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還是革命？ 日前看過對魏京生採訪的視頻。魏已是快70歲的人，臉上老人斑顯著；唉，英雄遲暮；不過他人精神狀態還好。他對海外民運這30來年的衰微坦然承認，但聲言絕不放棄民主自由事業在中國大陸的抗爭（還真佩服他）。總結海外民運的式微，他說有兩點；一是西方國家對中共政府的綏靖政策，讓中國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西方國家資本家為了賺錢大量投資中國市場，中國大陸經濟得以發展，民眾生活水平提高后反政府傾向減弱；二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經濟發達國對中國海外民運的支持減少（特別是財政援助）。至於海外民運的魚龍混雜，良莠不齊，魏說這是必然的，世界上任何有生命力的事物都是如此。不過他堅信，西方國家的廣大民眾始終是同情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的。 講到當前美中貿易戰，魏表示支持美國政府的立場。他認為美國就得不讓中國大陸在貿易上占便宜。美國對中國進口商品加關稅就會影響中國大陸的經濟，從而讓老百姓日子不好過；這樣中國民眾才會起來反政府。不過魏京生認為中國大陸的政治鬥爭中，最有可能是中共內部反習近平勢力趁美中貿易戰將習政變掉（甚至是武裝革命的形式）；雖然習的反對派也是共產黨，但共黨內部的殘酷鬥爭會削弱他們的統治能力，新上台的中共政府會被迫放棄些權力，給民眾相對有限度的民主自由。 魏京生不同意劉曉波非暴力主義推進中國大陸民主自由的政治主張。他認為中共完全控制着宣傳媒介，和平手段宣揚“普世價值”得不到廣泛的傳播渠道（魏問中國大陸廣大民眾有多少人知道劉曉波宣揚的民主自由是什麼）；而民不聊生的革命才會推翻獨裁政府的統治（所有魏反對WTO給中國大陸最惠國待遇）。 看過對魏京生採訪的視頻我默然良久。中國大陸需要政治改革，還是暴力革命？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想。國內的朋友們近年來，特別是“包子稱帝”以來都說“煩透了”。他們多是些知識水平相對高的人，各行各業都有；有些屬於“體制內”的工作。有位朋友說，現在“政治學習”越來越頻繁，明知道是走過場，頭兒也必須要你自己證明“學習”過；於是就用手機錄視頻，顯示自己在學“十九大”報告什麼的，到時候給頭兒看。朋友們中有的已退休，他們說“可有了點自由感”。大家情緒上多少都消沉，“莫談國是”成了口頭禪。 你要說國內真的比以前限制了很多人身自由也並不很明顯。各種媒體控製得緊了，“不得妄以中央”嘛。習近平的吹鼓手們日甚一日的“造神”；御用報紙的每天頭版都是“明星包子”的大量新聞，他成“毛澤東第二”了；肉麻之至。朋友們對此也就是沉默。你只要不公開的吆喝反共，只是私下裡咒罵，大概不會被無所不在的公安部門約去“喝茶”。 可精神上不自由啊！思想上被強行管制呀！我要是拍桌子質問“真是心字頭上一把刀，忍下去”，哥幾個就笑笑，“我看你是在國外待的傻了吧？中國人，小人太多了。好漢沒幾個，阿諛逢迎，溜須拍馬者論簸箕撮。國內這種病態社會，逆向競爭，越是小人越得勢。以後最小人的傢伙運氣好能成總書記。這幫小人就是靠陷害他人網上爬。你說點什麼，立即給你記下來，到時候‘小匯報’……” 是呀，咱在國內也待了小40年，知道社會上馬屁精尤其多，他們真能“公報私仇”利用運動趁機整人；所以中國有句俗話“防小人要嚴”。這種社會是“性格大屠殺”，有血性的人往往倒楣。我的朋友們大概想着只能以“犬儒”為榜樣，對中共政治上的倒行逆施默然。然而在我的“荒友”中，現代“義和團”眾多。我和過去一起“上山下鄉”的人們在政治上簡直沒什麼共同語言。別看他們文化水平不高，在都市中層次低，現在僅僅靠退休金生存，可一個個倍兒“位卑未敢忘憂國”。張口閉口“習大大”，說起中美貿易戰還挺義憤填膺，痛斥“美帝國主義”，嚷嚷國內的“公知”是漢奸。以往回國與他們聚會，先被二鍋頭灌個半死，然後他們就輪番對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說起美國比我都了解。我心中這個無奈。這些“50後”，你拿他們有什麼辦法？ 這，北京都如此，全國其他地方的人們的思想狀況該如何？我怕是出國時間太久，對國內情況越來越陌生。