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客观评价

    在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时候，应该是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要客观，即该怎样就怎，不掺杂个人主观因素。如何客观评价呢？我个人看法，就是注重我们评论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起的客观效果。

    日前曾摘编了汪精卫刺杀清朝摄政王的历史事件。汪精卫在虽然刺杀未遂，但其作用仍很震撼。首先是促成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反清政治力量的团结；再者，他的英勇行为激发了民众反抗腐朽清王朝的勇气，连清廷的王爷都对他的舍身取义的壮举佩服不已。是的，很多人认为暗杀行刺“不光明正大”；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也许这种行为更显得慷慨激昂。后来他在狱中还留下豪迈的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可是就是这个汪兆铭，竟然在抗日战争中华民族危亡时刻投降了日本，成为首席大汉奸。他死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算是幸运免遭审判。不过这些年总有人又这样的论调，说汪投降日本并非贪生怕死卖国求荣，其内心还是希望中华民族崛起的；假如日本要是战胜并灭亡了中国，历史学者们又该如何评价呢？我说，首先历史没有假设；第二，评价汪精卫的降日要看当时的社会客观效果。他的降日使国民党军大批投降日军，大大削弱了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有效抵抗。汪再有爱我中华民族之心也不行！

    现在似乎面对这样的问题：汪精卫晚节不保成为可耻的汉奸，那他年轻时反抗清王朝的种种壮举又如何评价？我认为，既然注重客观，当然就事论事。反抗清王朝时他是仁人志士的楷模；抗日中成了大汉奸是他在这一历史阶段的污点；分别评价。最不可取的是，因为他后来是个大汉奸，他早年追随孙中山的反清革命的事情便一笔抹煞。

    如果我们能以就事论事的精神评价历史，评价就相对一目了然。然而，当政者往往希望根据自己的意愿评价历史。据说人们在为中国著名学者胡适是否说过“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争论；但不管怎么说，历史事件和人物总是被当政者主观解释，以符合自己的政治需要。但我们又不是当政者，探讨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目的是希望更能认清现实；因而一定要注重当时的社会客观效果。再，评价历史事件比人物复杂，因而要更注重事件发生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和效果。

    眼下国内央视正播送45集电视连续剧《知青》。我看了电视剧的梗概介绍后就不打算看了。不过我想说一下自己对《知青》编剧的一点点肤浅看法。他在“文革”开始时是个初中毕业生，1968年下乡赴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先后当过农工、小学教师、报导员；在1974－1977作为“工农兵学员”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上大学。我估计他在生产建设兵团的六年时间里，真正像普通“知青”一样每日在田间劳作的日子不是太多。我确实怀疑他是否真正了解大部分“知青”精神面貌。质疑归质疑，到此为止吧。我想谈谈自己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咱是百姓，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什么顾忌。

　　中国大陆大规模“上山下乡”应该是从1968年开始的。最初的“知青”确实是自愿报名去的。我记得那时是去内蒙古牧区“插队”，人数很少；但在官方报纸上宣传得很厉害。我当时在北京市居住，记忆里后来便有了陕西、山西农村“插队”，和去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和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上山下乡”。我是“六九届”的，就是“文革”开始时是小学六年级毕业生。我们这届百分之百的“上山下乡”，面向三个地方的兵团和农场，有十万人左右。我敢说，绝大部分被分配“上山下乡”的“知青”是不情愿的。我哥哥在1968年八月到内蒙农区“插队”。我在1969年夏天也想去，觉得兄弟俩在一起好相互照应。恰巧我发小儿的哥哥也在那儿“插队”，但他哥哥和我哥哥并不认识。我去了解内蒙农区的情况（生活比山西、陕西“插队”的地方好得多），那位“知青”直截了当地说“别犯傻了，那儿根本不是你愿意待的地方；在北京能多待一天是一天”。诸位，纵然那会儿有很少的“知青”满怀热情的区改造农村，这能代表“知青”主流思潮吗？

　　后来我去了黑龙江省山河农场。去这个农场的北京“知青”不是“家里有严重问题的”，就是“本人政治表现很不好的”。我父母“文革”时的“罪名”比刘少奇都多，去那儿是很自然的事儿。

