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公敌 阴毒美帝 令人发指 死有余辜 ——

       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原来是美国派遣间谍大批潜入中国大陆内地

       收购了90%当地市场猪肉货源之后

       全部秘密销毁 导致供应奇缺 

       猪肉价格因此惊天暴涨

           声音太小 你得放大音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Qcc_b-5a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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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真相大白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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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如此热衷于如何左右控制群体氓流的

  意识心理 喜怒无常 ———— 是 组织：

什么是“群氓”？群氓就是聚集起来的具有同一心理意识的人类群体，他们拒绝理性而复杂的思考，对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要么全盘接受，要么一概拒绝。“群氓”是怎样产生的？按照作者的理解，乃是由于个人湮灭在群体之中，个体的理智、思考和自主性将会受到抑制，容易接受暗示，容易产生“羊性”，进而遵从群体的情感、轻信和冲动。民众想要改变这个世界，但一旦陷入集体行动就会丧失理智，而很容易受到煽动者和野心家的影响。传统政治学所依托的个人主义和理性原则在此作用甚微，认同、归属、恐惧、想象力、集体理想和感情力量等，都能成为个人被卷入群体情绪的因由。这种情绪极易引起对政治强人甚至独裁者的呼唤，容易被政治催眠术所引导，为主宰一切而能满足群体想象的政治权威（或制度权威）铺路。

　　因为群氓的种种特质，现代政治的路径受到了强烈的影响。例如，在面临平等与自由的冲突时，政治家们总是向自由下手，而不敢触碰平等的问题，因为群体天然趋向于平等；再如，群体喜欢极端的态度，倾向于强硬的行为，这对于温和、冷静而折中的内政和外交立场是很不利的。又如，它为现代政治的派别更替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基础，也给由外部着手制造人为动荡留下了广阔的空间。群氓感情不稳定，常有集体性的歇斯底里，伴随着狂躁和忧郁，在所有的时候都缺乏中庸精神，给良性的政治带来了巨大的难题。

　　如果我们深入作者头绪众多而略显繁琐的叙述中，就会发现一条简明的主线。在群氓的所有特质当中，有两种似乎相互矛盾的特质构成了他们的核心气质：首先是群体和领袖的同一性，领袖的形象要贴近群体，而群体也能够按领袖的形象进行自我暗示和重塑；其次是领袖需要具有群体所不具有的意志、决断和组织想象的能力，领袖更类似于男人，而群体更类似于女人的角色。这种既同又异的核心气质构成了群氓的真正本质。这中间的距离成为吸引力的焦点：如果距离过远，自我塑造和暗示同化成为不可能，领袖或统治集团将失去其魅力；如果距离过近，又将丧失神秘感、 权威性和领导的基础。

　　因此，在当代政治社会中，在争夺“群氓”已经成为首要任务的政治角斗中，宣传目标形象和暗示方法的构造正在日益成为核心的主题。最终，我们需要在集体无意识的前方建立一个距离群体自我理想认同很接近的正面目标，而通过暗示的方式让群体在对叙述的消费中自行发现和构建这一目标。在这一策略当中，最关键的是确保通过暗示进行影响的路线能够畅顺地进行。一旦暗示转变为明示，结果也就可能产生姿态的改变，诱导变成了灌输和轰炸，群体也不再是追随者，而是被追求者，结果宣传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力量。

　　现代政治中群体的日益兴起，迫使政治家及宣传者的工作方式需要日益考虑人性诉求的具体张力、人心所向的每一细节。正如书中揭示的那样，民粹势力乃至民主竞争的运作端来于想象力，而以抽象人取代实际的人性来建构政治框架，这是现代政治理论研究的最大弊病所在。单单拥有理性是不足的，“想象”群体的情感状态或许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群氓的时代》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深刻的。在传统的社会纽带影响力逐渐弱化之际，网络等虚拟空间成为“群氓”的集结地。在这里，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群氓的缺点，看到他们的喜怒无常或激动难制，但中间似乎也存在可以利用的强大力量。现代社会“群氓”的形成似乎更容易，却也更松散。面对群体的任务是沉重的，这不仅需要对群体心理学更深刻的理解，也需要多管齐下地探索影响不同群体的最佳实践模式。

  人类最丑陋的体操――

   读《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

专制与强权是排斥个人思考的。在纳粹的极权主义时代，“希特勒万岁”成了德国人精神生活的全部。整齐划一的声音淹没和歪曲了所有个人的心灵真实。德国社会学家提尔曼•阿勒特的《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一书，对希特勒问候语这一带来无穷灾难的身体姿势进行了社会学分析。专制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种群体性行为。有人说：“什么样的群众就配有什么样的领袖。”纳粹统治是在群众狂热的欢呼声中推行的。大多数德国人学会了无条件地服从，将个人自由全部抛弃。不可理喻的群众意志将整个世界拽入战争的深渊。

