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类整个行为似乎都包含于，且仅仅包含于此一事实：不断的，每分钟向他自己证明他是一个人而不是钢琴键。这可能要以他的性命为代价，可能以互相残食为手段。”
舍斯托夫曾经这样评论：《地下室手记》“不仅在俄罗斯文学，而且在世界文学中，都是一部最有名的作品。”（注一）在我看来，它是世界文学中最杰出的中篇小说，没有之一，并且，它不仅是一部文学巨著，而且是哲学、神学著作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因此，它才能被视为存在主义最宝贵的文献之一。
罗赞诺夫说：“《地下室手记》的每一行都是重要的，几乎不能把它归结到通用的公式里；同时，任何一个思考的人都不能不去讨论其中所发表的见解。”（注二）他还认为，在《地下室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并且最详细地批评了这样一种思想，我将其概括为理性专制主义，这种主义“就是这样一个愿望，即借助理性建立人类生活的如此完善的大厦，以便它能给人以安慰，结束历史，根除痛苦。对这个思想的批判贯穿着他的所有作品。”（注四） 我已经在前两个周五分别介绍了这部作品，这是最后一篇。
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的是人，是人的自由。而人的自由是不能放进一个数学公式的。“如果有一天发现了我们一切欲望与任性的公式——这就是说，它们依据什么，它们如何升起，如何发展，在某一状况它们的目标如何，另一状况又如何等等。这当然是一条真正的数学公式——那么，很可能，人会立刻停止感到欲望，实际上，他一定会如此。因为有谁会依照公式来选择呢？更且，他会立刻由人转变为一个风琴拴或其他类似的东西；因为当人不再有自由的欲望及选择，他除了是一个风琴拴还能是什么？”（第51至52页）
当人被剥夺了选择的自由，他也就无任何自由可言了，于是，人就成了机器，或者，钢琴键。
人们经常说，我们的选择之所以陷入错误，通常是由于对利益的错误看法。理性可以帮助人权衡利弊得失，使人对利益形成正确的看法。这个论点包含了一个前提，就是人的行动是受头脑支配的，而人是理性的动物。陀思妥耶夫斯基讽刺这种简单化的理性主义说：
“先生，理性是件很妙的东西，这是不用争辩的，但理性终究只是理性，它所能满足的指示人的理性面；而意志却是整个生命的表白，这就是说，包括理性与一切冲动的整个人类生命。我们的生命，在它的表白之中，虽然是没有价值，然而它仍是生命而非开出来的平方根。现在，比如说，很单纯的，我要活下去，这是为了满足我生命的一切官能，而不只是要满足理性，这就是说，不只是要满足我生命官能的二十分之一。理性所知道的是什么东西？它所知道的仅是它所以学习到的东西，（而有些东西，可能永远学习不到；这很糟糕，但为什么不坦坦白白承认？）而人类的本性却是一个整体，它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与它里面的一切因素共同行动，而即使它走错了方向，还是活下去。”（第53至54页）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有一种极端的情况是理性主义永远也无法解释的，这就是人们有时执意要做蠢事和傻事（聪明人会说），异想天开的事（在讲究实际人的心目中），毫无意义的事（在别人看来），不值得或者得不偿失的事（以计算之心来看）。“有一个状况，仅有一个状况，人们有意识的，蓄意的欲望与他有害的事物，欲望愚蠢的事物，最最愚蠢的事物——仅仅为了取得欲望愚蠢之事的权利，而不愿被拘束于仅仅欲望明智之事的束缚之中。当然，这个最最愚蠢的东西，这种我们的任性，先生，事实上很可能比世界上一切事物对我们更有益处，特别是在某些情况之下。特殊之点是当它很明显的对我们有害，很明显的违背我们的理智的时候，它仍然可能比一切的利益对我们更有益处，因为不论外在情况如何，它为我们保存了最珍贵最紧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人格，我们的个性。”（第54页）
正是如此，献身爱情，献身正义，献身科学，献身于美，献身真理，都是证明。没有自由，就没有个性，也没有人格。历史正是如此说明的。
“你可以用任何字眼来形容这个世界的历史——一切能够进入你得乱七八糟的想象之中的东西都可应用，唯独不能用‘理性’来形容它。这两个字刺在你的喉咙里吐不出来。”（第56页） 这句话我超喜欢，你也可以把句子中的“理性”这两个字换成“平安、”“喜乐。”
“即使人真的仅仅是一支钢琴键，即使自然科学与数学一起向他作此证明，他仍然不会变得理性，却要做出一些乖张行为——仅仅因为忘恩负义，仅仅是为了贯彻他自己。设若他找不到方法，他就会制造毁坏与混乱，会发明一切样式的折磨痛苦，以便贯彻他自己！他会向全世界发动诅咒（这是他的特权，是人与其他兽类的首要区分住走），他可能因他的诅咒而达到他的目标——这就是说，他让自己相信他是一个人而不是钢琴键！
假如你说，所有这一切也能够被计算出来并列成表格——纷乱，黑暗以及诅咒，以及仅须事先对它加以计算就可把它制止，理性重而可以重新肯定自己——如果你这样说，好，人可能就会蓄意的发疯，以便把理性赶出去并贯彻他自己。这是我相信的，我可以为这个话负责，因为人类整个行为似乎都包含于，且仅仅包含于此一事实：不断的，每分钟向他自己证明他是一个人而不是钢琴键。这可能要以他的性命为代价，可能以互相残食为手段。”（第57页） 人终究是人，不是钢琴键。 “如果我们变成表格化及数学化，如果一切都成二二得四，自由意志又算什么东西呢？二乘二不用我的意志还是得四。”（第58页）
