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是不用专门教育的，那是情之所至，理之当然，想让人不爱都难。即使一个人在祖国被深深的伤害，他可能恨伤害了他的人和社会力量，但他很难恨自己的祖国，他恨不了那生他养他的山山水水，他恨不了那熟悉又亲切的乡语乡音，他恨不了那五千年的象形文字，恨不了那从儿时起就刻在脑海中的窗前明月光，还有长城长城谣，黄河黄河大合唱。

即使他有恨，但那是由于爱得太深而引起的恨，是恨铁不成钢之恨，是恨溶入我血液的这一切为什么不能变得美好。他的恨，是叹息，就像八十年代初电影《苦恋》中的追问：“你爱我们这个国家，苦苦地留恋这个国家……可是这个国家爱你吗？”更早是话剧《茶馆》里常四爷说得更简练，“我爱咱们大清国啊，可是谁爱我啊？”

我爱我的祖国，这一份情感是那么自然，那么浓烈，就好像一棵小树，只要根扎在大地里，那泥土中的养分、水分，它就不能不吸收。即使是在穷山，在荒原，虽然贫瘠，但她依然像野草，顽强地扎下自己的根，直到大地深处。

多年前看春节晚会，我听到了一位歌唱家唱余光中的诗：“到如今，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大陆在那头……”还没有听他唱完，我就流泪了。那样一种对祖国的爱，如果不是我出了国门，我绝对体验不到这一点。“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那不是歌，那是现实，是在心头上刻下的一刀又一刀。而心之所以能被刀伤，只因为无论在哪里，心总是在那头。

但是，有形形色色的爱国主义：从朴素的爱国感情，到理性的、健全的爱国主义，到狭隘的、极端的爱国主义、到官方的爱国主义，虽然有时很难画出一条清晰而又确定的界限，但区别的确存在在那里。

殷海光在论述“我族中心主义”时说：从文化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个文化的份子多少都是我族中心主义者，但有良性与恶性之分。良性者肯定并爱戴自己文化的风俗、习惯、制度、文物、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理想，但同时也欣赏并且尊重其他文化里的这些东西；恶性者，只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具有绝对的价值，并且这些价值只存在于我一族之中，并且优于一切文化，从而对别的文化采取了一种鄙夷甚至排斥的态度。（注六）        

德国诗人海涅则区别了两种爱国主义：法国式的与德国式的。法国式的爱国主义，爱自己的祖国，同时也爱整个文明世界；德国式的爱国主义则只爱德国，仇视文明和自由，反对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这种法国式的与德国式的爱国主义的区别，也就是狭隘的爱国主义与健全的爱国主义的区别。

狭隘的爱国主义之所以狭隘，不仅在于它把自己的爱仅仅限制在一国之内，更在于它排斥人类的普遍价值、共同价值。而健全的爱国主义之所以健全，就在于它不仅爱自己祖国的一切真、善、美，而且爱一切的真、善、美，爱与真美善相连的独立、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不论它出现在什么国家。

就价值的层次而言，人类的普遍价值、共同价值，高于祖国的价值。当两者发生冲突时，毫无疑问：前者高于后者。用另一句话来说：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中国人，美国人，俄国人。将爱国的价值置于人类的共同价值之下，这样的爱国主义才是健全的。

用孔夫子的话来说，健全的爱国主义有其“达”与“不欲”两个方面：就“达”而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凡是我渴望的真善美，我也渴望其他的人拥有它，或者说，不论什么人，只要他渴望的是真善美，那么，我就心甘情愿地让这个渴望成为我自己的渴望；就“不欲”而言，“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凡是我所恨恶的假恶丑，我就不把它加给任何人，无论这人与我同族还是异族；或者说，无论假恶丑出现在哪里，都为我的心灵所拒绝。

耶稣把这个原则提升为整个人类精神生活、道德生活和灵性生活的根本原则：“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注七）。 

无论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现实中，都可以不费力气地发现：狭隘的爱国主义往往成为盲目排外、妄自尊大的代名词，并且，它会迅速转化为赤裸裸的反西方主义，反美（国）。

狭隘的爱国主义有一个简单而明确的“凡是”逻辑：凡是属于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都是坏的，必须坚决反对。