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怀曼说：“纳粹是杀人犯，但我们都是被动的帮凶。”这种被动性来自纳粹的语言、思想和符号的全方位强制。纳粹所精心构建的强制性语言环境在无形中奴役着大众的心灵。德国语文学家维克多•克勒姆佩雷尔指出：“纳粹主义通过一些个别的、经由千百万次重复而强加的，并被机械地和无意识地接受的词、短语、语言形式进入人们的血肉之中。”擅长演讲的希特勒穷尽一切办法把群众的情绪调动起来。他被危机中的德国民众看成是扭转乾坤、改造世界的英雄，连小学生也被教会了唱颂歌：“阿道夫•希特勒是救星、是英雄，/在辽阔的世界中，他最高尚，／为希特勒而生，／为希特勒而死。／上帝就是希特勒，他统治着勇敢的新世界。”强大的宣传鼓动起群众狂热的战争冲动。极权主义者掠夺了公众思考的自由。元首的指示包办了一切。纳粹对思想、言论和言论自由的控制是极端严密的。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几乎没有独立的思想存活下来。赞美是唯一的语言，无论是出于内心自觉还是言不由衷。群众成就了独裁。人们在“德意志问候”中成为纳粹的附庸和同谋。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居压倒多数的人民在天性和态度上是如此地脆弱，以致用严肃的推理远不如用情感更能支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作家筱敏将这种畸形的“情感”称之为“情感瘟疫”。纳粹所煽动的群众热情和忠诚构成了一种僵硬的秩序。

希特勒问候礼的贯彻与推广从表面上看是人际交往方式的转变，实质上是极权仪式对日常生活的改造。在希特勒问候礼中，人们展开手掌、抬高右臂，指向一个至高无上的所在，无时不刻地表达着成员的归属感。阿勒特认为，希特勒问候礼不仅通过等级制度把自我表现的军事化同过度的自我塑造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它表达了对拯救和道德重塑的期待。

学者赵毅衡曾出过一本随笔集子《握过元首的手的手的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希特勒的崇拜者认真地说：“恭喜你，你刚握了一只手，此手曾经握过一只手，该手曾经握过元首的手。”这种荣耀来自意识形态的强制和精心构建的“群众感召力”。“在我们这个世纪里，我们已经看到修辞学是如何支持像斯大林和希特勒这样的暴君的。因此，说服力是一个中性的工具。暴君和领袖两者都使用它。”([美]保罗•伍德拉夫《尊崇——一种被遗忘的美德》，林斌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09页)希特勒问候礼是在集体意志下伪造的一种德行。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指出：“在组织的意识形态中，准备做这样一种极端的自我牺牲被表述为一种德行；准确地说，是被表述为注定要取缔其他所有道德需求的德行。”([英]鲍曼： 《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人们在向元首做出无条件服从的表态的时候，也将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完全抛弃。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群体太好冲动，太多变，所以群体不可能是道德的。法国社会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指出：“一个人一旦加入一个群体，深陷于一群民众之中，就可能变得过分暴躁、惊惶、热情或者残忍。他的行为举止与道德良心相抵触，与其利益也相违背。”([法]塞奇•莫斯科维奇： 《群氓的时代》，许列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希特勒问候礼之所以被称作是一个灾难性姿势，这种灾难不仅属于整个德意志民族，更属于每一个活生生的人。

在这一灾难性姿势的指引下，人们成为专制权力的附庸。“任何一种狂热主义都会使灵魂枯竭，而‘狂热’这个字确实是希特勒的历次运动所喜欢的字眼。”([德]梅尼克： 《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德意志问候是一场政治瘟疫，在欢呼声中扩散蔓延，使德意志民族整体陷入恶行之中。群体的暴力是无名的，每个人受伤都沾着血，而每个人都若无其事。汉娜•阿伦特称之为恶的平庸。“在‘希特勒万岁’中，希特勒不过是一种投影用的套筒，里面装的是千万人内心里的一座乌托邦。”(第115页)群众的意志与法西斯主义的汇合，所产生的是一种毁灭性力量，不仅毁掉了成千上万的生命，而且也毁掉了善良人性的美丽图景。群体的病态总是从每一个个体的癌变开始的。罪恶可以用语言和文字来掩饰，却无法逃脱心灵的拷问与折磨。

《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
［德］提尔曼•阿勒特著孟翰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