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春节前后，有一天，镇党委书记孙淑英找我在她办公室内谈话，副书记孙景龙也在，那时我是中共辽宁省凤城县凤城镇党委宣传委员。
孙书记开门见山地就说：“小范，市里的通知下来了，咱们丹东市马上就要成立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范注），市委决定调你去大学的政治系工作，担任教师。”
她说：“你也知道，以前几次上面调你，我们都没有同意，觉得你年轻，还是应当在基层多锻炼一下.。虽然这次镇里也不想放你，但‘共大’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我们市里响应M主席的伟大号召而创立的，我们必须支持。所以，镇党委研究后决定，我们放你，同意你去教书。不知道你个人意见如何？” 我说：“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那时，我从高中毕业已经两年多了，还乡当了一年多的农民，1974年夏秋之际担任了凤城镇园艺五大队第六小队政治队长，带领二三十户园民（菜农）种菜。
年底，在孙淑英书记的力主下，我被调进凤城镇担任党委宣传委员。我是“以农代干”，名义上是国家干部，但还保留农民身份，按照一等劳动力的标准从生产队挣工分，不过，镇里每月补助18元钱。那时我们园艺队的社员（园民）一天能挣十多个工分，头等劳动力的每一个工分大概是一毛三四分钱。 记得1974年下半年，省里的《辽宁青年》杂志社和《丹东日报》社都调我，但都被镇里挡住了，这一次，他们不拦我了，我非常开心。
其实，在这之前我就知道消息了，是丹东市委宣传部的宋军和张兵告诉我的，说：“我们已经向市委推荐你到‘共大’教书。我们本来是推荐你去市委宣传部的。“
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明白，我初中和高中连在一起才上了四年学，为什么市委选我去大学教书？
孙淑英告诉我：“市委组织部的领导说了，派你去教书的目的，是为了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沙子。”（当时的观点：大学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有问题。） 就这样，我成了一粒沙子。为什么是沙子而不是泥土呢？大概就是有点棱角，在里面碰碰撞撞的，造成一点摩擦。
丹东‘共大’政治系的系址一开始在凤城县的四台子，离我们家二十多里，丹东蚕业学校和科研所就在那里，这一次它们也都合并进了丹东‘共大’。
四台子是个小山沟，沈丹铁路慢车经过时在这停一站。下了火车有条小河，走了一里多路就到系里。几栋楼都靠着山，山上长满树。
我刚到政治系时，除了我之外系里只有两个教师，贺老师和吴老师，他们都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在蚕业学校教政治课多年，贺老师担任系里的副主任。后来，又陆续来了几个老师，一个是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刘志华老师，教经济学。还有两个刚刚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张华和王东凯，一直到我离开‘共大’，只有我这一个高中生当教师是一粒沙子。
我很高兴成了一粒沙子，圆了我的大学梦。 
为了保证我这粒沙子的本色，四月初我到共大报到后，上级决定让我仍然以贫下中农的身份教书。就是说：“我依旧不是国家的正式干部，不领国家工资，每个月还继续领取生活补助费，好像是多了两三元，成了二十多元。”
领导鼓励我说：“小范，你必须响应主席的伟大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这样，才能当好一粒革命的沙子。”
这正是我当时苦苦追求的。
于是，我每天苦读书，常常到夜里的一两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到四卷，《列宁选集》一到四卷，都是在那时通读的。四卷的《毛选》我早就已经读了不止两遍。
这些选集中的重要文章，我大都读了好几遍，还作了读书笔记。
印象最深的，是上面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资产阶级法权》的语录，以及伟大领袖语录。
还有政治局常委张春桥的一篇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发表在《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的第四期上。全国的报纸和杂志立即全都转载了，并且是头版头条。 幸喜有谷歌，今天上网我查到了张的文章。张一开头就引用了列宁的话：“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他阐述说：“必须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包括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专政。一直到在地球上彻底消灭‘四个一切’，也就是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
这些观点，我当时都接受了。并且在教学中不断地传播这些观点。 
我心中还暗暗较劲，教课绝对不能比这些正牌的大学生差，看谁对领袖指示的精神理解得更准确，不然，我还算什么沙子呢？
如今我明白了，使我成为沙子的，就是张春桥“全面Z政”的思想，它D害了学生们的心灵。 当年，我最大的学生老胡太太已经五十多了，而最小的学生程淑芬、李贵华他们和我同岁，都刚过二十。
我够狠，够毒，让他们与我一道中毒。 初稿写于2002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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