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从古至今,除了法西斯的种族哲学之外,世上还有什么哲学比 “斗争哲学”更血腥,更残暴呢? 推荐阅读:原创|范学德:相信辩证唯物乱,这才是地道的西化!
五、把人的某一种力量——生产力作为人的决定性力量,封之为人类历史的主宰,这不过是新的偶像崇拜——生产力崇拜而已。
观察中国大陆这几十年意识形态的变迁,有个现象非常明显:即我们中国人总是在走极端。文革中,大批“唯生产力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注4)文革后,却视发展生产力为救国救民的不二法宝。经历了一次次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们的精神居然还不分裂!是我们的心灵被引导而习于偏执?还是我们偏执的心灵易于被引导?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文化大革命后,我高兴地认为,自己终于明白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等等。
是我们多年来太穷了,穷怕了,还是我们今天什么也不怕了,只是怕穷!为什么我目睹整个社会天良丧尽,却竟断言中国的病根就是一穷二专制?为什么自己饱受缺乏民主、自由与人权之苦,却相信治贫能包治病?为什么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来得及降伏那个穷鬼,也没有摆脱暴政,却又惊讶地发现心中钻出了贪欲这个恶魔?
但是,通过观察西方发达国家这几十年的变迁,特别是阅读罗马俱乐部所写的一系列报告,我看到,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并没有带来人类的曙光。人类尽可能地生产,尽可能地消费,尽可能地浪费,正走向一个更暗淡的未来。
不可否认,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是使许多人的生活变得更舒适了,但他们却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紧张、压抑、痛苦、无聊和绝望。人控制自然的能力大大地增强了,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自然灾害频繁,却一步步吞噬人类生存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人的更全面、更自由的发展,反而使人受到现代技术的极大控制,变得更片面,更残缺不全了。人成了机器中的一个零件,成了一块碎片。这种物的巨大膨胀与人生命的日益枯萎相伴而行的发展,算是什么发展?
一九九四年回国探亲,看到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兴奋不已。但同时见闻到的贪污腐败、通货膨胀、贫富差别、民众失业、道德沦丧、环境污染,又使我十分震惊!我亲爱的祖国怎么可能变得如此美丽,又如此丑陋。这么令我欢乐,又令我恐怖。难道这就是人们为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吗?这岂止是代价,这简直就是经济繁荣的催化剂!行贿受贿、偷税漏税、权钱交换、大吃大喝,哪一样不曾被用来发展经济呢?
我进一步分析,在人的活动中,是否有一种单一的力量(如生产力),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没有。经济、科学、教育、道德、政治权力,它们都是巨大的力量。它们交互作用的力量更大。但没有一种力量构成了最终决定力量,它们合在一起也不是。因它本是人的力量。人类从来就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够深刻的了,当人们微笑的以为自己能决定和平了,他们听到的是枪声。
那么,是什么思维方式暗中支配我(以及许多人),使我在人的力量中,寻找一种单一的决定性力量呢?那是因为我受了决定论的影响,认为在人活动的各种力量中,必有一种力量,是决定其他一切力量的决定性力量。这就像我把人没有面包不能活着,变成了唯有面包才决定人活着一样。
只要稍微认真地面对人类的精神现象,就会发现这种单一决定论的武断。李白的诗、苏轼的词、曹雪芹的《红楼梦》,与生产力的水平何干?古今好色的登徒子们的性犯罪,与生产力的变化何干?毛泽东与王明斗,与彭德怀斗,与刘少奇、邓小平斗,其乐无穷,又与生产力何干?
当代中国的历史唯物论的宣传者们,不仅热衷于宣传生产力是历史发展中单一的决定性力量,并且,在生产力的要素中,尤其强调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这同他们把生产力看成客观的物质力量的论点直接矛盾。科学,无论它以知识的形态出现,还是以观念的形态出现,都纯粹是思想的产物!如果承认科学是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推动力,那就是说,思想、观念、知识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最强大力量。尽管科学变为直接生产力,它自身必须被物化,但无论科学怎样被物化,被化为物的都是人的思想。而思想尽管可以变为物质力量,但它绝不是物质力量。
在分析唯物论关于生产力的观点的过程中,我深思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那么推崇生产力?我认为,把人的某一种力量——生产力作为人的决定性力量,封之为人类历史的主宰,这不过是新的偶像崇拜——生产力崇拜而已。它又一次表达了一个古老的愿望:人要作人自己的尺度。无论这个尺度的名字变来变去,什么理性、生产力、科学、政治、制度,实质都一样,都是人要作自己的主人。人宁肯对着自己的创造物顶礼膜拜,却偏偏不崇拜自己的创造者!他还能用什么替自己的坠落狡辩呢?
