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春節前後，有一天，鎮黨委書記孫淑英找我在她辦公室內談話，副書記孫景龍也在，那時我是中共遼寧省鳳城縣鳳城鎮黨委宣傳委員。
孫書記開門見山地就說：“小范，市裡的通知下來了，咱們丹東市馬上就要成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簡稱‘共大’——范注），市委決定調你去大學的政治系工作，擔任教師。”
她說：“你也知道，以前幾次上面調你，我們都沒有同意，覺得你年輕，還是應當在基層多鍛煉一下.。雖然這次鎮裡也不想放你，但‘共大’是社會主義新生事物，是我們市里響應M主席的偉大號召而創立的，我們必須支持。所以，鎮黨委研究後決定，我們放你，同意你去教書。不知道你個人意見如何？” 我說：“我服從組織的決定。”
那時，我從高中畢業已經兩年多了，還鄉當了一年多的農民，1974年夏秋之際擔任了鳳城鎮園藝五大隊第六小隊政治隊長，帶領二三十戶園民（菜農）種菜。
年底，在孫淑英書記的力主下，我被調進鳳城鎮擔任黨委宣傳委員。我是“以農代干”，名義上是國家幹部，但還保留農民身份，按照一等勞動力的標準從生產隊掙工分，不過，鎮裡每月補助18元錢。那時我們園藝隊的社員（園民）一天能掙十多個工分，頭等勞動力的每一個工分大概是一毛三四分錢。 記得1974年下半年，省里的《遼寧青年》雜誌社和《丹東日報》社都調我，但都被鎮裡擋住了，這一次，他們不攔我了，我非常開心。
其實，在這之前我就知道消息了，是丹東市委宣傳部的宋軍和張兵告訴我的，說：“我們已經向市委推薦你到‘共大’教書。我們本來是推薦你去市委宣傳部的。“
不過，我還是有點不明白，我初中和高中連在一起才上了四年學，為什麼市委選我去大學教書？
孫淑英告訴我：“市委組織部的領導說了，派你去教書的目的，是為了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摻沙子。”（當時的觀點：大學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有問題。） 就這樣，我成了一粒沙子。為什麼是沙子而不是泥土呢？大概就是有點稜角，在裡面碰碰撞撞的，造成一點摩擦。
丹東‘共大’政治系的系址一開始在鳳城縣的四台子，離我們家二十多里，丹東蠶業學校和科研所就在那裡，這一次它們也都合併進了丹東‘共大’。
四台子是個小山溝，瀋丹鐵路慢車經過時在這停一站。下了火車有條小河，走了一里多路就到系裡。幾棟樓都靠着山，山上長滿樹。
我剛到政治系時，除了我之外系裡只有兩個教師，賀老師和吳老師，他們都是文革前的老大學生，在蠶業學校教政治課多年，賀老師擔任系裡的副主任。後來，又陸續來了幾個老師，一個是文革中畢業的大學生劉志華老師，教經濟學。還有兩個剛剛畢業的工農兵學員，張華和王東凱，一直到我離開‘共大’，只有我這一個高中生當教師是一粒沙子。
我很高興成了一粒沙子，圓了我的大學夢。 
為了保證我這粒沙子的本色，四月初我到共大報到後，上級決定讓我仍然以貧下中農的身份教書。就是說：“我依舊不是國家的正式幹部，不領國家工資，每個月還繼續領取生活補助費，好像是多了兩三元，成了二十多元。”
領導鼓勵我說：“小范，你必須響應主席的偉大號召，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這樣，才能當好一粒革命的沙子。”
這正是我當時苦苦追求的。
於是，我每天苦讀書，常常到夜裡的一兩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一到四卷，《列寧選集》一到四卷，都是在那時通讀的。四卷的《毛選》我早就已經讀了不止兩遍。
這些選集中的重要文章，我大都讀了好幾遍，還作了讀書筆記。
印象最深的，是上面選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資產階級法權》的語錄，以及偉大領袖語錄。
還有政治局常委張春橋的一篇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發表在《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的第四期上。全國的報紙和雜誌立即全都轉載了，並且是頭版頭條。 幸喜有谷歌，今天上網我查到了張的文章。張一開頭就引用了列寧的話：“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
他闡述說：“必須堅持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包括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專政。一直到在地球上徹底消滅‘四個一切’，也就是消滅一切階級差別，消滅這些差別所產生的一切生產關係，消滅和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
這些觀點，我當時都接受了。並且在教學中不斷地傳播這些觀點。 
我心中還暗暗較勁，教課絕對不能比這些正牌的大學生差，看誰對領袖指示的精神理解得更準確，不然，我還算什麼沙子呢？
如今我明白了，使我成為沙子的，就是張春橋“全面Z政”的思想，它D害了學生們的心靈。 當年，我最大的學生老胡太太已經五十多了，而最小的學生程淑芬、李貴華他們和我同歲，都剛過二十。
我夠狠，夠毒，讓他們與我一道中毒。 初稿寫於2002年12月30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