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力量的源泉

封從德

「大凡人類對於一件事，研究當中的道理，最先發生思想；思想貫通以後，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這句話很有道理，是百年前國父孫文在〈三民主義十六講〉開篇就說的，至今依然適用，尤其是對於我們這些希望拯救中華民族於危難的民國派朋友而言。民國派的一些朋友希望統合形成「民國力量」，請我從思想文化方面講一講〈民國力量的源泉〉，也就是民國派之所以能生出力量的思想與信仰，這裡我就談幾點粗淺的認識，拋磚引玉，敬請同仁們指正。在最後，我會簡單介紹一下我的心路歷程，我的這些認知的由來和依據。

那麼，當今二十一世紀的民國派，我們的思想和信仰是什麼呢？我認為最精煉的表達，就是〈中華民國國歌〉中的「以建民國、以進大同」這八個字。不要小看這八個字，這是中華民族智慧貢獻給世界文明新普世價值的結晶，切實指明了世界文明發展的方向，也就是兩階段論，第一階段  ，以建民國；第二階段，以進大同。如今，百餘年過去了，全球迄今依然在這兩個階段的進程中，曲折前行。

1、新道統——「以建民國、以進大同」

這兩個階段，對應於當今民國派要繼承和發揚的三方面，也就是國統、法統與道統這三統——「以建民國」就是要遵從國統與法統，「以進大同」就是要發揚中華民族的道統，二者加起來，「以建民國、以進大同」這八個字，就是中華民族乃至全球普世價值的新道統最精煉的表述。容我簡單說明一下。

首先，國統，就是「中華民國」這個國號所代表的政治實體及其傳統。中共狂妄，宣稱中華民國早亡了，而事實上，中華民國一直在，就連台灣曾經最主張獨立建國的現執政黨，也接受了台澎金馬自由地區的國號就叫中華民國，沒必要另外宣佈獨立改國號，其實想改也很難，島內公投門檻太高，國際政治現實也不允許，所以國號不會變。這是國統。

其次是法統，就是抗戰勝利後的南京〈四六憲法〉，也一直沿用至今，雖有增修條文，也只是因應政治現實而作出的臨時性調整，譬如凍結國民大會——而我們民國派則相信：以後大陸光復了，還是要回歸〈四六憲法〉本意，全國首先實行地方自治、真普選，各縣市選出國大代表，重開國民大會，以產生合法的中央政府，取代中共國的偽政府，並派代表重回聯合國安理會，恢復創始國的榮光。別忘了，中華民國是第一個簽署聯合國憲章的國家，這是為了表揚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巨大犧牲與貢獻，而獲得的國際殊榮。「以建民國」要遵從的國統與法統，這兩方面大家比較清楚，就不贅述了。

現在，我重點談談「以進大同」，也就是中華民族的道統，及其對普世價值的貢獻。如果中國只數兩個偉人，我認為第一是孔子，集西周乃至上古文化之大成；第二位，就應當是孫文，集中西文化優長之大成，因此其影響面將會更大，覆蓋全球的文明發展。其實這只是因為時代的發展，中華文化的波及面擴展到了全球範圍而已，二者並沒有根本的差異，他們都是天下大同的信仰者和傳播者，堅韌不拔地傳播中華文化最優秀的方面貢獻給全天下，我們民國派同仁都應該跟隨他們的步伐前行。孔子的價值全世界公認，而國父孫文的價值，就連我們民國派一些同仁都還看不清，這裡我就多說幾句。

「道統」這個概念，雖然發源於先秦孟子，卻成形於唐宋韓愈、朱熹這些人，據現代學者陳寅恪的研究，「實際上乃因禪宗教外別傳之說所造成」。而禪宗其實是釋、道、儒三教融合的結晶。其中的細節不多說，這裡我的重點是要說明為何稱國父孫文的思想是「新道統」的開端。

