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是人為故意投放出來的。這個判斷的核心依據有4個：結論A、資料B、資料C、資料D。先簡單介紹四個依據，再說明判斷過程。

首先看結論A。

結論A。新冠沒有唯一的零號病人，新冠存在並行的一批零代病人，他們造成了疫情傳播的眾多獨立分支，零代病人間彼此沒有直接或間接的傳染關係。

結論A的證據也有4個：

1）2020年1月24日，武漢金銀潭醫院副院長黃朝林、ICU主任吳文娟，以及王廣發、曹彬等人在《柳葉刀》（The Lancet）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武漢地區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的臨床特徵》的論文，論文指出：2020年1月2日之前金銀潭醫院收治的41名患者中，27名有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首例病人和後面出現的病人之間沒有發現流行病學聯繫。

2）1月27日，香港中文大學流行病學教授唐金陵在接受中央社採訪時說，“華南海鮮市場當時應該存在病毒的多點來源，而且它們之間比較分散，幾十個病人又短期內同時出現，且沒有彼此接觸的歷史。”

3）2020年1月30日，中國疾控中心、山東第一醫科大學的陸柔劍等研究人員在《柳葉刀》（The Lancet）上聯合發表了一篇題為“Genomic characterization and epidemiology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mplications for virus origins and receptor binding”（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的基因組表徵和流行病學：對病毒起源和受體結合的啟示）的論文，論文指出：
a）2019-nCoV（新冠）是在很短時間內起源於同一個來源，且最近才出現在人群中。
b）蝙蝠冠狀病毒不是新型冠狀病毒的直接祖先。

4）2020年5月20日，復旦大學盧洪洲教授，上海交通大學醫學基因組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陳賽娟院士領導的聯合攻關團隊，在國際權威期刊《自然》（Nature）雜誌發表了題為“Viral and host factors related to the clinic outcome of COVID-2019”的論文（相關成果5月26日見諸中國報端），論文指出：
a）自2019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病原體可能已較為廣泛地存在於人群中；
b）華南海鮮市場並非疫情最初的源發地；
c）病原體很可能在更早的時候從共同祖先的多個分支獨立傳播擴散，最終形成這次爆發。

再看資料B。

資料B、武漢的新冠高重症率（重症病例占確診病例的比例）

武漢與其它地區的重症率對比情況：
重症率最高點對比，武漢32.4%（1月28日），湖北其他地市18.4%（1月27日），全國其他省份15.9%（1月27日）；
重症率最低點對比，武漢21.6%（2月15日），湖北其他地市11.1%（2月15日），全國其他省份7.2%（2月15日）。

上述數據來自：國家衛健委新聞發言人米鋒，在2月16日的國務院聯防聯控機製發布會上，就疫情防控工作進展情況所發表的講話。（註：該說法及具體數字其實準確性欠佳，不過仍可作橫向對比的參考。）

以上數據說明，武漢的新冠重症率明顯高於湖北其它地市，更明顯高於全國其它省份（2倍至3倍）。

接下來看資料C。

資料C、武漢的新冠高致死率

財新網2月7日的《封面報道_四大ICU主任詳解病毒 來自最前線的防治之策》一文估算：中國內地31個省份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平均病死率是2.0%。其中，武漢確診病例病死率高達4.1%；湖北確診病例病死率為2.8%；如果去掉湖北，其他省份確診病例的病死率僅為0.19%。也就是說，武漢的確診病例病死率是湖北之外省份的22倍！！！

最後是資料D。

資料D、華南海鮮市場的新冠病毒檢測結果

5月25日，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承認：
a）“自己在1月初曾經到武漢親自採集了一些標本，提取的動物樣本中沒有檢出病毒，但包括下水道廢水在內的環境樣本中，有檢出病毒”；
b）“現在看來，海鮮市場本身也是受害單位，在這之前病毒已經存在了”；

現在，我們可以依次作出如下判斷。

1）新冠病毒並非來自動物

來自動物的冠狀病毒即使能夠跨種傳播，也不可能產生大量並行存在的零代病人，產生眾多的獨立傳播分支。從動物到人的傳播模式，違背結論A。

如果病毒來自華南海鮮市場內的動物，那麼，高福將在動物樣本中檢出新冠病毒（見資料D）。

可以明確斷定：新冠病毒並非來自動物，新冠病毒來自實驗室。關於這一判斷的其它依據和論證，有興趣的網友可參考我列在文末的相關文章。


2）武漢的新冠疫情存在人傳人之外的傳播、擴散因素

結論A指出的零代病人、多分支獨立傳播情況說明，武漢的新冠疫情，除人傳人以外，還存在其它傳播、擴散情況。

如果武漢和其它地區一樣，疫情只靠人傳人傳播，那麼即使是疫情的首發地，武漢的重症率也不應該比其它地區高很多（見資料B），武漢的確診病例病死率更不可能是湖北之外省份的22倍！！！（見資料C）。

