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無所依

九月

　　在最困難、最無助的時候，他們可以爬着摘棉花、冒雨收麥子，為什麼當孩子有出息了，他們卻不能安然地度過自己的後半生？

習慣

　　吃完晚飯，老太太鄒林至沿着社區大院快走了4圈。這是4個孩子對她提出的要求，高血脂要通過鍛煉和飲食調節，“吃藥輸液只是治標不治本，你再不聽就只能癱瘓了！”走出醫院大門時，小女兒曾這樣狠狠地叮囑過她。

　　回到家已經8點了，鄒林至打開電視，看看牆上的鐘表，開始揣測，4個孩子此時在幹什麼呢？大妮又在嘮叨孩子吧；小妮要麼在跳減肥操，要麼在做面膜；大兒是在批改作業還是輔導兒子學習。小兒或許還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吧。這樣想着，鄒林至握着電話的手又放下了。

　　鄒林至踉踉蹌蹌地打了水，刷了假牙，洗了腳，看着電視畫面不停變換。看看掛鍾，近10點了，他們都該忙完了吧。她拿起電話打給大妮：“閨女，幹嗎呢？”大妮那邊窸窸窣窣的一陣雜音：“媽，你有事嗎？我正忙着給孩子洗羽絨服，沒事我先掛了，回頭打給你。”鄒林至愣了愣，自己先掛了電話。

　　把床頭櫃裡的一堆藥拿出來，她忽然忘了奧美拉唑一次吃幾片，便打電話給大兒子，大兒子說：“媽，您又哪裡不舒服了？不是剛體檢過嗎？除了高血脂，其他各項指標都正常。”鄒林至囁嚅地說：“胃有點不舒服……”“媽，是你太敏感了，成天瞎想這兒有病，那兒有病，沒病都被你想出病來了，實在難受就吃藥吧，一次一片。”還沒等鄒林至回應，電話里已是一長串的忙音。

　　鄒林至放下電話，把老伴的照片從飯桌上拿到床頭柜上，幽幽地說了句：“你怎麼就走在了我前頭呢。”隨後，她把電視音量開大一格，縮在床上準備睡覺。1.5米寬的床，近70歲的她躺上去，小小的一堆，像一個荒蕪的小土丘。

　　每天早晨把老伴的照片從床頭櫃拿到客廳餐桌，晚上再從餐桌拿到床頭櫃，不看電視，但每晚都要開到凌晨，這是鄒林至自老伴走後延續至今的習慣。悶了，就跟老伴說說話，就像當年一樣，埋怨、指責他兩句。當時買電視時，小女兒問她：“又不看電視，買電視幹嗎？”她說：“這樣屋子裡有聲音啊，就像有人跟我說話一樣。”小女兒扭過頭去，沒有說話。

　　雖然養育了4個孩子，到頭來連個陪自己說話的人都沒有。半夜醒來，鄒林至睡不着，就抱着老伴的照片自言自語。有時候她看着鄰居家兒孫滿堂熱熱鬧鬧的景象，也會很自私地想：“當初為啥拼了命也要送娃上學呢？如果他們沒讀大學，說不定還能有一個留在身邊。”

　　沒有愛好、沒有朋友、長年的埋頭勞作，已大大消減了鄒林至的語言功能，消磨掉了她的好奇心。自從老伴去世後，身體一向硬朗的她開始出現各種各樣的不適，眼睛乾澀、睜不開，胃疼，頭暈，高血脂等等。大兒子帶着她去省城醫院查了個遍，檢查結果顯示，除了血脂高，其他各項指標都正常。“為什麼她感覺這麼糟糕呢？”大兒子問醫生。醫生說：“人老了，身體各個器官開始衰竭，這是事實，但你媽之所以感覺自己有病，是心理出了問題，平時要多陪陪她。”

　　大兒子把母親帶回自己家。由於住房緊張，鄒林至和9歲的孫子住一屋。可住了兩夜，孫子就不幹了，吵着說：“奶奶半夜老說話，很嚇人。”大兒子問母親晚上跟誰說話呢，鄒林至說：“跟孫子啊，我睡不着，就想跟他說說話。”

