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最後的君子——恩師張岱年二三事”

          范學德

前記：接續昨天的文章——“最後的君子——恩師張岱年二三事”

  三

 到了張岱年先生的晚年，他被推崇為大師。這頂桂冠，他當之無愧。但是，他關於中國哲學和文化的某些觀點，卻被悄悄抹殺掉了。幾年前我在微信公眾號上就不能提起。
    其實，關於中華文化發展的道路，從三十年代起，張岱年先生就主張走綜合創造的路子。多年來，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談到了文化發展的條件的問題，奇怪的是，這些論述，在回憶文章中很少被提及。
    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張岱年先生就呼籲：不要再來一個經學時代了。但這個時代還在繼續之中。
    他一再說過，中華文化有四大弊端：1，尊古保守，2，輕視事物，3，菲薄知識，4，不重變革。
    他說，幾千年來，中國實際上流行的是世俗的價值觀，聲色貨利，高官厚祿。
    他說，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建設的衝突主要表現為四個方面：

“第一，尊官貴長的陳舊傳統與民主精神的衝突。”

“第二，因循守舊的陳舊傳統與革新精神的衝突。”

“第三，家庭本位與個性自由的衝突。”

“第四，悠閒散漫習慣與重視紀律效率的衝突。”
    他說：中華文化發展有三個基本規律：

“第一，中華文化是一個包含多方面多層次內容的體系，其中哲學思想處於主導地位”。

“第二，在中華文化演變過程中，那個時代思想比較自由，那個時代文化就比較發展。”

“第三，在文化演變過程中，既須要吸收外來文化，又須要保持自己文化的獨立性”。
    思想自由，這正是先生最深的渴望。但自五十年代初期以來，先生也一直是帶着鎖鏈跳舞。有時，就連這樣的舞也不許跳。

有一次我跟他說，有人說知識分子成了驚弓之鳥。

先生說，“那是因為有驚弓啊，並且，驚弓一直那麼拉着。”
    有驚弓在，思想自由就是一句空話。

    四．

    北大的王東教授記錄了這樣一個故事：1997年，他從電視中得知《張岱年全集》出版後，打電話祝賀先生。先生說，新書我會給您送去。
    就是對自己的學生，先生也稱呼您字。
    第二天一早，王東照常出去跑步，八點多鐘回到家中。那時他住在五樓。他的兒子指着桌子上的三本暫新的《張岱年全集》說，這是張爺爺送來的，他說他感覺心臟有點不好，坐在沙發上，喘了一會兒氣，就走了。臨走時還說，很抱歉，年老體弱，一次只能拿得動這三本，其他幾本以後送來。
    這一年，張先生已經87歲了。他住在中關園48樓103號（二層），王東住在中關園43樓五層。
    看到這裡，我哭了。

    五

    張先生一生弘揚自強不息的精神，並認為這就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他的兒子張尊超紀錄了這樣的故事；說五七年當上右派後，組織上不讓張先生講課，卻讓他寫教材，還要試講，接受審查。張先生孜孜不倦地準備教案，寫出講稿，認真地為別人試講。看他熬夜寫教材，師母很不平，對他說，又不讓你上課，寫出教材也不讓屬你的名字，你這是何苦呢？張先生說，我不要名，就是想把這個事情做好了，這是我的責任。
    張岱年先生曾經對一位學生說：“一個人的品質和感情是做學問的基礎，現在人們很少從這個基礎出發了”。
    張先生的許多學生都記錄了這樣一個故事，1982年，已過古稀之年的張先生給北大研究生上“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的最後一課。正趕上他的心臟病犯了。講到後來，他服一次藥，講十來分鐘，再服一次藥，再講十來分鐘，斷斷續續，講了兩個小時，直到把課講完。

    六．

    據吳小如回憶，57年反右派之後，記得一次北大全體教師冒雨到清華聽彭真同志作報告。大家三三兩兩結伴而行，只有張先生一人獨自而行，專找偏僻的胡同走。吳先生便趕上去陪張先生走，只聽張先生自言自語說了一句：“我懶得跟他們搭伴”。報告聽完，吳先生一直陪張先生回到中關園。張先生一路無語。分手時，張先生只說了一句話“謝謝你陪我”。
    張先生曾經對我說，他被打成右派後，過去的同事和學生都不理他了，有的見面時還把頭轉過去。只有幾位老先生還和他說話。而這些老先生都是49年前中華民國時代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

    朱伯昆回憶說：據說，由於當時坐鎮北大的北京市的領導，為完成北大教授中右派的名額，把張先生“補”上了，被稱為“候補右派”。
    據張先生對我說，這位領導就是彭真，（北京市長同時兼任北京市委書記）。當時本來是準備抓馮友蘭先生，但組織上一再動員馮友蘭先生提意見，馮先生一句也不提。……

2024.4.28 整理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