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篇：往事如梭

   再回五十九年前

  常言道：＂历史是一面镜子。＂大到国家民族，小到一家一户，都有种种好事坏事经验教训值得借鉴，凡有些头脑的人，不会不赞同的。

  我之所以又接着一九五七年的日子往下写，讲起＂大跃进＂来，也正是遵循＂以史为鉴＂的道理。既要看美髯公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也要记住败走麦城的原因。

  用二零一六年对照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几个大运动可见，中国共产党党内正确和错误，光明和黑暗力量斗争的激烈，复杂，也表明，中国复兴道路的艰难。当然，不能否认，其代价实在太大!不过，设身处地想，百余年来，历代英雄豪杰，又有谁能引领中国一帆风顺呢?

  反右运动，老实说，当时我真的对之昏昏噩噩。不知道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界线在哪里?不知道此时究竟应该如何开口。照着苏大姐的话行事，多多看报，照写吧。每次开会，大姐埋头记录，用不着表态，还好。我心想，组长进医院了，希望如同仙子般的她太太平平安安 ，千万千万。

  一天，老彭对我说，老婆跟他办了离婚，住到她工作的医院去了。他退掉租房，又回到汉弥登大厦宿舍。

  当时一阵风，党团员一方被打成右派，大多会离婚，以表示划清界线。我听罢心里一阵跳，刚结婚这么几天，说离就离啦?不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吗?看老彭那木呆呆的神情，我又一想，难怪，人民不可以离婚吗?

  不过，还好，小组里，宿 舍里的人，仍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彭以文，我也就尽量跟他好些。想想伤心......

  五七年过去不久，国内又掀起一阵大潮，毛主席在报纸上题词：＂人民公社好！＂大家还没有搞清楚，人民公社是怎么一回事，它跟巴黎公社有什么关系，便又传来消息：全国要下放干部到农村锻炼。至于，如何下放，怎样锻炼，自然知之不详。

  苏大姐叫我星期天到家里去，我按时前往。两姐妹在家里说话随便点。不一会儿，我便听明白，这次全市各大单位都要组织干部下乡，一种特别大的农业生产组织将在全中国兴起。具体到我们分局，将抽调九十九名下放，我就是其中之一。  苏大姐把我叫来，就为这事。

  知道这个消息，我反而很兴奋。觉得，一大帮人跑到乡下去，倒挺新鲜，至少，可以冲散前一阵子反右运动造成的沉闷和迷惘。

  象以前那样，三个人吃完大姐烧的中饭，老二维纤姐从隔壁她房里拿来满满一袋东西，叫我跟她一起去裁缝铺。我一楞，她说：＂走吧，给你做衣裳。＂她姐也配合着：＂去呀，快去呀!＂我根本来不及开口，便被姐俩一拉一推领出了家门。

  走在路上，我才问维纤姐怎么回事。她只简单回答一句：＂到乡下去，天气会冷的。＂我早已习惯她那女性的温存，觉得再多问反而不好。

  在一条小弄堂里转几道湾，来到一家小裁缝铺。大姐喊一声：＂许师傅，做一件棉中山装。＂  看来是老熟人。徐师傅，六十岁上下，放下手中的活，看看苏家小姐，再看看我：＂谁的?＂，＂他。＂老头又看看我：＂哦?＂师傅打开袋袋，翻出一包新棉花，厚厚一叠新蓝色的双面咔叽布料，还有一件半新的女式旗袍：＂这旗袍?＂＂做夹里用的。＂师傅重又抬起头，问：＂用旧的?＂＂嗯。＂

  老熟人之间对话，似乎用不着复杂，定了下来。我根本插不进嘴，更不敢问，为什么用旗袍而且是旧的。开始替我量尺寸。＂肩膀宽啊，好身材!＂我看到大姐抿着嘴笑，并不作答。裁缝是在说我呢。

  下放的事，分局操办得极快。不久，大会一开，宣布九十九个人名单，下放地点是浦东县高东乡楼下村高级合作社。这支队伍设领队两位，即铸造科科长周宏颜，工会主席趙战旗。看来，局里对这次下放挺重视，一下子抽这么多人不说，配备的领导也夠强的。周趙二位虽不是专业技术干部，但周是部队团级转业，趙就是我们刚从南京调来时，接待的那位人事干部，我去大连读书，也是他办的。这几年提升了，当上工会主 席。他们俩都是局党委委员呢。接着，老周起来简单宣读一下，全体下放干部分成八个组，每组十一人。说是按楼下村社八个生产队划分的。我竪起耳朶听：我在楼下七队。但出乎意料的是，听到，组长范小星，副组长吴亚东!我?副组长?

