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我坐无轨电车经过菜市口时，一个穿雨衣的人上了车。车很挤，而这个人偏偏不肯脱掉他的湿雨衣，于是引来车上人一阵抱怨。这位也真够拧的，死活也不脱。这时不知哪位说了一句话：“别让他脱啦，他是怕把那身毛儿弄脏了！”大伙儿一阵爆笑，穿雨衣的脸上挂不住了，到了下一站就惶惶然下车遁去。这，就是北京式的讽刺与幽默：一个脏字儿没有，旁观者被逗笑，被讽刺者则如同哑巴吃黄连，几天都高兴不起来。

上大学时还碰到一件事，也是发生在雨天。一北京同学有一辆新买的自行车，爱惜得不得了。赶上这天下大雨，偏偏有个同学没有眼力价儿，要借他的新车出去办事。车主儿心疼他的车，便盯着那位的眼睛诚恳地说：“甭借车了，我背着您去得啦！”这一下笑倒了一屋人，那位也苦笑几声，知难而退。有个外地同学就没有这般幽默。别人找他借车时，他总指着瘪瘪的车胎说“没气了”。后来这位悄悄告诉铁哥们儿：“我把气门芯儿拔了，就是不想借别人骑！”不料那位嘴不严说了出去，这位便被大伙儿褒贬了好久。

说到讽刺与幽默，想起1979年在北京创刊的那份同名小报。该报前身是《人民日报》的漫画副刊，后来独立成报。该报在初创阶段针砭时弊，大胆敢言，颇受民众欢迎。它曾刊登一幅方成先生的漫画叫《武大郎开店》，画的是武大郎开的饭馆儿里，所有跑堂儿的都只有桌子高。一个跑堂儿的对客人说：“我们掌柜的有个脾气，比他高的都不用”。背景还有一副对联：“店虽不大唯我独尊，人不在高有权则灵”，横批是“王伦遗风”。这是对以我划线、嫉贤妒能的逆淘汰机制的辛辣讽刺。还有一个漫画题为《脸脏不要怪镜子》。画的是一个脸上污迹斑斑的官员对着镜子怒目横眉，意义不言而明。应该说，当年的《讽刺与幽默》，得了不少老北京的地气。

经常幽默一把的，不仅仅是《讽刺与幽默》一家，复刊后的《北京晚报》也时不时地来个段子，令人莞尔。有一个专栏叫做“阿凡提故事新编”，借维族那位幽默大师的名儿，说的可都是北京的事儿。漫画家李滨声先生常为这个专栏配画，使那些段子更加生动形象，趣味大增。记得有一个故事说，一个人拿块桃酥过马路。桃酥掉在地上，被一辆卡车压进了柏油路面。这位想把桃酥抠出来，手头儿却没有工具。只见阿凡提走过来，从怀里掏出一根江米条儿，把那块桃酥撬了出来！桃酥又叫核桃酥，是一种直径约3-4寸、含有核桃仁的圆饼。好的桃酥色泽黄褐，含油量高，入口即酥，口感略似美国的cookies（饼干）。江米条是糯米面做成的油炸食品，大约一寸长短，以酥脆者为上品。正因为一些糕点质量不好，缺油干硬，才招来这样的讽刺。

记得李滨声还画过一张漫画，讽刺北京某电话分局的低效。画面上，愚公怒气冲冲地拨打电话，背后站着子子孙孙。愚公说：我死了以后还有儿子，儿子之后还有孙子，这个电话一定能打通！

北京人的幽默，还表现在大量趣味盎然的歇后语上。说北京人爱说“俏皮话”，很大一部分是这些歇后语。有些歇后语来自外地，有些则是北京特产。到了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很多歇后语的源头了。像“黄鼠狼戴草帽——假装好人”、“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这类歇后语，在河北一带就很普遍。其实黄鼠狼（黄鼬）的主食是耗子，偶尔偷个鸡只是为了改善生活，可是在歇后语里却成了大坏蛋，实在有些冤枉。

除了黄鼠狼，拿其他动物说事儿的歇后语也不少。例如“狗戴嚼子——胡勒”、“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猫舔虎鼻梁——找死”、“耗子嗑茶缸——满嘴是瓷（词）儿”、“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啦”、“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虫来——什么仁（人）儿都有”，“煮熟的鸭子——嘴硬”，等等。然而我认为最幽默的还是“蝎了虎子掀门帘儿——露一小手儿”。“蝎了虎子”就是壁虎，大约二寸长短的一种小蜥蜴，伏在灯火附近的墙上，有寻光而来的小虫便一口吞之。此物的拿手之技，是一旦被小孩儿抓获便断尾求生，留下半截儿尾巴在你手心里蹦跶。试想一下， 这么丁点儿一个小动物伸出一只小手儿去掀门帘儿该有多可笑。“露一手儿”是显示本领，“露一小手儿”则有自谦的意思，犹如我们常说的“雕虫小技耳”。

