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離開柏林的那天傍晚，我們坐在選帝侯大街的一家烤肉館裡，一邊吃晚餐一邊核對一份柏林的博物館清單——哪些看過了？哪些沒看過？哪些看夠了？哪些沒看夠？明年回來我們要看哪些？怎樣計劃？晚飯結束的時候我把這家餐館也加進了這份清單裡——雖然這家飯館就在我們的酒店旁邊，臨別的晚餐卻是因為我們誤以為那是一家本地菜館才第一次坐進去的，本來想臨行前再吃一次的德國烤豬肘沒到口，卻發現那裡的烤豬排幾乎是有生以來吃過的最美味的。

在每一次旅行的終點，我都會不由自主地對自己說：“我要回來的，我就要回來的。”在告別每一個旅行地的一兩天裡，我都會與妻子討論“回來”的規劃：什麼時候回來？回來幹什麼？住在哪裡？吃在哪裡？等等。而事實上，除了某些地方因為事務性的原因多次往返以外，我們幾乎從來沒有回訪過任何地方，因此每次告別的時候，我們都從內心深處知道這大概就是永別，我們大概永遠不會回來。即便如此，我們關於“回來”的談話卻始終是行程終點的一部分。年復一年，我們在旅行地討論“回來”的計劃，仿佛不知道已經結束的行程不會重現；年復一年，我們走向新的目的地，仿佛從未許下過“回來”的諾言。

幾乎所有的語言的告別用語中都包括了“再相會”的承諾，卻從未有人統計過這種諾言實現的比例。我們不會用是否真的“再見”去檢驗一個人信譽，是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再見”不是為了約束我們未來的行為，而是為了平復離別帶給我們的悵惘和悲哀。離別的悲哀有無數的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為證，但卻是一個我從來沒有想明白的問題：如果我們沒有變，世界沒有變，我們所享受的那些時光沒有變，那麼究竟是什麼變了？以至於過去的歡樂一夜之間變成了痛苦？以至於那些溫馨歡笑一夜之間變得不堪回首？

生命的基本困境之一是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過於精彩！《教父》的主人公唐·柯立昂的臨終遺言是：“生命如此美麗！”他在紐約黑幫間自相殘殺的腥風血雨里度過晚年，不得不承受愛子被殺、流亡、自己身中五彈的代價而忍辱負重地與各派達成妥協。如果他臨死時對這個世界尚且如此流連，那麼我們作為常人又何嘗不是無窮迷戀？然而這種迷戀本身卻蘊藏着一個根本的危險：如果我們沉溺於世界的精彩和生命的美麗，無窮無盡地去追逐我們所為之着迷的一切，我們最終將收穫痛苦而不是快樂；在我們在精彩之間不斷跳躍之後，我們最終將迷失自我而無所適從。我們可能在不停地追逐，但最終我們卻發現我們所追逐的一切都拋棄了我們，而我們的生命變成了一些無法連接的碎片。

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一種叫做“忠誠”的品質。也就是在光怪陸離的大千世界裡，我們必須執着於某些事物，而放棄其它一些東西。當代猶太女思想家漢娜·阿倫特在這方面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她早年師從存在主義大師海德格爾，在海德格爾成名前經歷了長達四年的師生戀。這場戀情後來成了阿倫特一生的執着。即使海德格爾成為屠殺猶太人的納粹勢力的一員，即使海德格爾在成名之後絕情地中斷了跟她的來往，阿倫特依然在不斷地回到他的身邊，發展出了長達幾十年的戀情。在阿倫特的哲學中，“忠誠”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生存得以真實的根本原因，用她自己對這段令人費解的戀情的描述來說，就是“你所指引給我的道路，我將用一生的時間去走。”

當然，這種“忠誠”的選擇並非毫無代價。我們將放棄某些心儀的東西，對此我們毫無怨言，因為“忠誠”的終極受益者是我們自己而不是別人。但是當我們選擇了“忠誠”之後，我們的快樂從此便突破了事物原有的時空尺度：獲得了“忠誠”維度的快樂成為某種時間上永恆的東西，我們不再因為快樂而快樂，而是因為我們對那種快樂的忠誠而快樂。當我們不得不中斷那種快樂時，我們因為“忠誠”的喪失而痛苦。當我們告別時，一切誠然都沒有變，但我們所預想的“忠誠”喪失了，於是一切都變成了痛苦。

問題在於，這種“忠誠”的品質本身並沒有固定指向，它一旦形成，便出現在我們與我們所認為有價值的任何事物的關係之中。由此形成的生命難題是：我們一方面需要抗拒很多誘惑而維護我們的忠誠，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得不在這種抗拒中破壞我們與其它事物的忠誠關係。我們不得不結束行程，因為我們忠誠於我們日常固定的那種生活；而流連我們的旅行地，則是呵護我們的新的忠誠。在此忠誠與彼忠誠之間，我們無處可逃，唯一能安慰自己的，是表示我們還要回來。

由此可知，這裡的真正問題是：我們如何知道我們所真正忠誠的是什麼？有了這個答案，我們也就能領會真實的“自我”究竟何在。因為“自我”不會顯露於我們的內心，它只存在於我們與事物的關係之中。我們不可能在自身找到自我，而需要在他人身上、事物之間尋覓。當你失去了與某些事物或者人物的具體強制聯繫，而又能對其保持忠誠的話，那麼真實的自我就在其間了，此時，“我是誰”這個難解的謎題就變成了相對簡單的“那是什麼”。而很多時候，你會發現那難尋的“自我”並不那麼遙遠。

18年前，在我初到耶路撒冷候，大部分時間是在希伯來大學觀景山校園的圖書館裡度過的。偶爾想輕鬆一下，便坐公車去市中心的燈紅酒綠處閒逛。但閒逛的時間從來不會長久，因為囊中羞澀，沒多久那個花花世界便失去了吸引力。於是我便坐上9路公車，回到圖書館去用功，心裡想的卻是：“要是我的錢多一些……”

多年以後的一天早晨，我發現自己再次在耶路撒冷的市中心街頭徜徉。那時我談不上富有，但我能想象得出來的所有花銷對我都不再是問題，而那碰巧是一個空閒的日子，時間也不是問題。我在街頭走着，在所有開放的可能性之間反覆追問自己：究竟想要什麼？這生命中空閒的一天究竟怎樣過？多年前的缺憾到底是什麼？

半個小時後，我發現自己坐在9路車上，盤算着在圖書館讓哪些書來陪我度過這一小段光陰。

張平 2011年11月12日 於特拉維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