  老范，我知道，卫生技术科副科长，党员，九级工程师。我算老几，怎么点上我啦?

  散会后，老范找我说,组里有两个右派，顾金华，彭以文，他不熟，要我多督促，关心些。又说，上级规定，要监督改造他们，怎么做法?他也吃不准。

  听罢他的诉说，我才明白，这个副组长可不好当。足见，对那个运动不理解的人委实不少。难怪我们的詹组长得上反应性精神病，苏大姐吓得话也不敢说。

  我有点了解老范这个领导，工作很负责，只是不大敢做主。既然如此，这次下乡，我只好傻大胆，帮组长做次难人了。

  三天后，分局包了两部大公交车，把我们直送往那个高东乡楼下村。第一次接近农民，我十分好奇地看着车下的迎接人群。首先我发现，怎么大多数是女的，而且中年人占大半?再一点，说是叫楼下村，没有一座楼呀。来不及求得答案，人家全拥上來了。热情着呢!

  老周到底是团长，不一会，他已经认出社里的书记，社长和八个队长，大喝一声：＂各组组长注意，跟队长们去安置同志们住处。一小时后到社办公室汇报。

  原来，楼下村的婶婶嫂子们早就准备好，住处，搭伙人家，一清二楚。老范用不着操心，只叮嘱我右派的事，便去老周那儿去了。

  反正平日上班时，也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嘛。＂我按照局里意见，先个别向组里的同志打招呼，对顾，彭两个，跟平常一样，不要在农民面前使他们难堪。接着，再个别向生产队长杨红宝嫂嫂交代关于右派的政策，希望她心中有数，不要声张。

  幸好，人家乡下根本不懂什么右派不右派的，只听懂劳动认真的意思就点头走了。这使我放下一个包袱。

  我们住七队的这十一个安排在界浜 宅吃住。每家一个人，倒也干脆。后来得知，婶婶嫂子们都很乐意接待我们。一方面因为对城里人有点好奇，另一方面，按规定，每月交三十六斤粮票和十五块钱，标准不低。

  我的＂收容者＂海金嫂嫂就是很热情的一个。第一顿午饭，除了三盘自己种的素菜以外，就有一大碗烧得很地道的红烧肉。可惜，我这人对肉兴趣不大，唯独要吃辣椒和豆制品。但海金一定每顿挾一块给我，而自己和两个小男孩都不沾肉。

  第一天两顿饭吃罢，晚上老范从队长那里得到明天劳动的安排：他们全体社员去社里的砖窑抬砖进窑，要我们跟一个老太到田里兜圈子认认地方。我一听便觉得不是味道，怎么，人家干重活，叫我们兜风?当时就有点怪老范，认为他太老实。我说：＂咱们这儿男子汉六七个，怎么好意思让人家去抬砖头呢。咱们应该主动点嘛。＂我的提议，立刻得到其余男同志的赞同。老范也觉得不错，就说：＂好吧，要么你去跟杨队长说说?＂年轻气盛嘛，好，我去就我去。

  杨红宝队长还没听完我的话，就笑：＂小吴同志，不是不要你们干，这生活太吃力，你们没经验，怕伤着身体。＂她越这么说，我越来劲，手臂一伸：＂你看，我是运动员!你别小瞧人!＂队长还是连连摇头。后来，我放谦虚些，苦苦相求，最终使她勉强答应让我们全体上阵，男的少抬点，女的旁观。我喜滋滋地返回住地，对大家回话。其实，在㘯的谁也不知道夭高地厚，真以为抢着什么好果子吃呢，单等明天大显威风了。

  一大清早，跟着社员一起走到离村不远的砖窑。先看看人家是怎么干法。这一看，不得了!连我自己也傻了眼。

  社员真的清一色女将，只有少数几个男的忙着装窑。装砖坯的连体竹夹板高过我的腰身。我注意到，大多数人把砖坯十块一排往上摞了七层，七十块，两人一前一后抬起就走，嗨哟!嗨哟!我掂起一块试试，少说也有三四斤。七十块有多重?不得有二百多斤吗! 特别使我吃惊的是，最后看到一个四大五粗的女汉子跟一个男的搭档，一傢伙摞了一百零八块砖，用一根最粗的竹杠抬起就走。我的天，三百多斤呀!一打听，是窑厂里的。

