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庇护 吴倩 我在打工的工地上认识一个从明里苏达来度假的北京留学生。 那是一个处理废品的工地。我们的事就是在婴儿尿片的下脚料中检出成品。这个家伙不像是来做工的，倒是像来考察的。他穿一件白色麻纱短袖衬衫。我还以为他是东南亚商人。他倒是自来熟，主动来和我打招呼，告诉我，他在明里苏达大学读博士，来旧金山玩儿，可是老同学把他扔到这儿来了。 我正好领到一大包尿片在发憟，“那好，我们一块儿干吧” 我们与一群越南人在一个大厂房里并排坐在地上，捡尿片。交谈中，才知道他在国内是在《解放军报》主编室的编辑和记者，叫尔冬。没想到我们挺谈得来。
第二日，我把临别時，我们地下刊物文学社徐乃建写的建立文革史馆的草案带来给他看。几十页稿子，我看他看稿的姿势特别专业。象找到知音似的： “你看你看，我来捡尿片。” 我負有地下文学社的使命。找到同道太让我高兴啦。“ 他是我在美國认识的第一个朋友。后来他竟然为了我放弃去明里苏达大学的博士学位攻读了。 我们除了打工。经常跑出去玩，他算是留学生中有点钱的人。身上有现金还从大陆带来一些古画。 有一天晚上我们去一个意大利酒店坐在高高的酒台上喝酒。他郑重其事地问我：你有没有考虑在美国如何拿到身份留在美国？我脱口而出：我要政治庇护。告诉你吧，我与共产党有不共戴天之仇！” 我想起在飞机上听到胡娜在美國申请政治庇护的消息時心中的响应。 “对啦！”他低声回应。 “可是我没有头绪呀” “我一到美国就开始研究了”他神秘地对我说：“我有一个朋友深谙此道” 那时候政治庇护在中国人中还是禁忌。象胡娜那样的名人是特殊情况。那天我才知道他是高干出身。他的父亲是驻外大使。“你又不是受迫害之人，你怎么庇护？” 我问他。“这是要经营的。”他回复我。 其实关于如何留在美国，政治庇护对我来说，未必非要如此。但是我是个弱者，在大陆受尽欺凌打压。我现在到了美国我要借此机会向外界控诉---我要代表无数在大陆消失的生命，无数受压迫受监禁的人说话。 1988年的中国在西方还是一个禁锢的神秘的国家。 就这样我们开始申请政治庇护的进程。我开始写申诉書。他找资料，翻译。这才叫“搭档”。他很快写关于我在大陆反党事迹的报道。发在南方一张中文报纸上，还配了照片。又写了一些“反动文章”发表。 我们去了旧金山的一间律师楼。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从台湾来的中国男士，他既是助理又是翻译。我们讲了来律师楼的目的。他有点惊讶。于是带我们去见老板。老板是位美国人，叫马友克。他对我们很客气。只简单问了点问题，就把一位女律师叫来，对我们说，她将是我们的律师。她叫诺娜。这位女律师是一位俄裔美国人。长得很漂亮大气。于是每隔一天去律师楼，是我那一段时间的日子。 我是一个刚刚从禁锢的中国来的女子。她审视着我。我也有些木纳。我写的材料不少，加之我的搭档尔冬已经做了初步翻译。诺娜在见我以前，想必已经看过了。 我们对视了良久。她踌躇地对我说： 据我所知，苏联和东欧有不少人权问题。因为他们有长长的人权名单。这些人权名单在日内瓦每年会议的人权报告中都在增加。可是日内瓦中从来没有来自中国的名单。 她平静又有点困惑地注视着我。 我听她这么一说，便一下子清醒过来，立即机敏地回应：“那说明中国的人权问题更严重。因为它连一份人权名单都拿不出来！”我的回答令她吃惊，她对我立即刮目相看。“等等，等等”她看看手表，“好，我可以约个时间吗？”于是我开始了与诺娜漫长的对谈。 当我们再一次出现在马友克的律师楼時，马友客已经在等待我们了。我感到他们非常重视我们的案子。我也从台湾助理那里知道马友客是全美律师协会的轮值主席。我感到我是较早向美国人揭示中国这个黑暗国度的人。马友克那天通过助理告诉我们。我们的律师费减半，也就是说。我们两人的案子原来要收 $ 10000.00 现在只要付：$5000.00。 我与诺娜的交谈十分困难。每次约谈只能讲很少的话题。她非常不理解我所讲的“中国事件”。我这才感到：我们是生长在一个与外面的世界隔离的社会。我们从小接受了一套特殊的1949年之后的话语系统并牢牢地被禁锢在这套话语桎梏之中。比如说：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一打三反运动；五一六运动；红卫兵；黑五类---她根本不明白。 我在向她讲到一件事： 就是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時，我作为黑五类子弟被扫地出门。每天和一个难友萍萍躲在一个校园后方的猪圈墙边一个兔子笼里。那个兔子笼是在猪圈的一面墙壁上盖的一个半边人字形的竹片坯子。里面只能挤进二个少年。 就为了这个叙说，我去了几次讲解释了几次，她都弄不明白，她不断地问：人怎么能住在兔子笼里？ 