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后来Z升为室主任．他没上台时，得感谢我的导师也就是前室主任，让我和Z有过数个回合的摩擦了．他上台后，那就更别提了，如果可以用＇打＇这个词的话，那真是＇打＇成了一锅粥了．其实我最不想跟他＇打＇了，因为我们是同胞．

我的导师与Z真的找A与B谈有关做我的导师的事．谈后B没有反应，但是A兴高采烈地来找我要当我的导师，让我给拒了．可能A告诉两位我的反应，他们也算尊重了我一次，就没有再找A与B (A与B两人都连一个合同做不完就离开我们院了)，但是却找了另一个韩国人．韩国人有PHD文凭，但也不是我的方向的．当看着这位韩国人兴高采烈地来找我谈他做导师的事时，我真的压不住自己的火了，非常生硬地把这个韩国人给拒了．

似乎Z对我没有同胞之谊，使出狠招，把我调离我的研究方向．97年第一台相关机床落户新加坡，我98年就到新加坡从事相关研究．恐怕在新加坡我可能是从事这项工作时间最长的几个人之一，新旧几代设备我都熟悉．我没有办法到办公室找到Z，当我提到我对科室的贡献时，Z说这些都不重要，以前的工业课题他不清楚，再怎么好的文章并不重要；成功的申请专利不重要，因为院了恐怕已经有一万个专利了；PHD不重要．后来我在大学的导师认为我和Z的沟通并不好，再加上他在全室会上反复强调要出好文章文章，积极申请专利，而且他一直在鼓动一个同事去读PHD，我想我跟他可能就是没有沟通好，于是我再去找他．但是这次会议，他又否定了一切他以前所说的，说他不可能对我说文章，专利，PHD不重要．而且他竟然让我下一次再与他单独谈话时自带着录音机．我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再谈下去有何意义？！恐怕只有拥有他那种心态与心境的人才能想到录音机，否则谁会想到！

那时的我，突然感到自己就象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孩，固执又任性，非要一个自己得不到的东西．于是我想到了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