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前夫唐納

  確切的說，唐納只是江青的前夫之一。

  唐納（1914年5月7日—1988年8月23日），江蘇蘇州人，中國著名報人、電影評論家、記者和演員。有資料顯示，唐納可能是中共地下黨員，“中調部”的高級情報幹部。唐納早年就讀於蘇州私立樹德中學、江蘇省立蘇州中學；1932年入上海聖約翰大學；1934年秋進入上海藝華電影公司任編劇；1935年加入電通影業公司，主編《電影畫報》；1936年與藍苹（江青）結婚，後離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擔任《大公報》的戰地記者，奔走於東部戰場。

  1952年在法國與陳潤瓊（安娜）結婚，開辦中餐館；1985年9月，唐納由國家安全部安排再度回國，自稱打算寫回憶錄，請夏其言托人為他找歷史資料；1988年8月23日，唐納因肺癌在巴黎病逝。

  唐納本名馬繼宗，1914年5月7日生於江蘇蘇州，父親馬培甫時任津浦鐵路局洋務譯員，母親費文英。兩歲時過繼給大伯馬含蓀為嗣，從小喜愛詩文。從1930年開始，他以巨鈺、瞿覺等筆名在《吳縣日報》發表一些散文、短詩。

  “九一八”事變後的1931年11月，他加入由吳縣共青團委和蘇州進步青年發起成立的“社會科學者聯盟”，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還與進步青年佘增濤（史枚）、項志逖（胡繩）、吳大琨、袁水拍等交往，經常議論國事，探討救亡之道。

  1932年3月，因中共吳縣縣委和共青團組織遭破壞，馬繼宗亦遭當局追查而避逃上海，改名馬繼良，後又用季良、驥良等名。同年夏考入聖約翰大學。1933年，以唐納、羅平、陳陀等筆名在《晨報》“每日電影”、《申報》“電影專刊”、《新聞報》“藝海”等副刊發表電影評論，常有獨到見解，深受讀者喜愛。翌年秋，進華藝電影公司任編劇，為抗日影片《逃亡》主題歌《自衛歌》和插曲《塞外村女》填詞，由聶耳作曲而廣為流傳。後又進電通影業公司任編劇、宣傳主任，明星影片公司任編導委員會副主任。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從上海、武漢、重慶再到上海，唐納稱得上是橫跨影劇界、新聞界的活躍人士。在上海，他編輯《大公報》“戲劇與電影”專刊，出演喜劇片的主角，還當過戰地記者；去武漢，他創作並策劃演出抗日話劇《中國萬歲》，轟動三鎮；到重慶，他進入英國新聞處當譯員，組織進步戲劇活動；唐納中、英文俱佳，是公認的多面手；撇開給他帶來另類名聲的那段短暫婚史不談，以他在影劇和新聞方面的業績，也堪稱出類拔萃的文化人。

  抗日戰爭後期，唐納先後擔任《時事新報》、《文匯報》總編輯，與總主筆徐鑄成，副總主筆陳虞孫、宦鄉及採訪主任孟秋江等主持這份立場偏左的報紙，也有不少出色表現。

  1948年底，唐納從香港到美國後，在紐約的中文報社、印刷廠工作不足兩年，即轉往法國巴黎，與陳潤瓊成婚，後育有一女；他倆以經營中餐館為業，過着平靜安逸的生活；1978年冬，唐納回國探訪親友，在上海由鄭君里夫人黃晨陪同下，到鄭的墓地獻花致哀，隨後前往北京，與葉劍英、羅青長等會面。1988年8月23日，唐納因肺癌在法國巴黎病逝，終年74歲。

他與江青（當時叫藍苹）的婚姻

  1935年春，藍苹（原名李雲鶴，1914—1991）在上海金城大戲院公演易卜生名劇《娜拉》，唐納觀後著文推薦，譽為“一顆耀眼的新星”，藍苹一時身價騰踴，兩人感情迅速升溫。唐納將藍苹拉進自己供職的“電通”公司，由同事而同居。1936年4月26日上午，會同趙丹與葉露茜、顧而已與杜小鵑，在杭州月輪山下六和塔前舉行婚禮，六位新人取六合之意，鄭君里司儀，沈鈞儒證婚，名噪一時。