民國十一年，國父孫文說：「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中華民國前總統蔣中正也說他「繼承了國父的革命遺志，而其道德思想和政治理想，更隨國父之後，嬗接了中華民族五千年的道統。」孔子以前，堯、舜、禹、湯、文、武，直到周公，可以說是儒教；孔子開創了儒家；國父孫文與先總統蔣公既是基督徒，也是儒家；中華民國憲法的起草人張君勱先生則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從儒教到儒家，再到融合基督教與儒家，再到新儒家，這個序列構成了從中華文化道統到普世價值新道統的完整譜系。

國父孫文〈三民主義十六講〉中的第六講，也就是「民族主義」的最後一講，詳細解釋了中華文化道統的核心價值，也是八個字——「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如今我們在臺北的主要街區還能看到這八個字，譬如「國父紀念館」就在信義區仁愛路。他還闡釋了達成這些核心價值的現實途徑，也就是儒家經典《禮記·大學》篇中的「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又進一步講到：「我們現在要能夠齊家、治國，不受外國的壓迫，根本上便要從修身起，把中國固有知識一貫的道理先恢復起來，然後我們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復」，又說「要想恢復到那樣的地位，除了恢復一切國粹之後，還要去學歐美的長處，然後才可以和歐美並駕齊驅」；而恢復「到了頭一個地位」以後又怎樣呢？他主張「濟弱扶傾」，稱讚「中國在政治文化正統思想上有這個好政策」，這其實就是《論語》中所說的「興滅國，繼絕世」。最後，國父孫文說：「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和平道德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諸君都是四萬萬人的一份子，都應該擔負這個責任，這便是我們民族主義的真精神！」

所謂「大同之治」，孔子在《禮記·禮運大同篇》中有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謂『大同』」。《漢典》解「與」通「舉」，「選賢與能」就是「選賢舉能」，這就和現代選舉制度相聯繫。國父孫文在〈民權主義第一講〉中也說：「兩千多年以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又引用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這些話，來說明孔孟民本思想中，包含了民權意識，也屬大同理念。後來，國父孫文還在〈民生主義〉中說民生主義「即是大同主義」、「真正的民生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現在許多人一聽到「民族主義」就搖頭，甚至因此而拒絕三民主義，以為和希特勒或中共講的民族主義沒差別，其實是嚴重誤會了。他們或者沒仔細讀過國父孫文的這十六講，或是看了也不能理解，或是帶著中國應該全盤西化的刻板思維，而不能自拔。其實只要認真讀一讀這第六講，就很清楚國父孫文講得很有道理。

2、華夏文明對普世價值的貢獻——道統思想與歐美啟蒙運動與民主革命

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影響，尤其是孔子的教導，透過羅明堅(Michael Ruggieri, 1543-1607)、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這些耶穌會士，傳播到西方啟蒙思想家，進而影響美國國父們，乃至今日我們所謂的新普世價值。歐洲原有的舊價值是基督教信仰，由於中世紀神權統治政教合一，人民沒有自由，感到窒息，在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宗教改革之後，納入許多東方思想與信仰的元素，迎來了啟蒙時代。這裡我簡單描述一下其中的中國元素，主要是儒家經典。

《四書》是宋明以後儒家最為推崇的經典，包括《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部書。1581年，羅明堅已將《大學》經文部分譯為拉丁文，寄給耶穌會總長，1593年在羅馬發表，其內容就是前面國父孫文引述的「八條目」——格、致、誠、正、修、齊、治、平。1605年利瑪竇將整部《四書》譯為拉丁文。隨後，耶穌會士們陸續用法文翻譯了《論語》、《大學》和《中庸》，然後是英文、德文……。儒家經典的早期翻譯和導讀，引發了萊布尼茲(Leibniz, 1646-1716)、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和狄德羅(Denis Diderot, 1713-1784)等傑出啟蒙思想家的極大關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們借用來猛攻神權統治、政教合一，更以此來倡導自由、平等與博愛。「多元」、「寬容」、「陰陽互補」的觀念，衝擊著「一元、絕對與專斷」和「二元對立」思維模式；「自然神論」衝擊著「人格神」的基本教義；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觀念，被最具影響力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大加稱頌，隨後影響到法國大革命，而將嶄新的自由觀念寫入法國《人權宣言》（第四條，同樣的觀念到二十世紀寫入了《聯合國人權宣言》第二十九條）。這些已有不少學者的論述。

