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的“蠢恶”与权力的“邪恶”

特有理

2012-6-15

看问题要看到本质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分析一下网络上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辩论，剔除那些拿钱发帖的无脑言论，矛盾的核心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方认为政党独裁导致权力绝对腐败，进而导致社会正义不彰、社会道德沦丧。文革、六四、以及现在全社会性的唯利是图、循环欺骗，都是由此根本造成。另一方则认为：中国问题表象后面的实质是由于中国民众的个体素质普遍低下所造成，没有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约束力量，就会造成中国社会的分崩离析，民不聊生。因此，共产党一党专政在中国具有合理的存在价值。这两方面的矛盾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往往令人说不清主次，各说各话无法交集。本文拟从系统分析的角度出发，在善与恶的层面简要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的实质。

可以想象：如果人心皆善、个个圣贤，社会将无探讨制度的必要。但现实告诉我们社会制度的建立必须以抑恶为首要目的。因为：人非圣贤，谁都具有恶念；权力由人来执行，因此权力必隐含有恶的基因。人具有恶念，就有了作恶的可能。当社会的环境趋向于抑恶扬善时，恶行的社会矢量值就小。但当社会的环境趋向于抑善扬恶时，作恶的回报值就高，作恶成本反而不断降低，社会的作恶矢量值就会逐渐逼近最大值。根据本人长期的观察和分析发现：人类所能得到的利益总合是守恒的。因此：人类得到的眼前利益越多，保留的长远利益就越少；一部分人得到的利益越多，另一部分人得到的利益就越少。这个利益守恒定律暂且称之为《特有理第一定律》。另外，从人获利欲望的角度分析，现实的规律还告诉我们：人对贪婪的释放与其所具有的知识水平成反比，这里所说的知识是广义的知和识，而不仅是学历和装在脑子里的公式、定理、理论名词。我发现：辩知力决定道德水平并对贪婪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例如人类现在的环保意识就是基于环境科学而对贪婪产生的一种自我抑制。反之越贪婪的人对知识的接受能力和正确运用的能力就越低。这个规律暂且定为《特有理第二定律》。

本文要着重分析的，是人类社会中两个相互依存、互补共生的两种恶，既：民众的“蠢恶”与权力的“邪恶”。这个“蠢恶”的概念应算本人首创，指在贪婪的原始驱动力下产生的低智力层次的罪恶，妄图不劳而获和无收敛的索取是蠢恶的出发点。说白了，就是那种跟着别人抢劫又被别人卖了还为别人数钱；就是那种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只共别人的产不共自己的产结果自己都被共了产；就是那种杀了地主的人抢了地主的地最后连自己的饭都吃不上；就是那种被人剥夺了政治权利却认那人当亲娘还不嫌其丑还不许别人说；就是那种出卖了自己的爹检举了自己的娘还喊就是好呀就是好的恶。也就是那种喝了毒奶粉的却淘卖地沟油；吃了地沟油的却添加瘦肉精；吞了瘦肉精却喂养避孕鳝；咽了避孕鳝却浸泡农药果，尝了农药果的又去做毒胶囊的恶。还就是那种为了五毛钱出卖自己灵魂出卖自己言论权力在网络上发帖灌水维护邪恶利益为有权势者吹拉弹唱做口活儿的恶。这种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自然阻尼因素。之所以称之为“蠢恶”就是因为这种恶与愚蠢密切关联，不知道、不理解《特有理第一定律》而做出损人不利己之事。这个概念的引入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对社会的恶进行全面而透彻地分析，从而明辨治恶的有效方法。

本人以为：“蠢恶”是社会所有罪恶之基础，而蠢恶的实质则是人的贪婪与无知的综合。蠢恶的分布在人类社会中最为广泛，就像现实系统中的背景噪声，无法根除。蠢恶的自然强度取决于社会系统的基本物理平台，即社会个体的平均素质。对蠢恶的自然抑制取决于社会平均的道德水平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水平。而对蠢恶的人为抑制就体现在法律系统的正确建立和有效运作。

蠢恶现象就是第二定律的具体展现。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就是这个定律的最好实证。每次的王朝更迭、社会兴衰，没有一次跳得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无奈循环。那些“替天行道”、“均贫富”、“翻身解放”等口号无一不是野心家们诱骗民众为其卖命的华丽包装。然而正是民众的愚昧无知，成就了野心家们一个个占有天下的梦想。“开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就是最有讽刺性的写照。中国的近代史更加明晰地印证了这个定律：中共以“民主”、“共产”的口号鼓动底层民众暴力推翻原政权、暴力剥夺他人财产、以革命的名义摆脱所有道德的约束，使整个社会的作恶浪潮一浪甚似一浪，直至文革形成巅峰。当今的社会，虚伪已成为求生保命的必要手段，仇恨是防范他人最有效的心态。茫茫人海，君子无立锥之地，唯小人春风得意。那些为夺他人财产而替中共卖命的愚昧民众，到手的田地还没耕完，房屋的炕头还没捂热就被收归了“共”有，若干年后成为他人贪腐的平台。