  同年5月，唐納攜藍苹回蘇州家中小住。然而，回滬不久，這對新人就已“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唐納兩度自殺，忽起“唐藍婚變”。5月底藍苹回濟南探母，唐納淚送車站，藍苹揮手：“不要難過，6月10日我就回來！”可是，不僅久候不歸，還寄來一封遺書——“得腦膜炎死了”，唐納自然不信。6月25日，趙丹與鄭君里將唐納送上火車。當新郎找到新娘的家門，第一次見到岳母、大姨子，擲答“雲鶴不在濟南”，再問去向，答不知道，且已走了十幾天。唐納怏怏告別，頹然折回大明湖附近旅店，途中買了一磅消毒酒精與數盒紅頭火柴。回房後，和着酒精吞吃紅色火柴頭，幸茶房注意到這位客人神色有異，及時進房，送醫院急救，6月28日晨脫離危險。這次，“藍苹死於腦膜炎”、“影星唐納自殺”，再次為各報競載，連《中央日報》也登了“轟動濟南之唐納自殺事件”。

  唐納甦醒後，藍苹姐姐探院，附耳對唐納吐露實情：“藍苹去天津找小俞（藍苹前夫俞啟威，也就是後來的黃敬）了！”藍苹姐姐走後，唐納又恨又悔，便給“二哥”鄭君里寫了一封長信，痛訴藍苹的狡詐虛偽及濟南之行的可悲可嘆，並說出藍苹出走的實因與躲在何方。“文革”時，這記載了“旗手”當年醜聞的信，成為她的一塊心病，她三番五次令張春橋向鄭君里“討要”，鄭君里因遺失無法交出，終遭迫害而死。

  得到姐姐電報，知唐納為情自殺，藍苹從天津返回濟南，隨唐納及趕來的鄭君里當晚就登車返滬。可是，唐藍婚姻仍難維繫，藍苹不久愛上著名話劇導演章泯，1937年5月與唐納正式離婚，因本來就沒有結婚證書，倒也容易。“離婚”沒幾天，5月27日，唐納再次自殺——在吳淞口跳海。幸而被人及時撈起，又免一死。這次藍苹不再回頭，索性與章泯公開同居。章泯比藍苹大7歲，剛剛拋棄幾個子女，逼着髮妻蕭琨簽下離婚協議。聽說唐納第三次自殺，藍苹在聯華影業公司的雜誌上發表了《唐納和我為什麼破裂》一文，說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必須離開唐納，還說她多次想自殺而沒幹，唐納卻真幹了。藍苹聲稱自己絕不學阮玲玉。

後來的藍苹

  抗日軍興，藍苹於1937年7月離滬，回濟南小住數日，前往西安，8月初進入延安，先入黨校再入魯藝，與英俊瀟灑的朱光（畢業於上海大學）、魯藝教師徐一新，各有一小段羅曼史。1938年夏，24歲的藍苹走近45歲的延安革命領袖——毛澤東身邊，8月接到調令從魯藝轉入“毛辦”，任軍委檔案秘書兼毛澤東“生活秘書”，改名江青。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應蔣介石三次電邀，並迫於斯大林壓力，赴渝談判。沒過幾天，江青藉口“牙疼”也要求飛渝治病。毛最初不贊成，但在江青一再要求下，勉強同意，但講好條件，江青不得在重慶公開露面。江青到重慶後，並未和毛澤東住在一起，而是和女兒李訥住在張治中的桂園。此時的江青，心情很激動，特別是當她聽到張治中手下一名內勤說了一句“她比宋美齡漂亮”，興奮了好幾天。但遺憾的是，她不能像宋美齡那樣出頭露面，無法在記者的照相機鏡頭前一展英姿。寂寞中，她背着毛澤東悄悄打電話約見唐納。

