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昏迷以来，以色列媒体对他品评如潮。虽然各方描述不尽相同，但我听得最多的是两个词：一个是父亲，一个是英雄。说他是以色列人的父亲，是因为他给以色列带来任何人都无法给予的安全感；而这安全感的来源恰恰是因为沙龙的英雄本相。父亲与英雄，这是沙龙形象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很多以色列人习惯于把迄今为止的以色列政治领导人划分为三代：以色列1948年建国时就已身居要职或拥有巨大影响的领导人为第一代，其代表人物有开国元首本 ·古里安、独眼名将摩西·达扬、带领以色列度过战争岁月的艾希科尔、梅厄夫人、以及开创埃以和局的贝京等人。第二代领导人是建国时的年轻一代，他们多数参加了独立战争，但在当时并非要人，而是在建国后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其代表人物有沙龙、前总理拉宾、前总统魏兹曼、佩雷斯等人。第三代领导人则是建国前后出生的一代，其代表人物有前总理巴拉克、内坦尼亚胡等人。

总的来说，以色列的第一代领导人可以被称为“史诗世代”。这一代领导人内则胼手胝足，披荆斩棘，从耕耘播种开始创立万世鸿基；外则伐交伐策，合纵连横，使以色列国从无到有，在改变了犹太民族命运的同时改写了人类历史。由于建国前犹太人并无正规武装，建国的努力主要依靠政治外交运作，所以这一代的领导人虽然大多有一定武装斗争的经历，却很少出身职业军人。其中摩西·达扬虽然是一代名将，但从未当过总理。

以色列的第二代领导人基本上可以被称为“英雄世代”。这是一代在战火硝烟里确立自己政治地位的领导人。在五十年强敌环伺的险境里，在无数次国家存亡的危机关头，“英雄世代”内则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外则身先士卒，斩将搴旗，靠着累累战绩、盖世功勋积累了自己的政治资本。所以这一代的领导人大多是职业军人出身。四个代表人物中唯一一个有点“平民政治家”姿态的佩雷斯其实也是从国防部出身的（5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

犹太人的英雄观大致可分为《圣经》式英雄和《塔木德》式英雄两种。《圣经》式英雄以大败非力士人，一手建立统一的古代犹太强国的大卫王为标志，这是一种胜利英雄的典型。《塔木德》式英雄则以拉比阿奇瓦为代表，其原型则可以追溯到《圣经》里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参孙。阿奇瓦在领导反抗罗马帝国统治的巴尔·科赫巴起义失败后坚持信念，从容就义，被罗马当局凌迟处死。这是一种受难英雄的典型。从内涵说，《圣经》式英雄强调的是勇气和智慧，欣赏的是其凡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不世业绩；而《塔木德》式英雄强调的则是信念的坚贞和人格的完美，欣赏的是其凡人所无法承受的重负和坚忍。

从哲学上说，犹太复国主义是作为对拉比犹太教传统的反动而出现的。因此在现代以色列，除了正统派教徒社区之外，《塔木德》式的英雄观已全面没落，而《圣经》式的英雄观则浴火再生，成了现代犹太英雄观的主导。所以沙龙一战成名，以色列民歌就将其歌唱为“阿里尔，以色列之王”，这是完全的《圣经》式英雄的再生。若以《塔木德》为标准，这歌词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因为除了那尚未到来的弥赛亚，没人有资格称王。

这些《圣经》式英雄的特点大致如下：

其一、智勇双全，所向披靡。且因为犹太人历来为小民族的缘故，特别看重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大卫王以弱冠少年，一举杀死巨人歌利亚而成名。沙龙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以军兵败如山倒的险境中率一旅铁甲，孤军深入，转战敌后而力挽狂澜。拉宾在1967年黑云压城、以色列人人自危的危局中从容定计，使以色列一战而毕其全功。魏兹曼则从歼击机飞行员起步，一手壮大了以色列空军，不但让四围阿拉伯空军闻风丧胆，就是鼎盛时期的苏联空军也曾俯首称臣。“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盖世功勋乃是成为《圣经》式英雄的基本条件。

其二、特立独行、孤傲不驯。大卫王战巨人歌利亚是孤身上阵的，并不需要有人前呼后拥，保驾护航。沙龙探黎巴嫩军情，敢轻装简从进贝鲁特，深入虎穴探虎子。《圣经》式的英雄成名靠的是准确的判断和实践的勇气，不需要筑室道谋式的人多胆壮。“四海英雄多独断”，《圣经》式英雄的眼中只有我和世界，他人则不过是我“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所以他们不需要成群结队，不需要拉帮结派，而且我行我素，并不在乎物议。他们对敌人凶狠无比，对自己人乃至对自己以前的决定也同样可以毫不留情。所以拉宾征服巴勒斯坦，拉宾弃之；沙龙建立定居点，沙龙拆之。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并不需要后人来翻案。其结果当然是既得人赞赏，也招人嫉恨，所以拉宾死于犹太刺客之手，沙龙则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都有人宣称要取他的项上人头。

