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大院的东厢房也是五家人。北边最把头的是景叔景婶一家，他们家两间房，他家最小的女儿是我多年的同班同学。

景叔叔名叫景奉文，中国杂交玉米育种的奠基人，关于他，早在世纪之初我就写文章纪念他，但那书是在海外出版的，海内看不到。几个月前我在海内又写了文章，许多人看到了。但现在又看不到了。

在一九六六年前，我在景叔叔家里看了许多小人书，连环画报什么的，那是文化上我罕有的启蒙圣地。

景叔叔家门前还有一个花园，我在写“地瓜花”那篇文章里已经写了一点。他家后院还有一棵樱桃树，樱桃红了的季节，景婶会摘下一碗樱桃，让在她家的小孩子尝尝。我尝了，真甜。

景婶还在院子里给我们小孩子讲过北大荒的故事，他们在那里住过，很富裕的地方，我很喜欢。特别喜欢那里很容易就能抓到傻狍子，吃到肉，猪肉，狍子肉、野鸡肉。

那里还有狼。

一九六六年那年，一切都变了，景叔叔被单位批斗了，是“历史反革Ming分子”，他下班后推着自行车进院子里，大人和小孩都再也不敢跟他说话了。

后来，他们家被赶到乡下——鸡冠山劳动改造，从此离开了刘家大院。

七八年后，我在丹东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又见到了景叔叔，那时他还是戴着帽子的“分子”，我们见过面，但没有好好聊聊，这是终生遗憾。

景婶后来搬回了镇里，住进了楼，离我们刘家大院不远。上大学的第三年还是第四年，放暑假时我去看过景婶。

景婶说：“你从小你景叔就喜欢你爱读书。”

我说：“我知道。”

泪水涌上了眼眶，心酸，写不下去了。

写下一家吧，顾大哥。

顾大哥家也是两间房，两口子都在丝绸二厂工作，都是工人，一个阶级的。自然，他们的孩子都是工人阶级后代。后代的第一个叫世民，有点呆，比我大两岁，第二个叫世国（或，果），小锁子，比我小一岁。他们俩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小萍子，一个弟弟，小四。

想起来了。顾大哥名叫彦平，他妻子似乎叫张丽君。

他们两口子经常吵架，气大发了，大哥就动手，但大多数情况下，大嫂总能及时逃离，站在院子里大哭大叫，开口的话基本上保持了一致性：“姓顾的，我C你妈的！我C你八辈祖宗。”

这不像顾大哥打小锁子，小锁子只会求饶，并且，出逃的可能性极低，顾大哥有时把他捆起来打，用皮带。

庆幸，我们家那时都没有皮带，是帆布制的腰带。

顾大哥打还是有区别的，他一边打一边说话，说的话也保持了高度一致性：“我C你妈的，我看你还淘不淘！”或者，“……我看你还学不学好！”

跳“忠字舞”那年，顾大嫂和张大嫂时而在院子中央研讨舞姿，比如说：“两只手要这样往上。”“对了，对了，腰再扭大一点。”“不行。不行，屁股不能撅得太高了。”等等。

她们会认真地研究好久。顾大哥有时会大喊：“还不回家做饭！”

顾大嫂回答：“你没看我们正在跳忠字舞吗？”

吾生也早，两位大嫂要是赶上了大妈们的广场舞，一定会叹息不知。要是没赶上，我也就只能留下“呜呼哀哉”四个字了。

我离开凤城时，顾大哥老了，大嫂也老了。她叫自己的丈夫是“老鬼”，有时加上限定词：“屋里的”。“老鬼”瘫了，躺在屋里。

听说，最后是小锁子给他爸送的终。

最后一次见小锁子，他开口还是叫我“三哥”，并且说：“还是念书好。”他自己也有孩子了。

东厢房只有康叔康婶家是一间房，夹在顾大哥和我们家中间。康叔在县农机站工作，康婶在绸厂工作，但自从我见到她，她就没怎么工作，她说自己是“老病号”，肾病，两个加号。 

他们两口子没孩子。

大概是六二年的某个秋日，有一天放学后，我走到了后院，看见康婶正抱着个小孩子在地边晃来晃去，小女孩还不到一岁，康婶让我看她漂亮不漂亮。

漂亮。

康叔和康婶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康秋涛。康婶后来说是翻了《巧连神数》后起的。有什么讲究，我也没有细问。

康婶爱读小说。但不是革命小说，是旧的小说，古代的，皮都黄了。她的工友姜姨不知道从哪里给她弄来了这些书看，看着看着，康婶就掉眼泪，伤心很久，说：“你看人家古代的小姐……”

不爱说话的康叔有时会插上一句：“看什么看，哪个腰像你那么粗。“

这让康婶更伤心了。幸好，康叔没说矮。康婶个子不高。 

康秋涛十六七岁那年，也是一个午后，或夏日、或秋日，有一个小伙子来了，在院子里抱着秋涛哭。我妈悄悄告诉我：“秋涛她哥找来了。”

她哥让她回家看看她生身母亲，小涛不回去，说：“她想我，她想我怎么我那么小就把我送人了。”

哥哥说：“妹妹，妈妈实在没法子，养不起，留在家里就饿死了。”这我才知道，秋涛原来是乡下人。虽然我也是农民，但却是住在城边子的农民，比乡下离城里近了许多公里。

八十年代末期，康叔单位分了新房子，他们家搬走了。我上大学放假时还去看过他们。后来，听说康婶死了。康叔也死了。

该说我们家了。我们家在五七年搬进了刘家大院。两间房，一进门就是一个碗架，架子底下三口缸。冬天里，两口大缸挤满了酸菜。

还有一个大锅和两个砖砌的炉子，每个炉子都有一个炉坑。还有一个和煤的煤槽子，不到一米深。

两扇里屋的门通向小屋和大屋。

小屋子可以挤进三个人躺在炕上，我大哥结婚后就在那里挤了好几年。大屋子的炕长一些，使劲挤，五六个人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哥四个冬天里就那么挤过，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节约能源。也因为，我们都不胖，没有胖的可能性。

冬天小屋里不点炉子，省煤，过年时妈妈炸的果子和蒸的包子什么的，都放在小屋子里，接近冰箱。

听妈妈说，我们家的屋子，原来是马棚。

我爸是工人，炊事员，在外地上班，大概一个季度回来一次。我妈领着我和我弟弟加入了蔬菜队，成了农民。

我们家窗前和屋后各有一小块地，靠着南山墙，还有三分地，是生产队分给我们三个农民的。

全家一年到头吃的菜，全都是这几块地里种的。

这个屋子留给我的最深刻印象就一个字：饿。

一句话：“饿死我了。”

特别是那三年，家乡话叫“低标准”。

后来我们家养猪了，自己也起了围墙，平常日子，就从靠着胡同那道墙的门直接上街了。

猪圈紧靠着胡同。它旁边是我们家自己挖的厕所，有盖，但不是红瓦。里面的赃物，就用来给自己家的地里施肥了。后来不怎么不种地了，赵大哥就来帮助掏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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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我考上了吉林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沈阳药学院工作，成了市民、国家干部，就再也不算是刘家大院的人了，那年我二十七岁。

寒暑假我探亲回老家，会在刘家大院里短暂地住几天，那时父母都住在那里。

大概是上个世纪末，上面要改建，刘家大院被拆除了。

刘家大院建于何年何日，由谁所建，哪一年被分了，无考。院主是何人，生于何年，卒于何日，我也是什么都不知道。那十三户老邻居今在何方，我还是什么都不知道。

2021.7.1至19于美国家中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