　　我们“六九届”的在“文革”开始后基本没读过书，男孩子成天在街道和学校里打架。到了农场仍是打架成风。头三年北京“知青”真是打出了“威风”；各地“知青”也都不善（上海“知青”差些），隔三差五的就发生两地“知青”的大规模械斗。当时不但山河农场，周围十几个农场都是这种情形。可两三年一过，大家忽然都不打架了，因为那时有了“工农兵上大学”。能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简直是“一步登天”，一下子就离开了一天都不愿意待的农场啊。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了我们北京“知青”中的一个另类，他确实是满怀豪气来“上山下乡”的。他是个老高中生，比我们大六岁，身体有残疾，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一条腿瘸得厉害。他是拼命要求“上山下乡”的。所以说来，“知青”中确实有“愿意一辈子扎根边疆干革命”的；但在整个“知青”群体中少之又少。当然，他也在三年后渐渐转变了看法，最后“病退”返回城市。

    既然“上山下乡”能有当“工农兵学员”的“正果”，农场的气氛有了变化。希望“工农兵上大学”的“知青”们都开始“坚决要求进步”了。我也傻乎乎的是中间一位（现在想想真有些难堪）。当“工农兵学员”的过程是，自我报名，群众推荐，领导审批，学校接受。实际上领导审批最为关键。从那时起，围绕着当“工农兵学员”，各种人都开始“显神通”。最容易“上大学”的是有强硬“后门”的；像我“出身”不好，又没有“后门”，想通过苦干当“工农兵学员”纯粹是妄想。

    能“走后门”的当然不会特别多，就算一般的“后门”也要“打点”；人们开始低三下四地巴结当地干部，偷偷的行贿（那会儿也就是些烟酒之类的东西，属于腐败的“初级阶段”）；您说当时做人还有什么自尊心？！干部们则利用手中的权力飞横拔扈，得意洋洋地当起了小小的土皇帝。这些就不用我来再描绘了吧？

    当“工农兵学员”的“知青”毕竟少之又少，其他想离开农场的就“曲线返城”――先转到自己能找到“后门”的地方再想办法。到了“上山下乡”最后几年，“知青”们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离开；这又少不得贿赂（包括女青年的性贿赂）当地干部；乌烟瘴气，乌烟瘴气。您说，“青春无悔”和这情景对得上号吗？请别自欺欺人吧。

    大部分的“知青”既没有后门，努力也是无望。那就破罐破摔。很多人精神上绝望，自杀率相当高；犯精神病的也很多。个别性格坚强且敢于铤而走险的就加入社会上的黑帮团伙。我给您个统计数字，我所在分场来了两百北京“知青”，在农场期间各种原因死亡的超过5%；犯精神病的接近5%，因各种犯罪被判刑的也将近3%。由于精神上无出路，很多“知青”颓废得不得了，什么丑事，没道德的事都干。您说，当时许许多多的“知青”的精神境界到底怎么样？我反正就是酗酒、赌钱、偷盗和打架，人称“半疯”。我CNM“青春无悔”！我在农场到最后两、三年被当地干部称为“活土匪”；他们还真的怕我呢，因为我光棍儿一条，他们想：说不定哪天这小子就能杀人越货。假如我现在有点“青春无悔”的感觉，那大概是让当地的小干部们天天做噩梦吧（我还真的打过一个连长。他事后找大夫看伤竟然说被“牛”顶了）？不说了！！越说越气！

    我的感觉，“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社会迅速走向腐败的直接原因之一。

    以上好像是控诉似的；其实，无论什么样的生活，都会有值得留恋的东西。我喜欢“北大荒”的原野；喜欢那儿的暴风雪，漫天的大雁和迅猛流动的冰河；更重要的是在那儿九年多结识了一帮生死之交的哥们儿。当然，我的最宝贵的青春也留在那儿了。想起这些……我的梦中永远是那无垠的黑土地。黑夜里，拖拉机翻地的声音一直远远地传来；每天清晨赶大车的响鞭一声比一声脆；但这一切一切和一些人说的“青春无悔”无关。我到农场第一天起就不认为自己属于那里，但九年多后的离开时确实很伤感。前边说了，我的青春留在那里了。

　　我们那时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不过只要认真探索生活的真谛，还是会领悟到其中的意义。还想说点什么，我是“知青”中少有的幸运者，因为我在1980年考上大学，现在又生活在美国。可绝大多数“知青”却不是这样。曾有个记者不知好歹地问我的一个哥们：“上山下乡”是否青春无悔？他说：你赶紧走开，免得我骂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