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家大院的東廂房也是五家人。北邊最把頭的是景叔景嬸一家,他們家兩間房,他家最小的女兒是我多年的同班同學。
景叔叔名叫景奉文,中國雜交玉米育種的奠基人,關於他,早在世紀之初我就寫文章紀念他,但那書是在海外出版的,海內看不到。幾個月前我在海內又寫了文章,許多人看到了。但現在又看不到了。
在一九六六年前,我在景叔叔家裡看了許多小人書,連環畫報什麼的,那是文化上我罕有的啟蒙聖地。
景叔叔家門前還有一個花園,我在寫“地瓜花”那篇文章里已經寫了一點。他家後院還有一棵櫻桃樹,櫻桃紅了的季節,景嬸會摘下一碗櫻桃,讓在她家的小孩子嘗嘗。我嘗了,真甜。

景嬸還在院子裡給我們小孩子講過北大荒的故事,他們在那裡住過,很富裕的地方,我很喜歡。特別喜歡那裡很容易就能抓到傻狍子,吃到肉,豬肉,狍子肉、野雞肉。
那裡還有狼。
一九六六年那年,一切都變了,景叔叔被單位批鬥了,是“歷史反革Ming分子”,他下班後推着自行車進院子裡,大人和小孩都再也不敢跟他說話了。
後來,他們家被趕到鄉下——雞冠山勞動改造,從此離開了劉家大院。
七八年後,我在丹東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又見到了景叔叔,那時他還是戴着帽子的“分子”,我們見過面,但沒有好好聊聊,這是終生遺憾。
景嬸後來搬回了鎮裡,住進了樓,離我們劉家大院不遠。上大學的第三年還是第四年,放暑假時我去看過景嬸。
景嬸說:“你從小你景叔就喜歡你愛讀書。”
我說:“我知道。”
淚水湧上了眼眶,心酸,寫不下去了。

寫下一家吧,顧大哥。
顧大哥家也是兩間房,兩口子都在絲綢二廠工作,都是工人,一個階級的。自然,他們的孩子都是工人階級後代。後代的第一個叫世民,有點呆,比我大兩歲,第二個叫世國(或,果),小鎖子,比我小一歲。他們倆下面還有一個妹妹,小萍子,一個弟弟,小四。
想起來了。顧大哥名叫彥平,他妻子似乎叫張麗君。
他們兩口子經常吵架,氣大發了,大哥就動手,但大多數情況下,大嫂總能及時逃離,站在院子裡大哭大叫,開口的話基本上保持了一致性:“姓顧的,我C你媽的!我C你八輩祖宗。”
這不像顧大哥打小鎖子,小鎖子只會求饒,並且,出逃的可能性極低,顧大哥有時把他捆起來打,用皮帶。
慶幸,我們家那時都沒有皮帶,是帆布制的腰帶。
顧大哥打還是有區別的,他一邊打一邊說話,說的話也保持了高度一致性:“我C你媽的,我看你還淘不淘!”或者,“……我看你還學不學好!”

跳“忠字舞”那年,顧大嫂和張大嫂時而在院子中央研討舞姿,比如說:“兩隻手要這樣往上。”“對了,對了,腰再扭大一點。”“不行。不行,屁股不能撅得太高了。”等等。
她們會認真地研究好久。顧大哥有時會大喊:“還不回家做飯!”
顧大嫂回答:“你沒看我們正在跳忠字舞嗎?”
吾生也早,兩位大嫂要是趕上了大媽們的廣場舞,一定會嘆息不知。要是沒趕上,我也就只能留下“嗚呼哀哉”四個字了。
我離開鳳城時,顧大哥老了,大嫂也老了。她叫自己的丈夫是“老鬼”,有時加上限定詞:“屋裡的”。“老鬼”癱了,躺在屋裡。
聽說,最後是小鎖子給他爸送的終。
最後一次見小鎖子,他開口還是叫我“三哥”,並且說:“還是念書好。”他自己也有孩子了。