很顯然，除人傳人外，武漢還存在新冠病毒擴散的其它途徑，這一途徑在武漢疫情早期，是最主要的造疫因素。這一人傳人之外的途徑產生了並行存在，獨立發病的眾多零代病人；而武漢遠高於全國的新冠病毒密度，高重症率、高致死率，也正是這一人傳人之外的因素造成的！

人傳人之外的傳播、擴散因素，在疫情早期，還一度讓武漢官方，讓一部分武漢醫療專家誤以為，或寄望於，這種病是不“人傳人”的。

武漢特有的新冠病毒擴散途徑是什麼？疫情早期，武漢的病毒釋放物不只是人，武漢有除人以外的病毒釋放物，每個釋放物的病毒釋放量遠高於單個新冠感染者！

3）新冠病毒來自實驗室的培養基

盧洪洲教授、陳賽娟院士團隊5月20日的論文說：“病原體很可能在更早的時候從共同祖先的多個分支獨立傳播擴散，最終形成這次爆發。”（見結論A依據4）

新冠病毒的共同祖先來自何處？自然界嗎？自然界中的某隻動物，或某批動物嗎？來自一隻動物的病毒不會產生散布於海鮮市場內外的眾多零代病人；來自多隻動物的病毒毒株必然是有明顯差異的，它們將對應人際傳播新冠病毒的多個不同祖先，而非共同祖先。

病毒來自多隻動物的假設不僅與結論A的依據4相矛盾，也與結論A的依據3相衝突（2019-nCoV是在很短時間內起源於同一個來源）。

對結論A最自然、最合理的解釋是：新冠病毒的共同祖先是一株實驗室人造病毒；感染大量零代病人，產生眾多獨立傳播分支的，是這一人造病毒的無數copy。

這不僅完美解釋了結論A，而且完美解釋了結論A的全部四個依據：依據1、依據2、依據3、依據4。

我們剛才做了什麼？我們實際上從一個新的視角闡明了：新冠病毒來自實驗室。

香港中文大學流行病學教授唐金陵在1月下旬曾對中央社說：“華南海鮮市場當時應該存在病毒的多點來源，而且它們之間比較分散，幾十個病人又短期內同時出現，且沒有彼此接觸的歷史，說明感染的野生動物可能不是偶然性地進入了一家攤位，而是短期內同時進入了多家門店，這樣才可能同時引起這麼多人發病”。

野生動物不是新冠的來源，中國從未報道過因接觸野生動物而感染新冠的病例。

唐金陵教授的這番話應作一處修改，將“感染的野生動物”修改為“載有新冠病毒的物品”，修改後的描述如下：
華南海鮮市場當時應該存在病毒的多點來源，而且它們之間比較分散，幾十個病人又短期內同時出現，且沒有彼此接觸的歷史，說明“載有新冠病毒的物品”可能不是偶然性地進入了一家攤位，而是短期內同時進入了多家門店，這樣才可能同時引起這麼多人發病。

4）將新冠病毒帶入各商鋪的是凍品或冰塊

新冠病毒是如何“同時進入了多家門店”的？將新冠病毒同時帶入市場多家商鋪、門店的物品，也就是市場內病毒的多點來源，究竟是什麼？

答案是：被污染的凍品或冰塊。

疫情嚴重的華南海鮮市場西區有大量商鋪經營（雞鴨禽類等）凍品，疫情相對較輕的東區雖然經營凍品的不多，但也有不少店鋪在使用冰塊。凍品、冰塊是華南海鮮市場最常用見的東西，冰塊是華南海鮮市場各商鋪最通用的物品，凍品或冰塊適合存放、留置病毒，它們的低溫環境也非常適合新冠病毒生存。武漢早期的新冠重症患者，高比例與華南海鮮市場的凍品有過密切接觸。凍品或冰塊內的病毒，就是造成華南海鮮市場眾多商鋪從業者、凍品購買者各自獨立發病，成為零代病人的感染源；凍品或冰塊，就是華南海鮮市場內病毒的多點來源。凍品或冰塊溶化後，其中殘留的病毒進入了市場的下水道及環境污水中。這就合理解釋了，高福5月25日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所說的話：“提取的動物樣本中沒有檢出病毒，但（在）包括下水道廢水在內的環境樣本中，有檢出病毒。”（見資料D）

