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等級

  在這個世界上，從各個角度來說，人與人之間都有等級；當然，儘管如此，我們仍強調人應該追求精神上的平等。這裡，我可不是從各個角度討論人的等級，而是想起“上山下鄉”時的往事，算是“侃”吧。

  我們這撥北京“知青”去的是黑龍江省山河農場，絕大部分是“六九屆”的（名義上1969年初中畢業），16歲左右。我們這批去山河農場的有點特別，都是內蒙軍墾農場和黑龍江軍墾農場不接收的，因為這些人很多都是街道上的“小痞子”，要不然就是“出身”有問題。結果，北京市的各個中學中就剩下了這麼一兩千“下等人”。這情況山河農場接受“知青”的幹部清楚。他們在農場口無遮攔地到處說“這批北京‘知青’是渣滓”，當時農場幹部還隨意地翻閱北京“知青”的檔案，知道了很多北京“知青”本人的“政治表現很差”，或者其父母的“反動罪行”。

  這些情況也傳到農場其他地方的“知青”耳朵眼兒里，自然瞧不起我們這批北京“知青”。這樣，我們剛到農場就變成了“二等公民”。然而北京“知青”們並沒有認為自己低人一等，反而認為其他地方來的“知青”是“土鱉”。我所在分場很多“知青”來自黑龍江的一個煤礦鎮。那兒說是鎮子，其實和農村也差不多。這些煤礦工人子女組成的“知青”當然不能說他們是“土鱉”，可比起北京市來的“知青”就顯得“土”。可他們也是有自尊心的，當北京“知青”炫耀北京市的生活的時候，他們就說“俺們煤礦一點也不比北京差”。

  “俺們礦上各個坑口打出煤‘大會戰’，一天就產出一萬噸煤。”煤礦“知青”一本正經地嚷嚷着。

  “啊—哈哈哈。”北京“知青”陰陽怪氣地起來，“了不起，了不起！北京市居民每天拉的屎尿恐怕還沒有一萬噸哪。”

  “礦上工人們每天下坑採煤，每人發一個精白面的大麵包。”

  “好傢夥，所以北京市的居民得吃窩頭呢。原來白面都讓你們給吃啦。”接下來北京“知青”又是狂笑。

  “礦上巷道掘進用的圓木堆起來像山一樣高。”

  “到了北京就成了劈柴，燒爐子用。”

  “煤礦上下班的時候人山人海。”

  “北京足球比賽，北京工人體育場裡才稱得上人山人海。一個場子裝十萬人。”

  “俺們礦上坑口的主巷道能跑汽車。”

  “我的天哪，好像北京的長安街嘛。”一個北京“知青”挖苦着，其他北京的小子們就“哈哈哈，哈哈哈”，故意笑得氣都喘不上來，在大通鋪上打滾，還嚷嚷：“既然你們那兒這麼棒，怎麼北京成了首都？”

  北京“知青”一通連挖苦帶損，煤礦來的“知青”們個個臉紫茄子色。北京“知青”“上等人”的勁頭太讓他們憋氣。“他們（北京‘知青’）明明是群‘二勞改’。”煤礦來“知青”們這麼想了，就會在言談舉止中流露出來。這下，相互不服氣的兩地“知青”便開始打群架。一打架，這些煤礦來的“知青”整個一個落花流水。他們老實巴交哪兒會打群架呀？根本抵擋不住那些北京街頭打架打慣了的 “小痞子”。北京這幫渾小子，打架是“千錘百鍊”的，磚頭亂飛，棍棒齊下。煤礦“知青”沒見過這個，全都落荒而逃。

  自認為是“上等人”的北京臭小子們得意洋洋。呵呵，鬥嘴鬥不過，打架您也不靈；“土老冒”被擠兌了。嘿嘿，人家煤礦“知青”是“好漢不吃眼前虧”。暗地裡和當地農場東北幹部聯合起來，把北京的渾小子們很快“置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之下”。農場總場調動了武裝基幹民兵連，荷槍實彈地把宿舍包圍，把領頭鬧事的“北京流氓”一個個抓出了五花大綁，然後在各個分場遊街示眾。他們還在被遊街的北京“知青”背後插了寫有“北京流氓”的牌子，好像是上刑場似的。

  當然，如此一來北京“知青”們更是不服，更大規模的兩地“知青”械鬥在各個分場此起彼伏。這種打來打去的大群架過了幾年才漸漸平息；畢竟“知青”們都長了幾歲，沒那麼年輕氣盛了。但是，雖然各地“知青”不再聚眾打架，可北京“知青”的“二勞改”地位還是在暗中存在着。本來嘛，北京“知青”很多都“政治表現不好”，要不然就“出身不好”。如此一來，“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的人中北京“知青”少，提干入團也是這樣。這事情現在我想起來還是很氣悶，有點不堪回首。

  我“出身”不好，父母是知識分子，我想通過“關係”轉走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在農場一待就是九年多。從“選拔工農兵學員”來說，作為一個“知青”，除了“出身”和“政治表現好”外，誰的“後門”最硬，“關係”最鐵，誰就可以很容易地脫離農場去上大學，就算您是個傻子也無妨。這是讓我現在仍耿耿於懷的。我因為沒有“後門”和“關係”，只能當“下等人”。

  農場的北京“知青”中也有些人後來是“很有辦法”的。他們剛來農場是“出身”有問題。可他們的父母多是幹部，一旦自己的“政治問題解決了”，又成為了領導幹部，其子女很快就通過“後門”調走，或稱為“工農兵學員”上了大學，成為“人上人”。

  你看，我這似乎是發牢騷，說好幾十年前的“上山下鄉”。實際上中國大陸社會的很多問題從那時起就開始的。

  我們這些北京“知青”後來絕大多數都返城了。但回北京之後才明白，自己是城市中最底層的人。在農場時，北京“知青”們在其他地方的“知青”面前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其實那都是想象。“知青”返城後在現實生活中比城市中其他人相對難多了，年紀偏大，學識沒有，工作不好找，婚姻也儘是瞎湊合。如今，我的那些“荒友”多數已退休，本來工資就不高，現在靠微薄的退休金勉強活着。您說，他們算是第幾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