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刘宾雁

    应该说我父亲和他还比较熟，因为许良英先生（父亲和他是大学同学，后来都是“右派”）的关系，他们在聚会上见过几次，并聊得火热。那时父亲常在家中提起刘宾雁先生。然而我在国内的时候一直没有见到过他。当然，那时刘宾雁先生对我来说已是如雷贯耳，就因为他那篇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报告文学中心人物王守信是个女性，党的基层干部；后因行贿、贪污等罪行被枪决）。许良英先生和刘宾雁先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同在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当临时工；因此相熟，并成莫逆。当时他们的还都有顶“摘帽子右派”的帽子。此后就是全国的“右派平反”。这以后许良英先生继续他的激进姿态，就1957年“反右”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变态进行深度分析，矛头直指中共的思想禁锢；同时在中共内大张旗鼓地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刘宾雁先生则有所保留。这引起许先生不满。不过刘先生因“六四”事件发生后被迫留在美国。许刘二人的联系中断。

    我这些年回国总是看望许先生。他见到我就会提起刘先生，对当年讨论中共“反右”和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期间刘的政治态度上有所保留有看法。不过我想他们仍是朋友，而且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至于不同看法，两个人都是摆在桌面上谈的，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许先生一贯心直口快，火爆脾气。我这个晚辈也总被他训斥得满脸惭愧。老实说，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方励之、刘宾雁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出党”，许良英却没有？要知道，他们三人总是在一起谈论政治，而许良英不但博览群书，且总是出谋划策。现在唯一的解释就是“偶然性”－－当时邓小平一时没想起许良英这个名字。现在许刘两位老前辈都先后离世，我该写点回忆的资料；尽管我对刘宾雁先生的了解非常有限。

    我们夫妇俩来美国最开始在美国中部地区，到了1998年才来新泽西州谋生。当时大纽约地区华人政治活动相当活跃，我也时而参加。在一此聚会上得知刘宾雁先生的住处，当时真有些激动，随即打电话给刘先生，希望能去看望他。电话那边的刘先生想都没想就欣然同意。现在想想我真有些冒昧。

    那天晚上我驱车到刘宾雁住的公寓里第一次见到了他。刘先生还记得我父亲，并关切地问了许良英先生在国内的一些近况。他对我回忆了他和许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当临时工的情景。我则更多地询问“六四”以来海外所发生一些政治事件中刘先生的政治态度。现在我们之间很多谈话都记不太清了，最深的印象是，刘先生总是力求客观，不知道、不清楚的事情很干脆地说“不知道”或“不清楚”。还有就是，他坦诚地说自己仍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崇高的理想。他说邓小平搞的那套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这时他便有些激动了。我当时暗暗敬佩他的为人。他胸襟坦荡，从不隐讳自己的政治观点。终生为理想活着，到了这种时刻也不改变初衷。我自己肯定早已不能相信共产主义这种违背人性的理念，但我尊重刘先生的政治主张。

    当时刘先生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有些微薄的研究经费，他和夫人一同就海外收集的中国大陆政治有关资料，进行整理和摘编，编写些内部期刊。这方面的详情我没多问，只是在他住的公寓里看到有很多有关资料和书籍。

    我知道刘先生很忙，泛泛地谈了两个小时后就告辞了。刘先生希望我能再来聊天，说能和年轻人多讨论问题常常受到启发。哎哟，当时我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还“年轻人”？不管怎么说，刘先生也是我的长辈。然而我并没有再去。因为觉得实在太打搅刘先生的工作。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与刘先生接触的常常是当时海外“民运”的；咱是个极其普通的人，且政治观点有差异，就别去凑热闹了吧。不过我那时在朋友们的聚会上见到他好几次，彼此打招呼寒暄。他也时常出席华人的各种活动。

    刘宾雁先生当时还常常在海外的中文刊物上发些文章。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和一个从香港来的老记者陆铿先生（再早在中国大陆），一起被当时某些海外招摇撞骗的“民运”蒙骗的故事。两个记者出身的老人，老老实实，实实在在，被那些利用他们的家伙们搞得一愣一愣的；最后陆铿老先生知道屡屡受骗，突然嚎啕大哭。真是哭笑不得。

    刘宾雁先生是2002年罹癌的。刚开始癌症控制得还好，但日子久了就渐渐顶不住了。公共活动很少参加，不过朋友聚会还是去的，所以我还能见到他。得病后他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只是略显疲惫。他和朋友们聊天总是谈到他想回国。是啊，得了重病，且风烛残年，怎能不思念故土？然而中共不允许他回去，刘先生讲他是托人带信回去的，仍没有任何回音。据我所知，那些年海外和“民运”沾边的人陆陆续续回去了不少；中共那边有个条件，就是得承认“错误”，书面写“检讨”。我想刘先生肯定认为这是辱没他的人格，绝对不会做的。他的话是“我没干对不起民族和国家的事情”。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大约是2005年的早春。大家聚会见他也来参加都很高兴。刘先生还为助兴喝了一点点酒。因为身体虚弱他提前走了，临走他向朋友们再次谴责了不让他回国的中共当局，很是激动。他有这样的意思：自己是记者出身，就希望和中国老百姓在一起，多多了解他们的生活，可现在这点愿望竟然都实现不了。我想刘宾雁先生知道自己已来日无多。年底，刘先生带着不能回国的无限遗憾悄然离世。

    下面是刘宾雁先生的简介：

    刘宾雁（1925年2月17日--2005年12月5日）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党：中国共产党

    中国作家、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曾任《人民日报》记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是巴金）和独立中文笔会第一任会长。

    刘宾雁出生于中国长春，在哈尔滨长大。1942年初中毕业。1943年起就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并在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在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刘在中国天津耀华中学任教，1946年至1950年从事青年组织工作。1951年至1957年在北京《中国青年报》担任记者，发表文学作品，成为中国作协会员。

    1956年4月，刘宾雁在当月《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在桥梁工地上》，6月和9月发表《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批判了中共官僚主义体制和压制新闻自由的审查制度，引起全国关注。1957年5月13日，他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上海在沉思中》，批评上海市委压制言论自由，影响广泛。被毛泽东指责为“企图制造混乱”，被打成右派。1957年7月19日，《中国青年报》举行批判刘之“座谈会”。1958年至1962年刘宾雁被遣送农村劳动改造，在1963年至1966年他返回《中国青年报》当杂工，1966年3月被“摘帽”，但6月初又被指“反党”，并再度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至1977年。

    1978年至1979年，刘回京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译文》编辑。在1979年获得平反，同年9月发表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揭露中共建国以来地方官员贪污案，在民间引起更大反响。在1979年至1987年期间，他担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发表大量揭露社会问题的报道和报告文学作品，如《第二种忠诚》等。1985年在中国作协第四届大会上当选为副主席。刘宾雁的作品在1980年代的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并使他得到了“中国的良心”的称号。

    1987年刘宾雁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中共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由再次开除党籍和公职。邓小平在《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提到刘宾雁说：

    对于那些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次就要处理。可能会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

    1988年春，刘宾雁在美国讲学。1989年“六四”事件后，因公开反对武力镇压，被开除出中国作家协会，从此被中共当局禁止返回中国。他在中国大陆的名字亦迅速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