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庇護          吳倩

我在打工的工地上認識一個從明里蘇達來度假的北京留學生。

那是一個處理廢品的工地。我們的事就是在嬰兒尿片的下腳料中檢出成品。這個傢伙不像是來做工的，倒是像來考察的。他穿一件白色麻紗短袖襯衫。我還以為他是東南亞商人。他倒是自來熟，主動來和我打招呼，告訴我，他在明里蘇達大學讀博士，來舊金山玩兒，可是老同學把他扔到這兒來了。

我正好領到一大包尿片在發憟，“那好，我們一塊兒干吧” 我們與一群越南人在一個大廠房裡並排坐在地上，撿尿片。交談中，才知道他在國內是在《解放軍報》主編室的編輯和記者，叫爾冬。沒想到我們挺談得來。

第二日，我把臨別時，我們地下刊物文學社徐乃建寫的建立文革史館的草案帶來給他看。幾十頁稿子，我看他看稿的姿勢特別專業。象找到知音似的： “你看你看，我來撿尿片。” 我負有地下文學社的使命。找到同道太讓我高興啦。“

他是我在美國認識的第一個朋友。後來他竟然為了我放棄去明里蘇達大學的博士學位攻讀了。

我們除了打工。經常跑出去玩，他算是留學生中有點錢的人。身上有現金還從大陸帶來一些古畫。

有一天晚上我們去一個意大利酒店坐在高高的酒台上喝酒。他鄭重其事地問我：你有沒有考慮在美國如何拿到身份留在美國？我脫口而出：我要政治庇護。告訴你吧，我與共產黨有不共戴天之仇！”

我想起在飛機上聽到胡娜在美國申請政治庇護的消息時心中的響應。

“對啦！”他低聲回應。

“可是我沒有頭緒呀”

 “我一到美國就開始研究了”他神秘地對我說：“我有一個朋友深諳此道”

那時候政治庇護在中國人中還是禁忌。象胡娜那樣的名人是特殊情況。那天我才知道他是高幹出身。他的父親是駐外大使。“你又不是受迫害之人，你怎麼庇護？” 我問他。“這是要經營的。”他回復我。

其實關於如何留在美國，政治庇護對我來說，未必非要如此。但是我是個弱者，在大陸受盡欺凌打壓。我現在到了美國我要藉此機會向外界控訴---我要代表無數在大陸消失的生命，無數受壓迫受監禁的人說話。

1988年的中國在西方還是一個禁錮的神秘的國家。

就這樣我們開始申請政治庇護的進程。我開始寫申訴書。他找資料，翻譯。這才叫“搭檔”。他很快寫關於我在大陸反黨事跡的報道。發在南方一張中文報紙上，還配了照片。又寫了一些“反動文章”發表。

我們去了舊金山的一間律師樓。接待我們的是一位從台灣來的中國男士，他既是助理又是翻譯。我們講了來律師樓的目的。他有點驚訝。於是帶我們去見老闆。老闆是位美國人，叫馬友克。他對我們很客氣。只簡單問了點問題，就把一位女律師叫來，對我們說，她將是我們的律師。她叫諾娜。這位女律師是一位俄裔美國人。長得很漂亮大氣。於是每隔一天去律師樓，是我那一段時間的日子。

我是一個剛剛從禁錮的中國來的女子。她審視着我。我也有些木納。我寫的材料不少，加之我的搭檔爾冬已經做了初步翻譯。諾娜在見我以前，想必已經看過了。

我們對視了良久。她躊躇地對我說： 據我所知，蘇聯和東歐有不少人權問題。因為他們有長長的人權名單。這些人權名單在日內瓦每年會議的人權報告中都在增加。可是日內瓦中從來沒有來自中國的名單。

她平靜又有點困惑地注視着我。

我聽她這麼一說，便一下子清醒過來，立即機敏地回應：“那說明中國的人權問題更嚴重。因為它連一份人權名單都拿不出來！”我的回答令她吃驚，她對我立即刮目相看。“等等，等等”她看看手錶，“好，我可以約個時間嗎？”於是我開始了與諾娜漫長的對談。

當我們再一次出現在馬友克的律師樓時，馬友客已經在等待我們了。我感到他們非常重視我們的案子。我也從台灣助理那裡知道馬友客是全美律師協會的輪值主席。我感到我是較早向美國人揭示中國這個黑暗國度的人。馬友克那天通過助理告訴我們。我們的律師費減半，也就是說。我們兩人的案子原來要收 $ 10000.00  現在只要付：$5000.00。

我與諾娜的交談十分困難。每次約談只能講很少的話題。她非常不理解我所講的“中國事件”。我這才感到：我們是生長在一個與外面的世界隔離的社會。我們從小接受了一套特殊的1949年之後的話語系統並牢牢地被禁錮在這套話語桎梏之中。比如說：階級鬥爭；文化大革命；一打三反運動；五一六運動；紅衛兵；黑五類---她根本不明白。

