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的“蠢惡”與權力的“邪惡”

特有理

2012-6-15

看問題要看到本質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分析一下網絡上關於中國社會問題的辯論，剔除那些拿錢發帖的無腦言論，矛盾的核心主要聚焦在兩個方面：一方認為政黨獨裁導致權力絕對腐敗，進而導致社會正義不彰、社會道德淪喪。文革、六四、以及現在全社會性的唯利是圖、循環欺騙，都是由此根本造成。另一方則認為：中國問題表象後面的實質是由於中國民眾的個體素質普遍低下所造成，沒有一個具有絕對權威的約束力量，就會造成中國社會的分崩離析，民不聊生。因此，共產黨一黨專政在中國具有合理的存在價值。這兩方面的矛盾就像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一樣，往往令人說不清主次，各說各話無法交集。本文擬從系統分析的角度出發，在善與惡的層面簡要分析一下這個問題的實質。

可以想象：如果人心皆善、個個聖賢，社會將無探討制度的必要。但現實告訴我們社會制度的建立必須以抑惡為首要目的。因為：人非聖賢，誰都具有惡念；權力由人來執行，因此權力必隱含有惡的基因。人具有惡念，就有了作惡的可能。當社會的環境趨向於抑惡揚善時，惡行的社會矢量值就小。但當社會的環境趨向於抑善揚惡時，作惡的回報值就高，作惡成本反而不斷降低，社會的作惡矢量值就會逐漸逼近最大值。根據本人長期的觀察和分析發現：人類所能得到的利益總合是守恆的。因此：人類得到的眼前利益越多，保留的長遠利益就越少；一部分人得到的利益越多，另一部分人得到的利益就越少。這個利益守恆定律暫且稱之為《特有理第一定律》。另外，從人獲利慾望的角度分析，現實的規律還告訴我們：人對貪婪的釋放與其所具有的知識水平成反比，這裡所說的知識是廣義的知和識，而不僅是學歷和裝在腦子裡的公式、定理、理論名詞。我發現：辯知力決定道德水平並對貪婪有明顯的抑製作用。例如人類現在的環保意識就是基於環境科學而對貪婪產生的一種自我抑制。反之越貪婪的人對知識的接受能力和正確運用的能力就越低。這個規律暫且定為《特有理第二定律》。

本文要着重分析的，是人類社會中兩個相互依存、互補共生的兩種惡，既：民眾的“蠢惡”與權力的“邪惡”。這個“蠢惡”的概念應算本人首創，指在貪婪的原始驅動力下產生的低智力層次的罪惡，妄圖不勞而獲和無收斂的索取是蠢惡的出發點。說白了，就是那種跟着別人搶劫又被別人賣了還為別人數錢；就是那種認為共產主義就是只共別人的產不共自己的產結果自己都被共了產；就是那種殺了地主的人搶了地主的地最後連自己的飯都吃不上；就是那種被人剝奪了政治權利卻認那人當親娘還不嫌其丑還不許別人說；就是那種出賣了自己的爹檢舉了自己的娘還喊就是好呀就是好的惡。也就是那種喝了毒奶粉的卻淘賣地溝油；吃了地溝油的卻添加瘦肉精；吞了瘦肉精卻餵養避孕鱔；咽了避孕鱔卻浸泡農藥果，嘗了農藥果的又去做毒膠囊的惡。還就是那種為了五毛錢出賣自己靈魂出賣自己言論權力在網絡上發帖灌水維護邪惡利益為有權勢者吹拉彈唱做口活兒的惡。這種惡是人類文明發展的自然阻尼因素。之所以稱之為“蠢惡”就是因為這種惡與愚蠢密切關聯，不知道、不理解《特有理第一定律》而做出損人不利己之事。這個概念的引入將使我們能夠更好地對社會的惡進行全面而透徹地分析，從而明辨治惡的有效方法。

本人以為：“蠢惡”是社會所有罪惡之基礎，而蠢惡的實質則是人的貪婪與無知的綜合。蠢惡的分布在人類社會中最為廣泛，就像現實系統中的背景噪聲，無法根除。蠢惡的自然強度取決於社會系統的基本物理平台，即社會個體的平均素質。對蠢惡的自然抑製取決於社會平均的道德水平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文化水平。而對蠢惡的人為抑制就體現在法律系統的正確建立和有效運作。

蠢惡現象就是第二定律的具體展現。中國的歷史，特別是近代史就是這個定律的最好實證。每次的王朝更迭、社會興衰，沒有一次跳得出‘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無奈循環。那些“替天行道”、“均貧富”、“翻身解放”等口號無一不是野心家們誘騙民眾為其賣命的華麗包裝。然而正是民眾的愚昧無知，成就了野心家們一個個占有天下的夢想。“開開大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就是最有諷刺性的寫照。中國的近代史更加明晰地印證了這個定律：中共以“民主”、“共產”的口號鼓動底層民眾暴力推翻原政權、暴力剝奪他人財產、以革命的名義擺脫所有道德的約束，使整個社會的作惡浪潮一浪甚似一浪，直至文革形成巔峰。當今的社會，虛偽已成為求生保命的必要手段，仇恨是防範他人最有效的心態。茫茫人海，君子無立錐之地，唯小人春風得意。那些為奪他人財產而替中共賣命的愚昧民眾，到手的田地還沒耕完，房屋的炕頭還沒捂熱就被收歸了“共”有，若干年後成為他人貪腐的平台。

