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篇：风云突变 生活在那段岁月，想到的是 理想主义，是国家 奋发，看到的是革命同志纯 洁行动。年纪轻轻总觉得不该落人之后。参加那次团组织会以后，我想，没别的，工作中好好干吧。组里开展社会主义 劳动竞赛，每个月公布个人翻译作 品数量和质量，万字 错误不过三个为及格。我仗着反应敏捷，更重要的是有先行同志整理的资料，每天译稿常超五千字，错误极少。老老少少都对我赞赏有加。 说来凑巧，消息传来，说部里苏联专家来了。詹组长按例到局长办公室接待。午休时，我从餐厅出来。迎面而来的领导人和苏联专家被我碰上。不料，一位专家是熟人，他是在大连上过课的安纳托里 彼得洛维奇!年轻，不懂深浅，我猛然大叫一声：＂安纳托里 彼得洛维奇!＂被叫的人肯定茫然，他不可能记得当初坐着听课的一大片学生。而我不依不饶又加一句：＂我，大连的学生。＂工程师明白了。不管认识不认识，马上伸出大手，连握带抱真好像见了老朋友。这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出一次风头。当时，大批靠广播电台学习俄语的知识分子，毕竟 少有跟苏联人讲话的机会，而对能熟练跟苏联人会话的尤其羡慕，那很自然。 这一年，我的工资又因一减一增，最终连升三级的戏剧性变动，也构成我认为此年既热闹又新鲜的理由。 我刚从大连回局时，劳动工资科，当初负责替我往大连寄钱的那位告诉说：＂你现在是大专毕业，按规定，应发每月四十二元。＂我听罢一愣，几年来，脱产读书仍然拿五十二块，怎么回来上班，反而降下来了?当时胆怯地问她。会计指着一本手册，对照说：＂以前五十二块，是对照你从南京来局前工资换算的，现在根据的是毕业生标准。＂ 一看见那本手册，我想起来了，五三年刚到上海时，在劳动工资科也是她接待的。我的工资意想不到地从二十六变成五十二，根据也在这手册里。本想辩驳几句，反过来一想，不工作去念书，还白拿工资且算工龄，够不好意思的了。算了，别自讨没趣。就这么扭头走了。 但是，晚上回到宿舍，心想，糟了，原以为毕业能加点工资，当初才鼓励大妹考大学的，现在怎么办。一下子少去十块钱，我如果仍保留二十二块，南京家里只有二十块钱好寄，妈妈和弟妹们这么够用呢！想来想去，真难，因为，除去吃饭，要交工会会费，另外，还认购过六十块钱分期付款的建设公债。算来算去，最后还只能是忍痛减掉家里的生活费。 苦了妈妈。为这，我难过了两个月。 一忧刚过，突来一喜。一九五六年，新中国对职工工资大改革!我们分局也进行了正式评级工作。翻译组里，大多数人是比我早来组一年多的上海俄专毕业生。他们来时，拿大学本科生工资四十八块五角，后来调整一次，分别加到五十六或六十五元五角，组长高一级。这次，工业部把工资同技术职称正式定了下来。大哥大姐们分别升为七十四元的五等十二级译员，相当于四级技术员，组长是八十三元五角的五等十一级译员，三级技术员。另外两位老先生分别定为二等四级，三等五级译员。他们的工资可拿到二百多块，相当于一些老工程师。 最后，轮到我了。四十二块钱，连二级助理技术员标准也不及。大家评论时，都说我干得不错，又有工厂经历，一致同意破格定级，至于破到何级，议论不一。我听到五等十四级，心里就算出来，一级助理技术员，五十六块，比四十二多十四块呀；又听到五等十三级的，哎呀，六十五块五，要多二十三块五呢，相当于五级技术员了。 您看到这儿，别见笑。我不是贪财，实在是太缺钱。不久前那次减为四十二元的打击，太伤元气。翻译组评级会的发言，使我心中的记算机开个不停。结论终于下了。我被定为五等十三级，连升三级。新工资拿到手，马上寄回南京三十五块，我也破天荒一个月用上三十块五角。谢谢同志们抬举! 岁月悠悠，一晃六十年过去。回想起来，那一段日子我真走运。 旁听过共青团支部会，又加到这么多工资，下决心要努力争取上进，除本聀工作之外，我还负责办起局工会黑板报。 刚开始，出板报很令我鼓舞。照着人民日报社论精神写，好内容不断。