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中毕业那年夏天全家去成都玩，火车到了成都，见站台上一群接站的所谓表哥表姐，才知道成都还有大姑一大家亲戚。大姑是俺爹的堂姐，我爷爷和他哥兄弟两个当年大约还没分家，所以堂兄弟姐妹的排行就是一起的。大姑是长女。

大姑那年夏天正好上哪里走亲戚去了。表哥表姐表嫂姐夫担心我们行李多，就骑了好几辆自行车来，不记得后来怎么安排的 ，最后空下一辆自行车，让我和哥哥姐姐们骑回家。八十年代西安北京成都的很多街道颇相似，树干刷半截白漆的林荫道，路边摆满菜摊的自由市场，我梦游般的在夏天的傍晚，紧张地跟着轻车熟路的哥哥姐姐，穿过成都似曾相识却完全陌生的大街小巷，最后拐进了一个很老式的小院，印象中卧房很小厨房却出奇的大，心下有点奇怪。大厨房里一排泡菜坛子，分别是泡了一天两天或几天的菜，想吃泡了几天的菜就从那个坛子里捞。我生活的环境是大院小家庭，这种融于市井的小院大家庭，相对于大院里嘈杂的筒子楼和隔绝的单元房，充满了一种特有岁月感的人间烟火气，宁静安详。

极会做菜的表嫂早做好了饭，院子当中支起了小桌，上面摆满了菜，落座，满上酒，吃饭。大姑夫好像刚去世不久，大表姐操着很重的成都口音和老爸絮叨着大姑夫最后的日子。亲戚与我十分陌生但对我们全家十分热情。有生之年第一次吃川菜，太太好吃，太太麻嘴，滑溜溜的空心菜和麻辣兔丁都是我第一次吃。麻，居然这样的麻！麻到我鼻涕眼泪口水汹涌，七窍里五窍在冒水，剩下的两只耳朵听人说话似乎也隔着水。我那会儿成都话听得半懂不懂，隐约听说大姑夫最后的日子脾气很大，自己的房间谁都不许进，孙子从门口跑过都会被臭骂云云。饭后几个哥哥姐姐各自回家，大表姐又陪我们在院子里说了会儿话，九点多一场雷阵雨，闷热稍缓。大姐说成都的夏天每晚都有雷阵雨。日后几天，果然不虚。

成都和北京西安最大的不同就是茶馆，满街茶馆，摆着竹椅子，似乎永远坐满了人，永远在打纸麻将。成都游，自然武侯祠，草堂，都江堰，青城山，峨嵋山，伏虎寺。。。四川的寺庙园林，不似江南园林，相比陕西山西，相似的阔大方正，但是少些古朴苍茫，多些葱郁温润。和大姑一家短暂的相聚，与我是意外之缘。

隔了半年，大姑在我爹的热情邀请下来我家小住了一阵。大姑温暖健谈，能另俺娘和她说很多心里话，也和好奇的我说了很多过去的生活。

大姑解放前就考取了北京辅仁大学，当时她父亲已经去世，母亲拿不出钱送她去北京读书，随后大弟也考上大学，黄埔毕业当团长的哥哥不肯或者不能资助她。她不甘心，连交了三四年的钱申请保留学籍，虽万般不甘，最后理想还是向生活低了头，结婚生子，在成都当了名小学教员。

解放后三年困难的时候，四川并没有遭灾，可当时的省长李井泉夸海口说四川有粮，慷慨向北京送粮。结果当时成都百姓的口粮每人每月减到十九斤。我父母那时都在北京念书，学生口粮平均每月三十斤，男生多点女生少点，但都不够吃，男生浮肿，女生闭经都很普遍。十九斤，难以想象。大姑四个孩子，正长身体，她每天为了四张嗷嗷待哺的嘴绞尽脑汁，蒸饭是用碗蒸，每个孩子一人一碗，免得争抢。她把家里藏下的金银细软偷偷拿到乡下换粮食，她的妯娌问她怎么敢，因为运动开始，她妯娌早吓得把这些“脏”东西扔了。大姑说她宁可被抓住挨斗也不能看孩子饿成那样。一次街上，孩子们看着卖烧饼的流口水，大姑一咬牙买了四个，一块钱一个。那个时候五块钱大概是一个人近一月的生活费。小儿子的饼还没吃，旁边窜上来一个叫花子一把枪过去，咬一口再吐上口水。儿子哇哇大哭，大姑再咬牙，又花了一块钱买了一个饼。。。“四川死了很多人”，大姑说：“我们四川人真的恨死李井泉了！”我曾在网上搜过这个李大官人的归宿，好像文革一开始就被造反派打死了，仿佛厉鬼索命似的。