  吃惊是吃惊，但是我毕竟有自持的本钱，觉得一个人百把斤气力,过去在学校举重也不成问题，就跟老范商量，要两付担子，让我们七个男同志轮流抬着试试。老范并不知深浅，决定每担也装上七十块，由他和我，老彭和顾工程师先开头。

  彭以文虽是地主出身，可能在乡下干过，抬在后头，有点架势，老顾也站了起来，步子摇摇晃晃。到底四十岁了，要不是戴上右派帽子，恐怕撑不住。范科长在前面干脆站也站不起，还把头缩得跟肩膀一样高。我呢，重量一上肩，明白了，力气还可以，可是，肩膀疼呀，死要个面子，挺住。结果，彭顾二人勉强挪几步，便被社员们拦住了。

  第一个来回，就使我等陷于不知所措的境地。我一面揉搓着肩痛的部位，一面跟老范商量。这时杨队长过来止住我的手：＂不好搓的!弄不好肩胛上会留下一个硬的块。＂她接着似乎是下命令，叫我们一律不许碰肩膀，然后每两个男同志抬三十块，女同志帮我们把砖块装上竹夹。大家也顾不上面子了，两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开始抬着人家两位女将一半分量的砖。

  半天下来，活干得不多，肚子倒是饿得不行。海金嫂子把我的饭碗装得特满。过去不感兴趣的红烧肉，在我眼中竟然变得可爱了。嫂嫂照例夹来的那一块，立刻被消灭不说，嘴巴里，仍然垂涎欲滴，盯着这油光红亮的一碗，简直是必欲灭之而后快。

  食欲简直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但毕竟是下放干部，无论如何总得顾全点面子，只能在＂里子＂上动脑筋。

  嫂嫂起身添饭，从饭桌到灶台来回有段间隔时间。机会，机会!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夹起一块肉，塞进嘴猛嚼快咽，居然动静不露。

  不料，我的行动启示了嫂嫂的大儿子，六七岁的国兴。这个每天干看着肉，却无权接触的小顽童，必是早已按捺不住。他稍加犹豫，也将筷子向肉碗伸去。可惜缺少我这种运动员速度，没等筷子沾到碗边，就被他妈一巴掌反击回去。国兴一楞，先看看妈，接着便傻盯上我了。这小子，不是明明把我给揭发出来了吗!当然，下放干部嘛，豁免权总是有点。嫂嫂显然原谅了我。至于，她母子晚上自己怎么说悄悄话，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抬砖洋相出完，小组长海金嫂嫂决定让我先干点轻活。第二天，她叫我扛一把锄头随她走到一块田边，说是要脱花。我不懂脱花是什么意思。海金一个字一个字解释，脱，就是用锄头锄土。花，就是棉花。说罢，她指点给我看，那块田地里四行已经长出三四片真叶子的棉花苗。我看罢，明白了，决心好好干，挽回在窑厂里丢失的面子。当即问嫂嫂：＂一行地全要锄吗?＂她点点头。＂只有一把锄头呀。＂她告诉我，自己要跟其她社员去扛河泥。我乐得一个人独立作战，连说：＂好嘞，你放心去吧!＂

  过一阵子，嫂嫂大概还是不太放心，走了过来。突然听到她一声惊叫。我抬头看，只见海金两眼发呆，张开了嘴。怎么啦?她终于用手指向被我脱去的一棵棵棉花苗。我非常忠实地执行＂脱（去棉）花＂的任务，只保留旁边的杂草仍然骄傲挺立着。

  想不到在乡下的日子这么不顺心，因此，人站在大田，心难免就往市区想了。那时，乡下没什么高层房子挡眼，举目一望，便能看到杨树浦发电厂的烟囱。这就是心中的上海标志了。我天天算计着星期六，盼望早一点到来，赶快跑到汉弥登大厦去自由一天。好不容易捱到周六下午四点，大伙不用招呼，一溜烟背着小书包就往汽车站跑。到大楼宿舍第一件事，洗澡，接着到杏花楼饭店吃广东味盖浇饭。然后，去我们这条马路的众多书店看书。按理，应该先去苏大姐家的，可是，碍于在乡下净出洋相有损自尊，想等随后有点面子再去。