当时，文化艺术战线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战线上，鼓励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顿党风，要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听了这些鼓励话，谁不感动呢!所以，政治学习会上，可以说是人人踊跃发言。 谁也想不到，黑板报每星期一版出了大半年，时间到了一九五七年。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展开了! 自从一九五一年进厂以后 ，也曾见识过 ＂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以及工商界的＂五反＂运动。但＂反右＂是怎么一回事，开始并不清楚。 我因为出黑板报，先明白，这运动不涉及工农兵，只在文化教育和政府机构中进行，也就是说，在知识分子中开展。 所谓知识分子，其实在平民百姓印象中并没有非常具体的划定。一般人大致把坐办公室的算这一挡。事实证明，果然如此，我们分局开始反右了。同时，黑板报也接到领导交办的宣传稿。 万万没想到，报纸上出现一批被称作大右派的著名知识分子言论，说要和共产党＂轮流坐庄＂ ，等等。 那时的我，正当对共产党和身边的党员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怎么行，不是胡来吗!乱了这么多年的中国，没有共产党做支柱，谁有本事撑起这片江山?＂正是这么想，我 自然在黑板报上连连痛批。 这时，共青团分局委员会施行＂火线入团＂工作。不久，我意外被通知参加技术科支部大会，说是审批我的入团问题。就在这会上，我又一次被支部通过，而且这次是真的通过，局团委很快批准。火线嘛!掐指一算，六年，从南京，到大连，到上海，总算考验出了 。 火线入团以后，工作劲头之足更不用说，只不过政治学习发言方面差些，因为觉得自己水平不够，讲不出什么名堂，听听人家的吧。老天!亏好如此，要不然，我这条小命可能提早多少年就会报销! 本来以为，右派只在报纸上，离人很远，不料，风头一转，跑到了小组 。 老彭入团比我早不了多少，干什么事自然也积极着呢。这次帮党整风，他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差不多每次小组会都有所贡献。妻子从山东老家迁居上海后，说些农村生产情况，他也在会上介绍一番。有一次，提起农民合作化，他说：＂土改后，贫下中农分到土地干得可欢了。变工互助也还不错，可是，升到高级合作社，吃大锅饭了，大忽笼干活，评工分，就不起劲了。顺口溜说：＂你慢我也慢，反正大锅饭；你走我也走，工分三六九＂形容干多干少差不多。 当时，人们听罢并未细想，最多当作多一个见闻而已。谁知，反右运动深入下去，不得了，组长从上面开会回来，脸上透出难色，开始把彭兄那次多嘴的话分析成＂不应该反对党的农村政策＂，并且引导大家着重批判。突然的转弯，一时间使众人都怔住，会场一片沉寂。看得出来，组长自己也言不由衷...... 老彭意想不到会这样，本能使他竭力辩解根本不想反对政策，而是反映情况。说到动情处，连连取下眼镜擦泪。当时，我坐在位子上心慌意乱，不知道如何是好。凭良心说，绝对不相信他要反对党的政策。做着好好的工作，又好不容易加入了共青团,怎么可能呢! 我的黑板报工作变得难了。几乎每个科都有类似老彭的材料必须刊登，受此兄遭遇的影响，心里都担心着作孽，可又不能不照抄。突然，一天，我们动力科来了一篇：＂看顾某某的反党狂言!＂我的腿几乎软下来!动力科只一个姓顾的，顾金华，那位曾热心辅导我物理课，帮我大连读书的工程师,也是分局刚刚组建，大家学习共产主义时帮我们指点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家!他怎么啦?!看罢科里稿件才大体得知顾工程师＂毛里的病＂。 他以为多懂些关于封建社会的事，学习会上多说几句。联系到中国有两千多年帝王体制影响力，建议党的领导大力发扬党内外民主，鼓励群众主人翁精神，等等。