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日本鬼子打他，那个却很仁义

范学德

我父亲名叫范锡章，生于1911年、卒于1996年。我母亲，杨崇珍，生于1921年、卒于2006年。

母亲出生在山东牟平养马岛的杨家庄。她在家里是老大，身下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这些亲戚中，四姨对我们家的帮助最大。

这些年来一再悔恨，父母还在的时候，我没有好好问问他们的故事，许多空白，永远也不可能弥补。

1. 多亏了“忆苦思甜”教育

最认真问父亲故事那次，是我上中学第二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学校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要我们回家问问父母，他们在解放前过的是什么苦日子，解放后的日子多么甜。

我问了父亲。他说的两个故事令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是这样的：

我从小给地主干活——放猪，有一回肚子被狗咬破了，肠子都出来了。东家看到后，顺手抓起一把锅底灰，往肚子上抹了几把，就算了事了。这个瘪犊子东家也姓范，但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吃饭的时候，我们这些打工的不能进屋里，就在厨房里站着吃，连条凳子也没有。

不过，他很精。虽然平时很抠门，但割麦子时管饱，还给长工干粮吃。

另一个故事是闯关东的。

大概是四十年代初期，父亲和母亲为了活命来到了大连。安定下来后，父亲回到山东牟平养马岛把姥姥一家人接到了东北。除了已经结婚的二姨，杨家其他的人都来了——姥姥、大舅、三姨、四姨和老舅。

父亲说，日本鬼子太坏了。他看我带你姥姥一大家子上了船，就问我话，我也听不懂，有点懵，他就给了我几个大嘴巴子。他打我，我站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只能使劲弯着腰、撅着屁股，一个劲地朝他点头，嘴里还得大声地喊：‘哈衣！哈衣！’”

说到这父亲还笑了，什么“哈衣”，我那会儿魂儿都吓飞了，啥也不明白。

用当时红小兵的语言来说，这燃起了我心头大恨，日本鬼子真是罪该万死。不过，父亲接下的话让我困惑了。他说，

那时候咱们家在寺沟，我给一个油脂厂的老板做饭。他也是个日本人，但人很仁义，没瞧不起我。就连给他做红烧海参，他也让我吃一个。别的好东西也都让我跟着吃。

爸，海参是什么样啊？

像个大蚕，黑乎乎的，一泡好就大了。这个老板知道咱们家和你姥姥家人多，有时候，就给我一些炼油剩下的油渣子。咱家买不起肉，油渣子炒炒吃，就顶肉了。

父亲这后一个故事，我没敢讲，尤其是海参，听说还是山珍海味，怎么可能让中国人吃！

2.  母亲要过饭

“忆苦思甜”这桩事，我还问了母亲。

母亲说，有什么啊，从小就是受苦的命。家里人口多，吃不饱。我还出去要过饭。有的大户人家，一听到要饭的声音，死活不开门。你多敲几次，他就放出狗来。狗一叫，吓得人腿都软了。

要到的东西我舍不得自己吃，要是遇到给块饼子的，就揣在怀里带回家，给弟弟妹妹吃。那时要饭的人多，要上点干粮，很不容易。

妈妈说，冬天里要饭，天很冷，冻得浑身打哆嗦。我是二十多岁了，和你爸结婚了，才穿上第一条棉裤。

妈妈的故事一下子让我回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凤城那里要饭的人很多，大都是河南、安徽来的。那时，虽然我们也吃不饱，但一遇到要饭的敲门，妈妈总是把他们让进屋里，要是赶上吃饭，有时会给他们一碗稀粥，或半块饼子。要是家里什么也没有，就给他们一碗水喝。