這裡，我重點講一講美國革命中，「自然神論」通過啟蒙思想對美國國父們的影響，這是理解美國革命的精神世界最核心的概念。中文世界這方面的研究還不多，宗教研究本來就艱澀而冷門，還需要通曉歐洲語言和古漢語，因此門檻比較高，很少人能夠說得清楚。這裡我鬥膽試一試，簡要描述一下。

通俗言之，「自然神論」(Deism, God of Nature)就是把上帝看作是制定完交通規則就不管了，亦即牛頓所謂的「第一推動」，而之後幹預司機和完善交通的工作，就交給了交通局和員警，有賞有罰，類似於天神天使。這樣的觀念，東西方都有。中國以孔孟老莊的「上帝、天、道、天命、自然」這些觀念來描述最高主宰；西方基督教一直有「一位論派」(Unitarianism)，他們認為《聖經》中並沒講「三位一體」，上帝就是上帝，耶穌只是神性充沛的先知，還是人，因此也就不太接受天啟、處女生子、趕鬼治病說方言等等一系列所謂神蹟，他們稱之為「迷信」，他們主張用理性宗教或自然宗教代替天啟宗教。一位論信徒從西元325年起，就被基督教主流視為異端。325年是一個特別的年份，一年前羅馬帝國君士坦丁皇帝(Constantine I, 272-337)剛決定在拜占庭（Byzantine, 也就是今天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爾）建立新都，命名為新羅馬，隨即就在新都附近的尼西亞(Nicaea)召集基督教的第一次大公會議，確定基督教的正統信仰，尤其是「三位一體」的信仰。這種統一思想的做法，有點類似漢武大帝採納董仲舒的「獨尊儒術」政策，但執行要嚴格得多。隨後，基督教世界無論天主教還是新教，都把一位論視為可憎的異端。譬如新教領袖加爾文(Jean Calvin, 1509-1564)，就在1553年以異端的名義，火刑燒死了一位論信徒塞爾維特(Miguel Servet, 1511-1553)。這件公案，在中國大陸也廣為人知，是因為翻譯了茨威格(Stefan Zweig, 1881-1942)的名作《異端的權利》(The Right to Heresy: Castellio against Calvin, 1936)，我年輕時在北京大學也讀過。

到了美國革命前夕，情形翻轉過來。那時的啟蒙思想，已經將從斯賓諾薩(Spinoza, 1632-1677)、約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到牛頓(Isaac Newton, 1643-1727)發展出來的西方自然神論，與伏爾泰、盧梭、狄德羅這些受到東方自然神論影響的思想，合流而成啟蒙時代自然神論，從而主導了同時代的美國革命國父們的精神與信仰世界。其中最有影響的幾位，都深受自然神論影響，囊括直接參與領導美國革命的前五位總統，他們是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 1732-1799)、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 1735-1826)、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麥迪遜(James Madison Jr., 1751-1836)和門羅(James Monroe, 1758-1831)。

華盛頓和比他更老資格的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都是共濟會(Freemasonry)成員，而共濟會與自然神論的連接在學術界是不爭的事實。另一位領導美國革命的共濟會成員是華盛頓的乾兒子、來自法國的拉法葉侯爵(Marquis de La Fayette, 1757-1834)，他的佩劍就有清晰的共濟會標誌。還有一位外國人也深刻影響了美國革命，那就是英國人、自然神論的堅定信徒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受富蘭克林幫助，他的《常識》發行量驚人，幾乎人手一冊，直接煽動了美國革命。

