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的运河显得特别长。

   河边的冰棱薄薄地透出寒意。两岸的树枝中，散落着一些破旧的黑糊糊的房舍。
   田野里没有人。
   从运河上方传来的苍老的汽笛声，不绝如缕……
   我们这辆沿运河开的大卡车，满载着十几顿胶板纸，正是年初，我押车从镇江赶到高邮去赶印一批新年书。
   我沿途都在打盹。
   
   搁在我膝盖上的是我大哥给我的以及她给他的信。
   我大哥这个人，好滥施同情心，害得我已跟着做过几件尴尬事。
   这二个夜晚我老是失眠。
   那个卡车司机从怀里掏出一只盐水瓶，他用牙咬开瓶塞，一股呛人的高粱酒味立即把我刺醒，他仰脖子又吞了一大口，用粗糙的大手抹着胡子上酒滴。
   “你想死啦？你又喝，车翻了怎么办？”
   他斜了我一眼：
   “翻了好哇！老婆孩子不用我养了呀！”
   “那你喝啊，喝光了它呀！”
   
   运河上有一组木船与我们并行，摞满补钉的帆正在徐徐下落。
   几缕炊烟冉冉升上无边的天空。
   
   我大哥向我推荐的这个人，早年是清华的高才生，后来又去哈佛留过学，是个化学家。他刚从西北劳改营回来，在一个几乎与他不相干的小学的门房栖身……
   我有些惊讶，运河边出现了两个农夫，那长长的结绳勒着一老一小的肩胛，他们弯腰吃力地蹬着河岸的土地，从薄薄的雾霭中，隐隐约约传来他们吆喝着的号子声。
   那个浑蛋酒鬼差点把车开进运河里，我伸脚踩住了刹车。车停在河湾的一个洼地里。
   这儿零零落落地坚着一引起苇杆。苇杆上那一团一团的芦花，颤悠悠地宛如回归的游魂。早年，这儿葬身许多修筑大运河的河工。
   老酒鬼肆无忌惮地打着呼噜。
   一路上我就这么趁着他打呼噜的空挡，阅读着那些信件。
   我大哥为了打动我，不惜滥情地在信上唱了一首藏族的民歌：
   喜马拉雅山啊，再高也有顶啊！
   雅鲁藏布江啊，再长也有源啊……
   那会儿残阳如血，
   运河很单调。
   
   在我小时候，我大哥是我心目中的偶像，过去我多么相信他对我说的每一个字。
   我大哥是属于五十年代天真无邪，热情奔放的那一代青年。
   五十年代，到处都是童话。
   记得小时候，中国银行要发行硬币，报纸上刊登了这一消息，他兴奋地举着报纸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得。他说这是新中国的银币，我天天盼着那银币，我把它当成天上星星那样美好，我问他，那银币可不可以别在胸前？他说当然可以啦！
   我大哥那时是社会主义积极份子，胸前戴着大红花，到处做报告，我就是他的最光荣的跟屁虫。
   他讨的老婆，都具有那个时候的鲜明特徽，她是个合作社的劳动模范。他说这叫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他天天晚上在灯下教他老婆识字，把我那嫂子教得眼泪汪汪。但他第二天也在曝晒的的日头下跟我嫂子学耕田，耕得一身汗。那时我对嫂子充满敬意，有时我趁人多挤的时候偷偷用指甲掐她，然后装着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样子。
   因为从那以后，跟着我大哥到处做报告的不是我而是我嫂子了。
   我想在五十年代，一定是像我大哥这样的到处作报告的人太多了。否则，高修士为什么会离开哈佛大学和他的美人儿回国？
   你要是看看现在的高修士和现在的我的大哥，这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时一定有人在汤里下过药。
   我大哥还是那么热情洋溢，他在信上一再不厌其烦地介绍高修士，介绍高修士的太太，同时他也不失时机地表白他的心怀：
   “你能不为之心动吗？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他老是在信上重复这几句话：“……无怨无悔，无论祖国曾经怎样错待过我们，这就是我们国家希望之所在！”
   ……这些离开他到处作报告的那些日子相去卅年了。
   而我也不再是他的跟屁虫了。
   
   这卅年间，我经历了一场革命还有失学、下放、家变……人生很古怪地把我从十来岁的小孩子一下子拽到“四十而不惑”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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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卡车司机在车后面大声地叫我，他睡足了，显得精力无处发泄的样子。我被他“咋哇”地一声吓了一跳。我手里捏着那几页信纸匆匆地下了车。他是叫我递给他一把扳子。我返回驾驶室拿了扳子递给他。
   在很远的地方，那堆荒火的火势有些减弱了。那个老人领着那个瘦弱的女孩仍然沿着榆树林子朝着那堆荒火走。
   那女孩手上的芦花变成一团小云，晕晕地飘来飘去。
   他们走了好久了，他们还是没有到达那堆荒火前。
   我很好奇。这时，从运河的左岸突然传来榆树林子的飒飒声。然后，河岸上的泥土被风卷起，河面也摇晃了起来。
   我手上那几页信纸就在一瞬间被这股突然的风卷走了。
   我跟着它跑了几步，它们在我的右上方散开来，然后翻了几翻，就刮跑了。
   它们朝那连绵不断蜿蜒曲折的运河的源头飞去。
   
   就在这一刻我决定去拜访高修士 。
   
   我和卡车司机商量，连哄带骗，并且还以要到公司那儿告发他酗酒为要挟，使得他同意由他一人押车到目的地。剩下的公务亦由他替我代办。
   
   我改道乘小火轮去吴江县。
   在吴江县邮局给我的好朋友高生拨长途电话出奇的顺利，线路畅通又清晰。我告诉他，我想趁这次出差，彎一个道士去拜访一个人，我大哥求我无论如何帮一帮这个人——就是那位高修士。
   高生连考虑都没有考虑，就很坚决地告诉我此事没问题，他们老家的乡亲正准备办一个化肥厂，刚好缺一个技术顾问，只是高生倒反而担心庙小菩萨大，他一再嘱咐我，请他——高修士好好考虑考虑，他的老家条件不太好。
   
   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沿着光滑的石板路，穿过弯弯的石板桥……
   原来我曾想在这个小县滞留几天，寻访一些老人，打听关于那位美女的一些往事（因为我大哥对美女赞美不尽，）却不知为什么，竟然一点兴趣也没有了。
   
   ……我是隔着雨幕看见高修士的，他那时抱着一只猫坐在一个黑洞洞的破房子门口，我三言二语地作了自我介绍，三言二语地介绍了高生他们老家的情况……
   然后我就很疲乏，疲乏极了。回到招待所我便倒头睡下了。
   我给他留了地址、电话号码，决定第二天一大早就离开这儿。
   
   半夜时分，我突然被风拍打窗子的声音惊醒，门上响起微小的敲门声，我看了看表，夜里四点，我打开门，是他！我惊奇极了。他全副武装地出现在门口，他的头上带一顶棉帽子，脖子上围了一条咖啡色底间白条子的围巾，那围巾在脖子上緾了二道之后打了个死结。身上穿了一件很陈旧的中山装。一双这年头早已不时兴的藤条包斜依在他的腿边，他这一身装束只有五十年代才有。他的眉毛上 ，两肩上，都挂着雨点，那副陈旧的黄边眼镜上也点点滴滴地闪着雨滴。
   “你……”
   他喘着气。
   他有点佝偻，双手茫然垂着，忧郁的目光有点躲躲闪闪。
   我注视他，对于这个一筹莫展的人，我好比是一颗来自天边的救星，可我一点也没有当到施主的快感。
   无论他的抬头、转身、说话，所有的动作都慢了半拍。我小心翼翼地提醒他：
   “现在是半夜，才四点。”
   “我特地赶来的，我怕你走了。”
   “你的意思……”
   “我这就跟你走吧。”
   我感到措手不及，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小学校该放寒假了，那只猫也不见了，空空荡荡的，我，怪冷的。”
   他见我迟迟疑便也迟疑道：“这雨下得闷人。”
   
   我将他请进屋，他规规矩矩地并拢双腿坐在床沿上，也不取下帽子，也不取下围巾。只是用手抹了抹眉头额角的雨滴，在他举掌之间，悠忽地闪过一种优雅恍如他那身过时的装束来，令人想起五十年代的那些旧梦。像他这样的有过被专政的经历的知识分子，我见过不少，不过他这张脸多少引起了我的感慨，像是在搓衣板上搓过多少遍的细羊皮，无论岁月在上面留下多少击打过的痕迹，你仍然可以看出那是张好皮子。如果没有祖上几代吃过人参燕窝的好底子，断然不会如此。
   而后，他又说：
   “关于化肥厂的事，我有很多想法。”
   “那好哇！”
   “说起化学，话就长了。”
   “听说早年您去哈佛留过学？”
   他摇摇头，做出一副“别提了”那种手势。
   