許多人意識到：中國社會幾千年以來的暴政循環直接起因於中國民眾辯知能力的低下。蠢惡遍地，匯流成海，使得邪惡得以滋生和壯大。面對滿目滄夷的中國社會，良知和道德顯得那麼支離破碎、軟弱無力。在普羅大眾的眼裡：良知道德無斤兩，愚頑蠻惡是力量。似乎只有由上至下的大惡才能壓製得住如野火般蔓延的蠢惡。但是，這種思想恰恰背離了問題的本質。

不容否認，蠢惡是邪惡力量滋生的土壤和依靠的基礎。那些有思想裝飾、有組織實施、有謀略策劃的邪惡，如果離開了民眾的蠢惡必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如果民眾的素質提高，蠢惡的力量減小，邪惡就會失去支撐。這正是信奉“素質決定論”者所看到的現象和想到的方向。問題是，這些人只看到了單一層次，想到了直線方式，分析了靜態的因果關係。在這樣的層次上分析問題，必將導致南轅北轍的方向性差異，及至本質性的思想錯誤。

當我們從更高的層次、非線性的方式、以及動態的觀點來分析這個問題，就會發現這樣一個事實：邪惡為了有生存的土壤和發展的基礎，無不竭力培育蠢惡、鼓動蠢惡 、誘導蠢惡。 而且，一旦邪惡與政權結合，邪惡就會以國家的名義、民族的幌子、文化的招牌，為蠢惡張目並在全社會範圍內煽動蠢惡而將蠢惡放大到極致。其雅說叫“水至清則無魚”；其俗說就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其毛說就是“造反有理，革命無罪”；其鄧說就是“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其最有代表性的實例就是黨的某位公安幹部親口跟我說的：為了獎金，必要時還得扶持和保護一把罪犯。

如果從系統學的角度分析，這種模式就是典型的正反饋系統模式。它的科學描述就是：系統為了獲得最大的輸出量，通過將輸出成分正相疊加到輸入端的模式來激勵系統以最快的速度達到系統的輸出極限。根據系統理論，正反饋系統是一種極不穩定的系統模型。系統一但達到極限而飽和，系統的基本功能將喪失，除了無法正常工作，還會由於模塊的非正常運作而崩潰。典型的事例就是音響系統自激嘯叫的現象。

通過系統理論，就很容易將蠢惡與邪惡之間的關係及相互作用的模式勾勒出清晰的輪廓和互動流程。概括描述就是：邪惡為了獨占社會資源，煽動蠢惡並聚集蠢惡的能量來奪取社會資源的控制權；邪惡成為統治力量後，便再利用所掌控的社會資源，為蠢惡注入新的能量，並誘導蠢惡與邪惡同步，使得邪惡有更加穩固的基礎；通過對蠢惡的放大，來進一步提取蠢惡的能量以使邪惡不被正義所動搖。由於蠢惡通過國家機器與邪惡建立了系統的聯繫，自身被壯大的同時，它的矢量方向將與邪惡趨於一致，一些分量還會向邪惡演變。依此循環往復，社會正義的空間被壓縮至最小，而蠢惡和邪惡則達到飽和。

縱觀中國的歷史，那些自喻為天子、自認為是太陽、自稱為救星的統治者們，無不在文化、教育、倫理、道德、政治、制度諸方面剝奪民眾的思辨自由。特別是近代的統治者，更是把厚黑學運用到了極致！歷史可以被任意改寫，文化可以被任意妝扮，精神可以被任意閹割，思想可以被任意阻斷，科學可以被任意歪曲，道德可以被任意強姦，真理可以被肆意踐踏，生命可以被隨意輕賤。邪惡手握權柄，蠢惡搖旗吶喊，整個國家成為了罪惡的樂園。

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蠢惡隱含在人的天性之中是無法根除的。邪惡雖源自於蠢惡，但其對蠢惡具有激勵和放大的作用，占統治地位的邪惡力量是釋放蠢惡的根本動力。因此，抑制蠢惡與邪惡的正確方法不是試圖去撲滅蠢惡，而是社會系統必須構建可對邪惡進行控制的體繫結構，使邪惡無法利用社會資源對蠢惡進行放大，進而使邪惡失去支撐的力量並被正義所壓制。就如汽車動力系統的設計一樣，“剎車優先”是任何條件下都不可更改的鐵律！兩年前豐田車曾被曝有“暴沖”現象，不論起因如何，之所以引起全球性的轟動，就是這種現象打破了安全第一的原則，從技術角度必須正本清源才能重獲信任。社會的制度也應如此，權力必須有絕對的約束機制。從科學的角度講，就是必須構成負反饋的系統模式。只有這樣，蠢惡中的邪惡分量才不會被權力放大成主導力量。也就是說：只有切斷邪惡向蠢惡輸送能量的通道，蠢惡才能被真正抑制；當蠢惡被抑制，邪惡才失去了成長的環境。

這個問題放在系統科學的框架下是非常容易解釋和理解的。現實中所有應用系統的有關問題也都是依這種思路進行分析和解決的。然而由於許多中國人的思辯能力被邪惡政治所鈍化，知識結構被落後的文化所扭曲，判斷能力又被愚昧的自以為是所遮蔽，因此往往拒絕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次重新思考問題，也就無法跳出“素質決定論”的巢臼，反而千方百計地為邪惡的存在編織合理依據，成為蠢惡的文化分量。

其實不管你懂不懂系統理論，只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當一個人告訴你，只要把你的槍交到他手裡，他就會做你的僕人並為你服務，你將成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你信還是不信？

如果你信，趕快忘了這篇文章，該上哪玩就上哪玩兒去！如果你不信，請不要再說別人的僕人就應該指揮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