華盛頓的公開言論顯示他傾向自然神論，迴避用感性的正統基督教的詞彙稱呼上帝（如「天父」、「主」、「救主」、「救世主」），而代之以理性的自然神論詞彙（如「天命」、「上天」、「神性」、「最高主宰」、「偉大設計師」、「全善作者」、「萬事主宰」等等）。富蘭克林的傳記作家也描述他拒絕任何不合符自然神論的清教徒信仰。傑弗遜更是如此，他起草的《美國獨立宣言》中，用「造物者」(Creator)代替「上帝」(God)；他甚至把聖經《福音書》中的所有天啟、處女生子、趕鬼治病說方言等等一系列所謂神蹟係數刪除，而整理出一本耶穌先知生平、傳達其偉大道德教誨沒有任何亂離怪神的《傑弗遜聖經》(The Jefferson Bible)，現在在Amazon上都可以買到。如果孔子看了，相信也會點頭贊同。麥迪遜年輕時是正統的基督徒，但到美國革命前幾年，便深受啟蒙思想影響，轉向自然神論。而亞當斯和門羅根本上就是一位論信徒，天然傾向於自然神論。還有一位，就是參與起草美國憲法的「美國政府之父」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 1755-1804)，據說在回答為何憲法中沒有上帝一詞，他乾脆回答說：「喔，我們忘了！」。

總之，美國當代著名的宗教歷史學家、今年剛剛去世的David Lynn Holmes教授，在其名著《美國國父們的信仰》(The Faiths of the Founding Fathers)一書中，借用二十世紀一位作家這樣總結道：「那時的美國簡直就是外國，他們的做法和現在不一樣。」這個總結意味深長。後來美國強勢了，整個西方都強盛了，就開始自大起來，以為美國革命的成功，僅僅是因為基督教清教徒信仰的精神動力。這個背離歷史事實的西方中心主義解讀，早就被西方學者自己解構了，但遺憾的是，在華人教會和民運圈至今還流傳甚廣，他們以此來支撐全盤西化論和片面的普世價值論，而根本不瞭解其實最初的美國、法國民主革命的精神動力，有很強大的中國文化因素。

3、三民主義新道統對世界大同將有更大的貢獻

回過頭來說「民國力量的源泉」。前面提到「新道統」，國父孫文的三民主義思想就是新道統的結晶，思想史家余英時教授曾在2011年祝賀我們設立網絡「孫文學校」時，高度讚揚孫中山不僅是一位革命家，還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因此，民國派同仁一定要重視孫文思想，這個新道統直接承接了中華道統，還融合了西方文明的優秀部分。西方文明當然也有糟粕，政教合一算一個，早被拋棄了；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和美洲奴隸制也早已消解；納粹法西斯和軍國主義也被消滅；但集中西文化糟粕之大成的惡性腫瘤馬列主義，至今還佔據小半壁江山，蹂躪著我們十四億同胞。

通過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民國力量的源頭，就是這個新道統的兩方面：一是中華民國國統、法統與道統，一是西方優秀的政治經濟制度和普世價值。兩方面結合，構成新道統，在〈三民主義十六講〉中有清晰表述。全球幾百年來「以建民國」的任務尚未完成，主要就是在中國沒有完成。可以設想，一旦中華民國光復、四六憲法重新在中國大陸施行，中國民主了，那些專制小嘍羅們，什麼北韓古巴塔利班，也就長不了了。民國一旦光復，人類專制的歷史即將結束，世界文明就進入第二階段，「以進大同」，這時華夏文明的優長就會更加發揚光大。因為中國的大同理念最深刻也最豐富，華夏文化被動式的同心圓擴張——也就是：每次被周邊地區族群侵佔，卻都能逐步以文同化這些後進族群，而漸漸在東亞廣大地區擴張開來——這樣的歷史記錄也最豐富最詳實。其實基督教《聖經》〈馬太福音〉也教導信徒，禱告時要祈求上帝將天國的愛與公義「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這是不是基督教的大同理念呢？關於華夏文化被動式的同心圓擴張、世界大同的歷史邏輯，這是另一個很大的話題，以後有機會再細談。

