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月1日，当我登上从上海到美国的飞机的时侯，心中一片茫然—我从未做过“美国梦”而竟然出奇顺利地来到了新大陆，新大陆的美丽，富饶，和平并没有引起我的想往，相反她成了一块明丽的底版，“我”却成了这底色上的一块破布。我承受着这个反差给我带来的压力和尖锐的痛苦。
       到了美国我才感到我的中国情结是那样的深.而时空的转换，使我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我被从那张意识形态的电网中救了出来。而美国的商业价值的网络我天生于之不合。于是我就在这样一个孤悬的属灵处境中---一身的伤痕，电网的残迹，无着无落---放弃了旧的，新的不知是什麽---还在中国的时侯，中国情结不会给我带来这麽尖锐的痛苦—因为大家都在烂泥潭里，不觉得自己有多脏，相反还有许多可以自恃的地方，可是如今在美国价值面前是零，而中国价值正在被中国人迅速地抛弃。
       我确是没有放弃文学梦—只不过我想得到与我的受难相等值的回报。我不满足于暴露黑暗。上帝，这一切是为什麽？我要你给我一个答案，我是一团糟，一团糊涂。
       当年按我对中国苦难根源的思考的程度，已经超越了将之归罪于中共和其一些领导人的这个认知层次。。在读经时给我一道亮光的是那句经文：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可是我对自己的里面是残骸，外面自然是破布 中共及其统治的压力给了我们一个空前的对人“自身“状况的观照。

       我刚刚在旧金山落脚不久，我的经济担保人给我寄来一些海外报张的剪贴-那是关于一些文学创作有奖征文的消息。而且他数度打电话来催我，并且承担我在写作期间的生活费。我在一，两个月间一气写了一批作品，这批作品七分之五获得了文学奖，而且其中有个话剧剧本被搬上台湾国家剧院演演出，其间正是“六四”国殇日。记得当时负责策划戏剧的一位总裁邀请我到台湾去，要为我召开新闻发布会。并且寄来一摞我在台湾“走红”的新闻报导。按理说，我的命运在我最关键的年岁有了一个新起点。“成功”是人人想往的一件事。
      但是，我却一点都喜乐不起来。我是一快小“破布”我所从来的国家是一块大破布。跑到海外来，靠文字生涯起家，就意味着“从出卖小破布到出卖大破布”----从经历过大灾难的中国所传递出来的消息，尽都是破烂的，丑陋的，悲惨的----而我从小所受到的中国文学的熏陶是一条漫长的无尽的叹息的河流，如果说，以前的中国士大夫在唱关于古老中国的哀歌时---还可以在秦淮河边的酒楼上饮酒还可以清高---还可以保持一点体面，而如今的中国精神已没落到流落异邦毫无体面的地步.
      我与苦难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