   在运河边，在那荒凉陡峭的河岸上，特别是在冬天，望着河面的遥远的彼岸，会令人产生一种凝重的感觉，在那空旷荒漠的景色中，似乎有一种勾人烦恼并使人肝胆欲断的东西。
   当阳光照射在那一眼望不到头的河流上，往往会使人的心底弥漫出浩瀚的惆怅来。你简直想要向那边绵不断的、蜿蜒曲折的河的源头飞去。
   老酒鬼的呼噜声，只有格外令我感到四周的寂静和我的孤独。
   那些零零落落地坚着的苇杆，苇杆上那一团一团的芦花，一再地提醒我，它们颤悠悠地宛如回归的游魂，好像那些当年葬身在这儿的河工们，悄悄地来了……来旧地重游。
   天还没亮，吴江县长途汽车站已是黑压压地坐了一片人，售票口前有三条长长的队伍。我在那一片人周围转了两圈，在靠西边墙下有一个空档，我朝那儿指了指，示意他在那儿等我，我挤到前面去买票。
   
   他不舍得坐在藤条包上，不知道从那儿找来一张旧报纸铺在地上。他歪着身子坐下了，那只藤条包被环抱在他的腿裆间，他的身边挤着一个江北老太婆，那老太婆穿着一身黑袄黑大裤，胸襟前，肩胛上、膝头上，到处是灰灰白白的污迹，她的怀里搂着一个脏兮兮的小孩，很惬意地哼着一支在江北很流行的黄色歌谣，他背着她坐下后，那老太婆拢了拢一头乱发，讨好似的对他叫了两声：
   “同志，我说这个同志唉——”
   他装着没有听见。
   那老太婆弯过身子，不依不饶：
   “同志，这下几点了？”
   他坐在那儿木然不动，在老太婆面前显得挺有身份似的。
   “同志，这下几点了？”
   他看看老太婆，指了指售票厅的前方墙上挂着的钟。
   那老太婆用肩杠了他一下，挑釁地说：
   “俺偏要问你！”
   她杠他第二下的时候，把他杠得靠到身边一个年青壮实的姑娘身上，那姑娘不满地也用肩膀杠他，杠得他的脸上的眼镜撞到老太婆的下巴上。老太婆恼怒地用更大的劲儿把他朝那姑娘身上杠。二个女人隔着他互相骂了起来：
   “看你骚得难过了！”
   “咋不敢挤我？尽欺负教书匠！”
   “卖×！”
   “老XX！撩他XX！”
   他被挤在中间，那灰旧的中山装，那架深黄的眼镜挤在一片黑袄子中间，显得突出地滑稽。
   他想起身，却被二个女人杠住动弹不得。
   我买票回来，看到这情形，于是像个母老虎似的大吼道：“你们想干什么？”
   “X你妈！”
   “你骂谁？！”
   “我骂天反正没骂你！”
   他像溺在深水坑里那样朝我伸出手。我伸出手，抓住他，他的手冰凉。
   他右手提着那藤条箱，左手拿着那张旧报纸，我甩脱了他的手。
   “你饿不饿？”
   我买了两碗云吞。他将那张旧报纸垫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用两腿夹着那只藤条箱。几乎在瞬眼间便把他那碗吃光了，我将端在手里还未吃的那碗递给他：

   
    “够不够？”
   “随你便。”
   说话间，他已把第二碗云吞吃完。我将第三碗云吞递给他时，问他：
   “你冷不冷呵？”
   “哦，不。”
   “路上挺麻烦，你不会介意吧？比如转车，还要坐船。”
   “有奔头了，总好。”
   他盯着云吞的空碗，头也不抬地回道。
   “你吃饱了吗？”
   我也盯住他的空碗。
   “随你便。”
   他的头上开始冒热气，他把棉帽稍稍往后退了退，起身将那张旧报纸卷成一团，塞进藤条箱，我看那旧报纸已变得又脏又湿，于是对他说：“把它扔了吧！”
   他不吭声。
   一片吵嚷声传来，刚才那穿黑大袄的老太婆和那也是穿黑大袄的姑娘，竟然一路从候车室打杀了出来。
   我嘀咕道：“疯婆子！”
   他下意识地贴近了我，站在我的身后，我的手无意中碰到了他的手。刹那间，我感到挺窝囊。
   那么我们就这样上车吧！
   我见他提着那只藤条箱吃力的样子。于是，伸手想接过来，但他只让给我一个提手。
   
   在雨中，在那小县城既单调，又陌生的路上，我与他一个人抓一个提手，隔着一只藤条箱，走着。
   该如何称呼他，叫他伯父？高老师？高工？似乎都不对劲儿，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绵绵的小雨，落在他的棉帽上，肩胛上，落在他的眼镜上。我再一次思忖着他那一身五十年代的装束，于是想着路过省城时，和高生合计合计，替他装备一套新潮一些的服装，换一下装束。
   我们一路上，竟然一句话都没有。
   那雨中的小路呵，
   是那样的长，
   那落在小路的小雨呵，
   是那样的辛酸。
   
   “……这样的大家闺秀，在我们如今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算是绝迹了。国产片子上的那些扮演三四十年代高贵淑女的女明星们，统统是东施效颦……”我大哥在信上这样写道：“……早年，她是燕京大学的有名的校花，和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还做过好朋友呢，你想想，高修士当年是清华的高才生，又出身于北平有名的世家，郎才女貌，天造地设，他们俩的感情，当年轰动京华呵！”
   ……那张照片虽说年代久远而发黄，惟其如此，更衬托出她那宛如出水芙蓉之不变之美，一条银狐领，宛尔地绕过她的脖子，她调皮地偏着的那张脸儿，是那么聪慧、娇憨，她踮起一双脚，犹如小鹿的蹄子，身后是北京那座有名的高家公馆。
   自然啰，说起来，这不过是一个张恨水的通俗小说中的通俗的故事。
   但是，你想想，一个倾国倾城的美女，在苏南一个小县城，坚如盘石地为她的心上人守贞守节几十年，你能不动心吗？
   我之所以想去拜访他帮助他，真正的动力还是来自于这位默默地在运河边香消玉陨的美女。
   
   著名的茅山，绵延在溧阳县境内。
   在茅山的山顶上，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庙宇，远远看上去，好像山顶盛开了一朵硕大无朋的莲花。有一条青石板铺成的石阶小路，九曲回肠，盘山而下，庙宇的中心有个半圆形的佛塔，像二个大碗倒扣迭摞在一起，就像释迦牟尼在“大般涅盘经”中描述的那样。庙宇被四面黄墙环绕，围墙有四个精致的门。走进一座门后向左拐，再踏上一条顺时针方向的环佛塔的圆道，佛像就在四个方位基点处耸立。当走完一圈之后，就进入方向一样的更高的第二圈。
   站在庙宇前展望，平原远景和凡间的一切都格外衬托出了圣地的孤寂宁静。
   每到除夕，来朝圣的香客多了起来。他们多半是妇女、老人，他们冒着大雪从山底的石阶往山上一层层地爬，那种时候，为了表达他们的虔诚，他们绝对是用膝盖当脚，直爬到双膝双手血淋淋。据说，在除夕的子夜钟声敲响之前若能爬到绝顶，老天爷便会在新的一年多多赐福。
   除夕之夜，那庙宇冰凌绝顶，当四野响起鞭炮声的时候，那些朝圣者已成了雪人，他们一个跟着一个，颤抖的敲着手中的一面小钟，他们奏出了永恒的“三命同汇”祷词的节奏，钟点正好敲在“佛”一词上。他们低低鞠躬，跌跌撞撞地进入庙门，当他们举着香烛扑地而拜的时候，你决不相信，那动力仅仅来自于对新的一年的企盼。他们的眼睛里有一种天长地久，超越生死的神圣之光。
   在人类的精神现象中，有一种生死契阔的执信以及由它而产生的能量，最为令人迷惑不解。
   