總之，我們民國派同仁要對國父孫文的三民主義要有信心，不光對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有信心，更要對孫文講的民族主義有信心。其實在民族國家(nation-state)時代，民族主義是民主革命最強大的動力，和民權、人權追求合力推翻專制。「六四」後所謂「民運」，其主流鄙視和拋棄文化民族主義，是其難以發展的根本原因，因為既難得到廣大堅持中華傳統的海外華人的認同，也難得到國內人民的支持。

有了這些源泉，涓涓溪流怎麼匯入江河大海呢？民國力量的人力資源究竟在哪裡呢？我的看法是在我們華人自身，主要在國內的八零後九零後甚至零零後，也包括信奉文化傳統的海外華人。為什麼說國內主要在八零後九零後甚至零零後呢？因為相對於經歷文革和八十年代反傳統的「文化反思熱」的前輩，也就是我這一代，他們受到的馬列主義洗腦最少，接收傳統文化資訊反而更多，對三民主義的認同要強很多。簡言之，他們是民國派的主力軍。依靠華人自身，並不是說不要爭取外援，但要清楚政治現實，當今依然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時代，西方國家還是以自身國家利益為重，很多時候他們反而會滿足於協助中共、剝削中國奴工、取得廉價產品賺大錢。如果看歷史，辛亥革命成功完全是依靠華人自身的人力財力，孫中山其實走過一些彎路；而主要依靠外國勢力成功的革命，如俄共革命、中共革命，其實都是禍害國人的賣國勢力。

4、我的心路歷程

今天感謝民國派同仁給我這個機會來講這些。其實我本來是學科技出身的，1982-89年在北京大學學習的是自然科學，地球科學與遙感技術，我的興趣是計算機演算法，89年6月要碩士論文答辯，題目是人工智慧演算法、那時叫「專家系統」的遙感衛星圖像解讀的電腦演算法。說起來八九學運和民運是很遺憾、很愧疚的。愧疚是那麼多同伴流血犧牲而我們還好好的活著；遺憾的是那時我們有機會卻沒頭腦。那時我們確實有機會推翻中共、至少重創中共，數千萬人在街上、幾百個城市在遊行，絕大部分人包括中共體制內的都上街支持，只要再堅持幾個月，柏林牆就倒了、齊奧塞斯庫就被處決了。然而，我們當時完全沒有政治藍圖，只是盲目跟隨統戰部找來的所謂學者甚至所謂異議人士，幻想極權專制的中共會改良，連最高組織名稱都叫什麼「維憲聯席會議」。維什麼憲呢？維護中共的憲法，而其中明文規定的基本原則，卻是堅持共產黨的獨裁專制。就這麼荒唐。所以說，八九年我們雖然規模巨大，卻是「有機會、沒頭腦」——那時，沒有任何知識分子告訴我們，其實中國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憲政體制了，四六憲法、四七行憲，全國大部分地區已經有了實實在在的選舉。八九民運如果有了回歸四六憲法的目標，我們就會實施全國分散和拖延行動，等到東歐巨變，還真有可能趕上那一波民主化浪潮。當然，歷史沒法假設。我們總結經驗教訓，是為了下一次，中國再有大規模民變，就要明確回歸四六憲法的政治目標，並鼓動風潮努力發動兵變，以促使真正的民主憲政方向的政變，走完「民變、兵變、政變」這三部曲。

「六四」屠殺後幾天，我應該碩士論文答辯的那天，中共發出通緝令，我被迫在國內躲藏了十個月。那是一段奇妙的機緣，我們在錯誤的地方遇到一群正確的人，一群練功修行的人。煉功的人思想很傳統，而學運本來是西化、反傳統的。結果一些奇妙的經歷，包括在近乎被迫的情況下我練習了秘咒，結果三次落在共軍手裡卻能安全逃脫。這段神奇經歷在我的《六四日記》〈後記〉中有記述，這裡不多說。總之，這是我走出無神論的開端，之後經歷了好些宗教，有了許多宗教體驗，又在法國研究了十年道教、儒教和《黃帝內經》並取得博士學位，最近六年又在美國學習中醫六年，拿到中醫博士學位(DTCM)和行醫執照(L.Ac.)。有了這些認知，回頭看八九，那時風靡一時的《河殤》，所謂藍色文明黃色文明，是多麼的無知啊。