  不料，唐納對她已經“一了百了”，並且另有所愛。唐納事後對人說：江青地位今非昔比，見她會惹是生非。

後來的唐納

  唐納和藍苹離婚後，投入抗日熱潮，成為《大公報》戰地記者。1937年底上海陷落，唐納與許多影劇明星來到武漢。唐納自己編劇，寫出抗日話劇《中國萬歲》，應雲衛導演，1938年夏在武漢維多利亞紀念堂及大光明戲院上演，轟動全城。武漢吃緊後，文化人西上重慶。1939年3月，趙丹見唐納在山城孤身一人，便將初出茅廬的女演員陳璐介紹給唐納。兩人一見傾心，墜入愛河，閃電結婚。八年抗戰，唐陳婚姻也只維持了八年。此後，他愛上了女演員康健，在重慶同居。但二人性格不合，不久便分手了。陳璐與唐納分手後，仍活躍於銀幕與舞台，並嫁與一位鹽商，1965年才結束演員生涯。“文革”中，陳璐被打成“現反”，下放湖北襄樊農村達十年，罪名是“攻擊中央首長”。“文革”前，一些文藝界朋友知道她是唐納前妻，問起唐納與藍苹往事，她隨口說了幾句，就成了“攻擊中央首長”。

  抗戰勝利後，唐納回到了上海，一度出任《時事新報》總編，不久便被老闆孔祥熙辭退，說他編的報紙太紅。徐鑄成將他延聘到《文匯報》任總編，徐任總主筆，副總主筆宦鄉、陳虞孫。1947年5月，《文匯報》被封，唐納逃亡香港。1948年2月秘密回滬，力促徐鑄成去辦港版《文匯報》，成為香港《文匯報》的創刊功臣。當港版《文匯報》出現經濟危機時，唐納多方設法，借款兩千，共渡難關。

  1948年底，港版《文匯報》經濟好轉，國內三大戰役結束，局勢已定，香港《文匯報》諸同仁興高采烈，“青春作伴好還鄉”，唐納忽然提出辭呈，說是赴美去辦華僑的《紐約日報》，其後再轉巴黎。大家都很驚訝，認為唐納對革命有功，怎麼亡命海外？唐納苦笑：“解放勝利，實現了我們的願望，你們都可以回去，只就我不能回去。”徐鑄成一時不解，一位年輕同事從旁點撥：“馬先生私下對我說過，他如回去，准沒有命。”徐鑄成這才想起藍苹那檔事兒，明白事情的嚴重性。但徐鑄成還是認為：“為了一個女人——而且事情早已隨風而逝了，何至如此呢？”然而，三十多年後，徐鑄成感嘆：“三十年的變幻風雲說明我是多麼幼稚，而他則是料事如神。今天想來，當年即將出現的局面，他明明看到，對他個人將是一場災禍，為什麼他還有這樣大的勇氣，不惜一切艱辛危難，盡力求其實現呢？”

唐納後來的家庭

  1947年8月，美國總統特使魏德邁在上海舉行記者招待會，唐納應邀出席。《自由論壇報》一位女記者引起他的注意，頓生愛慕之情。這位女記者乃國民政府前駐法大使三女陳潤瓊，操一口流利英語，法語也很純正，談吐非凡，舉止端莊，堪稱才貌雙全。唐納對陳潤瓊一見傾心，陳潤瓊卻未作出回應。於是，唐納開始了一番苦心孤詣的瘋狂追求。

  1949年，唐納出任香港《文匯報》總編輯，1949年2月，陳潤瓊赴美，供職於聯合國；唐納隨之赴美，先入紐約日報社，後到聯合國某中文印刷廠工作。

  1951年，陳潤瓊到達巴黎，唐納跟蹤而去。每天給陳潤瓊獻花，同時送上一封用蠅頭小楷端端正正寫成的情書。這一份持久的痴情，陳潤瓊深受感動，漸漸發覺唐納不僅富有才華，而且為人善良，極重感情。1951年，陳潤瓊終於答應了唐納的求愛，1952年12月23日兩人結婚，在巴黎舉行婚禮。從此，唐納的感情才算最終靠岸，有了歸宿。