   茅山神功飞天遁地护身祛邪的传说，在附近的村庄里代代流传。那些赤膊的茅山师傅被这儿的老百姓奉为神明。哪条汉子要想进茅山学神功必须一二三过关，过刀、封身、烧香，然后师傅用猪肉店的屠刀朝学功者赤裸的上身的符上劃过，倘若那尖锐的刺刀劃过，而皮不变方可被师傅收为徒弟。
   不过自从新四军军部设在茅山地以来，茅山师傅及其神功也从这儿消遁了。
   
   我们刚下了长途汽车，便有三辆单车停在我们面前，那是那种乡下普遍用的加重永久牌单车。后车架上一律捆了几层厚厚的麻袋。一个小伙子用手拍着后车架子，高声问道：“去那个庄子？”
   高生大声骂着他二叔讲好派车来接，结果没来。
   我却很喜欢坐在这样的单车后面，可以一路看风景。
   
   远远地，我们看到前面花园簇锦一片，好像有鑼鼓声。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嗖”的从我们身边越过，也骑着单车，飞快地朝那一群人骑去。
   不一会儿，就听到热闹的喇叭锣鼓声，高生回过头来大声地说：“到了！到了！”
   一座砖屋前，聚集了一大群男女。他们举着一些纸糊的小旗子，一个五十来岁，矮矮壮壮的汉子，在领头呼口号。那女人的、孩子的尖尖的口号声夹在一片锣鼓、喇叭声中，就变成了唢呐的尖细绕着弯子的声音。
   我看到一堆红潮突然湧到了高修士的脸上，他显得有点慌张。
   我把高生拉到一边，小声对他讲：“关于他的过去，你不必对他们啰嗦，只说是从青海原子能基地退休回来的。”
   高生抹着一头兴奋的汗，连连说道：
   “当然！当然！”
   我看着那一身破旧的装束，又提醒自己，一定要抽空替他买一身新衣服。把他一安顿好，我与高生就去小镇上去为他买衣服。一路上，我们说说笑笑地回来，见他蹲在村口。
   “你在这儿——特为了等我们？你待了多久啦？”
   他低着头，磨蹭了一会说道：
   “咳，自你们走后，我一直待在这儿，也没觉着天就黑下来了。”
   显然他待在这儿足足有四个钟头，他的身子几乎快冻僵了。他趔趄着，走在我和高生的前面，走得歪歪扭扭。
   高生放低了嗓门，热呼呼地对他讲：
   “高教授，我们替你买了一套新衣服，很不错的‘走’，我们马上把旧衣服换下来。”
   他莫明其妙地讲了一句话：
   “你们这儿没有猫，唉！只有狗。”说着便笑了。
   然后，他不声不响地跟着我们朝高生他二叔家走去。
   
   我们进了高生他二叔家的西厢房，把他家的小孩赶了出去。我把门插上，高生一头大汗托着一套藏青色的中山装兴冲冲地对高修士讲：
   “高教授，你把那身旧衣服脱掉，试试这个。”他把衣服小心地摊开在床上，回身笑道：
   “明天我们去见县太爷——工业局局长！”
   高修士有点木然地看着那套崭新的中山装，在高生的催促下解着衣扣，高生急躁地帮他除去那旧裤挂，无意间，手伸到他的口袋里，他像被开水汤着了似的，缩回的手已油渍麻花地，他十分惊愕地从高修士的口袋里掏出剩下一小半的一只鳮腿！
   我见怪不怪地对高生浅浅会意地一笑。高修士硬着头皮站在那儿解衣扣，他转过身子，不看我们，但我可以感觉到，他为此懊丧极了！高生解嘲地从后窗扔出了鸡腿：“高教授到底是吃过苦的，不舍得浪费哦！”
   我拿过一把椅子叫高生坐下，我又过去倒了三杯热水。
   他穿着光秃秃的棉袄站在那儿，他不肯穿那新衣服，鸡腿的事似乎刺伤了他。高生问他为什么不穿那新衣服，他的脸上有一丝丝憎恨，他憎恨高生帮他脱衣服，而且我感到，他也对我有怨懑之意：因为我对鸡腿的事反应平淡。如果我和高生很惊奇的问：“鸡腿是怎么样回事？”那么他可以顺理成章地回答：“用来喂狗的。”我看着他那垂头丧气却又硬着头皮的样子感到很纳闷。
   
   我将一杯水递给他。我对他讲：
   “高生是我多年的老友，不是外人。”接着我暗示他，明天去见县干部才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高生侠肠义胆地对他拍着胸脯说这儿的一切他都可以担当，从县里、公社、大队一路上都有他的亲戚。我也对他讲，这些乡下人好糊弄。高生显出很心痛的样子讲：
   “你放心！有我高生你下半辈子就有指望了！共产党亏待你这么多年，你要债还来不及呢！”
   
   虽然我们讲的话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面向帐子，头紧紧贴在帐杆上，用一只手撑在床架上，另一只手吃力地端着那杯茶。我察觉到他的内心某个地方被触动了，他好像陷入了一种很深的自怜的状态中。我感到很困惑，在酒席上那些人作弄他、嘲笑他，他倒平淡地对待了那些难堪。他在帐杆边内心挣扎的样子，在我心灵上留下了沉痛而悲惨的印象。这情绪也影响了高生，他难过地低着头讲：
   “我想我是能理解高教授的，我知道你的痛苦。”他用双手在身上的几个口袋里轮流地掏，他从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迭钱，还给高修士，很诚恳地说：
   “高教授，这是给你的，我的一点心意。”
   他像被烫着手似的，他看看钱，看看高生，又看看我，然后突然转身走出去。我和高生跟着出去。
   他伏在西厢房的笆栏上，高生不解地问：
   “高教授，你怎么啦？”
   他脸上的皱纹难看地扭成一团，他没有看我们，几乎要放声痛哭：
   “你们……”
   他用断断续续的声音开始说道，竭力向旁边看看：
   “你以为我到这儿来……是为了钱吗……可是我……唉！”他马上又转向笆墙，用双手抓住几根秸秫拼命地上下捣着。“我，我……唉！”
   一条白寥寥的山路，伸到很远的地方，突然甩了一个大弯子，那大弯子将一座陵墓环绕了起来。这座陵墓在附近很有名，因为它埋葬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高生他们老家这儿成了新四军总部的驻地。有一天驻地突然被日军包围。总部已经撤走，这儿只剩下一个师机关留守处，大部分是女兵和伤员。日军几倍于留守部队，后者伤残很重。坚持到最后，师长战死，师政委被日军活捉了。巧的是，日军的头目与师政委是北京大学时的同学，他设宴劝他的同学投降，结果被一口回绝。师政委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他深信共产主义是人类的理想王国，也深信共产党的革命一定会成功，他高呼口号被他的同学杀害。
   这是一个真实地发生在这儿过的一个故事。
   他就义以后，他的那个日军同学，替他立了墓碑并带领手下人为他送葬，为他披麻带孝。
   每到清明节，陵墓周围便放满了鲜花。
   
   下午，我和高生沿着小路来到陵墓前，它的四周围着高高的水泥墙，陵墓的铁门锈迹斑斑，上面坚着一根根尖棱棱的铁钩子，高生托着我爬过了水泥墙，我们站在那座水泥墓前，墓碑上镶嵌了一张烈士遗像。此外一片空荡荡。

   这座陵墓四周是广邈的原野。
   它孤悬在中央。
   它孤零零地显得秀突兀。我和高生在四周转了一圈，在陵墓背面的墙后面，有一片灌木叢，高修士背着我们站在灌木丛前，他面对灌木丛前方。他在我们之前来到这儿。
   
   我来到他身边的时候，暮色四起，把他勾成一个凝重的轮廓。潜伏在他身上的某种精神，神秘地在他周身流动。我要与他谈一谈，他竟停住不动，使得我什么都不想说了。
   许久，他突然转身对我说：
   “他们怎么对待我，我已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
   我十分惊讶！
   他给我讲了一个劳改营的故事:
   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有一批留过洋的专家，被送到南强和田附近，沿着喀拉喀什河北去的荒山。他们是用庚子赔款去留学学成归来的那一批。他们是举足轻重的物理家、化学家、历史学家、人口学家……
   那个除夕已是他们服役的第十个年头。他们很久没有吃肉了。有个消息在他们中间传开：年夜饭有肉吃！有一天管训员把他们集中在一起训话时，果然宣布：除夕有肉。顺便说一句，管训员大都是从部队转业的，和高生他二叔一样，穿军大衣。除夕那天，他所在分场的犯人被集中在一间空屋子里。在发放年饭前，管训人员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所有的犯人都要把衣服脱光，然后才发饭，一个人都不准例外。
   为了吃肉，男人自动归到一边，女人自动归到另一边，所有的人都脱衣服，他们真的把衣服都脱光了。然后，每一个人都领到一盒饭，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吃肉！想吃肉想疯了！肉被埋在饭下，他迫不及待地用手拨开饭去掏肉，他来不及在意那饭里掺着的老鼠屎、砂子和虫子，他掏出了肉，但他惊呆了！那肉竟是两块带着寸把长黑毛的生糟头肉。一屋子赤身裸体的男女掏出的都是长满黑毛的生糟头肉！灯被打灭了。只听见屋子里啪！啪！啪——一只只饭盒落地的声音。
   “那个除夕，所有的人都失去了体面。”
   这是我见到他直到现在，他讲的最多的一段话。他也仅仅给我讲了这一件他过去的经历。
   他朝我古怪地笑笑，便转身消失在黑暗中。
   
