之间寻觅。当你失去了与某些事物或者人物的具体强制联系，而又能对其保持忠诚的话，那么真实的自我就在其间了，此时，“我是谁”这个难解的谜题就变成了相对简单的“那是什么”。而很多时候，你会发现那难寻的“自我”并不那么遥远。

18年前，在我初到耶路撒冷候，大部分时间是在希伯来大学观景山校园的图书馆里度过的。偶尔想轻松一下，便坐公车去市中心的灯红酒绿处闲逛。但闲逛的时间从来不会长久，因为囊中羞涩，没多久那个花花世界便失去了吸引力。于是我便坐上9路公车，回到图书馆去用功，心里想的却是：“要是我的钱多一些……”

多年以后的一天早晨，我发现自己再次在耶路撒冷的市中心街头徜徉。那时我谈不上富有，但我能想象得出来的所有花销对我都不再是问题，而那碰巧是一个空闲的日子，时间也不是问题。我在街头走着，在所有开放的可能性之间反复追问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这生命中空闲的一天究竟怎样过？多年前的缺憾到底是什么？

半个小时后，我发现自己坐在9路车上，盘算着在图书馆让哪些书来陪我度过这一小段光阴。

张平 2011年11月12日 于特拉维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