  没等我挽回所谓面子，那个休息日却从报纸上看到 特大新闻：毛主席题词＂人民公社好＂。

  从前只听说过巴黎公社，现在一看文章知道，说的是中国农村要发生大变革啦。这么巧，正好我们赶上。

  那年月，大事件掀起来，速度简直惊人。一转眼，农村消息传开，行动也跟着来。刚刚知道河南省建起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没几天，上海所有农村都成立起各种名称的人民公社。我们这里本来叫高东乡楼下村高级农业合作社，一下子改成东风人民公社第八大队。一打听，不得了，整个高东乡只不过是东风公社的七分之一，楼下社又只是原高东乡的十分之一，而整个浦东县只能填上三个公社就满了。另外两个人民公社的名字叫红旗和五一。迅猛的更换使得原来的乡长社长都来不及弄清楚自己该怎么办事。我们这些下放干部连奔带跑也来不及向社员们解释，眼前发生的魔术般变来的局面。

  不几天功夫，全高东，乃至全上海郊区大地上都装上广播喇叭。我第一次站在大田里听到东风人民公社教育卫生部部长发出通知：＂社员同志们，请注意，我是东风人民公社教育卫生部部长刘长锁。现在有一个x光检查的通知......＂怎么，连一个公社也有部长，怪不得毛主席说＂一大二公＂呢。当时，我对这个新事物，很有好感，认为它肯定是革命的产物，也许这就是向共产主义前进，兴奋得我们下放干部议论不止。

  接下来，＂新事物＂接二连三，接四连五：

  一则：为了省去一家一户浪费时间做饭，同时为了克服私有观念，提倡吃大锅饭。刚说提倡，马上实行。一阵风，各生产队全办起大食堂。突击式由队长指定几人组成炊事班，先把集体仓库里的储备粮拿出来吃。然后再动员各家交来粮食，匆匆记个赈。于是，敲钟，大呼笼出工，敲钟，大呼笼吃饭。我们这些外来的搭伙在各家的干部，也就此进了所谓食堂。

  二则：上面传来，据说为了改造传统耕作习惯，要把土地深挖一遍，规格是向下一公尺。不料，农民们不肯。为此，要求下放干部身体力行，带头执行。害得我们晚上不睡觉，紧急开会，争论不休，因为大家听过老妈妈，大嫂嫂的议论，也觉得不妥。

  吵到最后，暂定由党团员先干起来，附帯着老裴老顾两个右派。同时，我们还表示决心，每天每人完成一米宽，一米深和八米长的地块，其余同志则将土运到一边。事后知道，这八米长一米深又一米宽的泥土，用上百斤的担子至少得挑四十担!

  三则：又是从上面传来，湖北省棉花亩产上千斤，天津市水稻长得密密麻麻，一个外国记者跳上稻田都能撑得起，等，等，等，等。到处喊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少産。＂我们不能落后呀，要种试验田!

  被上面两阵大风吹得无可奈何，农民后来知道再说也没用，只好私下里嘀嘀咕咕。于是下放干部便拉着大队长小队长搞起了试验田，也不管什么时令不时令。

  正巧，大队书记刘文珠家在我们队。我们的领队老周和老赵就地拖住她划一亩地种棉花试验田。插上木牌：＂第八大队棉花试验田指标：亩产千斤＂。

  刚落实这一块，原高东乡七八九三个大队，第二天开起大会，号称＂大跃进誓师大会＂。大锣大鼓一敲，群情激奋，听说，别队山芋试验田保证亩产十万斤。老周坐不住了，跑到老范和我跟前：＂不行，咱们不能装孬。你们上去表态，亩产十五万!＂老范早被锣鼓敲得稀里糊涂，根本不知所措。老周忙捶我一拳：＂你上!＂＂噢＂地一声，我真上去了。果然获得全场欢呼。

  晚上睡在床上，我算了一算，一亩地六百六十平米，十五万斤山芋，平均一平米得长出二百二十多斤  ，別说山芋，就是两个大男人也堆不下呀!我突然想起，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大别山里挖出自已种的小得可怜的那些山芋，觉得浑身都被自己这个牛皮吹散了架。

  四则：农民得工资。为了展示人民公社优越性，上面决定，各队要给社员每月发放工资。规定，男社员二元，女社员一元五角，然后年终再总结赈。消息传开，又是群情激奋。别小看一两块钱，自从盘古立天地，何曾有农民拿工资的好亊!

