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桥牌搭档

特有理

(一)

    我年轻时的桥牌搭档小寇是我办公室的同事。小寇比我晚到单位几年，算是我的师弟，很多工作上的事都是我带着他做。小寇人很聪明，为人热情，也特讲义气。由于他家在北京远郊，平时就住在单位分的宿舍里，大院里年轻人多，小寇是个活跃分子。八十年代初，由于老邓喜爱桥牌，北京各大机关、部委也为桥牌发起了烧。一时间京城牌贵，有点规模的单位都成立了桥牌队。

    我接触桥牌是在大学。听说桥牌是聪明人玩的游戏，更被标榜为绅士的智力运动，故而参加了几次桥牌讲座。但由于学业紧张，并没有深入接触。工作后闲暇时间多了，加上单位还有宿舍，就招揽了一批同龄人打起了桥牌。那时我们机关有两百多个年轻人，晚饭后是最热闹的时间。整个办公区的楼里每间办公室都是灯火通明，不知道的人可能以为国家机关的公仆们还在勤劳为人民工作着，其实是一大帮年轻人正在丰富多彩地享受着人生的黄金年华。每天，每个办公室门后都演绎着令人难忘的青春故事。

    小寇刚来时是属于麻将帮的，是我生拉硬拽成了我的桥牌搭档。他的学习能力特强，两星期不到已经玩得有门有道了。我与小寇搭上帮后，两人都觉得有一种天生的默契，对桥牌的兴趣也更加浓厚了。我们从随便玩一玩，到有系统地自学起桥牌知识。不到几个月，我们已经成为大院里的桥牌“高手”。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我与小寇搭档不到半年的时间，一把手指示机关成立桥牌队，我被推举当上了队长。工会拨出五十大元（接近我一个月的工资）作为经费，除了购置一堆纸牌和牌套，剩下的就作为邀请赛和外出比赛的盘缠。本来经费还可用来购置桥牌书籍，为了省钱，我跑到机关的图书馆，友情建议图书馆购进了一批桥牌书，然后由桥牌队长期借用。

    成立了桥牌队后，我们从游击队转眼变成了正规军，上班时也可以堂而皇之地打电话约人打牌了。

(二)

    有了桥牌队的差事，我那时没少花心思。为了尽快提高全队的水平，我每天都从桥牌书中摘出几副牌供大家练习。办公室里有一台IBM 486的电脑，我就编了个发牌的小程序，可以自动生成牌局。那时我们一般中午打六副，晚上打12副。小寇则自然成为了我的助手，他帮我把书里挑出来的和计算机打出来的牌局都用真牌做好，再放进牌套里面，打牌时给大家直接取用就行了。

    挺着国家机关的面子，我们曾邀请北京桥牌队和国家桥牌队的主力给我们举办讲座。出于政治与爱好的双重驱动，对与中国友好的国际桥牌名人也如追星般关注。记得当时有个华裔的国际桥牌皇后（媒体这么告诉我们的），叫什么小燕的，曾到中国陪老邓切磋过牌技。那时打桥牌的要是不知道我们华人还有个桥牌皇后，而且还和小平一起玩过，那简直没脸上桌打牌。机关里的人都知道：丁关根是陪小平打桥牌打成了铁道部部长，聂卫平与老邓搭档成了体育界最红的宠儿。我们当时也真有用桥牌为单位贴金，为自己捞资本的想法。时值桥牌在中国的地面儿上热得发烫，我们桥牌队三日一小赛，七日一大赛地在京城左突右撞，周末更成为令人期待和兴奋的牌技较量之日。在我们主场举办的邀请赛中，最多时在机关食堂的大厅里开了五十桌，真可谓盛况空前！尽管时值青春岁月，连女朋友都经常冷落在一边。为这，没少向咱现在的老婆赔不是。

    有了牌桌上的合作，小寇和我在工作上也更加默契，上面赏识有加，我们的事业也风生水起。我和小寇经常一起出差做项目调研，也曾多次合作组织过本系统的企、事业单位参加全国性的会议和国际交流活动。每年全系统的先进个人自然也榜上有名了。单位的一把手是我有生最敬重的领导，中共当政前是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对年轻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亲和力。虽然他对机关大员们铁面严厉，但见到我们年轻人却谈笑风生。记得有一次我的直接领导因紧急事务，午餐时想向他请示一下工作，他却当着我这个下属的面斥责道：“工作的事上班后再谈，别倒了我现在的胃口！”搞得我的领导别扭难过了很长时间。然而当我们桥牌队利用午休演练时（那时夏天机关午休时间有两个小时，爽啊！），他却经常跑来参与打两把。后来出于多种原因，还把我安排在了他隔壁的办公室，对我们桥牌队更是关照有加。我们桥牌队也不负众望，成绩一路攀升。

    随着牌龄的增加，我们对桥牌的认识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从桥牌里开始感悟出一些人生的哲理！正像所谓“中国人打麻将演绎的是勾心斗角，西方人打桥牌体现的是沟通与合作”这样的感触，是那个时期中国桥民们实实在在体会。我和小寇也曾不止一次地感叹道：桥牌就像一面镜子，既照出牌手的智力水平，更反映出牌手的性格与人品。也正是到了这个阶段，我们的牌技才真正有了突破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