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从五月份到六月份，我时常想起自己的三位老师，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是“右派”。
从我懂事起，右（派）就是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拴在一起的大坏蛋，学名，阶级敌人。
但如今想来想去，没想到他们竟然深刻地影响了我。
王向杰是我亲身接触的第一个右派，还是女的，估计被打成右派时最多二十四五。她是我的小学老师，小学三、四年级时她就教过我，她是全校最好的老师。如今，她教过了什么都忘记了，就记得有一次我的同桌上课时低头看着手，她走过来说，让我也看看，你手上长着花吗？还记得她一个人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都三十多岁了，还没结婚，文革结束前后终于结婚了，丈夫在新疆工作，与辽宁相距几千里，很少回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当上了小学校长。1978年我考上了吉林大学，上学前专门去看望她，老师说，你从小就是个读书的料子，好好读书吧。
王老师对我的影响大概就是那身傲气吧。虽然是右派，但几乎从来不低头，说话声音也亮亮堂堂的，腰板挺得笔直。人长的漂亮，打扮的也干干净净，一点也不像一个做了什么错事的人。 再就是她的课教的真好，这坚定了我一个信念，老师站在课堂上，无论你遭遇了什么，你都要把课好好地教好。
1978年考上吉林大学哲学系后，我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对我思想启蒙的老师，他就是邹化政老师。那时，他才被解放不久，给我们讲西方哲学史，他刚刚讲西方哲学史的绪论就把我震住了，他说，什么研究哲学要用阶级分析方法，纯粹是胡说八道。 他讲康德的观点人是目的，不是工具时，眼睛都亮了。这让从小就被教导要做党的驯服工具的我，心一下子也亮了。 他还说，宗教是人把握世界的方式之一，只要有人类存在，宗教就是不会灭亡的。这观点在那个时代也是惊人的，因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当时还是我们学习的艾思奇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基本观点。我想我后来能信耶稣，也与邹老师十多年前播下的心灵种子有关吧。
由于1985年考上了中央党校读研究生，我认识了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岱年先生，并有幸成为他的私淑弟子。先生一看就知是忠厚之人，没想到那年他也被打成右派分子。这还是北京市长彭真坐镇北京大学督战获得的战果之一。 那两年，我一次次到张先生家登门求教，每次都学到了好东西。记得1989年5月17日，到北京清华大学参加为先生庆生的研讨会后，一时走不了了，就在先生的家中住了几天。至今忘不了先生忧伤的眼神和叹气声。还有师母每次吃饭前，总要把碗筷放在蒸锅里蒸一遍。 我曾计划和先生合写一部研究中华文化发展道路的书，先生也看过了大纲，但进入九十年代后，形势巨变，我不久后又出国了，于是这部书就再也写不成了。 所幸的是我研究张先生哲学思想的书写完了，并且还在国内出版了，那是1989年。
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令我十分震惊的事情，就是张岱年先生被定为右派分子前后，在报纸和刊物上批判他的，竟然是当今国内哲学界的几位大名人。
我搜集好了这些文章后曾经问张先生要不要看，他拒绝了。
当年，这些文章炮制出来后，也有人曾问张先生看不看，张先生是同样的态度，一字也不看。 这也是一种骨气或者傲骨，或者说自信。这多年来这种态度一直鼓舞我，如果自己坚信的理念受到了世人的误解，要敢于一意孤行。 当时我还问张先生，这些批判你的人大概你总知道是谁，他们中有的还是你的学生。文革后他们向你道歉了没有？
张先生说，只有一位。
但我在那几年看到，某些批判过他的人，又来找他帮忙，又要和他合作，只要有可能，张先生就帮助他们。他不计前嫌，不念旧恶。 这也影响着我。 ……
其实还有许多话，那影响深入到了我的骨髓中，
比如沉默是罪。
没有沉默的权利。
比如秦制是知识分子的天敌，比如思想上的大一统，等等。可惜都无法直言。曾经写出来过，但都随风。
该收笔了，不要问这是为什么。现在已经过了夏季，是冬季。 文章原稿于2017年5月15日起稿，6月8日完成。 2018.1.6 推倒重些，只留下来几个故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