我不愿再自欺了!人活着不能没有食物,但他不是单单靠食物活着。再丰富的财富,对人的贪心而言,也是太少太少!人的心若黑暗了,生活永远是苦涩的。人若不吃耶稣所赐的生命之粮,等待他的只有饥饿。
六、除了法西斯的种族哲学外,世上还有什么哲学比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更血腥,更残暴? 马克思主义哲学留给我的最深刻印象,莫过于阶级斗争理论,对这一理论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毛泽东的语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八亿人民,不斗行吗!”“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
从古至今,除了法西斯的种族哲学之外,世上还有什么哲学比 “斗争哲学”更血腥,更残暴呢?四十年来,中国在这一哲学下屈死的几千万怨魂,是“斗争哲学”的残酷与黑暗的铁证。至今,少数民族弟兄心头还积存的积怨,是这“斗争哲学”在那里埋下的分裂中华民族的种子。几亿人心头那抹不掉的文化大革命的伤痕,永远在诉说“斗争哲学”对中华民族心灵的蹂躏。
“斗争哲学”害了何止一代、两代中国人哪!在那个人整人、人斗人、人杀人的血腥年代,亿万中国人中,有几人没有被整过,又有几人没有斗争过别人!就拿自己来说,从少年时代起,就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阶级斗争”的邪恶之中。我兴高采烈地追着看“牛鬼蛇神”们被游街,我无数次地咒骂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写批判稿批评我的老师。直到有一天,别人写文章批判我!想起来真是恐怖,从小时候起,“斗争哲学”就在我的心中埋下了无数仇恨的种子。
八十年代初期,我多次地阅读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论著,想从“青年马克思”那里汲取人性和人道的思想,来冲淡阶级斗争哲学的霸气和杀气,宣传一种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但此路不通!官方不容忍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这样解释马克思的思想!再说,阶级斗争确实是马克思成熟的、一贯的思想。“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注5)“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注6)这的确是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
我不否认当代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阶级,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我不否认在它们之间存在着利益差别和利害冲突,我只是否认这些利益差别和利害冲突必然导致你死我活的斗争,导致一方把另一方完全吃掉或者双方同归于尽。
我的否认不是基于逻辑推理,而是基于观察客观事实。在美国,我看到了,在法治的轨道上,有着利害冲突的社会阶层,怎样彼此妥协,和平共处,以求你活我也活,而不是你死我活。十几亿中华儿女,不斗不行吗!今日之中国,新的资本家集团已经产生,如果不彻底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谁敢相信不会再来一次“土改”(土地改革),“反右”和文化大革命!
谁怎能估量出“斗争哲学”对中国人的伤害呢?和为贵,和而不同,仇必和而解,这是多么伟大的东方智慧。冤家宜解不宜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是多么通达的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可是“斗争哲学”播下的除了仇恨,还是仇恨!
仇恨无法化解仇恨,只能引起新的仇恨。新仇旧恨何时了。你死我活的那一场场阶级斗争,斗死了上千万中国人,但生者活的又怎样?在他人的痛苦上,不可能建立起幸福的大厦。但面对着人们之间的利益差别,对立和冲突,出路何在?
只有爱才能化解恨,只有和解才能消除纷争。
但这爱与和解的源泉在那里?如果没有上帝,你死我活的斗争,“人对人是狼”,(注7)不正是人心中那说不出的邪情恶念吗?