   第二天中午，我随高生他二叔去看他们为高修士打点好的住屋。那间住屋就在大队部的会计室的隔壁。高生他二婶花了一个上午，把那屋收拾得很舒服，床上的被子是用今年刚收下来的新棉花做棉絮，褥子也是。屋里的装修虽说不丰富，但也不缺什么。他们还专门指定二狗子伺候高修士，二狗子也乐意。
   我从大队部往回走的时候，高生正在找我。他二婶烧了一大锅热水，请高修士洗个热水澡，可是，高修士不肯洗。
   我和高生一前一后朝他二叔家走去。高生回头偷偷看了我一眼，说：
   “乐英，我说句话你不要生我的气。”
   “说呀，我保证不生气。”
   “我看高教授把你当成‘妈’唻——”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见到你，他就像个小鸡见到老母鸡似的。”
   我满面燥红，脸上有些挂不住：
   “你知道这个‘老母鸡’是哪个害我当的？”
   “是哪个？”
   “我大哥！我恨死他了，不知上他第几回当了，自己都管不好还管人家！”我想起他反复在信上写的那几句话，什么“同是天涯沦落人”啦！什么“知识份子一片拳拳报国之心”啦！
   我对高生说，你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他又说了一遍。
   我们俩一前一后开始大笑。
   四周的原野兜不住我们的笑声，无论我们的笑声有多么大，都被二月的寒风撕成一丝丝，刮跑了。
   高生他二婶见我来了，小声对我讲：
   “可怜高教授喔，不肯洗澡哩。”
   这儿的人平日不常洗澡，因为柴火不宽裕。所以洗澡这件事，被他们当成一件颇为庄重的事。锅屋灶头西边一只大锅，专门用来洗澡，几个月才烧一次水，一锅水一家三代人轮流洗，男人先洗女人后洗，直到把一大锅清水洗成一锅浑汤。再倒进恶水缸里，喂猪。
   高生他二婶破破例专门为高修士烧了一大锅。
   高修士仍然穿着那身已脱掉外衣的秃棉袄。我走过去问他：
   “你是不是不习惯在铁锅里洗澡，我想您从西北刚回来，洗个热水澡应该是件很开心的事。”
   他蹩在床边。他看到我，脸上呈现出一种十分复杂矛盾的表情，我感到他有很大的隐衷，于是上下注视着他猜想道：
   “你怎么了？”
   我从他的脖窝上的霉暗之处，似乎明白了一些，我低声对他讲：
   “难道你怕高生他二婶——见笑你？那我让她走开好了，你自己洗，随您洗多长时间。”
   我来到那口大铁锅前，试了试水温，又查看一下灶下的矮梯子。
   他仍然不出声。
   迟躇了一会，我又说：
   “您其实不必有什么顾虑，尤其对我，您比我大卅余岁，您把我当做您的女儿好了。”
   他用手揪住他的领口，极痛苦地对我说“不——”
   我们俩的目光对视了。我也很痛苦，我弄不明白，我和他的关系究竟在什么位置上。对视的目光中，只有让我难受——那层暖昧，是我在与人交往中从未体会过的。
   “您从未称呼过我。”他说。
   我讪讪道：
   “可是这——与叫您洗澡这件事，有什么瓜葛呢？”我回想起，我的确从未称呼过他。
   “我要是洗这个澡，我会使你失去体面。”
   我十分不明白，他为什么会那么在乎我？
   于是我说：
   “可你迟早要洗这个澡呵？”
   高生他二婶把二狗子叫来了。她说高教授一定要有人伺候着，要不小心从灶台上摔下来就惨了。
   我对二狗子吩咐道：“你好好小心伺候高教授。”
   二狗子忠实地直点头。
   高修士的手仍旧抓着领口，他的头低垂着，埋在胸前。他似乎在抵抗着，他犹如在山崖上一退再退，退到了极限，他此刻就是在这极限的边缘挣扎。
   
   我见过世上有种很聪明的人，但他们往往抱着一种稀奇古怪的信念，为了这种信念，他们一辈子饱经忧患，备尝艰辛，甚至付出极高的代价，但要他放弃这一信念，又几乎不可能。
   二狗子垂着手立在他的面前。
   从锅屋低矮的梁上悬挂下来一张很大的蜘蛛网，一只黑蜘蛛正试图从它自己知好的网中挣扎出来。锅屋到处是灰尘。从东边的一个小窗口漏进几缕阳光，光柱中无数灰尘像小虫子在飞动。我们就像待在一个幽暗的山洞里。
   二狗子用自己的手卷着衣角。二狗子的手上长满了冻疮，冻疮已裂了口子，他却一点不在意。他用眼角偷偷地看我，我朝他递了个眼神。二狗子把头低低埋到胸前，为难地说：
   “高教授，我二叔派我来专为伺候你的。”
   见他没有回话，二狗子显得惶惶不安，茫然不知所措，他又偷偷地看看我。他抬起他的右手背，下意识地用左手抚摸着右手背上一排血糊糊的裂口，在难堪的寂静中，二狗子困窘地用央告的口吻又在喊。二狗子一声一声地“高教授”“高教授”地喊，犹如乡下人用筷子点着碗里的清水沿着墳头喊那迷失的游魂。
   我沙哑着嗓子对他讲，你就看着二狗子的面吧。我对着二狗子点着头，返身带上锅屋的门。
   ……我偷偷地从睡得像死猪一样的卡车司机的衣袋里摸出一只劣质烟抽了起来，那烟把我的眼泪呛了出来。
   
   很久二狗子才抱了一堆衣服出来。他看见我，把头一别。二狗子的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虽然，他受到一种震动，他的神情依然沉在又惊又怕的状态之中。
   很难说他抱的那一堆破衣烂衫还算得上是衣物。那秃棉袄已经没有什么棉花，它的里子是一片死板板、黑糊糊的窟窿。里面的衬衣成了一个破布丝的拉网，而里裤则是二条碎片。那肮脏的东西散发着极难闻的味道。我让二狗子拿了火柴来，我们背着人将那堆衣物烧了。我看着二狗子似哭非哭的神情，不知说什么好。他有意别着脸不看我，我叹了一口气。突然，二狗子“哇”地哭了，他用他那经热水浸泡变得肿胀凹凸起来的手背捂住自己的眼睛，而后又很懂事地噎住了自己的哭声。他背着我，而对着墙壁说：“高教授的身上，他身上——”他转过脸来，困惑地、痛苦地看着我，这乡下孩子有生以来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难题——这难题绝对不他那简陋的头脑所能解决的。
   我从裤袋里掏出二块钱递到他的手里。我对他说：
   “无论你看到了什么，你都不要对任何人讲起，我会对你好的。”
   
   一个美女，在运河边，天老地荒地等她的心上人。她给他写信，一封封地写，把他们以往美好的日子，一遍又一遍地重新来过。然后呢，就盼望、盼望，等他回来再续上以往的日子。想来想去，并不悲惨哪，这岂不是人生最好的一种状态吗？
   忽而，我觉得我大哥这件事做得倒不是愚蠢。一封一封收她的信，收她的心。然后，把她那颗被岁月磨砺得玲珑透明的心封存起来，像一坛埋在地窖里的老酒，年代越是久远，越是醇香浓郁，他再不断地放给她一只一只空气球，那些气球五颜六色，纷呈斑斓……把她带向远方。
   只有像我大哥这种本性天真的人，才会做出这些幼稚的事。但惟其如此，人生有时会出奇制胜，否则这几十年，她凭藉什么活下去？
   在很远的地方，那堆荒火正在燃烧。
   在那黑黝黝的榆树林带的背景下，它显得绚烂而神奇。
   那老人领养那小女孩仍然不疾不许地走着。
   有一条从上游漂下来的乌蓬船，像是被冻结一样，在河中央不动了。
   我想，等我见到高修士，就把这二封信先交给他，让他在将要去的那个新地方，细细地品尝这坛老酒。
   