与这一特点相关联的则是《圣经》式英雄人格上的不完美。大卫王英雄一世，却难过美人关，干出偷看妇女出浴的勾当，且就此演出一场杀爱将夺人妻的丑剧。以色列的英雄世代则大多与各种经济丑闻纠缠不清。从拉宾太太的国外存款，到魏兹曼的逃税捐款，到沙龙脑溢血之前还在纠缠着他的三百万美元受贿嫌疑，以色列的英雄世代证明“英雄难过金钱关”乃是现代《圣经》式英雄的软肋。与此相关的是，从沙龙的农场到魏兹曼的豪宅，“英雄世代”的以色列领导人大多富甲一方。相比之下，“史诗世代”的领导人就寒酸多了。本·古里安死在内盖夫荒原的一栋小木屋里，贝京一家五口常年挤在特拉维夫一套两居室的半地下室单元里，冬天下雨则满地积水，不得不把书都搬到床上，与书共眠。

其三、明察世事，洞若观火。大卫王虽然干出伤天害理的勾当，但遭到上帝的谴责时却毕恭毕敬，即使爱子横死也逆来顺受，并不敢有丝毫抱怨。《圣经》式的英雄虽然胆大妄为，却不到“无法无天”的程度。因为他们明白天外有天的道理，所以一只眼看着路，另一只眼则扫视四周，看看自己有没有改弦更张的必要。以色列的英雄世代既不是一味嗜杀的一介莽夫，也不是凶残暴戾的独夫民贼，“英雄者，识时务者也”，当进则进，当退则退。所以第一次海湾战后，中东格局大变，以色列的英雄世代迅即抓住时代脉搏，建立以以巴分治为目标的政治进程。当然，英雄见风转舵，倒霉的自然是那些跟在英雄后面跑的粉丝们，头脑灵活的跟着一块转了向（虽然心里还想不通），头脑固执点的（比如那些定居者）便只好在南墙上碰个头破血流了。这也难怪，要叫您先看出风向转了舵，您不就成英雄了？

以这三条标准衡量五十年来的阿拉伯领导人，则只有萨达特一人可称英雄。这位特立独行的前埃及领导人一声说打，可以把以色列的百战精兵打出一身冷汗；一声说和，敢把所有阿拉伯兄弟都踹到垃圾堆里去；且洞明时势，在苏联倒台前二十年就看出跟着老毛子跑不出好来，义无反顾地投入美国阵营，几年间便尽复失地，完成国家统一。他也跟以色列的所有《圣经》式英雄一样，功勋盖世却遭人记恨，最后也是死在自己同胞手中。

如果说以色列的“史诗世代”主要功勋在建国的话，那么“英雄世代”的功勋则在于把以色列建成了一个拥有中东绝对军事科技优势的强国。正因为如此，“英雄世代”同时以自己的光彩终结了这个时代。对于今天的阿以对抗而言，以色列弱小孤立的时代和英雄们以弱胜强的机遇都一去不复返了，出身于强国以色列的第三代领导人永远失去了成为下一代英雄的机会。如果阿以今天开战，则以色列胜之不足以为荣，败之则足以为耻。因此以色列的军中人才虽然仍在源源不断地进入政界，能成气候的则只有巴拉克一人，其余如内坦尼亚胡、工党领袖佩雷兹、代总理奥尔莫特等都是平民政治家出身。

随着沙龙一病不起，佩雷斯孤掌难鸣，以色列的“英雄世代”正渐行渐远，国家政治开始进入“后英雄世代”。虽说“时势造英雄”，如果需要，以色列仍然会诞生新的沙龙拉宾；虽说“一将功成万骨枯”，英雄业绩往往是国家不幸的见证；但英雄难得，毕竟让人类看到了自身创造奇迹的能力，因此也让人难以忘怀。在此特录元好问《临江仙》一阙，为老英雄沙龙送行：

今古北邙山下路，黄尘老尽英雄。 人生长恨水长东。幽怀谁共语，远目送归鸿。
盖世功名将底用，从前错怨天公。 浩歌一曲酒千钟。男儿行处是，未要论穷通。

张平 2006年1月18日 于特拉维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