还有的歇后语拿老头儿老太太开涮，虽然其本意不在讽刺他们。例如“老太太踩电门——抖起来了”，是指人精神或衣着的焕然一新。“老太太上鸡窝——奔（笨）鸡又奔（笨）蛋”则是讽刺别人愚笨。还有一句“老头儿劈叉——”，下面两个字有点儿粗俗，恕不披露，您自个儿琢磨去吧。然而不可取的是拿残疾人说事儿，缺乏对人家的同情和尊重。例如“瞎子点灯——白费蜡”、“聋子的耳朵——摆设”、“汽车轧罗锅儿——直（值）啦”，等等。

其实日常生活里的“俏皮话”远不止这一些。例如在拥挤场合被别人踩了脚，现在的二愣子就会吼一声：“嘿！你丫干吗踩我脚啊？”这就快打起来了。换了有幽默感的人，他会说一句：“硌着您脚了吧？”踩脚那位立刻红了脸说：“对不住啊，我把您踩疼了。”挨踩这位再说一声“没事儿”，一天云彩满散（土语：事情过去了）。就是真陷入了争斗的局面，也经常会有一方说一句“好人不理臭狗屎”（对男人）或者“好男不跟女斗”（对女人），抽身而退。这当然有点儿阿Q，但往往可以息事宁人。

北京人讨厌暴发户，对炫富的人没有好话，然而仍不失幽默。例如过去常说的“树小墙新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讽刺的就是这些暴富的人。还有“我们家穷，你们家阔，你们家尿盆儿一大摞”，就是小孩儿们对夸富之人的嘲笑。别看这是孩子话，反映的可是大人的心声。北京人也不喜欢虚情假意。那位帮了您的忙，您谢过一声就够了。如果您谢个没完，那位就烦了，说一句“甭卸（谢）了，拴着喂吧”，得，您成什么啦？如果求人帮忙被回绝，北京人不会懊丧，最多说一句“提着猪头找不着庙门儿了嘿”，然后再去想辙（主意）。

就是对于人之大限——死，北京人也要幽它一默。人之将死，他会对围在床边的人说：“我要去听蛐蛐儿叫啦（喻死后埋入地下）。” 这是一种多么洒脱的境界！还有其他说法，如“无常了”、“翘辫子了”、“嗝（读成“哏”三声）儿屁了”或者“嗝儿屁着凉了”，每个词儿都很风趣，可就是不说一个“死”字。“九一三”事件后，关于“嗝儿屁着凉”还有个笑话：林彪事件是由逐级传达的中央文件公布的，报纸上并不见动静，已经做了死鬼的林副主席仍然和毛主席一起接受外国政要的国庆贺电。然而林彪长期不露面还是让外国人起了疑，他们就去问北京的小孩儿，得到的回答是“林彪嗝儿屁着凉了”。外国人恍然大悟：“着凉”？敢情林彪感冒了呀！

不论是面对险恶的政治环境还是敏感的的话题，北京人的讽刺与幽默无处不在。例如“三年困难时期”有民谣曰：“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太太上茅房”。所谓“高级点心”、“高级糖”，都是免票证的高价食品，一般百姓根本吃不起，只能吃定量供应的平价食品，而这些食品不够充饥，就只好饿肚子。文革中曾有个笑话，说一老太太买菜东挑西拣没完没了，卖菜的不耐烦了， 用毛主席语录警告老太太“要斗私批修”，不料老太太头也不抬地回答道：“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也是毛主席语录，卖菜的顿时语塞。1976年“四五事件”后，当局曾经大力追查“政治谣言”，如“周总理遗嘱”等等。据传某单位抓了一个“造谣者”，此人拒不承认，只说是听别人说的，于是有了下面一段审讯记录：

问：听谁说的？

答：不认识。

问：长什么样儿？

答：不知道，他背着脸儿说的。

问：他身高多少？

答：看不出来，是蹲着说的。

问：他穿什么衣服？

答：没穿衣服。

问：胡说！

答：他是在澡堂子说的！

“六四”事件后的那个“国庆节”上映了一部歌功颂德的战争大片，其中有“国民党反动派”镇压“蒋管区”人民示威游行的场面。据传北京某影院出了一点政治事故：当银幕上的军警用大棒和高压水龙驱散示威群众时，黑暗中不知哪位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比解放军可差远了去啦”，观众哄堂大笑。这样的京式幽默，是不是代表了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