   溧阳县大新化肥厂的筹备因为专家高修士的到来，进展神速。县上很给面子，答应只要合同一签好，就正式批准成立。
   高生他二叔捧着合同，他的脸一兴奋得发红。大队会计捧着新刻好的图章，尾随在他的后面。高生一脚蹬开大队部的门。二狗子又拿了一个扫把，在高生他二叔前面扫出一条干净的走道，高生他二婶端了一托盘的茶水，裂着大嘴直笑，早先她听男人们讲办厂办厂，要发洋财，只当他们是扯胡子——吹牛。没想到，这厂子开工在即。
   高生他二叔破天荒地低头看了自己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他结结巴巴地对二婶讲：“他妈！你看看——”他把双手一摊。二婶冲他翻了个白眼：“咋啦，又不是结婚吃喜洒！”他乐哈哈地讲：“这可比吃喜酒希罕呐！”
   二婶放下茶盘便返身朝家跑，不一会儿拿了一套发着霉味儿的干净衣裳来，他当众帮二叔换下那身破烂衣裳，换上干净衣裳，那衣裳有些小，把二叔紧紧地箍住，箍得好像一捆高粱秫。他滑稽地在地上转了一圈，叫道：
   “高教授呢？高教授呢？二狗子呢？快！”
   一会儿一群小青年簇拥着高教授进了大队部，我和高生也像二个保镖似地，一前一后尾随而来。
   二叔兴奋地叫道：“以茶代酒！以茶代酒！来！来来！”他双手端起一杯热茶，敬慕地递给高修士。他让大队会计展开合同书，唾沫横飞：“告诉大家！化肥厂一路顺风。告诉你们，五万无息贷款马上就可以到手了！还有县机械厂送给我们的两台机器，马上就要运到！”他俯身去看合同，看得一脸汗珠子

   
    
    高修士的脸上也流露出些许的喜庆气。高生在为他买新衣服时，忘了买顶新帽子，他依旧戴了旧帽子。这使得他缺了把火似的不协调，不过显然他已认真洗过脸了。他的鼻梁明显地凸现了出来，鼻头上白晰的底子上有一些很黑的细小的毛孔。我从他的侧面看了他一眼，我的心不由地跳了一下：命运这把奇怪的剪子为什么偏偏对准他动了手？如果撇开那些乱糟糟的皱纹，他那带着眼镜的侧面轮廓无可辩驳地记载着他早年人生的那种印记：教养、营养、修养——他原本应该是斯德哥尔摩颁奖台上的角色，毫无疑问，他曾是个正宗的贵族，无论生活如何碾压过他，那气质最终还是没抹煞掉，就好比沦为一块脏抹布的真丝手绢。
   高生他二叔一把抹掉额上的汗珠子，他对大家说：“好！大家坐下，你们随我坐左边。”他又对我们讲：“高教授，高生，萧技术员，你们坐右边。”
   众人颇为庄重地坐下了。
   “签字仪式现在开始。”大队会计高声宣布，他的嗓音很尖细，听上去有点像太监的声音。
   高生他二叔弯着腰，用尽吃奶的力气，横七竖八地在合同书上的甲方代表一栏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把钢笔类放在嘴里舔了舔，他的舌头上唇边，都沾上了一片蓝墨水。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像看绣花绷子似地对着合同书上的名字左看看右看看，然后边朝他老婆做了个鬼脸。
   大队会计尖声地对高修士讲：“高教授，你代表乙方签名吧！”
   高修士似乎正在若有所思，毫无反应。
   那旁边几个大队干部争先恐后地喊高教授。高生他二叔拿起钢笔，送到高修士手上，高修士才惊讶地一愣，回过神来。他看看大家，大家朝他笑：签名哩！
   他毫无思想准备，诧异地对高生他二叔讲：“你搞错了吧？”那纯粹的老北京腔特别刺耳。
   这下轮着高生他二叔目瞪口呆了。
   大队会计走过来，尽量和蔼地对高修士讲：“高教授，你只须在乙方代表上签上你的名字就行了。”
   他愣着，他终于明白了大家的意思。这时，他脸上的肉“悠”地一下子全部坚了起来，他十分坚决地讲：
   “我不能签！”那声音显得空洞，尖锐而颤抖。
   他身上的血全部冲到了脸上，他十分激动，好像活了一辈子，就是为了做这个决定。
   “为什么？”在场的乡下人惊讶极了！
   大队部这张台子上方，四周的气氛立即变得很僵，很尴尬。
   静场了许久，高生他二叔才像醒了酒似地说：“名一签，你就是溧阳化肥厂的副厂长了！”
   另一个大队干部跟着加了一句：
   “还有总工程师！”
   高生急了，他红着脸对着高修士讲：
   “高教授，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可不能塌台喔！”
   他软弱地但地拼了命地歪过头问我和高生：
   “那你们为什么不签？”
   高生毫不做作地回答道：
   “我和乐英在城里有职业呀！”
   
   他一下子萎了，他又缩成一团，怕冷似地将两只手套进袖笼里，恐怖的情绪像水一样从他的头顶直直地浇透了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
   这些乡下人呆头呆脑地面面相窥，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岂有看着黄金不去拣，反倒怕黄金的道理？
   高生他二叔狗咬刺猬般不知如何下嘴，他离开座位，在地下转了二圈，用脚后跟恨恨地跺了一下地，长叹了一声：
   “妈妈耶——弄不懂你们知识份子！”他像一个蒲团，瘫在地上。
   大队会计阴沉而又精明地盯住高修士看了半天，而后绕到高生背后，拍了拍他，把他叫到一边，做了个双手反铐的姿式，然后问高生：
   “他是不是——这个？”
   高生大怒：
   “操你妈！”
   在高生他二叔瘫在地上的时候，我起身出门上厕所，趁机避避。
   我出了屋了，朝暗处走，走着走着，恍忽觉得有一条影子尾随我而来，我回头一看，竟是他。我有些尴尬，于是很不情愿地讲：
   “我……是上厕所。”
   他愣了一下说：
   “我也是……”
   “那你先去吧。”
   我正要回头，他说：
   “你先去，我等你。”
   “这有什么好等的？”我愠怒道。
   
   乡下的厕所，普遍简陋，我正要去的这个厕所虽说是砖瓦盖的。但男女之间的间隔墙很矮，不但不隔音，稍稍踮起脚，男女两边的人便可以互相看到，而且两边的声音，都可以听得十分真切。
   我看出了他的心思，走过去低声对他讲：
   “记住，你是留美专家，至于你在西北的事，他们根本不知道。你不是恢复名誉了吗？”
   他垂下头，讪讪道：
   “你刚刚出去，他们……他们……”
   我迟疑了一下，说：
   “好，那你在这儿等我，我先去。”
   我快步朝厕所走去，不一会儿，听见隔壁的柴门响了一下，等我匆匆起身，整好衣衫，隔壁却一点声没有了。我下意识地站在那儿伫听，许久，只听到到勉强挤出的几个细微的滴滴哒哒声。而后柴门惊慌的一声，他跌跌撞撞地回来。这时，我已走到房屋门口了，他看到我了，竟然像个小孩子找到了失散的妈妈一般，立刻变得安静，怡然。
   “你自己为什么不进去？”
   他不吭声。
   我竟然也用了妈对儿子的口吻低声朝他吼了起来：
   “你怕什么呀？你越是怕鬼越是有鬼呀！”
   他一阵瑟索，我想起我哥和她给他的那些信件，于是我吞下了后边的低吼，放缓了声调：“记住，你是他们请来的专家，你走前，我走后。”
   我们进了屋子之后，高生走到我身边，小声对我嘀咕了一句：
   “妈的，我二叔说我们骗他们，说高教授不像个教授。”
   我没好气地回答道：
   “那你说像个什么呢？”
   高生灵机一动，走过去对他说：
   “高教授，你讲段英文给他们听，这些乡下佬，从来没有听过英文，他们还以为美国佬讲的是溧阳话呢！”
   他扶了扶那陈旧的黄边眼镜，讪讪地笑了一下，将头垂下。
   高生他二叔他们立刻安静下来，盯住他看。大队会计一本正经地带头鼓起掌来，那些大队干部无可奈何地也鼓起掌来。
   高修士尴尬地抬起头，他为难地说：
   “叫我讲英文那是没有问题的，可这……不太合适，再说，你们又听不懂。”
   所有的人，脸都冷了起来，那场面冷得吓人。
   