说起大姑父，大姑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悲伤。只是说大姑父最后的几年已经老年痴呆，指着肥皂盒叫茶缸，经常迷路找不回家，但还喜欢往出跑。巷子里有些七八岁的孩子淘气，他就和小孩子打架，顶牛顶墙角，大姑得象领孩子一样把他领回家。提到孩子们，大姑却很有情绪。因为家庭原因时代问题，孩子们都没念成大学，大表姐当年是成都最好中学里最好的学生，却无缘大学，大姑意难平。大表姐知书达理一笔好字，俺妈没少夸过。

十几岁和大姑一别，便无缘再相聚，直至永别。相处虽短，但大姑的宽厚笃定，令我难忘。

以为和大姑一家人的缘分就止于此了，没想到时隔几十年，和大表姐在美国相聚了。大表姐已退休，青梅竹马相濡以沫的丈夫去世对她打击很大，来北美探望女儿时，因我父母在，就专门过来探望。见到我爹，一声舅舅，一个拥抱，一脸泪水。

我和大表姐还是陌生的，周末我开车带她去景点转，我终于有机会听表姐讲故事了。

表姐的爷爷民国的时候留学日本学经济，回国后在国民政府做官，爷爷的哥哥留学法国多年，专攻农业，回国后也在国民政府任职，投身于中国的农业开垦，名头更大些。表姐的父亲，就是前文提到的大姑夫，继承自己伯父的衣钵，在北平念大学学农业。和其他的很多抗日热血青年一样，大姑父没等毕业，就和未婚妻双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抗大教书。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姑父离开了延安，到了成都，也自然与未婚妻分手了。据说是在四川等待组织召唤，可一直也没有召唤，他就想再回延安，可当时做县长的父亲不许他走，一转眼共产党走出延安走向全中国了。

解放后表姐这留学日本又当过国民党县长的爷爷，先是民主党派的成员，待遇不错。不过大鸣大放的时候多了嘴，被打倒成为反革命右派什么的。虽说如此，老人家运势倒，架势却不倒，一辈子衣冠整洁，风紧扣永远都是扣上的，出门手里提个文明棍，腰杆儿笔直，家里书架上是日文书，整日里读的也是日文书。作为右派和有历史问题的人的子孙，表姐他们兄弟姐妹人前都抬不起头，小小年纪心理上都是拒绝爷爷的，没人去听爷爷讲讲他的故事，更没人和爷爷学学日语。但是有一年，我爹去成都出差，买了些苹果和糖上门。大姑不在家，表姐他们很惊讶，在人人都避他们不及的时候，居然还有个舅舅带着礼物上门。俺爹问“爷爷在吗，去给爷爷拿些糖过去。”表姐的小弟弟大约不到十岁，诧异道：“他是反革命，他还能吃糖？”俺爹估计也无话可说，就自己把糖送到老爷子屋里，顺便唠了唠家常。老爷子虽沦落如此，对中国的政治依然关注，和俺爹的家常居然是讨论中央打倒刘少奇到底是在搞什么。之后，表姐的爷爷十分感激，多年时常提起。表姐他们成人后，把俺爹的这一次顺道造访，居然当作一份恩情，念念不忘。

我忽然想起多年前，成都小院子里那一顿热情的晚餐。

大姑夫虽然曾投身抗日运动又在抗大教过书，但离开延安是怎么回事一直说不清。他自幼家境优渥，秉性清高，宁可背负背叛革命的历史包袱，不肯低头求告。他当年的未婚妻解放后在彭德怀的彭办工作，在大姑的催促下，他写信给曾经的未婚妻索要类似革命经历证明的东西，他也收到了回信，但不知为什么，这个骄傲的人却迟迟不肯拿出来交到组织上。再后来彭德怀被打倒，这信就不能往出拿了。有着糊里糊涂历史问题的大姑父，虽然是解放前北平大学(有点没记清)农学专业肄业，解放后却只能在四川一个乡的农科站里呆着，与我大姑常年两地分居聚少离多。他当年对表姐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对你们妈妈好，这个家这么多年全靠她一个人，她太不易。”我以为这个我毫无印象，晚年罹患老年痴呆的大姑夫会是个清高孤傲倔强古板的人，没想到俺妈提到这个大姐夫，未语先笑，对表姐说“你爸爸真的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人，那年来西安，我们还在筒子楼，他在家里来了两次，说话太逗了，哈哈，真的太逗了。。。”

我忽然觉得他在笑，笑看熙熙攘攘，笑看利来利往。我们都俗了，俗到为他伤怀。

我不知他是个怎样逗的一个人，但就是觉得有些逗，忍不住也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