回去后，我碾转反复，想来想去，终於想清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被共产党洗脑成了一种特别的野蛮的品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如何突破？于是我想起小时候看了许多童话，神话，我得找到一种人类的共通思路和共通语言与诺娜对话。直到我把那些中共制造出来的一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的特殊语言化成一种让外人能领悟的语言和思想，总算和诺娜通话顺畅了。 我给了她一个又一个惊诧；一个又一个震惊；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关于中国的故事和我的故事。她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你的案子太有力了！ 马友克律师楼象是挖到一座金矿。马友克通过助理又告诉我，我们的案子费用，从上次的减半中再减半！ 到了1989年三月，有一天移民局通知我们：案子在旧金山地区移民局已被通过。然后我们去移民局庄严宣誓。对自己的案子做诚实的宣告。尔冬虽然没有我的案子份量重。但是凭他写得那些反革命文章在当时即便是在美国也是很少国人敢于写的。他也通过了。 没过多久，国内六四事件爆发了。 当天我接到马友克助理来电话，他说马友克正在华盛顿参加美国律师协会的年会。会议期间听到了新闻媒体关于六四事件的报道。他非常感谢我们对中共的揭露。他希望我接受媒体采访。我同意了。接着我不断地接到要求参访的媒体记者的邀约。我们第一次接受第NBC电视台的采访。 我和尔冬是个特殊例子：我是国民党家庭出身，他是共产党高干家庭出身。我是反党份子，他是体制内叛逃的高职人员。这很有新闻价值。我没想到会有这样控诉中共的机会。终于铁幕外的西方社会窥见了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我真是舒了一口气。那我当然要乘此机会讲出真相。尔冬到底是共产党家庭出身的。他只接受了一次采访就警觉地拒绝采访了。并且警告我：不要被西方利用。我对他说：只要我自己没有野心，谁也利用不了我。 在接受NBC电视台採访的当天半夜我接到一个熟人的电话，他非常激动非常愤怒地向我抗议：“国内学生在前线拼命，你们却在当逃兵！我听了他的抗议一头雾水，于是也愤怒地回击他：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我在旧金山mission街 拿到一本《中国之春》晚上一口气看了大半，十分激动。不由想起临来美之前，我去与徐乃建，顾小虎告别。我们慎重地谈到我们的文学社和我们只办了一期就被迫停刊的地下刊物《人间》。我们约定以后在信中言及关于民主墙的事都用暗号。 1978 文革终于结束。一场浩劫一片哀鸣 。为了挽救民心，大陆中共上来一位总书记胡耀邦，他的政策大大得人心：为55万名“右派”正名；为中共夺权以来镇压的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和他们的家庭子女摘掉“贱民”的帽子-- 全國骚动。北京的一群青年发起民主墙运动，大办民间刊物，文学社，全國串联我们南京的一群绘画文学青年也组织了文学社办了杂志。那时大家都以为中國真正从集权专制开放文艺也开放了。可是不到一年邓小平借助民主墙运动上台后不久就对民主墙开始镇压。 当我终于获得到美国的机会。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由。如今我终於获得自由了！我要在美国继续为国内的自由而奋斗。我是有使命的啊。 我所居住的北湾圣塔菲非常美丽，每天我都到小山坡上去散步。这儿原始森林一般，树很多，柏树，水杉，松树—在villa转角处的一幢童话般的小屋前，有一株高大的红枫树简直美级啦。正值初秋，树叶红的透亮，这株高大的红枫夹在一片绿树丛中显得特别生动，我再往前走，有一个用铁栅栏围成的大园子里长满参天古木，大多是笔直挺拔的水杉，地上的绿草是我一辈子也没见过的美得青翠欲滴，俄尔，一只小鹿悄悄地出现在我眼前，它隔着铁栅栏望着我，眼睛闪着晶亮的灰绿色的光。小鹿轻盈俏皮，可爱极了，过了一会儿，它又悄悄地消失在水杉树后。 我每天倘徉在这美丽之地，但是我思考的全是关于中國的事情。这儿的一切美景与我有什么干系啊。 我离开“埃及”了，可是埃及始终没有离开我啊！ 1988年初稿，2024年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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