   第二天一整天，高修士把自己关在屋内，连饭也没有吃，二婶不再殷勤地伺候他吃饭。
   天上下起小雪，高生和他二叔一大早就去了县工业局。
   我和二狗子他们几个小青年从中午就开始打扑克牌，一直打到晚上高生他们从县上回来。
   高生他二叔和他二婶晚上在他们屋里打起架来，村上不少人已经睡下了，可二婶的嚎啕大哭惊醒了全村子。
   高生说，他二叔和他二婶经常大打出手，都是因为穷，溧阳这个地方虽说地处苏南，可也一样一贫如洗，女人们背着孩子，半夜起身去锄地，下工后，还挖猪草，男人们整个冬天都在雪地里挖渠，挖河。人们整天忙忙碌碌，可是到了秋天，连碗菜汤都喝不上。为我们准备的那酒席，村上干部开了几次会，还是从队上准备开春买种子的钱中抽出来的。
   我和高生去二叔家劝架时才知道，二叔和二婶这场架是因为高修士引起的。
   高生他二婶被他二叔打得躺在地上，她披头散发，前襟上的扣子都被二叔扯掉，她也不頋羞耻，任自己的两只长长的奶子甩出来，像两只被秋风吹干的茄子，她的两只拳头紧紧地攒着，血红的眼睛眼泪汪汪，二叔正弯腰骑在她身上，在掰她的两只手，二婶像只狗一样咬住二叔的手腕。她的脸被二叔打到一边后，就不頋一切扯开哑嗓子骂二叔不要脸的汉子啊！跟大姑娘睡觉的千刀杀啊！我要死啦！我要跟你拼啦！
   不过这次二叔和二婶打得与往常不同，他们真是往死里拼了。
   高生把他二叔掀到一边，拉起二婶，把她按坐在床上。他二叔的脚乱蹬，像条愤怒的公牛。他吼道：“你给不给？”
   “不给！”
   “你不给？”
   “不给！”
   他二叔突然不頋羞耻地朝他二婶跪下来，抱住她的脚，朝自己脸上捣，捣一下，说：
   “我当你的儿子好了吧！我喝你的尿好了吧！你给我——给我——啦！”
   后来，高生发了威，把他二叔打了一顿，二口子才息了下来。
   原来，晚上高生他二叔打开来一看，是一封信，还有一只金光闪闪的金戒指。
   听了之后，我脱口而：“这不可能！” 我是指那金戒指。
   很奇怪的，高生他二婶对高生和我很信任，她松开被二叔得条条伤痕的右手，在昏暗的灯光下，他二婶的手掌上，果然有一只金戒指，童话般地闪烁着奇光异彩。二婶对我讲，她之所以拼命捍卫这只金戒指，是因为二叔好赌，欠了一屁股赌债。还有，他竟和自己老婆的妹子私通，把家里一对铜香炉偷出去卖了，买花布给小姨子，骗她和他睡觉。
   
   高生他二叔像突然想起一件十分重大的事，他转过身，在杂乱肮脏的桌子上扒拉了一会后递给我一封信，我拿过来一看，是高修士写的：
   溧阳县大新化肥厂贵党支部：
   首先让我们敬祝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我有幸被贵厂聘为技术頋问，这是我多年刻苦学习毛泽东的结果。但是，我的资产阶级思想远远没有改造好。我决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向工人阶级学习。
   今后，我要努力地工作，毫不利已，专门利人。恳请贵厂党支部的各位领导同志们督察我。
   此致
   鄙高修士上
   高修士那一手漂亮的行书如同行云流水，我看完之后，没说什么。我把它递给了高生，高生大声地念了起来。
   高生他二叔起初在将信递给我的时候，有些困窘。因为高修士的行书繁体，而且字与字之间牵牵挂挂，他看不明白。高生念着念着，他就恍然大悟地大笑了起来，像一个又笨又天真的小学生，终于解开了一道算术题一样，他向空中甩着手指头，高声地喊道：“我懂！我懂！高教授写的是效忠信，向党表忠心，我懂！我懂！”
   末了，他自作聪明地问高生：
   “那高教授在党不在党呢？不在？那不要紧。”他转身捋了捋袖子说：
   “我来发展他。”
   半天不吭声的二婶，突然插了一句：
   “要不，怪对不起人哩，这么值钱的东西，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到哩。”
   高生他二叔自作聪明地问我们：
   “他不肯在合同书上签名是不是嫌副厂长官小哩？”
   他二婶蠢巴蠢巴地说：
   “那你当副的给他当正的。”
   我和高生对着看了一眼，“哗”地喷鼻大笑了起来，这二口子困惑地看着我们，也莫名其妙地跟着我们大笑。高生拍着屁股愈发大笑，说：“这才叫乌龟吃大麦哩！”
   
   我冒着小雪花从高生他二叔家回到我的住处。我点亮了油灯，高修士在门口一闪，他从虚掩着的门口进来了，他朝我笑首寒喧，那样的笑是以前没有过的。他笑得神秘，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没等我吩咐，他就在桌子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了。
   小油灯悠忽地晃动了一下，他的眼神也悠忽地闪了一下。
   “没事了，您不用替我担心了。”他笑笑。
   “您是指合同书事？”
   “哟！您真聪明，一猜就着。”
   “我这不刚从高生他二叔家回来。”我替他倒了一杯热水，问道：
   “您不知道，那俩口子为了您……打架？”

   
    他神秘地一笑：“知道啊——”随即他的脸上露出鄙夷之色：“知道，我知道——”他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
   “没事啦——”然后，他又对我笑——竭力讨好我地笑：“我特地来告诉您的，没事啦！以后在厂子里，有干部给我撑腰了。”
   我迟疑了一会，但我终于还是问起他来：
   “您是从哪儿来的金戒指？”
   他愣了一下，然后会答道：
   “是我内人留给我的。”
   这是他第一次向我提起他的太太。
   我故意地问道：
   “您夫人她——呃？”
   “她在我回来之前一星期故去了。”他如此说着，十分平静，就像在述说一个朝夕相处的人的早出晚归一样。
   这颇令我困惑，难道他不知道那个燕京大学的校花悠悠地等了他三十年？
   王宝钏守寒窑亦不过才十八年呀！
   我顶住他看了一会儿，我确定他的脸上毫无表情！我试探着问他：
   “您——怎么舍得把您夫人的遗物送给他们呢？”
   他抬起脸来看我，突然，他的双颊上薄薄的两块肉因为过份激动而颤抖了起来。仿佛有许多针尖在那儿跳动。
   他竟为我的困惑而一脸困惑！他激动地问我：“您难道不理解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是重于一切的！”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难道您想用金戒指去买一张党票？”
   他甩了一下手：“哪里！这我不敢想，我不是对您讲过了吗？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钱，我是为了，为了——他说着说着显得吃力起来，似乎胸臆间充斥着一个神圣的东西而无法轻易地表达。
   我又是一脸困惑：
   “那——你干嘛放着副厂长不当？”
   我困顿地看着我：“那——”然后，他变得张口结舌：“这……他们不是要我签名吗？那怎么可以！”
   他呆呆地望着我。
   
   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恍如隔世。
   外面的小雪花竟变成了大雪花。
   那雪花犹如咽哑的千军万马，你感觉得到却听不到。
   那一艘要拆毁的旧船就被冻结在下面的河面上。
   河对岸是一片蓝色的原野。
   那是一片荒芜凄凉的景象。
   我看高修士坐在那里，没有要走的意思，这使我又关心起有关他太太的事。
   我仍然感到奇怪，连我这个局外人，都对他太太的故事动了心，他竟然用那样的语气讲起他的太太。
   我突然对他讲：
   “您知道吗？我来看您，接您出来工作，是因为您太太的缘故？”
   他木纳地“哦”了一声。
   “我内人她已过世了。”
   就像是一首消逝的歌谣。
   他难道真的忘记得干干净净？
   我不甘心地追问道：
   “您千辛万苦地从青海回来，难道不是为了她？”
   “是吗？”他木纳地反问我。
   这岂不是有点荒诞不经？
   我愠怒道：“难道不是吗？”
   他恍恍惚惚地对我说：“我是为了活下去呀。”
   这几个字说得十分清晰，仿佛在说一句预备了多少遍的台词，说的时候，似乎既不悔恨亦不恐惧，虽平淡却有一种奇异的深味。仿佛取代了上帝在他心中的形像——上帝已变得黯淡无光，而这句话却相反——黑色的海水之所以没有决堤，因为它是一道金石大坝。
   这令我进入了一种神使鬼差的状态中，我梦呓般地说：“您太太要是活着该多好！”
   “那有什么好！”他不假思索地说，他如此讲话的神态，简直就像一个白痴。
   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只隐隐约约地觉得他被一个固执的信念控制住，而那东西被不恰当地扩大，他便本能地抓住这根稻草不放。
   他像是在睁着眼睛做着一个空洞的梦。
   突然，我非常地心疼起他来，亦不是同情，亦不是怜悯，就是心疼——我的心脏此时也的确疼了起来。
   夜已深了，他仍然依恋地坐在这儿，我不忍心赶他走。
   我对他说，我平日很爱唱歌，我唱一支歌给您听吧。
   我唱了一支卅年代曾经流行过的“秋水伊人。”
   