可是，下乡之后才知道，这消息对于干部却成了难题。钱从哪

儿筹呢?不到收成没钱。老赵灵机一动，赶回市区，向有关厂家借几台抽水机。带一帮干部，农民跑到河里捉鱼。果然生财有道。第一个月过关。

五则：大兵团作战。本来在家门口深挖土地倒也罢了，想不到，广播喇叭一响，为了显示大公社的威力，东风公社号令各大队集中上万人，赶赴马路桥大队一带，深挖那里一大片公社示范田。据说，不但要深翻，还要烧土为肥，再负责播种，一条龙包到底。又听说，市区著名越剧名角王文娟，傅全香等大牌都将前来慰问演出。虽知深翻之累，但身处当年的氛围，我们全体居然还是浩浩荡荡开拔了。

以上，我列举五项大举动，只不过是些粗线条。真要说得详细些，里面的故事多多。

  先说办大食堂的故事。一开头就不太平。早饭吃粥。社员先來后到拿着大小锅碗排队领取。炊亊员按人口一勺勺盛。马上出了问题：为什么张家的多，李家的少?为什么他的粥厚，我的粥薄?由此牵扯到亲戚朋友关系，说不清楚。炊事员不好做，气得甩盆子。

  中饭更麻烦。菜多菜少说不清，菜咸菜淡没标准。更难的是，大锅饭过不了多久，集体粮吃得差不多了，叫各家交粮，谁肯全交呢?于是又一番吵吵嚷嚷。

 不知谁得到情报，说是西北边原来的凌桥乡粮食多，既然同属东风公社，一家人嘛，是不是可以写张条子，到那里领点?于是，我们真写了，而且真派出几个人，拉几部车跑去碰运气。结果人家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自然没有好话。

 更荒唐的是，上面又来一个措施，叫我们动员社员拆灶头

剷家中客堂间（在北方叫堂屋）的地皮作为肥料。不用说我们，就连老掉牙的农民也未曾听说过，这种收集肥料的高招。

 没等我开口，海金嫂子已经不知朝着谁骂骂咧咧了。这是来乡下第一次听到她发火。谢天谢地，总算不是冲我来的，乐得识相点听罢。＂哪个神经病翻出的花头，灶头拆掉还象家吗!弄个短命的大食堂，吃得不死不活，国兴爷回转来，吃也没吃处。＂明白了，她把一肚子怨气全发了出来。后半句说的是她丈夫。国兴的爸爸在市区蔬菜公司工作，每周回家。过去回来，带点荤菜改善改善伙食。现在可好，食堂吃来吃去能有什么!

  嫂嫂这顿牢骚，整个把我的嘴封住。可是任务在肩，，只好花言巧语，让海金同意，在她家的客堂间泥地上铲一层土下来，算作肥料交差。

  您想想看，单是办大食堂一件亊，我就眼见这么几次麻烦。后来，还难弄呢。时间长了，炊事员这苦差谁还肯干!大伙儿吵吵闹闹解决不了，最后，有人提出，下放干部大公无私，还是请他们干好。这些乡亲哪里明白，下放干部再公平也没本事担起这负担子哟。

  推来推去，最后落到我头上。命中注定，下场好不了的。

  古人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无米，又无菜钱之炊自然更难。为了出奇制胜，我突发奇想，跑到大田里，从油菜秧苗地里拔很多小菜秧，洗干净加点盐，用力揉搓。第二天早晨用来当早饭的咸菜。这种做法是从嫂嫂们腌菜受到启发。不用花钱买，豈不是聪明人的作为?

  不料，我最后吃粥兼尝到自己的杰作，才发现味道其苦无比!原来，人家做咸菜用的是叫鸡毛菜的小白菜，我错把叫胜利油菜的秧苗顶赈，苦得很。这才想到，众多社员吃上我提供的免费小菜后的表情，定然不堪。

  不料，到开中饭时，竟然无一人给我难堪。毕竟是海金嫂嫂交情深，她背着人告诉我，因为大家听说是我拆的烂污，才不响的。换上别人，口水也会吐上來。我的妈呀!