我在向她講到一件事： 就是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作為黑五類子弟被掃地出門。每天和一個難友萍萍躲在一個校園後方的豬圈牆邊一個兔子籠里。那個兔子籠是在豬圈的一面牆壁上蓋的一個半邊人字形的竹片坯子。裡面只能擠進二個少年。

就為了這個敘說，我去了幾次講解釋了幾次，她都弄不明白，她不斷地問：人怎麼能住在兔子籠里？

回去後，我碾轉反覆，想來想去，終於想清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被共產黨洗腦成了一種特別的野蠻的品種。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如何突破？於是我想起小時候看了許多童話，神話，我得找到一種人類的共通思路和共通語言與諾娜對話。直到我把那些中共製造出來的一套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階級鬥爭的特殊語言化成一種讓外人能領悟的語言和思想，總算和諾娜通話順暢了。

我給了她一個又一個驚詫；一個又一個震驚；一個又一個不可思議——關於中國的故事和我的故事。她非常嚴肅地對我說：你的案子太有力了！

馬友克律師樓象是挖到一座金礦。馬友克通過助理又告訴我，我們的案子費用，從上次的減半中再減半！

到了1989年三月，有一天移民局通知我們：案子在舊金山地區移民局已被通過。然後我們去移民局莊嚴宣誓。對自己的案子做誠實的宣告。爾冬雖然沒有我的案子份量重。但是憑他寫得那些反革命文章在當時即便是在美國也是很少國人敢於寫的。他也通過了。

沒過多久，國內六四事件爆發了。

當天我接到馬友克助理來電話，他說馬友克正在華盛頓參加美國律師協會的年會。會議期間聽到了新聞媒體關於六四事件的報道。他非常感謝我們對中共的揭露。他希望我接受媒體採訪。我同意了。接着我不斷地接到要求參訪的媒體記者的邀約。我們第一次接受第NBC電視台的採訪。

我和爾冬是個特殊例子：我是國民党家庭出身，他是共產黨高幹家庭出身。我是反黨份子，他是體制內叛逃的高職人員。這很有新聞價值。我沒想到會有這樣控訴中共的機會。終於鐵幕外的西方社會窺見了在中國發生的事情。我真是舒了一口氣。那我當然要乘此機會講出真相。爾冬到底是共產党家庭出身的。他只接受了一次採訪就警覺地拒絕採訪了。並且警告我：不要被西方利用。我對他說：只要我自己沒有野心，誰也利用不了我。

在接受NBC電視台採訪的當天半夜我接到一個熟人的電話，他非常激動非常憤怒地向我抗議：“國內學生在前線拼命，你們卻在當逃兵！我聽了他的抗議一頭霧水，於是也憤怒地回擊他：我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我在舊金山mission街 拿到一本《中國之春》晚上一口氣看了大半，十分激動。不由想起臨來美之前，我去與徐乃建，顧小虎告別。我們慎重地談到我們的文學社和我們只辦了一期就被迫停刊的地下刊物《人間》。我們約定以後在信中言及關於民主牆的事都用暗號。

1978 文革終於結束。一場浩劫一片哀鳴 。為了挽救民心，大陸中共上來一位總書記胡耀邦，他的政策大大得人心：為55萬名“右派”正名；為中共奪權以來鎮壓的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和他們的家庭子女摘掉“賤民”的帽子--

全國騷動。北京的一群青年發起民主牆運動，大辦民間刊物，文學社，全國串聯我們南京的一群繪畫文學青年也組織了文學社辦了雜誌。那時大家都以為中國真正從集權專制開放文藝也開放了。可是不到一年鄧小平藉助民主牆運動上台後不久就對民主牆開始鎮壓。

當我終於獲得到美國的機會。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自由。如今我終於獲得自由了！我要在美國繼續為國內的自由而奮鬥。我是有使命的啊。

我所居住的北灣聖塔菲非常美麗，每天我都到小山坡上去散步。這兒原始森林一般，樹很多，柏樹，水杉，松樹—在villa轉角處的一幢童話般的小屋前，有一株高大的紅楓樹簡直美級啦。正值初秋，樹葉紅的透亮，這株高大的紅楓夾在一片綠樹叢中顯得特別生動，我再往前走，有一個用鐵柵欄圍成的大園子裡長滿參天古木，大多是筆直挺拔的水杉，地上的綠草是我一輩子也沒見過的美得青翠欲滴，俄爾，一隻小鹿悄悄地出現在我眼前，它隔着鐵柵欄望着我，眼睛閃着晶亮的灰綠色的光。小鹿輕盈俏皮，可愛極了，過了一會兒，它又悄悄地消失在水杉樹後。

我每天倘徉在這美麗之地，但是我思考的全是關於中國的事情。這兒的一切美景與我有什麼干係啊。

我離開“埃及”了，可是埃及始終沒有離開我啊！

1988年初稿，2024年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