　　鄒林至只能在客廳睡沙發。每天早早做好早飯，打發兒子兒媳孫子走掉，她一個人圍着客廳轉，等他們下班。吃完晚飯，兒子輔導孩子寫作業，兒媳對着電腦看電影。她坐在沙發上，跑這個屋問喝水嗎，跑那個屋問要不要吃水果。沒人抬頭看她一眼，她侷促地坐在沙發上，胸悶腦漲。

　　不到10天，鄒林至就要走，小兒子把她接到上海。小兒媳婦是南方人，吃不慣她做的飯，一副厭惡的表情。還沒到一周，夫妻倆就開始當着她的面吵架。鄒林至對小兒子說：“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我要回去陪你爸。”

　　一個包袱，幾件舊衣裳，鄒林至又回到了空蕩蕩的家。

這個家空了

　　鄒林至和老伴張志全生於20世紀40年代末的山東農村，兩人都是文盲，吃盡了沒文化的苦，發誓要把孩子送出農門。相繼生下4個孩子後，生活更加困苦。農忙時，兩人拼命干農活，爭取有個好收成，填飽全家的肚皮；農閒時，張志全到建築工地做瓦工。即便如此，糧食也不夠吃。

　　孩子們都很爭氣，學習成績都很好，這讓鄒林至夫婦看到了希望。農忙季節無論多忙，他們都不讓孩子們插手。“你們的任務就是學習，考上好大學，找個好工作，這就是對我們最大的報答。”這是鄒林至經常掛在嘴邊教導孩子的話。

　　此後，4個孩子牢牢記住了自己的任務：學習。即使天雷滾滾，外面晾着被子，他們也沒有去收拾的心思了。大女兒心思縝密，有一次寫日記，寫到父親如何辛苦養家，“炙熱的太陽下，看着父親背上曬出來的密密麻麻的血泡，我心裡滿是內疚。小宇去做家教了，兩個小時可以掙30元錢，我也很想去，多少可以減輕父母的負擔”。日記被小女兒讀給鄒林至聽。鄒林至簡直氣瘋了：“家裡缺她吃還是缺她喝了，我們家缺那30元錢嗎？如果考不上大學，她一輩子別認我這個媽。”當晚，鄒林至把大女兒訓哭了，讓女兒寫下保證書：“絕不出去做家教等兼職，一心一意讀書。”

　　那幾年，大兒子讀了高中，大女兒和小兒子讀了初中，小女兒也上學了，家裡花銷陡增。為了供孩子讀書，張志全到山西煤礦打零工，跟着在上海種植葡萄的表弟走街串巷地賣葡萄。鄒林至一個人在家做農活，十幾畝的棉花，一茬接着一茬地開，白花花的一大片，怕被人偷，鄒林至不分晝夜地摘棉花，腰疼得受不了，就在棉花地里爬着前行。三個大點的孩子強烈要求幫媽媽一把，鄒林至一一把孩子訓斥回去：“我受再大的累都是為了讓你們不再受這樣的罪，你們把書讀好了，我受苦受累都值得。”

　　也是在那一年秋收結束，鄒林至大病了一場，查不出具體病因，兩條腿腫得像木桶，晚上睡覺，床尾要放條高板凳把雙腿墊高。4個孩子嚇壞了，哭成一片，央求她去大醫院檢查。鄒林至也害怕，也很想抱着孩子們大哭一場，也想釋放壓抑的感情，但是她挨個抹去孩子的眼淚，對他們說：“都去寫作業！”孩子們不敢哭了，看着媽媽拖着兩條病腿去做飯。

　　在別人家孩子都像大人一樣替家人分憂時，鄒林至家的4個孩子永遠都抱着書本啃，早早戴起了眼鏡。在村里人看來，“如果他家四個孩子再沒出息，就太對不起父母了”。

　　孩子們都很爭氣，各類獎狀、證書掛滿了灰撲撲的牆，這讓鄒林至夫婦很欣慰。

　　後來大女兒考上了中專，做了老師；大兒子、小兒子、小女兒都考上了大學，各自定居在北京、上海、濟南。孩子一個個離家、成家，連過春節人都湊不齊了。辛苦了大半輩子的鄒林至夫婦長舒一口氣的同時，也猛然發現：這個家空了。