近代人有一个梦，要改变人性。无论方法是理性，科学，教育，还是革命，虽然方式有所不同，但目标都是相同的：改变人性。他们如此巨大的信心依据两个前提：第一，人性是可以依靠人自己而从根本上改变的；第二，存在着某些改变人性的客观规律（数学公式）。从此出发，这些人立志“要医治人们的旧习惯，并依照科学与善意来改革他们的意志，但你怎么知道，以这种方式改革人类，不但可能而且值得？究竟什么东西使你认定人类的倾向需要改革。总之一句话，你如何知道这样一种改革会对人有益？把话说到底，你怎么会如此确信理性与科学，认为由它们作保不违背人类正当利益的行为，就真正必定有益于人类，并且是人类的一种定律呢？你知道，这只不过是你的设想。它可能是逻辑定律，但不是人性定律。”（第58页）
“我承认人很明显的是创造性的动物，注定要意识清楚地为一个目标挣扎并从事工程事业——这就是说，不断的并且永恒的去开创新的道路，不论它导向何方。”（第59页）他很可能就“像玩棋子的人，只爱棋戏的进行，却不爱它的结束。而谁又知道（还没有一种肯定的说法），人类在世间所挣扎获取的唯一目标不就是这种无休止的获取过程而非所获取之物？这种获取过程用另一种说法，即是生活本身，而获取之物乃是生活的结果，可以用公式加以表达，其确定性就如二加二得死；然而，先生，确定性却不是生活，而是生活之死亡的开端。”（第59至60页） 人是一个创造性的动物，他注定要不断地创造。没有任何自然律可以阻挡它。
“事实上，人是一种滑稽的东西，似乎在它的生命中秉具某种玩笑的成分。然而，无论如何，数学的确定性仍然令人无法忍受。二二得四对我而言似乎仅是一种骄横的东西，二二得四是一个无礼的纨侉子，两手插腰而站，挡住你的去路并吐口水。我承认二二得四是很漂亮的东西，但如果我们给每种东西应得的价值——二二得五有时也一样很有魅力。”（第60至61页）
“谈到利益，难道理性不可能是错误的吗？人除了爱安宁幸福之外，难道不可能爱其他的东西？他是否会同样爱痛苦？痛苦是否可能与安宁幸福对他一样有利？人有时出奇的，热烈的喜爱痛苦，这是一个事实。”（第61页） 人有时爱痛苦有时甚至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他因沉浸在对痛苦的回忆中而感到满足。何止是爱痛苦，人还可能爱邪恶！魔鬼不正是在人心之中吗？破坏性与建设性，都存在与人性之中。在人性里面，善与恶并存，生与死同在。 “我想人类永不可能放弃真正的痛苦，这即是说，不肯放弃毁坏与纷乱。为什么，因为痛苦是一切意识的根源。虽然我在一开始说过意识是人类最大的不幸，然而我却知道人类赞扬它，并且绝对不会用任何代价把它出卖。意识，比如说，就无限的高越二二得四。一旦你获得了数学确定性，就再没有东西让你去做或去了解。”（第61至62页）
但又能怎么样呢？理性，已经被偶像化，成了永远不能毁坏的水晶宫。人们对之充满了信心，连历史都被它涂上了进步的色彩，反对理性主义的霸权，成了大逆不道之罪。但尽管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要拼死一搏，他要向它做鬼脸，或者，偷偷吐舌头。 “你对于一个永远不能毁坏的水晶宫具有信心——一个不能向它偷偷吐舌头做鬼脸的水晶宫。而这或许正是我何以惧怕它；它是水晶做的因而无法毁坏，甚至不能向它偷偷吐舌头做鬼脸。。。。然而，如果我脑子里发生一种念头，意味这不是生命中的唯一目标，我要住最好的大厦——这时又怎么办呢？这是我的选择，我的欲望。”与理性是否符合对我有什么关系？我决不会为了自然律真正存在以及为了与自然律相符合，就接受某种妥协。（第63页）
“当我还活着并且具有欲望的一天，我宁愿让我的手枯干也不肯放一块砖头在这种建筑上！你用不着告诉我：我刚才摈弃水晶宫仅仅是为了不能向它吐舌头。我并没有说我之摈弃它是因为我太喜欢吐舌头。我所愤慨的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我恨我们所有的大厦竟没有一桩是不可以向它吐舌头的。相反的，假如你们的一切事物布置得使我不想对它吐舌头，我因感恩而心甘情愿让你把我的舌头割掉。然而一切事物未曾如此布置并不是我的错，人必须满足于典型公寓也不是我的错。然而为什么我被造就出如此的欲望？难道我生命如此的结构，仅仅是为了让我认识我如此的构造仅是一种骗局？难道这会是我整个生命的目的？我不能相信！”（第63至64页） 我不信！这就是对理性主义的抗议。
“我自己知道地下室并不是更好的。更好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十分不同的东西，那个东西是我所渴求的，但我找不到它！该死的地下室！”（第65页） 那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是什么呢？ 主啊。 2017.11.21
注释：
注一，列夫。舍斯托夫 著 董友 等译，《在约伯的天平上》，三联书店，北京，1989年1版，第30页。
注二， 注四，罗赞诺夫著，张百泰 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华夏出版社，北京，2001年1版，第36页；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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