七、阶级道德论直接导致了当代中国的道德沦丧。若无上帝,孰不可为! 我以前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反道德理论,相信恩格斯的观点: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是阶级的道德。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注8)也相信列宁的论断,无产阶级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它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注9)
以阶级利益作为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道德就绝对不会具有普遍意义。因为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人类就没有共同的道德!人类若没有共同的道德,也就没有共同的是非与善恶?在此一阶级为是,在彼一阶级为非;在此时为善,在彼时为恶,反之亦然。如是,人类就无是、无非、无善、无恶。为了无产阶级之是、之善,可以把无产阶级所反对的之非、之恶,强加于敌对的地主资产阶级阶级的头上。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弟兄获得解放,过着幸福的生活,应当而且必须把另外一部分人——地主资产阶级阶级踩在脚下,不把他们当人来对待。
从小学起,官方就向我们灌输:“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注10)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无产阶级的道德原则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革命领袖”把当年一起革命造反的“革命战友”,关进监狱,虐待至死。对追随他们的红卫兵,先是充分利用,继之一脚踢开。举国上下,妻子揭发丈夫,儿女斗争父母,学生批判老师,同事誓不两立。对阶级敌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撒谎、欺骗、造谣、打人、杀人,统统都是正当的。社会有什么道德可言!
不错,列宁也承认有共同的公共生活规则,但这在历史唯物论的体系中完全无足轻重。因为是否遵守公共生活规则,取决于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在为了无产阶级利益的旗号下,不仅可以践踏公共生活规则,连所谓的共产党的党内生活准则,也可以破坏无遗。
根据列宁的观点,无产阶级的利益是由党代表的;而党是由少数领袖领导的。(注11)我看到的现实是,党的领袖们最终完全听命于一个人。准确地说,根本没有“领袖们”,领袖只有一个,并且也只能一个,并且,他一定是伟大的、光荣的、一贯正确的。他可以完全置人类的起码道德于不顾,无法无天(毛泽东自己就说,他是“秃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道德仅仅成了愚弄大众的工具!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个社会怎么可能建立道德?这正应了孟子的话,“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 ·离娄)。人们赞美的道德,不过是奴隶道德罢了。一方面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威胁下,人们不敢不服;另一方面是,愚忠,作假,浑浑噩噩。
我明白了,今日中国之所以整个社会都陷入了深深的道德危机之中,这绝不是偶然的。不愿遵守奴隶般的道德的人们,连起码的道德也藐视了。而在位者,则把社会主义道德仅仅当成了一块遮羞布,但老百姓都知道了,那不过是皇帝的新衣。阶级道德论直接导致了当代中国的道德沦丧!若无上帝,孰不可为!是的,如果上帝不存在,有什么不可以作呢?作什么不可以呢?孔子,孟子若生于今世,岂能不大声疾呼:世衰道微,人心沦丧! 
是的,世衰道微,人心沦丧,于今为烈!
更令我吃惊的是:鼓吹阶级道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西方找到了他们最好的合作伙伴——道德相对论者。这些鼓吹道德相对论的人们,并不像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那样粗俗无知,他们是哲学大师,是人文科学家。他们很善于咬文嚼字,舞文弄墨。他们说,善,不过是仅仅表达了人的情感和愿望而已,不具有客观的意义。他们说,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他们说,价值观念不过是人类的假设,这些本身没有意义的美丽词句,不过是表达了个人憎恶喜好的词汇罢了。既然如此,人为什么要服从道德律令呢?
尽管阶级道德论和道德相对论都曾吸引过我,但它们都回答不了我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我为什么要作好人?好人不是常常倒霉吗?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确定的道德法则,如果人死后一了百了,如果没有审判,在这短短的有生之年中,我为什么要一再吃亏受苦呢?我为什么不该尽情的吃喝嫖赌,玩乐享受,追名逐利,玩权弄术,坑蒙拐骗?教我作好人不是坑我害我吗?我死后,哪怕洪水滔滔,不是更诚实吗?对,那位不信上帝的法国皇帝在这一点上是诚实的,他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滔。
陀思妥耶夫斯基问:若无上帝,孰不可为!?