2003年，我在巴黎索邦大學(Sorbonne)高等研究院取得宗教歷史和思想系統的博士學位後，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先生——他曾經指導我去台灣中央研究院研究了六個月孔廟——推薦我去台灣教書，教中國的宗教歷史。我考慮了很久，最終沒有去，而是在香港《明報月刊》發了一篇文章，說明我這個「六四」的倖存者，為何會一直處於「脫軌」的狀態，不願意進入任何現有體制的軌道。我相信許多「六四」倖存者都有我類似的心境。八九民運是一次沒有完成的革命，許多同伴已經長眠，我們倖存者則要繼續探索前行，更深更廣地挖掘其中超越生死界限的價值意涵。有些走著走著，走累了，歇一會兒；有的走歪了；有的被迫向專制體制低頭。但我相信，還是有更多的人，分散在全世界各個角落，像我一樣，並不滿足於當今俗世貼在這場偉大運動上面的庸俗標籤，更鄙視其中的官方敘事，包括所謂民運跟隨官方敘事的統戰敘事，而是繼續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繼續這場記憶的戰爭。我是自由的，更是幸運的，能夠找到自己真正相信的超越生死的價值歸屬，且最終明白，我們曾參與過的偉大運動，它就在一個更大、更廣、更有價值的歷史進程之中，終將匯入世界大同的浩瀚海洋與天空中。

5、小結

最後，簡單總結一下：

1- 三民主義展示的新道統，是民國派力量的源泉，應該好好珍惜；

2- 現階段在中國大陸「以建民國」的生力軍是八零後九零後零零後；

3- 中華道統思想曾經參與到歐美啟蒙運動，推動了美法民主革命，及後來的普世價值，因此我們不僅不必自卑，完全可以自豪，尤其是大同理念，非常領先；

4- 新道統與普世價值並行不悖，「以建民國」的任務在中國達成後，全球將進入「以進大同」的時代，這時新道統將對世界文明將會作出巨大貢獻。

還有一些相關命題，這裡沒時間展開，我簡單羅列一下：

1- 中國民主革命其實是基因對決——西方好基因是基督教愛與公義的教義，與大同理念並行不悖，壞基因是政教合一、神權統治、意識形態掛帥，在現代就是法西斯與共產黨極權統治；中國好基因是儒、道、釋多元包容的大同理念、天下太平眾生平等，壞基因是李斯商鞅秦始皇的法家專制文化。中華民國的國統、法統與道統是優秀基因，在不久的將來會與專制基因對決，也就是民國化與普京化的對決；

2- 中國民主革命需要補課，補「文藝復興」這門課——西方和中國都經歷過優秀的教義被專制政治利用後的衰敗時期。西方在打破中世紀政教合一黑暗統治的啟蒙運動之前，還有一個恢復古希臘民主與科學精神的文藝復興；中國民主革命只有五四新文化啟蒙運動是不夠的，也應該有一個「文藝復興」運動，即恢復先秦孔孟的民本精神，而剔除兩千多年帝制時期政治利用對儒道的污染，直接回到先秦，復興孔孟老莊之道，跟隨國父孫文，融合西方優秀文明部分，以建民國、以進大同！

3- 中國民主革命應該主要依靠國人自身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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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特】短文選之四

吳建民@sifan198964

 中國大陸歷史上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雙普選。 1947年國民大會選舉和立法

 委員選舉在南京舉行, 這張歷史圖片記錄了蔣介石以普通中華民國國民身份,

 一票選舉南京市國大代表, 他把票投給了哥大博士, 時任金陵大學校長陳裕

 先生, 久違了, 中國大陸人民什麼時候能再次拿起手上的選票, 以一人一票普

 的方式, 選舉代表自己的人民代表, 選舉符合代表民意的國家領導人, 這一天

 我們盼望的太久了！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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