它最先排斥的是一切外来的器物、技术，即物质文明，从“洋火”、“洋布”，到“洋枪”、“洋炮”。这一层排斥是最容易消解的，因为非常明显，物质文明是没有任何国界限制的，而且它还有用，就像如今，大概没有几个人会反对使用计算机或手机吧，也很少听说因为爱国而把家里的电视砸了，虽然这些东西最初都是从外国进口的，而如今，甚至把它们出口了。

在物质文明之上，狭隘的爱国主义排斥的是政治、法律制度，即政治文明。那心态，从正面说，是“汉家自有制度”，反着讲，则是“祖宗之法不可变”。

无奈民主、自由和人权，乃当今世界之大流，挡是挡不住的。无论国情如何如何的特殊，当人们可以睁开眼睛自由地看世界时，他总是能看到法治社会与民主制度集中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当然了，不用多少政治智慧人们就可以看到，无论怎么成熟的法治社会与民主制度，都有许多的缺点和毛病，并且，有的地方还病得不轻。但是，无论它们有多少缺点，但比专制、独裁、人治相比较，总是好得无比。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哪怕它打着“祖国”的旗号，在道义上也支撑不久，只有破产一途。 

若是从排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阵地退下来了，某些人们还剩下一个地盘可以固守，这就是精神文化，即精神文明。凡是外国的哲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宗教，等等，统统都是腐朽的，堕落的，甚至是反动的，必须坚决拒绝。套用一个公式，就是与西方文化彻底决裂，或者说，与西方观念彻底决裂。

拒绝“洋人”的“洋教”，不相信外国人的上帝，这就是狭隘的爱国主义的最后一块盾牌。

上帝居然有了国界的限制，这岂不是开玩笑？但笑不出口，只好苦笑。指责“基督教是洋教”的“爱国者”们，很少有勇气面对佛教，想一想，佛教当年不也是“洋教”吗？还有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为什么同是西方的“经”，这佛经就取得，读得，而圣经就取不得也读不得了？

这其中有一个奥秘：流传在中国本土的佛教，早被中国文化改造了、同化了，成了土色土香的中国佛教。连日常用语都无法摆脱，像什么缘分啊，冤家啊，解脱啊，沉沦啊，火坑啊，一刹那啊，等等，统统都是佛家用语。这自然令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文化人，自豪得很。但是，面对着基督教信仰，我们却发现，它从根本上撞击了我们的文化，什么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什么人皆为罪人，什么救主耶稣，什么恩典，这样一些观念，是我们中国文化中从来没有的。（而正是这样的基本观念，从根本上影响了西方文化。）

基督教信仰更宣称：这上帝是惟一真正的上帝，耶稣基督是惟一的救主，这救恩是惟一真实的救恩。而人，无论是高贵的，还是卑贱的，有知识的，还是没文化的，人品好的，还是德性差的，都犯了罪，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都需要被耶稣基督所拯救。

这些话这怎么能不令我们中国人反感呢？有点文化的，觉得这贬低了我们的孔孟老庄，那可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圣人、好人、新人自居的，认为这羞辱了他们的人格，我不是好人？胡扯；自认为有信仰的，则为佛祖真君关公马祖黄大仙等等一大堆的神明抱不平，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真上帝，这如何可能！放肆，不宽容；轮到平民百姓了，说法虽然不多，但总感到这有些霸道、别扭：我们把儒啊、佛啊、道啊、关公啊，还有什么大师啊小神啊，和耶稣都搅和到一起来信，不是挺好的嘛，怎么就不行了呢？

最滑稽而又可悲的是，狭隘的爱国主义用来批判洋教的锐利武器，国产的不多，大都是进口货，且只从西方进口。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还是东方主义，都是进口货，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大力抨击的西方文化霸权中的一部分洋货。

如今，连“洋节”也反的不亦乐乎，却心安理得地庆元旦，过三八、五一这些冠上了“国际”的节日，这能说头脑健全理智清醒吗？

（待续）

原稿完成于2004年。

这一次修改后分三部分发表。2018.1.2 修订

（2010.7.24夜登泰山，次日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