往好处想，此话原本符合当时主题，号召帮党整风，不就是发扬民主吗。想不到，后来形势突变，可以分析成＂暗射领袖是封建帝王＂，岂不是弥天大罪! 顾老师如此，老彭的日子也不好过。汉弥登大楼对面华东工业部操场上，自然再没有他的身影。不仅他，还有好几个呢，有时候甚至凑不满两个队。唉，各有各的麻烦。有的是被重点批判，有的是沾上个边。 我们组两个党员，情况各异 。苏大姐在学习会上 被指定担任记录，忙着写么，不用开口；小詹组长，主持一段时间会议，渐渐有些不太正常，说话开始颠三倒四的。在一次全局大会以后，他终于出了大事 !嘴里老说一句：＂怎么这么多人?怎么这么多人?＂起初，大伙还没想得太严重，再往下，不得了，真病啦!最后，局里连同家属一块儿送往医院。检查认定：反应性精神病，住了院。 晚上离院的路上，苏大姐和我的谈话早已失去以往的'趣味。她常常静默，要么一遍又一遍告诫说：＂多看报纸，照着说。＂往往再補上半句：＂特别是你!听见吗?＂ 身处那时环境，走在她的身旁，我一面 唯唯诺诺，一面迷迷茫茫。 夜里睡不着觉，真的睡不着。不是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吗?不是还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这爱党和反党之间的界线怎么如此难以捉摸? 很自然，我又想起长江边芜湖市街头在路边地上沉睡的解放军，想起南京文化舘收我们进戏剧班学习的张老师，想起电瓷厂收我进厂的军代表和人事科长，想起厂给我的住房，最后想到我们分局和大连、北京种种见闻，多好的队伍呀，多有希望的新社会啊，多有前途的中国啊，怎么会一下子掀起这样的风浪！ 这场运动在分局最后挖出＂右派＂三十一人占职工总数百分之三，正好符合毛主席估计。另外还有一批不戴帽子的右派边缘分子，经批评帮助留在人民队伍里。至于那三十一人当然是要＂戴帽子＂的，而且分了等级。顾金华是唯一的极右派，工资降到最低级。老彭尚好，降了一级，但，刚加入共青团，便被除名，另換一个新称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值得他们庆幸的是，决定，他们属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好歹总算没离开人民。糊里糊塗的。 记得当日晚上回家时，苏大姐在沉默许久以后，似乎下了最大决心，告诉了我绝对不允许讲出去的一段话：＂小吴，千万千万不能再告诉别人，知道吗!＂我被她那紧张的神情吓呆了。＂上级特派来一位党委书记抓运动。我们朱局长被批判反右不力，做检查，刚刚过关。要不是他在皖南事变被俘后，参加组织赤峰暴动有功，老革命，这一次也危险。想想看，我们这些小罗卜头，算什么!＂最后她又说：＂我吓死了。蛮好的五年计划，怎么面孔一板，就反起右派来?不懂。＂ 写到这里，我感觉，原本在写的顺风顺水向下流淌的小书遇到难处了。 因为反右运动后的十九年间，又发生过人民公社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本𡘊发图强，㨗报频传的五年计划建设形势，突然渗进来混乱，浮夸，甚至十年的大动乱，国力民力大伤元气。我这个周吴两姓小家族，也不能避免地发生了许多不幸的故事。要不要写?应该抱什么态度写? 我只是大地上的一根草。一个小家族，充其量也只是一丛草而已。再说，我能认识几个字?见过多少世面?又能懂得几点道理?当然，绝不能，也不应该对影响整个大民族命运的那段历史妄下什么断语。 而我人虽渺小，但小而爱国；家虽渺小，但小而爱国。 常言道，历史是一面镜子。我和家人既从历史走來，应该记下这一段路的脚印。用一面小小的镜子，反映历史中小小的一片。所以我决定接着写。当然，要因爱国而写，理性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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