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 這本書最妙處就在於，狄馬從陝北民間說唱文化這個特殊的角度，揭示了陝北文化的意蘊和歷史變遷。就好像解剖了一隻麻雀，不但看到了五臟，還看到了靈魂。當然，你可以說麻雀沒有靈魂，但人有，且因着此有，構成了人與物的區別。
鳥也會唱歌，魚蝦也搖擺，山間的野獸在黃土地也嚎叫，但唯有人在歌唱時不僅唱歌，還尋找唱歌的意義。
狄馬對信天游的定義就充分地表達了這一點——“它是窮人的口糧，是受苦人的永恆故鄉。”他又說：“這是旋律性的哭泣。”
自然，這口糧不是五穀雜糧，桃李瓜果，而是心靈的糧食；而故鄉，也許是地上的桃花源，也許是天上的極樂世界。在信息文明闖入黃土地之前，世世代代，這些從別人那裡聽到的故事與歌，祖祖輩輩說下來唱下來，它們構成了一個精神天地，心靈家園。
(宋神宗）
狄馬在書中一再深刻地指出，其實，在黃河兩岸，有一個大傳統，這就是上層社會以文字為載體，主要由官方文人和大知識分子創造的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而另一面，是“小傳統”，是以口頭語言為載體，主要由農民和鄉村小知識分子為創作主體，以口傳心授為主要傳承方式的民間文化系統。
我以為：也許以官方文化系統與民間文化系統來區別更好。這兩種傳統有着重大的區別。以信天游為例，‘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怨而不怒’，這是孔夫子以來就定下的文化的外在標準，但看看陝北民歌中的男女發出了什麼樣異類的聲音。
像這樣的歌，N年前絕對是“黃色歌曲”：
……
把住情人親了個嘴，
肚裡的疙瘩化成水。
……
砂糖冰糖都吃遍，
沒有三妹子唾沫兒甜。
羊羔羔吃奶雙膝跪，
摟上親人沒瞌睡。
一對對母鴿朝南飛，
潑上奴命跟你睡。
牆頭上跑馬還嫌低，
面對面睡覺還想你。
還有這個詞：
“山頂上蓋廟還嫌低，
忘了娘老子忘不了你。”
這絕對背棄了“忠孝仁義”的禮教。
至於這個：
“寧叫皇上的江山亂，
可不叫咱倆的關係斷。”
要造反啊！衙役要是聽到了，不立斬，也打你五十大板。
雖然狄馬也寫了但我以為強調的還不夠是另外一點，就是官方的文化系統深深地滲透進了民間文化的傳統，從而形成了社會大致一致的價值觀和共同傳統。並且，正由於民間文化傳統的堅固支撐，官方的觀念才能那樣深入人心，那樣地流傳久遠。
狄馬書中多處講到一件事，就是自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期開始，民間可以說書了，於是，那些埋在黃土黑土紅土底下的 “忠臣良將、才子佳人”一下子全復活了。
老調子接着唱。
在信天游中，我們這些陝北之外的外地人，聽到最多的是那些愛情歌曲。其實，從狄馬書中可以看到，還有另一類的歌，它們，也許恰恰構成了世俗的民間的價值觀與文化的核心，這就是對待神明的態度。
“王向榮和神神的那些事”這一篇特別值得注意，狄馬說到神木一帶的現象，那裡，許多時代以來，村民供奉着兩種神明：一種是公共的神，是傳統意義上的“正神”，如，龍王、觀音、關公等；另一種是“家神”，家神比“正神”的級別低。“正神”是供奉在山上的，“家神”是寄居在家裡的。
這也是上層文化傳統與下層文化傳統相互交融的一個現象級現象。同時也構成了一種文化區別。
九十年代末期，華夏出版社出版了《美國人與中國人——兩種生活方式比較》一書，作者是美國著名人類社會學家許烺光。
他寫到：“中國人的神靈世界基本上類似於他們的人間世界，兩個世界中的普通人都由一個官僚等級制度所管轄。”（第226頁）
“神與崇拜者的關係是短暫的而非永久的，實際的而非感情。中國人傾向於只有在他需要神的時候才敬神。”（第244頁）
“用酒、食、戲來敬神”，甚至通過慶生來收買諸神。（第228至229頁）
陝北民歌中有“神官調”，也許，這是更深沉更深遠的歌，大概當代人再也唱不出聽不到那個味道了。
我聽過賀國豐唱的《祈雨調》：“龍王救萬民喲，清風細雨喲救萬民， 天旱了着火了， 地下的青苗曬幹了。”
極其震撼。
賀國豐是在劇場裡唱的，可能還有空調。要是退回到清朝，宋朝，唐朝，地下的青苗真的全都曬幹了，求雨的農民會怎麼樣撕心裂肺地哀求！
狄馬書中記錄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就是這些唱了千年的信天游，到了某一年，漸漸地染紅了，又過了多少年，又褪色了，半紅半黃。進入二十一世紀，它們會是什麼顏色呢？
他有一篇文章，沒有收入書中，網上可以搜到，“陝北民歌進化史：從男歡女愛到階Ji Dou爭”，非常值得對照着讀。
最後的話——
狄馬一再說到從農耕時代進入信息時代帶給民間文化傳統的衝擊。我的問題是：現在還有後生，站在山梁上唱情歌嗎？也許這樣問更正確，他們進城打工了，會對着妹妹唱信天游嗎？
也許，上抖音？
好多妹子，好多哥哥。
2021.11.11於美國
照片轉自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