  生产队大锅饭的命运，果然被嫂嫂说中，短命。我成为末任＂总统＂。不但由于社员反映太大，更因为上面又下一道命令。

  要进一歩扩大深翻田面积。而且是离开自己队，跑到別的乡搞我前面提到的＂大兵团＂作战。人全跑了，食堂自然停掉，不过，到新地方，黄浦江边高南乡，仍吃食堂，而且更大。这是东风公社主办的，成千上万人，食堂不知开多少家。老实说，反正大公社管，用不着我们伤脑筋倒也罢了。

  到底是大㘯面，几乎所有房屋牆壁上，都用斗大的字刷着大标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少产＂，＂敞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闹生产＂。记得当时，最鼓午士气的，便是后一条标语了。具体点说，最受鼓午的是各人的肚皮。为了适应＂形势＂，我特为买来一只象小脸盆似的饭碗，最多一顿吃了一斤二两米的饭。

  吃饭如此，干活也真的不含糊。我们在楼下村定的党团员指标已经成为大兵团的定额。每八小时深挖八立方米地段，此外，工余还要加班，搬来稻草把翻出的松土再烧黑，据说能代替化肥。这么反复折腾，不是闹着玩的，手掌老茧磨出又抹掉。中午排队领饭吃，有时站着站着便会睡倒。

  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苦干的成果是什么?地挖三尺，被老农说中，生土熟土混在一起，肥效大减，不知多少年才能恢复原状。再一点，播种时，一亩地里撒进上百斤麦种，据说为的是高产几千斤。可是，麦苗出来相互挤得透不出气，只得大部份拔掉，弄得大地到处斑秃，结果产量反比平时更低。

  更令人啼笑皆非，大兵团流动，回头來，每月的农民所谓的两元和一元五工资，仍要由本队发放。壮劳力全调出，本队农活全由老弱顶着干，本來靠老趙借的抽水机尚能筹点钱，如此一弄，连这点财路也不能保证。真是乱了套!

  最后说说，跟我关系最密切的大搞试验田的事。

  大会吹牛，山芋亩产十五万斤，当天晚上我已经算出来，肯定泡汤。但是，做还是要尽量做的。刘书记也真帮我量出一亩好地块。按常规，山芋地每条形状应该成上窄下宽形，我为了多揷几倍苖，把土地叠成两面＂三层楼＂形状。自鸣得意，來个创新。但过不了多久，地垅便一点点瘫为看不清楼梯的面包形土堆，而山芋苖也挤成五行一组，又像高南乡播种百斤一亩的麦苗了。

  我从大兵团回來后，只得拉來自己组的同事和社员们帮忙拨呀拔，弄得画虎不成反类犬。第一炮就哑火!

  我们下放干部领队老周，觉得自己也有些对不住我，征得刘书记同意，一方面叫我专门陪着这块试验田，再方面，分配化肥，享受他们和刘书记合种棉花试验田同等待遇。喝，几乎把全队的化肥都让给这两块了!

  领导们的棉花化肥十足，长得象一棵棵小树。我也曾多次去观摩，举起二米二十高手臂，人家从外面都看不见我这个人。一开始真羡慕他们这片试验田壮观。

  我这边呢，形势也令自己高兴，满地爬的全是山芋秧藤。海金嫂嫂常常催我替山芋翻藤，减藤，我舍不得。她急了，自己动手，要把我田里的藤除去大半，我反而怪她，坚决阻止。

  有一天，领导的棉花地长得象桃子那么大的棉桃，在一场大雨下，打得满地都是。怎么这样不禁打呀!后来，经人指点，说是茎叶太密，不能通风透光所至。他们便发动群众剪支打叶，甚至搬两台大风扇替棉花吹风，还把电灯线拉进去照明。后来找一个附近下放单位的右派化学家鉴定，人家说，可能由于氮肥用得太多，肥力全长到枝叶上啦。來不及了!漂亮的大棉桃，最后只开放出不满五十斤白棉。离亩产千斤，差多少!

   我的山芋地呢，命也好不了多少。尽管我几乎天天盯着，可是，晚上觉总不能不睡吧。谁想到，有一天早上，发现几穴山芋秧被贼偷拔出来，当然还包括下面的山芋。

 这一发现急得我哭出来了!但，奇怪的是，山芋没损失啥。为什么?根本没长成山芋，全象几根小手指。怎么啦?上海市场上，人家山芋已经上市。我为了夺超高产，还特为晚些收成呢!.    

  最后，学者和老农民给我的诊断也一  样：只加氮肥，只长枝叶。总算还好，大会上大家都是信口开河，谁也不会追究谁。

  写到这 第二十三事，那年，我已年满二十四岁，也算长大成人了。

  回首这段往事，真是干了一阵最蠢的所谓农业生产。对不起广阔天地的乡亲们。后面的日子还长着呢，故事尚多，容有空再写吧。（上集完）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一日初稿    赠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