多年来,我接受了这样一个信条: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语),或者,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列宁语)。为什么我接受了它呢?不是我接触过基督徒,发现他们深受宗教的毒害;也不是我研究了宗教经典,发现里头充满了毒害人们的思想。而只是因为我相信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话都是真理。
当我戴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色眼镜读《圣经》时,可想而知,怎么可能避免偏见。当我发现《圣经》上有这样的教诲,“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彼前二13)“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令。”」(罗十三1、2)我就把这些经句解释为叫人逆来顺受,无条件地服从统治者,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一个虚无飘渺的天国上。
可是,我为什么不自觉地忽略了这些话:“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太二十一21)“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这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酌量吧!”(徒四19)“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路四18)这哪里是劝人们无条件的服从统治者呢?基督徒无条件服从的唯有上帝。对于其他一切的服从都是有条件的。不违背上帝的意旨,这就是最基本的条件。
基督教不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而是使人从罪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良药。
后来,当我读到西蒙娜·薇依(Simone Well)的名言,“革命是人民的鸦片”(注12)时,我觉得这话说得太好了。是的,革命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革命,许诺给劳苦民众一个无比美好的共产主义天国。但我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却是:有剥削、有压迫、有私有制,党和国家成了老板,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从各个方面对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贫穷,成了社会主义的商标;专制,是无产阶级新社会的专利;说假话,不说真话,则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精神生活的基本特征。
革命,据说上面的说法,那是劳动人民的盛大节日,但是,广大的劳动者却只是在五一劳动节这一天庆祝这节日。在余下的三百多天中,他们必须为革命辛勤劳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成为受国家奴役的顺民。据宣传说,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是国家的主人。但这个主人必须学会一件事:就是不仅要听社会公仆的指挥,而且要忍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和专制。
革命,命令我们为了革命而忍受现实的一切苦难。面包会有的,但不是今天。今天,你得咬紧牙关,勒紧裤带。所有的苦难都是国内外反动派造成的。为了消灭苦难,先要消灭一切敌人;为了消灭敌人,先要制造出敌人来。不但要在国际上制造出罪大恶极的敌人来,而且要在国内,在共产党内制造出反动透顶的敌人来。并且是,一批界一批地制造,今天把你制造成敌人,明天再把他制造成敌人,并且,就连那些把别人制造成敌人的人们,自己也会被制造成新的敌人,并且是隐藏最深的敌人!
革命,强迫我们服从领导革命的党和领袖。只有他们才能为人们指明革命的航向,带领革命群众奔向共产主义前方。党和领袖是真理的化身,无条件地服从他们,接受他们在现实中造成的一切,这不仅是人民的义务,而且是革命的利益所在。因此,服从不仅完全必要,而且十分必须。如果你不服从,就要宣布你是敌人,然后,以革命的名义强迫你服从。这专政,如果不能使你在精神上屈服,就消灭你的肉体!并且,还要通过铺天盖地的反复宣传,令你遗臭万年!
革命没把贫穷和专制革掉,却把自由革掉了。革命成了不自由、专制、暴政的同义语,但人们还必须对之三呼万岁。据说,资本主义的自由是虚假的。为了反对虚假自由,革命给了人民“真正的自由”。而“真正的自由”,就是大家都平等地失去了自由。偌大个中国。只有一个或几个人享有自由,其他的人享有的是“真正的平等”——社会主义的平等,即大家都失去了自由的平等,也就是大家都得奴隶般地服从党和政府的平等,也就是大家都得奴隶般地服从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平等。
想到这里,我真是感慨万分,革命啊!多少人为了你,牺牲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在革命的名义下啊,多少无辜者的青春和性命被践踏了!
革命啊!革命,多少罪恶借汝之名而行!
革命,当年你是那样地吸引了我,直到有一天,你差一点把我也变成“革命对象”。我为你献出了我那宝贵的青春,你却把它糟蹋了。我为你敞开了我的灵魂,你竟把它玷污了。革命,我今天同你告别,因我再不想被你这鸦片所麻醉。
在福音的感召下,我从心底发出呼喊:别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苏维埃帝国倒塌的尘埃,把你也埋在了尘埃之中。社会主义的红星——克里姆林宫的红星熄灭了,柏林墙也倒塌了。革命,我被你骗得太苦了!我再不愿被你骗了!我不能眼见自己走向那绝望的深渊。人生不再是一场梦,我已经醒来。
我的灵魂苏醒了。慈爱的天父啊,请你搭救我!因你的独生子亲口说过,“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二十三34)
赦免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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