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地看待历史进程 几天前在回答博友的质疑时，我曾表示中国的黑暗政治是从1949年始，到现在更加黑暗。后来想想此结论欠推敲，至少不能笼统的如是说。说此议题前，我先表明自己的基本看法：一个政权要不断地与时俱进（呵呵，“江核心”的话嘛，肉麻一下），时刻追求民众的拥护和认同，这样才能长治久安。比如美国，这个民主政权，执政者无论怎样的党派更换，首先要争取民意的支持；否则不可能延续两百多年。您可以说政客们常常口是心非，但至少他们不能公开地蔑视舆论。 既然我说过中国的政治从1949年起就是黑暗的这种冒失话，那就让我重新修正吧。咱学识浅薄，望多“拍砖”。当初中共领导的农民造反军把腐朽的国民党政府打败的时候，全国四亿五千万民众的绝大多数都拥护之。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的廉洁反差太大（他们还没进城，没有东西可以用于腐败），而且中共中又有那么多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热血青年。不过中共的胜利和马列宣扬的共产主义没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您说这是什么解释呀？哪儿那么简单呀？可当时中国百姓绝对拥护中国共产党，这就够了。那会儿中国是百分之八、九十的老农民，知识分子之占极少数，且传统上就总是统治者的附庸，孔子云“学而优则仕”嘛。中国读书人当官的劲头可足了，尽管“刘项原来不读书”，他们还是“之乎者也”没完没了，颇“先知先觉”的劲头，自己虽然脊梁骨总直不起来，却还蔑视民众。可以这样讲，中共刚刚夺得中国大陆政权的时候，他们的统治是非常稳固的，有牢固的群众基础，和非常有效的管理能力。既然如此，中共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 毛泽东的“土改”大部分农民是拥护的。很多人一下子就有了“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有了保障，能不乐嘛。城市那点儿“民族资产阶级”通过“赎买”（当然是低价收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也不会让城市的绝大多数的人们不快。可下一步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农民们的笑就渐渐僵在脸上，因为土地又不属于自己了。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照现在中共执政者的话：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毛泽东那时还沉浸在“乌托邦”的幻想中，说“总路线”、“大运进”和“人民公社”是“三面红旗”，继续折腾，国民经济搞得一团糟；跟着就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宣告毛泽东蛮干的破产。当时还算现实的中共其他领导人收拾了烂摊子，几年后经济逐渐恢复。此刻老年的毛泽东已经相当病态，利用个人威望发动“文革”，再次大权独揽。经过十年的不断“政治运动”，中共的统治危机到来了――民众开始怨声载道。中共的统治也陷入黑暗。 算一算，这一阶段共有二十七年的时间，中共在1976年时已逐渐失去民众的拥护，而管理能力也因干部队伍的腐化而下降。至此，中共第一次陷入执政危机。好在这一危机迅速渡过。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文革激进派”成为替罪羊。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开始了经济建设。农村的经济改革很容易，也相当成功，老农民们相对永久地“租”到了土地，有了生产积极性。城市生活也因农村生产力的提高而好转。再说，那是城市人口比现在少得多。当时中共有个“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了调子，开始了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这时中国民众对中共政权还是相当认可的，虽然已经有不同政见者发出大胆的声音，但压制起来不费吹灰之力。 然而，否定“文革”带来的“思想解放”情势却让中共高层处理起来越来越棘手；同时，中共各个领导层的腐败开始蔓延。当时的中共高层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有政治改革的想法，而中共真正的掌舵人邓小平却根本不认同。其实胡耀邦和赵紫阳没有一点让权的意思，然而邓小平竟视为“软弱”。