   ……在这多雪的冬天，
   运河就像一个宁静的处子。
   那首歌很动人，我又唱了一遍。
   他默不作声地听着。
   小油灯明明昧昧，他那张历史悠久的脸被深深地雕刻在深夜。
   一个悠然而逝的记忆，突兀而断裂，令他的眼睛电光闪闪：
   “这支歌，我内人会唱。”一种遥远的温情闪闪烁烁。
   他在无声地哼着这支歌。
   哼着哼着，他变得有点忘乎所以起来。忽然，他近乎天真地问我：“您这儿有威士忌吗？咳，下雪了。早年我就好个威士忌。每个多雪的冬天……嗨，我可是个海量啊——”
   他翘起了二郎腿，用右手食指轻轻地但有节奏地敲起桌沿：
   “……早年我在北平很风流啊，围着我的美女如云——”他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那个时候的事情啊——”
   我好奇地回头瞧了瞧他。
   他好奇地问我：
   “咦，您怎么会唱这支老歌？我内人可爱唱了。”
   “卅年代的日子，您一定挺留念吧？”
   “唉，想不到您会唱‘秋水伊人’啊。”他击着桌沿重复道。
   “您的夫人‘很美’是吗？”
   “您问这个干嘛？”
   “她美极了，是吗？”
   “是啊，”
   “真可怜。”
   “你说那儿的话。”
   他心不在焉地讲着，他仿佛在竭力透过眼前的某个物体看到远处另外一种东西。
   岁月拉开了深镜头，他的脸上回光返照般地呈现出高贵的迟疑，温婉的含蓄，悱恻的情愫……
   我痛切地体会到了人间“转瞬即逝”的悲惨。
   我感到在这种时候唱“秋水伊人”给他听，简直是在挑逗这个可怜的人。我这么恶毒干吗？是想激发他的天性，使他傲慢起来（他早年一定是个傲慢的人）？或者是出于报复——他对他太太的遗忘？
   许久，他温和地对我说：
   “您是个好人，嗯，好人。”
   “是吗？”我意味深长地反问道。
   我举起热水杯，说道：
   “以茶代酒。这儿从此是您受难的终点。您伸开您的精神，您——难道不想告慰她的在天之灵吗？”
   他在我的面前站了起来。他向我告辞。
   外面的雪，依旧在下着。
   他深不可测地回眸对我说：“你以为我是个软弱的人吗？”他朝我深深地一鞠躬并且努力地试图显出绅士派头。
   大门洞开……我好冷哟。
   
   后来，高生艺高人胆大地冒充高修士在合同书上签上了一个名字。县里也很干脆地批了贷款，那是改革开放的头一年，办厂的无息贷款的申请特别好批。
   我和高生的假期也到了，我们必须回城上班。那天天刚亮在出工干活以前，乡里人将他们长满老茧的大手向我们伸过来告别。我和高生还特地和他二叔又谈了话，拜托他们多多照顾高修士，工厂开工的时候，只须他动动嘴，指点指点工人即可。至于和公社、县里打交道的事，全由高生他二叔兜着。我们也答应，厂子一旦有起色，便辞掉城里的工作，下来和他们一块干，厂的供销由我和高生包了，我们会把省里的关系都接过来。我之所以对高生他二叔做了各种承诺，自然还是为了高修士，无论如何他有地方安顿了。要建设一个厂子，他的生活会变得充实，随着在技术上的被需要，他一定会改变的。
   
   那天早晨，高修士起得特别早。他没吃早饭，就站在去长途车站必须经过的路口等我们。
   我避开高生他们，走到他的身边。我对他说，我们已经为他安排好了一切。他一边用力咬住他那颤抖的嘴唇，一边说：
   “您知道您走后我会失掉什么吗？”
   尽管他穿着新衣服，可是在寒风中瑟缩的样子又显露了出来。他追上来一步吃力地说：
   “没有您，我在这儿还能依靠谁呀！”
   我跨上乡里为我们备好的单车后座。掉回头对他说：
   “你死里逃生，今后的日子是新的、自由的，多好啊！”
   
   在我回省城上班后的第三个下午，下班时，门房有人传话来，说有人找我。说着，门房后面出现一个佝偻的身影。
   竟是他！
   他拎着那只藤条箱立在我的对面。下班的人流将我俩挟里在中间，几乎每个人走过去都要回头看看我们，我满脸燥红，有个小伙子对我作了一个夸张的手势，恶作剧地问我：
   “是你老爹，刑满释放平反大赦告老还乡啊。”
   我什么也没问，领他回到我的家。我新婚不久，住在公司对面的公寓内。
   
   我们坐下后，我才问起是怎么回事。他挤在沙发的一个角坐着。颤抖着在右边上衣口袋里掏出揉得皱皱的几张汽车票、旅馆发票放在我的面前。见我看都不看，他又起身将几张票抹平，含糊地说，他已花掉身上所有的钱。然后他又挤回沙发的一角，平静如水地向我叙述了自从我和高生走后，那些乡里人是怎么虐待他的。他们把为他铺好的床掀掉，他们不给他吃饭，轮流奚落他，还骂我和高生是骗子，他们逼他交出他夫人留给他的一点首饰。
   由于分脏不匀，他们互相还打了起来。没有抢到首饰的人，是虐待他最凶恨的人，他们把气都出到他的身上，毫无顾忌地朝他的脸上吐唾沫。
   “那晚上你在哪儿睡的？”
   “我嘛——在屋檐下蹲了一夜。”
   “吃的什么？怎样吃的？”
   “二狗子偷了几个红薯给我吃的。”
   他讲起他被欺凌的事好像不是在讲自己，而是在讲一个与他不相干的人似的。他的平静激怒了我，我终于动了肝火：
   “你真无能！”我看着他那经过一路旅程，重新变得骯脏的脸，厌恶极了：
   “讲起这令人气愤耻辱的事你竟然平静得很！让你坐太师椅时你怎么不平静！请你在合同书上签名时，你怎么不平静！你——真让人匪夷所思！”讲完了还不解气，我又加了一句：
   “你活该！”
   我发完火后，屋子里顿时寂静得过份。
   高修士第一次领教我发这样大的肝火。她好像突然被一堆沉重的物件兜头砸了下来，他僵在那儿，他怔住了。
   我所住的这幢公寓，高踞于本市市中心的高坡上，而我的新房子又在本公寓的顶屋。从我屋子的窗口，可以鸟瞰半个城市。
   这间屋子不大，但喜气洋洋。家具是新的，所有的对象都是新的。在大橱的镜子上、椅背上、窗子上，到处贴着大红蜡纸剪的“喜”字。
   
   一年多前，我和十几万知识青年大返城。我们被流放到穷乡僻壤长达十年。
   回到城市，我立即面临流离失所的命运。我新婚的丈夫原来是个老实巴交的光棍，他始终找不到老婆，但他有一间房子。我毫不犹如地嫁给了这间房子，他，是我和这间新房的主人。
   这间新房子的主色调是大红的。红的被子、红的枕头，红的沙发、红的台布……
   当我还距离巡视我的新房时，蹩在沙发上的高修士犹如粘在大红背景上的一只大苍蝇。
   我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我想作践他！
   我猝然意识到，为什么在我见到他时，竟然一直没有尊称他。当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其实他的身上就散发出一种气息，那气息……那气息就在暗示：他自动地给了任何一个精神上强于他的人一种权利——蹂躏他的权利。
   我恶狠狠地问道：
   “你回答我的问题呀！你断气啦？”
   我的声音震动着室内的空气，而当它消散后，室内变得格外寂静。
   渐渐地，暮色如水一样，弥漫了开来。
   高修士蹩在沙发的一角，他用一种异样的、陌生的目光死死地盯住我。室内的气氛莫名地改变着，仿佛暗中有一种强大的力量，顶住了我那爆发的愿望。