  在巴黎，兩位記者棄文從商，開起了飯店。從最初的“明明飯店”到“京華飯店”再到“天橋飯店”，生意日益興隆，越來越紅火。陳潤瓊不僅善解人意，而且精明能幹，長於經營，是唐納名副其實的“賢內助”。1979年唐納退休後，飯店由陳潤瓊全權經營管理。唐納與陳潤瓊生有一女，取名馬憶華——思憶中華。

有關逸事

  曾有海外報紙說唐納為招徠顧客，在自家飯店二樓舉辦江青照片展覽。唐納斷然否認：“我這個人，不但不念舊惡，而且一旦絕交，也是不出惡聲的！”

  1966年，江青榮登“文革旗手”寶座，故友鄭君里、趙丹等紛紛受到無情迫害，唐納幸虧遠在海外，“旗手”鞭長莫及，才得免遭毒手。緣於與藍苹曾有那段關係，唐納在巴黎常遇不速之客的造訪。被江青呼為“自己的斯諾”、為其立傳的美國作家維特克女士，兩次專程拜訪，提出20～30萬美金為酬，約唐納合寫江青，唐納堅拒。唐納晚年曾計劃寫一部自傳，專門尋找當年各報的報道，以及自己寫給江青的長信及江青的兩封回信。幾度提筆，均因病魔纏身，無法完成。

  “四人幫”倒台後，唐納終得回國，兩次回蘇州舊居。第一次1979年9月，兩位“中央來的人陪同，他懷着深情，默默走遍了全宅”，還特地訪問了住在走馬樓下的啟蒙老師王芍麟的家，久久不想離去。

  1985年初秋，唐納攜妻女再次回家，每到一處，都要向妻女詳細介紹許多往事，時而笑語洋溢，時而欷歔感慨。當天，他戀戀不捨地離開蘇州。不過，他每次回來都行蹤隱秘，未在公開場合露面，僅走訪幾個當年親友。

病逝他鄉

  1988年，唐納因肺癌病逝於巴黎，享年74歲。一年後，國內文化界人士在上海延安路市府小禮堂為他舉辦“追思會”。夫人和女兒特地從巴黎趕來，參加者還有胞弟馬驥善，表弟徐懋績、徐懋德，義兄鄭君里夫人黃晨及其子鄭大里，二義嫂葉露茜與後夫杜宣，少時同窗夏其言等生前友好七八十人，秦怡任司儀。會後，夫人陳潤瓊與女兒來到蘇州馬家大宅，沿着三年之前唐納陪他們走過的足跡，默默重走了一周，向這座故居作了最後告別。

  2003年10月，蘇州市文管會辦公室在胡廂使巷破敗的馬家大宅，掛上“唐納故居”的牌子。馬家大宅像一位飽經滄桑的老人，默默無語站立小橋之側，流水之畔，令後人回首往事，追憶先輩。新修的蘇州《平江區志》也記下這段史實，唐納(馬季良)正式進入史冊。

唐納到底是不是中共黨員

  《江青傳》在“沸沸揚揚的六和塔婚禮”一節中有個腳註，稱唐納認識藍苹時，“其實已加入共青團。後來，他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另一處又轉述夏其言接受訪問時的回憶，他早年考上一家銀行當練習生，與同事馬驥善為好友，進而認識了其兄馬驥良亦即唐納，“那時候，馬驥良參加了共青團”，但對於唐納究竟何時加入中共，該書語焉不詳。

  夏其言作為唐納青年時代的摯友，曾應新加坡《聯合早報》邀約撰寫《唐納與我》一文，回憶他與唐納相識於1936年，共同的憂國之心和救亡之忱，使他們引為知交。一天，唐納說有個朋友是職業革命家，剛從國民黨反省院中逃出來，當局正在追捕，想找個可靠的藏身之所，問夏敢不敢接受。夏一聽是個進步人士，還是個傳奇人物，便欣然答允。