最大的心願

　　孩子們都各忙各的，電話由最初的一周一次，漸漸變為兩周一次，甚至不再主動給他們打電話。兩個老人撐不住了，挨個打過去，大女兒永遠都在做家務，大兒子永遠都在輔導孩子做作業，小兒子永遠都在回家的地鐵上，小女兒忙着約會、美容、健身、談戀愛。2009年，張志全66歲了，按照當地的風俗，應該在正月初六宴請親朋，大辦一場。4個孩子提前半年就在電話里商量，如何給父親辦一個風風光光的生日宴會。鄒林至夫婦提前兩個月備肉、殺雞、準備各種年貨，整個院子裡掛滿了風乾的肉和魚。他們給孫子孫女買了新衣服、準備了紅包，買好了新的床單被罩。隨着春節一天天臨近，兩人越發開心。

　　臘月二十八晚上，大兒子打來電話，說孩子發燒了，不能回來；電話剛掛，小兒子的電話打進來，支支吾吾半天，大致意思是媳婦要準備在職研究生的畢業論文，沒時間回來。張志全放下電話，把電話線拔下來，扔出老遠，蒙頭睡了。

　　老人憧憬中的兒孫滿堂的團圓飯，只剩下大女兒一家和小女兒。張志全喝了好多酒，喝醉後蒙着被子嗚嗚地哭。這個默不作聲、勞累、好強了一輩子的男人，連一句埋怨的話也說不出來。

　　一年後，張志全在建築工地給人幫忙時，被一塊掉落的石板砸中，當場身亡。孩子們陸續趕來，只看到一具冰冷的屍體。鄰居們都扼腕嘆息：“張老頭辛苦了一輩子，受了那麼多罪，孩子們出息了，他一點福也沒享到。”鄒林至看着披麻戴孝跪在棺材邊的兒女，忽然覺得這些從她身上掉下來的肉，竟是如此陌生。在她記憶里，4個孩子還是兒時的樣子，放學回來嘰嘰喳喳地喊餓。而此時，他們不再喊餓，不再嘰嘰喳喳，不再是因過年沒新衣服而哭泣的孩子。他們離她很遠很遠了，遠到她已經不知道他們究竟過着怎樣的生活。

　　孩子們七手八腳忙完了喪事，一周后便急不可耐地離去。大兒子教高三，“高考好壞影響獎金和職稱”。小兒子在合資企業，“回去就要出差”。小女兒更是電話不斷，一顆心早就飛走了。鄒林至看着孩子們像打仗一樣收拾行李，又像風一樣離去，悲從中來，號啕大哭。

　　鄒林至原本以為，孩子們會多待一兩天，跟她說說話，為她的將來打算打算。她甚至在心裡盼望着，有孩子能邀請她去住一段時間。可是，孩子們各自收拾行李，迫不及待地趕往車站，甚至沒有一個人回頭看看她，給她一個擁抱，哪怕一聲囑咐。

　　鄒林至想起在棉花地里爬着摘棉花的日子，想起老伴一直到死都沒能直起來的背……哭得無法停下來。

　　張志全的理想是“冬天去濟南，春天去上海，秋天去北京，夏天我就回來坐在樹下看螞蟻上樹。”曾經，累得無法堅持的時候，兩人就暢想孩子們都考上大學的情景，可直到去世，他都從未去過北京和上海。兩個兒子都說工作忙、住房緊張等等，從未正式邀請父母去看一看他們所在的城市。

　　鄒林至睡了三天三夜，爬起來煮了碗麵條，吃着面，眼淚又流了下來。那一刻，她忽然覺得，老伴以這樣的方式離開是一件多麼幸福的事，不用打針吃藥，不需要兒女伺候。如果她病了癱了，需要人照顧了，又能指望哪個孩子呢？

　　現在，鄒林至每天掰着指頭過日子，她明白，養兒防老已經是過去式了，她最大的願望是也能像老伴一樣，突然離世。

　　摘自《莫愁·智慧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