许多人意识到：中国社会几千年以来的暴政循环直接起因于中国民众辩知能力的低下。蠢恶遍地，汇流成海，使得邪恶得以滋生和壮大。面对满目沧夷的中国社会，良知和道德显得那么支离破碎、软弱无力。在普罗大众的眼里：良知道德无斤两，愚顽蛮恶是力量。似乎只有由上至下的大恶才能压制得住如野火般蔓延的蠢恶。但是，这种思想恰恰背离了问题的本质。

不容否认，蠢恶是邪恶力量滋生的土壤和依靠的基础。那些有思想装饰、有组织实施、有谋略策划的邪恶，如果离开了民众的蠢恶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民众的素质提高，蠢恶的力量减小，邪恶就会失去支撑。这正是信奉“素质决定论”者所看到的现象和想到的方向。问题是，这些人只看到了单一层次，想到了直线方式，分析了静态的因果关系。在这样的层次上分析问题，必将导致南辕北辙的方向性差异，及至本质性的思想错误。

当我们从更高的层次、非线性的方式、以及动态的观点来分析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邪恶为了有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基础，无不竭力培育蠢恶、鼓动蠢恶 、诱导蠢恶。 而且，一旦邪恶与政权结合，邪恶就会以国家的名义、民族的幌子、文化的招牌，为蠢恶张目并在全社会范围内煽动蠢恶而将蠢恶放大到极致。其雅说叫“水至清则无鱼”；其俗说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毛说就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其邓说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其最有代表性的实例就是党的某位公安干部亲口跟我说的：为了奖金，必要时还得扶持和保护一把罪犯。

如果从系统学的角度分析，这种模式就是典型的正反馈系统模式。它的科学描述就是：系统为了获得最大的输出量，通过将输出成分正相叠加到输入端的模式来激励系统以最快的速度达到系统的输出极限。根据系统理论，正反馈系统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系统模型。系统一但达到极限而饱和，系统的基本功能将丧失，除了无法正常工作，还会由于模块的非正常运作而崩溃。典型的事例就是音响系统自激啸叫的现象。

通过系统理论，就很容易将蠢恶与邪恶之间的关系及相互作用的模式勾勒出清晰的轮廓和互动流程。概括描述就是：邪恶为了独占社会资源，煽动蠢恶并聚集蠢恶的能量来夺取社会资源的控制权；邪恶成为统治力量后，便再利用所掌控的社会资源，为蠢恶注入新的能量，并诱导蠢恶与邪恶同步，使得邪恶有更加稳固的基础；通过对蠢恶的放大，来进一步提取蠢恶的能量以使邪恶不被正义所动摇。由于蠢恶通过国家机器与邪恶建立了系统的联系，自身被壮大的同时，它的矢量方向将与邪恶趋于一致，一些分量还会向邪恶演变。依此循环往复，社会正义的空间被压缩至最小，而蠢恶和邪恶则达到饱和。

纵观中国的历史，那些自喻为天子、自认为是太阳、自称为救星的统治者们，无不在文化、教育、伦理、道德、政治、制度诸方面剥夺民众的思辨自由。特别是近代的统治者，更是把厚黑学运用到了极致！历史可以被任意改写，文化可以被任意妆扮，精神可以被任意阉割，思想可以被任意阻断，科学可以被任意歪曲，道德可以被任意强奸，真理可以被肆意践踏，生命可以被随意轻贱。邪恶手握权柄，蠢恶摇旗呐喊，整个国家成为了罪恶的乐园。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蠢恶隐含在人的天性之中是无法根除的。邪恶虽源自于蠢恶，但其对蠢恶具有激励和放大的作用，占统治地位的邪恶力量是释放蠢恶的根本动力。因此，抑制蠢恶与邪恶的正确方法不是试图去扑灭蠢恶，而是社会系统必须构建可对邪恶进行控制的体系结构，使邪恶无法利用社会资源对蠢恶进行放大，进而使邪恶失去支撑的力量并被正义所压制。就如汽车动力系统的设计一样，“刹车优先”是任何条件下都不可更改的铁律！两年前丰田车曾被曝有“暴冲”现象，不论起因如何，之所以引起全球性的轰动，就是这种现象打破了安全第一的原则，从技术角度必须正本清源才能重获信任。社会的制度也应如此，权力必须有绝对的约束机制。从科学的角度讲，就是必须构成负反馈的系统模式。只有这样，蠢恶中的邪恶分量才不会被权力放大成主导力量。也就是说：只有切断邪恶向蠢恶输送能量的通道，蠢恶才能被真正抑制；当蠢恶被抑制，邪恶才失去了成长的环境。

这个问题放在系统科学的框架下是非常容易解释和理解的。现实中所有应用系统的有关问题也都是依这种思路进行分析和解决的。然而由于许多中国人的思辩能力被邪恶政治所钝化，知识结构被落后的文化所扭曲，判断能力又被愚昧的自以为是所遮蔽，因此往往拒绝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重新思考问题，也就无法跳出“素质决定论”的巢臼，反而千方百计地为邪恶的存在编织合理依据，成为蠢恶的文化分量。

其实不管你懂不懂系统理论，只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人告诉你，只要把你的枪交到他手里，他就会做你的仆人并为你服务，你将成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你信还是不信？

如果你信，赶快忘了这篇文章，该上哪玩就上哪玩儿去！如果你不信，请不要再说别人的仆人就应该指挥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