東廂房只有康叔康嬸家是一間房,夾在顧大哥和我們家中間。康叔在縣農機站工作,康嬸在綢廠工作,但自從我見到她,她就沒怎麼工作,她說自己是“老病號”,腎病,兩個加號。
他們兩口子沒孩子。
大概是六二年的某個秋日,有一天放學後,我走到了後院,看見康嬸正抱着個小孩子在地邊晃來晃去,小女孩還不到一歲,康嬸讓我看她漂亮不漂亮。
漂亮。
康叔和康嬸給她起了一個名字,叫康秋濤。康嬸後來說是翻了《巧連神數》後起的。有什麼講究,我也沒有細問。
康嬸愛讀小說。但不是革命小說,是舊的小說,古代的,皮都黃了。她的工友姜姨不知道從哪裡給她弄來了這些書看,看着看着,康嬸就掉眼淚,傷心很久,說:“你看人家古代的小姐……”
不愛說話的康叔有時會插上一句:“看什麼看,哪個腰像你那麼粗。“
這讓康嬸更傷心了。幸好,康叔沒說矮。康嬸個子不高。

康秋濤十六七歲那年,也是一個午後,或夏日、或秋日,有一個小伙子來了,在院子裡抱着秋濤哭。我媽悄悄告訴我:“秋濤她哥找來了。”
她哥讓她回家看看她生身母親,小濤不回去,說:“她想我,她想我怎麼我那麼小就把我送人了。”
哥哥說:“妹妹,媽媽實在沒法子,養不起,留在家裡就餓死了。”這我才知道,秋濤原來是鄉下人。雖然我也是農民,但卻是住在城邊子的農民,比鄉下離城裡近了許多公里。
八十年代末期,康叔單位分了新房子,他們家搬走了。我上大學放假時還去看過他們。後來,聽說康嬸死了。康叔也死了。

該說我們家了。我們家在五七年搬進了劉家大院。兩間房,一進門就是一個碗架,架子底下三口缸。冬天裡,兩口大缸擠滿了酸菜。
還有一個大鍋和兩個磚砌的爐子,每個爐子都有一個爐坑。還有一個和煤的煤槽子,不到一米深。
兩扇裡屋的門通向小屋和大屋。
小屋子可以擠進三個人躺在炕上,我大哥結婚後就在那裡擠了好幾年。大屋子的炕長一些,使勁擠,五六個人沒有任何問題,我們哥四個冬天裡就那麼擠過,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節約能源。也因為,我們都不胖,沒有胖的可能性。
冬天小屋裡不點爐子,省煤,過年時媽媽炸的果子和蒸的包子什麼的,都放在小屋子裡,接近冰箱。
聽媽媽說,我們家的屋子,原來是馬棚。

我爸是工人,炊事員,在外地上班,大概一個季度回來一次。我媽領着我和我弟弟加入了蔬菜隊,成了農民。
我們家窗前和屋後各有一小塊地,靠着南山牆,還有三分地,是生產隊分給我們三個農民的。
全家一年到頭吃的菜,全都是這幾塊地里種的。
這個屋子留給我的最深刻印象就一個字:餓。
一句話:“餓死我了。”
特別是那三年,家鄉話叫“低標準”。
後來我們家養豬了,自己也起了圍牆,平常日子,就從靠着胡同那道牆的門直接上街了。
豬圈緊靠着胡同。它旁邊是我們家自己挖的廁所,有蓋,但不是紅瓦。裡面的贓物,就用來給自己家的地里施肥了。後來不怎麼不種地了,趙大哥就來幫助掏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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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我考上了吉林大學哲學系,畢業後被分配到了瀋陽藥學院工作,成了市民、國家幹部,就再也不算是劉家大院的人了,那年我二十七歲。
寒暑假我探親回老家,會在劉家大院裡短暫地住幾天,那時父母都住在那裡。
大概是上個世紀末,上面要改建,劉家大院被拆除了。
劉家大院建於何年何日,由誰所建,哪一年被分了,無考。院主是何人,生於何年,卒於何日,我也是什麼都不知道。那十三戶老鄰居今在何方,我還是什麼都不知道。
2021.7.1至19於美國家中
(全文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