（我姥姥）

3. 姥姥、舅舅和姨姨们

妈妈说，我这辈子没出息，就一个睁眼瞎，拉扯一大堆孩子，什么也干不了。

舅舅和姨姨们后来都有出息了，他们住在沈阳、大连这样的大城市里，是工人，是国家干部。

最有出息的是大舅——杨从宝，他在四十年代末期参加解放军后，一路下到南方，在广东宝安（后来的深圳）安家落户，官升到了炮团的副团长。

一九六零年，姥姥病重了，知道信后，妈妈凑足了车票钱，带着五岁的我和两岁的弟弟出门了，在苏家屯转车，坐了一天的车，到了大连。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姥姥。我还第一次见到了三姨。

看看姥姥没事，妈妈呆了几天后就返回凤城了。家里有一堆孩子她得照顾。

后来姥姥又病危，不久后过世。妈妈也实在没钱赶到姥姥身边，送她最后一程。从凤城到大连，当时一个人来回的火车票就得二十来元，就是借，也借不来这么多钱。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妈妈正在外屋做午饭，收到了大舅寄来的信。就像以往一年的一封信一样，大舅开头总是管我爸叫“大哥”，大哥大姐好。

信中说姥姥病逝了。我请假回了大连。时间太短，这次就不能来看大哥和大姐了。希望外甥们牢记党的恩情，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妈妈一句话也没有说，走进里屋，关上门，哭了。

信中还有一张照片，是大舅和三个姨姨的合影，时间是1960.8.1。

父亲后来知道这件事时很生气，他说：“你不来看我没事，怎么能不来看看你大姐。”爸爸又说：“这小子没良心。” 当年大舅读书，好像父亲出了钱。

舅舅还是有良心的。大姐初中毕业后，要不要继续上高中时，大舅给寄了一些钱，鼓励她继续读书。

日子虽然那么苦，但爸爸妈妈从未让我们写信跟大舅和姨姨们哭穷，没跟他们开口要过一分钱。妈妈说：“孩子啊，再怎么穷，咱不能没骨气。”

就我最没骨气，文革中男孩最流行军装，有一次我偷偷给大舅写信，求他给我一顶军帽。他没有答应。

不过，后来大舅得知姐姐得了心血管病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寄来一瓶“脉通”，当时这是很贵重的药，也很难买到。

大姐夫和大哥工作后，都曾出差到过广州，联系大舅，想见他一面，但因去那里需要边防通行证，都未能成行。

一九八六年我在中央党校读书，参加了国家的一个调研组到了广东江门，期间我联系到了大舅的家人，这才知道，舅舅在半年前就过世了。

不久后我去看了舅妈和四个弟妹。舅妈告诉我，你大舅经常说，我们兄弟姐妹，大姐的孩子最多，日子最苦，但大姐的孩子们最有出息。

我曾问妈妈，你想大舅吗？

妈妈说，不想。隔了一会儿又说，咋能不想哪。要饭要口干粮都舍不得吃，留给他吃。他是杨家的大小子。

从那以后，我们与大舅家的关系就断了。

 二姨、三姨和小舅，在那个岁月，我们的联系都比较少。

和四姨联系比较多。她儿子参军在凤城的二一九部队医院，那时他常到我家玩。前几年，他过世了。

两位姐姐在沈阳上大学时，姨姨给了一些零花钱。姐姐都很能干，到时候就到姨姨家帮着干活。四姨没有女儿，三个儿子。

1978年我考入吉林大学后，上学往返，会路过四平，姨父是部队某医院的政委，我会到他们家住上一两天。姨姨姨夫总是热情款待，临走还会给我二十元来元人民币，相当于我一个月的生活费。

大概是1976年，我们家盖房子，这是母亲第一次开口，跟四姨借几百块钱。姨姨姨夫借给我们了，后来我们也全数还了。

大概是在这个世纪初，在哥哥们的安排下，我们家把四姨和小舅请到了凤城。这是将近六十年来，她们姐弟三人第一次相聚。也是妈妈第一次看到杨家的后人。

如今，母亲、舅舅和姨姨都过世了，只有几张老照片，还留在我相册里。

2026.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