5）新冠病毒不是意外泄漏的，它是有人蓄意投放的。

新冠病毒的意外泄漏可能有以下情況：
a）在實驗室內發生人員意外感染而使新冠病毒被無意釋放、泄漏到實驗室外；
b）實驗動物處理不規範導致新冠病毒泄漏到實驗室外；
c）病毒實驗樣本、廢液處理失誤或故障導致病毒泄露到實驗室外；
d）在病毒轉運、交接過程中發生泄漏（如其中一種黃燕玲感染說）。

如果是情況a），那麼零代病人或者是一個人，或者是有限的幾個人，這些零代病人一定是實驗室的密切接觸者；這種情況下，華南海鮮市場的眾多商鋪從業者，顧客，不會成為零代病人；

如果是情況b），那麼，將實驗動物帶出實驗室的工作人員，接手、轉賣實驗動物者，在市場售賣實驗動物者，購買實驗動物者，都有可能成為零代病人。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仍然不會發生眾多經營範圍不同的商鋪，其從業者紛紛成為零代病人的情況，除非流出的實驗動物數量非常大，這些動物的活體或冷凍的帶毒死體，同時為眾多商鋪分銷。如此大規模的倒賣實驗動物，分銷特別動物的行為（用於新冠病毒實驗的動物不會非常普通），很容易為外界所知。即便，確有數百隻帶毒實驗動物流入了華南海鮮市場，我認為，它們的體內帶毒量也不足以造成武漢22倍的致死率。

如果是情況c），那麼，疫情將在樣本、廢液的排放地周圍爆發，而非爆發於華南海鮮市場。

如果是情況d），那麼零代病人也是一個人或者有限幾個人，他們應該是病毒轉運、交接的當事人，或是出現在病毒泄漏現場附近者，華南海鮮市場的眾多商鋪從業者、顧客，同樣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成為零代病人。

所以，新冠病毒不是實驗室意外泄漏的，至少，它不是通過上述四種情況泄漏出實驗室的。

華南海鮮市場各商鋪所進凍品或冰塊內的新冠病毒，會不會是意外污染產生的呢？比如，某個或某幾個凍品、冰塊製作工人，他們是更早的新冠患者，他或他們在生產過程中無意污染了所製作的凍品或冰塊，而後，這些帶有新冠病毒的凍品或冰塊流入了華南海鮮市場。有沒有可能是這種情況呢？

華南海鮮市場的新冠疫情，武漢的新冠疫情不可能是這類情況造成的，理由如下：
a）在這類情況下，華南海鮮市場的新冠感染者將是意外污染者（如感染新冠的製冰工人）的繼發感染者，是二代或二代以上新冠患者，而非並發發病、獨立發病的零代病人，這不符合結論A；
b）意外污染者排出的病毒量，不足以造成新冠在華南海鮮市場的大爆發；
c）意外污染者排出的病毒量和病毒毒性，不足以造成新冠在武漢的高重症率（見資料B），及22倍的致死率（見資料C）。

所以，可以確定：華南海鮮市場各商鋪所進凍品或冰塊內的新冠病毒，不是意外污染的（包括被更早的新冠感染者無意污染，及其它意外污染情況），而是有人故意投放的。

6）華南海鮮市場是刻意挑選的投毒地

在華南海鮮市場12月10日出現首個新冠病例（57歲，經營魚蝦生意的女商販魏桂賢或魏桂先）之前，市場之外已至少有3人感染新冠：11月17日患病的一位55歲的湖北居民（據南華早報），12月1日發病，年過七旬，“有點腦梗、老年痴呆”的老年男性（據金銀潭醫院ICU主任吳文娟），12月8日發病的某患者（據黃朝林、吳文娟等1月24日《手術刀》論文）。由此可知，投毒者在12月前已開始在武漢一些地點投放新冠病毒，導致患者散發出現（12月10日前的實際感染者不會僅有上述三位，除了可能未報告的其它重症患者外，應該還有一些症狀較輕者，無症狀者，他們不知道自己得了這個病，或感染了新冠病毒）。

可能感覺效果不夠理想，12月初左右，投毒者將視線瞄向了華南海鮮市場。華南海鮮市場是最佳的投毒地點，原因如下：
a）華南海鮮市場不僅自身人流量很大，而且，在市場一公里以內，還有另外兩大人流中心--漢口火車站和漢口汽車客運中心，其中，漢口火車站是九省通衢-武漢客流量最大的火車站。
b）華南海鮮市場的經營特點，也為投毒提供了難得的便利條件。利用市場眾多商鋪普遍使用的凍品或冰塊，可以方便、隱蔽地長期、連續投毒，所投巨量新冠病毒，可以在不知不覺間穩定、充分地不斷釋放出來，持續有效地製造大量零代感染者，大批重症患者。

投毒團隊以華南海鮮市場為目標實施的病毒投放，成功造成了新冠疫情的大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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