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礼拜天，我去活水福音教会布道，当天发了一篇文章：“病毒，别狂傲，明天我要去传好消息。”
文章发出后，一位名叫“徐见明”的网友留言：“建议您下次布道务必带上口罩，避免成为超级携带者。” 看来，让我感染上新冠病毒他还不满意，还盼我“超级携带者”，害其他人。 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恶意”、灵魂的病毒。
我需要补充的是：“这种‘恶意’具有某种群体性、季节性，在最近我公众号后台的留言中，我甚至看到了他们语言的一致性。” 以上的话，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杰作的旁证！
舍斯托夫曾经这样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不仅在俄罗斯文学，而且在世界文学中，都是一部最有名的作品。”（注一）
在我看来，也许应该说它是世界文学中最杰出的一部中篇小说，并且，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且是人类哲学著作中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因此，它才能被视为存在主义最宝贵的文献之一。
罗赞诺夫说：“《地下室手记》的每一行都是重要的，几乎不能把它归结到通用的公式里；同时，任何一个思考的人都不能不去讨论其中所发表的见解。”（注二）
1864年，《地下室手记》在俄国出版，二十三年后，尼采看到了该书的法译本，他异常兴奋地说：“一种血统本能（否则我何以名之）直接呼叫出来，我的欣喜超乎寻常。”（注三） 罗赞诺夫认为：“在《地下室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并且最详细地批评了这样一种思想，我将其概括为理性专制主义，这种主义就是这样一个愿望，即借助理性建立人类生活的如此完善的大厦，以便它能给人以安慰，结束历史，根除痛苦。对这个思想的批判贯穿着他的所有作品。”（注四）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判是以反思人开始的。 “我是谁？”这是人生存的基本问题，也是人的自我意识的首要问题。
古希腊有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
那么，我到底是谁？《地下室手记》一开篇就问了这个大问题。 “我是谁？”答案：“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注五） “病人。”对人的这个定义令人一下子就想到了福音书，那上面记载了耶稣的一段话，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注六）
“病人”与“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明白地说，但看他的整个小说，他所谓的“病人”，就是“罪人”。
《地下室手记》的开场白是“我”的大段自白，其实，整个《地下室手记》，就是“我”的自白书： “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我是一个不漂亮的人。我相信我的肝脏有病，但是，关于我的病，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在我体内骚动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不请教医生，绝不——尽管对于医药我有某种敬仰。再者，我极其迷信，非常迷信以致敬仰药物（我受过良好的教育不致迷信，但我还是迷信）。不——我拒绝请教医生是出于恶意。这，或许是你不懂的。好，就让你不懂。当然，我无法解释这种恶意所伤害的究竟是谁，我十分了解，不去请教他们并不就是‘惩罚’了他们。我也十分了解，这样做除了自己之外，伤害不到任何人。但我仍旧由于恶意不去请教医生。我的肝脏很坏——好，就让它坏下去。”（第23至24页） 
为什么说这个“病人”就是“罪人”？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我”不仅肝脏有病，心里也有病，这个病的名字叫“恶意”。
“我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
“恶意”，这就是“罪”、心灵的病毒。 耶稣说：“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惟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又说：“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毁谤、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注七）
在人里面的，在人心中的这些恶念或者说恶意，就是“罪”。
但正像一些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的专家所看到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具有双重视力的人，他除了那一双的“天然眼睛”之外，还有一双“超自然的眼睛”，这双“超自然的眼睛”使他能够直视人的心灵，看到人心中不为人的意识自觉到的深层的心灵活动，包括超理性的活动和下意识的活动。并且，在精神的一切活动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看到了正面，也同时看到了反面，不仅看到了生，也看到了死，更看到了“生就是死，而死就是生”。（欧里庇得斯）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断地解剖或者说述说“我”的心灵，并且是用相反的话来述说。于是，刚刚承认自己“心怀恶意”的“我”，立即又说：“我根本不是一个恶意的人”。 “先生，你知不知道我恶意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好，整个的症结，真正的毒针所在的地方，使我不断的，即使在真正发怒的时候，内在里仍然羞耻地感觉到我根本不是一个恶意的人，甚至连刻薄都够不上，我只不过是随便吓唬吓唬麻雀，并以此自娱。”（第24页） 人最可怕“恶意”就在他以为那是“善意”，并且这是“我们的善意”，而这善意却否定人心的底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刚才当我说我是心怀恶意的公务员，我是在扯谎，……事实上我无法使自己成为心怀恶意的人。每一刻我都十分清楚，在我心里有许多因素与这个互相冲突。我感到它们在我心中我心中嗡嗡作响——这些冲突的因素！我知道它们在我心中嗡嗡作响已经整整一生，它们要找一个出口，但我不让它们，我不让它们，我有意的不让它们。它们折磨我，直到我感到羞愤；它们驱使我，直到使我痉挛——折磨我，到最后，是何等折磨我！好啦，先生，现在你以为我表现某种忏悔了，以为我要要求你某种原谅啦；我可以确定你会以为如此……然而，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我根本不管你以为什么……”
（第25页） 简单地说，恶意与善意，不存在于彼岸，只在“我”心。它们彼此冲突，相互敌对，并且从生到死，一直争斗不息，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战场就在那看不见的心灵最深处，敌军与我军都是我自己，不过一个是善意的我，一个是恶意的我，这两个“我”同居一室又彼此反对，“我”反对的正是我自己。保罗这样描述这场战争：“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注八） “我不仅不能变成心怀恶意的人，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变成任何一种东西……不懂如何恶意，不懂如何仁慈，不懂如何成为无赖，也不懂如何做老实人；不懂如何成为英雄，又不懂如何做得个虫豸。现在，我就在这个角落里生活，以这种恶意的无用的自慰来嘲弄自己：一个聪明人决不会一本正经的把自己弄成任何性质所确定的东西，只有傻瓜才干这种事。
是的，在十九世纪作一个人，必须并且非常应当非常显然的成为没有个性的生物；一个有个性的人，一个性质确定的人显然是受限制的东西。这是我四十年的信条。 现在我四十岁，四十岁，你知道，是整整的一生；四十岁，已经老得不能再老。比四十岁活得更长，是颟预的，卑鄙的，不道德的。活过四十岁的是些什么人？回答我，要诚实。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是蠢货和臭皮囊。我对着所有的老年人讲这个话，对着他们的脸——所有可敬的老年人，头发银白，可敬的老者！我对着全世界的脸讲这个话！我有权这样讲，因为我自己要继续活下去到六十岁！到七十岁！到八十岁……好，让我喘一口气……”
（第25至26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将人性固定化，确定化。
人性不是一个物体，不是山川，不是河流，也不是飞禽走兽。人性不是“任何一种东西”，不是“任何性质所确定的东西”，人性，个性，这一切都在生成之中。
显然，这样的思想与时代潮流相反对，从工业革命以来，社会要求的恰恰是人要成为并且必须成为没有个性的生物。
但是，人要成为一个自己，如祁克果所说，成为一个单独的个人。
（待续） 2020.4.2 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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