   
    他开始冷笑。他用一种我从来未见过的神情，从未听过的语气问起我来：
   “请问，您要我回答什么？”
   我稍稍有点吃惊:
   “还要我再说一遍吗？”
   “您为什么要到吴江县去找我，我与您素昧平生，不是吗？小姐。”
   “噢！这么说，我帮你倒帮坏了？”
   他摊开双手：
   “帮我？好哇，你帮我吧，帮啊！我已无处可去了。”
   我被他突如其来的变化弄得束手无策：
   “我……我和我丈夫只有这间屋子，你总不能……”我又加了一句：
   “这可是新房喔——”
   
   他愣了一刻，然后他突然双手抱起他的藤条箱，朝屋子中央那张大床走去，他把藤条箱扔到大红缎子被面上。他回头半哭半笑地对我说：
   “我，我正是在新婚燕尔时被抓走的！”他浑身颤抖地指着远方。而后，他掉头将藤条箱兜底掀起，里面的东西全倒了了来。那是一堆骯脏的陈旧的东西：一卷黄黄的写满小字的纸卷、一条大格子手绢儿、一把改锥、一个包皮磨破了的小首饰盒子、几张发黄的照片……他又去抓被子，但那缎子被面很滑溜，他只抓住一角被里子。
   “你有种去找共产党算账去呀，你这是——你这不成了一条癞皮狗了吗？”我气得浑身直哆嗦。
   他一时气绝，软软地瘫倒在床沿上。我相信，假若此时他突然脑溢血或心肌梗塞，我绝对不会兴起救他的念头。
   
   过了一会儿，他像是缓过气来，他动弹了，他转过脸，用一种恶毒的语气对我说：
   “我在牢里如何，你不必管，我也不在乎那些乡下人如何待我， 我也不在乎——”他直着脖子喘了三大口气：
   “可是我在乎的是你，我恨的仍然是你！”
   “为什么？”
   “你不尊重我。”
   我哭笑不得地说：
   “这……难道不是你自己造成的吗？”
   我困惑地盯住他看：
   “你难道是从今天才被毁掉的吗？”
   “你认识不到我的价值——”
   “你……要我怎么理解你？”
   他太激动。他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喘气，他那样子既令我怜悯又令我害怕，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挣扎着的深不可测的东西在蠕动。
   “我……竟在一个女孩子面前失尽体面。”
   “我难道不希望你给我面子吗？”
   我想到他在溧阳出的那些洋相，真是觉得很窝囊。
   “可是你要是理解我，一切就完全不同了，韩信不也曾受过胯下之辱吗？司马迁不也遭受过宫刑吗——”
   我哭笑不得，但我却很凶恨地说：
   “记住！你不是司马迁，你也不是韩信。”
   他睁大眼睛看我，他的脸涨得通红，他像是蒙受了极大的污辱（他竟然还有羞耻感）：
   “焉知不是？您以为我的抱负仅仅是在那个小化肥厂造几代化肥？”他举起右手，用食指点着空气说:
   “我有重大发明——啊！”他停了一会，突然像想起什么重大的事，他拍了一下自己的腿，好像在责怪自己刚才失去理智，差点因小失大。他用枯瘦的手在那一堆东西中扒拉着。有点失魂落魄的样子。后来他找到了一卷东西并且把它攥在手里。朝我扬了扬，正要说什么，却被人心底冲上来的一团东西哽住了。他用双手抵住头，一声不吭地埋下去，把头埋在胸前。过了好一会儿，他干泣起来，他断断续续地说道：
   “近卅年来，我忍受了一切的残暴，一切的凌辱，你知道有多少人在我身边倒下了……”
   我猜不透这是怎么会事，他举着那卷东西就像举着庄严的命运。我睁大眼睛——那卷东西不就是写
   满小字的一些黄纸片吗？
   他就根据这说自己是司马迁？这令我惊异。我看他那认真写信的样子，他到底是被命运作弄成这个样子了，还是……真有什么名堂？这个不幸的人莫不是真的在牢里弄出个大发明？
   
   他像猜透了我，他的脸上流露出对我的嘲笑，仿佛我在他的心中是个傻孩子，不能像同一个科学家那样同我讨论一些重大的课题。他握着那一卷东西朝我走来。他那干瘦苍黄的脸像是在发寒热病。他神秘地对我说：
   “告诉你一个秘诀，你念‘活下去’这三个字，一直念，周而复始，周而复始，注意——不能中断。若能坚持十年以上，一定会出现奇迹。”他有点忘乎所以起来。他反问我：
   “你说天下有谁能练出这种功夫——没有人！而我却能做到。”他变得口吃起来：
   “伟大——不正是因为对极限的超越吗？”
   他逼我回答。我吃力地说：
   “……就算是，可这有什么意义呢？”我已觉得我被他身上一种莫名其妙的气势控制住了。他打断我的话。伸出那苍黄瘦削的手。
   “请你不要用你的思维方式，注意请用我的。请照着我的思路——”我变得呆头呆脑，而他的眼睛却变得黑洞洞如深渊一般。他用一种特殊的语调说：“要知道伟大的发明往往只用一个公式就表达了，关键是这个公式——”然后，他像一个大科学家一样，敏捷而沉稳地在室内来回踱着步子。他反复说他发明了一种他命名为“活性量能量体”的物质。过一会儿他又说：绝密，绝密。一会儿又没完没了地嘟嘟哝哝。
   我像是吃了一盆迷魂汤，我不知他在说些什么。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墙上的挂钟上，因为这时是我丈夫下班的时间，我开始不安……
   
   高修士忽然激动地叫我的名字，然后他对我说，他需要一名助手。
   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他在弯腰解他的鞋带子。我这才注意到他穿的鞋子，竟也是五十年代才有的。那是一双虽然陈旧但保存得还算完好的“回力”牌网球鞋。这在当时也是名牌产品。他小心翼翼地一层层解开五六道互相穿插的鞋带子——我不安地看着他这个奇怪的动作。我正要发作，他却已敏捷地用二个手指头从鞋帮子里掏出了一个小纸卷。他有点抖颤地打开那小纸卷——我睁大了眼睛，他像玩魔术似地举起了一个戒指——白金上镶嵌着一颗暗绿色宝石的戒指！
   他来到我的面前，狡猾地对我说：
   “他们搜我的包，搜我的口袋——”他笑了起来：“瞧瞧，我还是藏了一个下来——这是我最后一个戒指了。”然后，他神秘地压低了声音，很内行地说：
   “这可是‘猫儿眼’ ——啊！相当值钱——”
   我困惑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望着我，他的眼神变得古怪起来——其中既有一种紧压着的恐怖，又有一种近乎孩童似的天真。他结结巴巴地说道：
   “在我的发明问——世之前，不是要通过，通过——层层政……政审吗？”
   就在我盯住他看的一刹那间，我感到几十年残暴恐怖的记忆凝聚一点，在他的眼球里猝然爆发——
   “猫儿眼”嗖——地一下亮了。
   
   当最后一丝暮色的消逝的时候，它变成一团绿火，熔熔地，闪着冷光。
   运河在高邮县的一个荒滩上，与一段废弃的运河故道会合了。那荒滩上矗立着一个砖塔。那塔很古老，塔身长着一层一层茅草，那些斑驳的砖上附着着厚厚黑黑的苔。
   在干涸的运河的一个村子上，住着的都是渔民，古运河从村子的中间穿过，在村子的上游和下游各有一道凶险的夹峡，渔民们称它为大鬼脸和小鬼脸。
   
   据说在那段故道上，开筑古运河的河工死得最多。那些日子里，这些河工弃下的寡妇们就在晚上蹲在大鬼脸、小鬼脸的边上嚎哭。后来河水就干涸了。河床上却留下那条破旧的木船。
   有一次苏北发大水，运河故道也涨满了水，后来船浮上来了。
   有几个村民跳上船去，抱出一口黑匣子，那条船就顺着河流漂走了。不知是漂到新河道去了呢？还是漂到另外的地方去了。
   这几个村民不久都出远门了。
   他们再也没有回到故乡的土地上来。
   
   写于1990年，冬
   2015年9月12 首发
   
(冬天的故事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