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就不再偉大，如果......

                托克維爾

    “現在的美國人通常認識不到宗教的極端重要性。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到美國旅行時就非常關注宗教在建構獨一無二的美國文明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認為這是一種作為現代自由人出現的文明。關於宗教對美國的重要作用，讓我們看到一個事實：如果不再虔誠，美國的偉大就將終止——

    托克維爾的第一印象：宗教引發的偉大政治

    “在我到達美國的時候，引起我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這個國家的宗教；我在那裡待得愈久，我就愈能感受到由這種新事態引發的偉大的政治後果。”

    “在美國，宗教並沒有直接參與社會的管理，但它肯定地被認為是他們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因素……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美國人都有一種真誠的宗教信仰——為了誰，才能去探索人類的心靈?——但我堅信，他們認為對於維護共和政體來說，它是必需的。這種看法，對市民階層或一個黨派來說，並非罕見，並且它屬於整個國家和社會的每一個等級。”

    信仰並非與自由為敵，宗教精神與自由精神緊密相連

托克維爾指出：“在法國，我看到宗教精神與自由精神幾乎總是背道而馳的。但在美國，我卻看到它們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接着，他指出美國的早期殖民者“把它們作為一種基督教的形式帶進了新大陸，這種基督教，除了把它稱之為一種民主與共和的宗教，我無法用更好的名稱來描述它。這對公共事務中，共和與民主政體的確立有極大的幫助；從一開始，政治與宗教就結成了一個聯盟，該聯盟從來就沒有解散過。”

    然而，他強調了這樣一個事實，即這種宗教約束下的政治結構是不同教派道德教義的一個共同特點，而非某種國立教會的政治壓迫。他說：“在美國存在的教派(不同的派系)是數不勝數的。在涉及由造物主引起的崇拜方面，它們表現得完全不同；但當涉及人對人肩負的那些責任時，它們的一致性立馬就體現出來。儘管每個教派都以它自己特有的方式來崇拜神祇，但所有教派都以上帝的名義來宣揚相同的道德法則……美國的所有教派都被包括在基督教的大一統中，基督教的美德在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樣的。與美國相比，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它的基督教能夠保持對人的靈魂有如此巨大的影響。”

    令托克維爾吃驚的是，自由與宗教能夠以一種如此和諧與井然有序的平衡結構融合在一起。他寫道：

    “雖然法律允許美國人去做他們樂意做的事，宗教信仰也會阻止他們做這些事的想法，禁止他們去做那些魯莽與不公正的事情。”

    “在新英格蘭，每一個公民都接受人類知識基本概念的教育；此外。他還接受他宗教信仰的教育、他的國家的歷史與其憲法主要特徵的教育。在康涅狄格州和馬薩諸塞州，你很少會發現一個對這些事情不了解的男人，一個對這些東西全然無知的人實屬罕見。”

    托克維爾看到了一種獨一無二的內聚力的特徵，這種內聚力來源於美國的不同教會。在注意到所有的神職人員都似乎渴望維持“教會與國家的分離”之後，他仍然觀察到，他們對公眾生活的道德與習俗都共同有着一種巨大的影響。這一點間接地反映在法律的制定中，且最終固定在美聯邦的道德與政治風氣上。因此，他寫道：

    “這與歐洲的情況是那麼不同，在那兒，神職人員幾乎總是屬於國家教會，並且擁有一定的權位。他寫道：

    “在歐洲，不信教的人把基督徒當作政治上的敵人，而非宗教上的對手來進行攻擊；他們憎恨作為一個(政治)黨派觀點的基督教，遠勝於作為一種錯誤信仰的基督教；他們排斥神職人員，很少是出於他們是神的代表的原因，而是因為他們是政府的同盟者。”

    他指出，在美國，儘管神職人員在政治上與政府保持着一種分離狀態，然而他們卻向人民提供了一種道德的堅定性，這種堅定性允許政府去促進社會的繁榮。換句話說，教會與國家是分離的，但國家與宗教卻相互聯繫在一起。

    神職人員鼓動自由與道德的熱情對面臨危險趨勢的公民提出警告，教會維護美國社會與政治文化的作用，促使托克維爾做出了以下評論:

    “美國人在心目中把基督教與自由的觀念結合得如此緊密，以至於要讓他們接受一個，拒絕另一個是不可能的……我了解到那些由美國人組建的社團，把福音牧師派往新建的西部各州，在那兒修建學校與教堂，害怕宗教信仰在這些偏僻的定居點消失，擔心新遷到那兒的人不會像在原籍一樣享受自由。”

    托克維爾這樣說道:

    我在她寬廣的海灣與豐富的河流尋找美國的偉大之處與精髓所在，但它們並不在那裡；

    我在她肥沃的田野與無垠的草原尋找，看不見它們的影子；

    我在她富有的礦藏與巨大規模的世界商貿中搜尋，找不到它們的蹤跡。

    直到我去美國的教堂，聆聽她燃燒着正義激情的布道。我才理解了她精神與力量所在的秘密——

    美國的偉大是因為她的虔誠，要是她不再虔誠，那美國的偉大也就終止了。(伊茲拉·塔夫特·班森:《上帝、家庭、國家：我們的三大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