  唐納的這個朋友名叫史枚（本名佘增濤），後來與夏其言一起住在亭子間。史枚很有學問，文史哲經，古今中外，無不通曉，夏尊他為師長；夏其言在文中說：“我之能夠走上革命道路，如果說史枚是最早的啟蒙人的話，那麼唐納應該是最早的引路人。”夏本人於1937年加入中共。依照常理，唐納作為他“最早的引路人”，應該在他之前加入中共。

  在這一點上，還有一個文字記載可作為證據。2005年10月號《上海灘》月刊一篇題為《新聞界老戰士夏其言》的文章，在小標題“唐納引他走上革命道路”下，寫道：“1936年，他（夏其言）結識了共產黨員唐納……”該文作者居欣如曾先後供職中共華東局宣傳部、上海市委宣傳部，而夏其言在所屬機關報《解放日報》先後任經理、政文部主任、副總編輯直至離休。他們相互熟識，在文章中這樣表達不會沒有根據。

  對這個問題尚不確定的是：唐納究竟是哪年正式成為中共黨員的？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由團轉黨是比較普遍的做法，即入團後經過一段時間考驗，直接轉為共產黨員，這個推斷如能成立，唐納的黨齡應始於1936年或更早一些。可見，儘管唐納與藍苹很快就分道揚鑣，但最初能走到一起並不是偶然的，他們在政治思想上畢竟屬於同一陣營。

  唐納的中共黨員身份，是由與其兩度共事的老報人徐鑄成最先揭櫫的，但起初用的是間接筆法。他1980年代初撰寫的《報海舊聞》（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有一節“吳紹澍與《正言報》”，提到1947年5月《文匯報》被國民政府查封后，次年與吳結伴同遊台灣，“事有湊巧，回滬不久，有一位黨員同志從香港秘密到了上海，對我說，民革已在港成立，準備辦一機關報，李任潮先生堅決要我去主持……”成立於香港的民革，全稱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字任潮。此處提到的“一位黨員同志”是誰呢？徐數年後撰寫《我所認識的李濟深》一文揭開了謎底：1947年5月上海《文匯報》被封后，“翌年春，老同事馬季良同志（唐納）忽由港來滬，對我說：‘李任潮先生他們已在港成立了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準備辦張報，李任潮一定要你去當總編輯。’”兩處文字說的是同一件事，只要略加比對，不難明白，前一書裡的“一位黨員同志”就是唐納。

  2008年12月18日《南方周末》刊發專題“改革八賢”，其中一篇長文《葉劍英：最後十年》配發了四張圖片。有一張是合影，文字說明為：“1978年12月，葉劍英在北京會見旅法華僑唐納（左三）。右一為羅青長，左二為葉選寧，左一為葉選基。”照片上，唐納站在居中的位置。這足以令人大吃一驚。

  熟知現當代革命史的人都知道，葉劍英元帥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德高望重、地位尊崇。在戰爭年代，他屢任方面軍或全軍參謀長，多次與聞重大事變，曾參與中共南方局領導工作，兼管南方地區包括港澳及海外的情報、統戰事務等；羅青長時任中央調查部部長，是國家情報安全部門頭號主管；葉選寧為葉帥次子，以後出任解放軍總政聯絡部部長；葉選基是葉帥侄子，也參與部分機要。只要稍加思索就會想到，若僅僅是個在法國開餐館的老華僑，闊別多年回國，怎麼可能獲得葉劍英這樣的黨政軍主要領導人的接見，且由國家情報安全機構主管而非僑務部門官員陪見。唐納1978年底在北京獲得如此規格的禮遇、如此特殊的陪同，使他曾經擁有的神秘身份呼之欲出。

  這次會面時葉劍英講了些什麼，而唐納又講了些什麼由於唐納未及寫出回憶錄即已辭世，有關內容可能只會留存在某個部門的檔案里了。但有一點應可確定：唐納曾是一名共產黨員，並且是特殊戰線上的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