到后来“思想解放”之风带来了学潮，胡耀邦被迫辞职后去世竟引发了“六四”事件，赵紫阳也下了台。1989年的六月，中国共产党人陷入第二次执政危机。“六四”的镇压让城市的知识分子和相当多的市民不满。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怨气更大。这一阶段大约十三年。“六四”之后我们可以认为当时中共的统治很黑暗，因为起码城市老百姓很不满当局的镇压行动。而当时城市人口虽然在中国大陆不占多数，却有政治代表性。这就是这次危机的所在。 似乎是中国的“六四”事件引发了“苏东坡”；可令人不解的是，前苏联和卫星国的共产党统治土崩瓦解，中共的政权却好像渡过了危机。这里大概有很多因素，但最主要的是中共更加积极地发展国民经济（对此经济学界议论很多，对这一期间中国经济的大政方针有大相径庭的观点），且真的发展迅速（当年腐朽清王朝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世界第一呢）。经济的发展带来城市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并吸收了大量农村闲置劳动力。其实我并不认为中国的各级官员们都真正去搞经济了。他们其实仅仅是“无为之治”；中共官员们也真的没有过去那种呼风唤雨的铁腕力量。 1989到现在又过去二十三年。忽然间，中共的统治显现了第三次重大危机。这就是薄熙来的倒台。为什么说是“危机”呢？因为薄熙来搞的“重庆模式”支持者大有人在，而中央却一心一意地推崇“广东模式”。荒唐的是，因中共内部就“重庆模式”不能达成统一意见后，竟然用“刑事犯”的理由来处置薄。这就让中共陷入黑暗的统治――得不到民众的支持。 有关薄熙来的问题网上已经议论得非常多，这里不赘述。人们对此愤愤不平的是，胡锦涛、温家宝口口声声要“依法治国”，现在竟然用“文革”手段――下红头文件说薄熙来是“刑事犯”。这如何体现法制？说到时候会“公审”，那还不是像“审判”“四人帮”一样的走过场。您中共高层都定好调子了，铁板钉钉了，这还是什么公审？ 由于一党专制造成腐败的泛滥，全社会的腐败已登峰造极。经济发展后，各个利益集团，特别是特权利益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近水楼台先得月”，中饱私囊，聚集大量财富，营私舞弊。现在已经达到无官不贪的程度。如果薄熙来腐败，你们中共官员上上下下谁的屁股是干净的？有圣人没有？温家宝说他四十多年做领导工作绝对廉洁，好啊，先把家族财产公布一下嘛。怎么，这点小事就这么难？不多说了吧。 这第三次中共执政危机，是中共执政六十三年来的最深刻的危机。实际上是政治制度再也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危机。如果中共再不政治上大刀阔斧地改革，不但亡党，也要亡国。不是耸人听闻，中共政府的管理能力空前绝后的低下，可内斗却你死我活。那以后还不分崩离析？越是高调“和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就越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那就赶紧“政改”吧。可令人悲观的是，中共这个“店”已然是“武大郎”开的，绝对不允许冒头，谁干事儿必有“错”。“店”内充斥只想做官的“无为之治”者。所谓“太子党”和“团派”中都见不得什么真心实意干事情的人。我对中共的共青团干部厌恶。在我上大学的四年期间，他们的行为令人反胃，多为溜须拍马之辈。“太子党”？接触的少，不过说他们是“八旗子弟”的人多着呢。如果中共上上下下都是这等鼠辈，有能力搞“政改”吗？ 现在的中共政权对外失去民众拥戴，对内残酷争权夺利，牟取个人利益。这，就是极其黑暗的政治的体现。这种黑暗政治原因的追朔，可以用癌细胞存在于任何健康肌体内来比喻。实际上是在建国时，导致黑暗统治的“癌细胞”就已经存在于中共的肌体内部了。当然，事物总有个发展过程。辩证地看问题吧。 这个帖子写的时候，在网上便看到胡温集团正试图在“六四”问题和“政改”问题上“有所突破”。看来他们自己也意识到统治的危机了。好啊，赶紧办吧。不过先要将“六四”客观定性之后再来追究你们中共当时的责任。“政改”嘛，也不能你们中共说什么是什么，大家一起来讨论。我的意思是，如果真正“政改”了，你们中共的政府就是个过渡政权。这点必须明确无疑。 时过境迁了，中共抗拒“政改”，亡党亡国，玉石俱焚；如果中共是被迫接受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亡党，国家有救。再直截了当地阐明：中共的政治改革的关键就是让权。只有放弃绝对的权力，腐败才能抑制；中国政治才能走出黑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