咱還真沒什麼調查研究，先別自以為是吧。反正不管怎麼說，國內國人的思想狀況和兩千年前在本質上沒什麼變化。怨不得武志紅寫了《巨嬰國》。 想起多年前和朋友們議論中國的政治，都異口同聲“中國什麼都缺，就是不缺革命”。簡言之，革命意味着玉石俱焚，而政治體制實質性的不斷深化改革是正路。其實我們那時一廂情願的政治體制改革是自上而下的。 “文革”後，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高層官僚鑑於毛澤東的“無法無天”，在黨紀國法上還真立了“新規矩”，領導人不得終身制，任期制等。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上來的胡耀邦搞了很多冤假錯案的“平反”，政治上“寬鬆”（為此中共元老們把他趕下了台，說胡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趙紫陽則提出“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的設想。在1980年 2月 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關於縣級直接選舉工作問題的決定》。那時人們，特別是知識分子還真覺得政治體制改革有門兒。然而“六四”之後，所謂的這些政治體制改革就成了泡影。 “六四”之後，中共在鄧的領導下經濟放手，政治寸步不讓。幾十年來經濟發展了，政治上逐步倒退。到了“十九大”，習近平居然“稱帝”，在“人大”上蓋了“橡皮圖章”——國家主席沒了任期制。我先是吃驚“包子”輕易得手，在黨內外毫無波瀾。習利用手中的權力大搞任人唯親，在黨政軍到處安插犬牙；民眾更是鴉雀無聲，媒體一片“山呼萬歲”。這時我認識到人們那時高談闊論自上而下的政改是多麼的沒譜和一廂情願。中共權力掌握者憑什麼放棄手中的絕對權力搞政改？他們視國家為己有，怎麼可能去和他人分享權力？在中國大陸，中共專制者如果不是被迫，他們是不可能搞一點一滴的政治體制改革的。以我上述國內看到的民眾思想狀況，中共進行專制統治時有否感到社會各階層民眾的積極抵制？ 政治體制改革不進行，中國大陸社會早晚打亂，發生革命。嗯，至少我相信這種推論。既然自上而下的改革寸步難行。那，只有革命。魏京生認為，革命推翻中共朝廷，新政權至少會對民眾統治有所讓步，讓民眾得到些一定的民主自由。要我說，這無異於恩賜民主自由，而老百姓也沒有將民主自由視為革命的根本目的。推理，新政權仍將是個傳統的專制政權，而且極有可能建立在舊政權的廢墟上。那時，最倒楣的是老百姓。 改革不成，革命也糟糕，為什麼？因為民眾沒有民主自由的根本願望。都是些“巨嬰”嘛。有人說，應該在中國大陸建立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反對黨。嘿嘿，反對黨建立不難；難的是群眾基礎。海外民運若是在海外華人中有積極的響應，也不會像現在這樣門可羅雀。 這樣看來，劉曉波說的非暴力革命，旨在先教育民眾產生民主自由的意識，有自尊的人格，然後制度改變便水到渠成就有道理。不過連劉曉波自己都說這得“三百年”。原因魏京生總結了，民主自由的思想傳播沒有廣泛的社會渠道，民眾傳統思想難於改變。 中國大陸，在政治制度上改革，還是革命？現在“留給中國隊的時間不多了”。 簡介： 魏京生（1950年5月20日－），生於中國北京，祖籍安徽金寨，中國持不同政見者（或異議人士），1996年薩哈羅夫獎得主。曾在北京西單民主牆貼大字報《第五個現代化》宣揚民主，後以反革命罪與陰謀顛覆政府罪被判刑，並流亡美國。1993年，與納爾遜·曼德拉分享美國格萊斯曼基金基金會國際活動家獎，1994年獲瑞典奧洛夫·帕爾梅紀念獎，1994年獲美國羅伯特·肯尼迪人權獎，1996年獲歐洲議會薩哈羅夫獎，1998年獲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民主獎。王丹等民運人士稱呼他為“民主鬥士”、中國民主運動的象徵。累計坐牢時間超過18年。現任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主席和魏京生基金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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