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教士

  马泰奥·里奇（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汉名利玛窦，基督教耶稣会意大利籍神父、传教士、学者。1583年（明神宗万历十一年）来到中国居住。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基督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利玛窦1984年获得天主之仆称号。

生平

成为耶稣会士

  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利玛窦出生于教宗国马切拉塔城（现属意大利马尔凯大区）。他的家族经营利氏药房，是当地的名门。

  利玛窦十六岁来到罗马，在圣汤多雷亚的学院学习预科，并于1571年加入了耶稣会。1572年在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并师从数学家克拉乌学习天算，其时范礼安也是他的老师。在这段时期，他还学会了拉丁文和希腊语，而且也会使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

印度之旅

  1577年（万历五年）利玛窦获准赴远东传教。1578年（万历六年）3月24日，利玛窦从里斯本出发乘船和其他14名耶稣会士一起前往印度传教。一路上绕过好望角，途经莫桑比克，经过6个月的航行，终于在9月13日到达印度果阿——葡萄牙在亚洲最重要的殖民地。

  利玛窦在来到印度之前，由于沙勿略之前对印度的赞美以及教会的神化，他所听说的印度非常令人神往，在这里传教也比较容易。但是现实的反差令他大惑不解。1580年，他在给耶稣会的历史学家玛菲用葡萄牙语写的信中说道：“查看一下有关印度、日本的注释书和地图类，会发现明显的谬误比比皆是。”但是耶稣会在日本佈教非常顺利，而且在印度还发现了基督教聂斯脱里派（景教）的信徒。这使得利玛窦他们在精神上非常振奋。

  利玛窦在印度和交趾支那传教四年。其间在果阿的神学院还学习了人文学科，在1580年7月26日晋升为司铎后，又学习了神学。他在印度认识到，应该允许当地人也学习哲学、教理和神学等欧洲文化，并且写信给耶稣会总部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阻拦他们与他人为伍担任职务——通过学问而出人头地，我担忧他们会憎恨我们，而我们耶稣会在印度的主要目的，感化异教徒使他们皈依我们神圣信仰的使命，将会化为泡影。”这也是利玛窦进入中国后所持的态度，并终其一生一直维持这个看法。罗光所写的《利玛窦传》中说，这是“他能赢得我国士大夫的尊敬亦以此精神故。”

中国之行

  1581年（万历九年），罗明坚神父向东方总巡察使范礼安举荐了利玛窦。1582年（万历十年）利玛窦应召前往中国传教，8月7日到达澳门。

  传教士们想通过汉语著述基督教义来吸引中国人，“练习用他们的语言写作，作为一种吸引捕捉他们心灵的手段。”因此他们先在澳门努力学习汉语。开始学习汉语的利玛窦对完全与拼音文字不同的汉字感到很兴奋，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他脱下洋装，换上汉服，学习粤语、北京话，还阅读大量中文书籍。此外，在澳门的时候正好有来自日本的天正遣欧使节团路过，利玛窦趁此机会还学了一点日语。

  利玛窦在广州住在怀远驿，在这期间结识了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为表敬意赠予王尚书一册世界地图。到了1582年9月10日，他沿西江来到肇庆，见这湖光山色，民众宽厚，便立定主意留下来，开展传教。

  1583年（万历十一年），利玛窦获准与罗明坚神父入居广东肇庆，获得两广总督郭应聘制台和肇庆知府王泮太守（正式官名是知府）的接待。他们对中国官员自称来自“天竺”，致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教徒。利玛窦解释来中国的原因：“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他不敢直接回答传教的目的，否则他可能会被驱逐。为了传教，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更组织当地几位知识界人士共同译出汉文版，先后在广州、韶关等地讲授。这是国人研究西欧几何学的开端。利玛窦还将交流思想和学术经验的心得和知识作成《天学实践》一书。

  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別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

  这一年的8月在肇庆建立了“僊花寺”（僊即仙），开始传教工作。起初传教十分低调。神父们行事小心谨慎，主要精力都在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礼节习俗，以博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任。他们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认为这样能够博得人们的好感，而且他们也觉得这与基督教神父的装束相差不大。这也使中国人更加相信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僧人。他们在这里挂上了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许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来跪拜，他们感到非常兴奋。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这更多是出于礼节性的，而没有宗教意义。也有记述说，他们担心中国人看到圣母玛利亚的画像会误认为他们的神是女性，而改挂了基督像。

  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年），利玛窦绘制了《大瀛全图》。利玛窦利用解释各种西方事物的机会，同时介绍了他们的基督教信仰。他们翻译了《十诫》、《天主经》和《圣母赞歌》，以及《教理问答书》。很快亦有中国人对基督教产生兴趣。于是利玛窦开始派发罗明坚撰写的《天主实录》，以中文解释基督教的教义。许多中国人都对这部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是无论如何，无论是“僊花寺”的创立，还是《天主实录》的刊行，中国人始终是把它当作佛教的一个派系而已，中国人对于基督教还没有多少实质的认识。

  1589年（万历十七年）夏天，广东新任总督刘继文将利玛窦所住的西式建筑据为己有，并以利玛窦的宗教为“邪教”，把他驱逐出肇庆境域，于是利玛窦移居韶州。在韶州的时候，利玛窦遇到了一次意外。他们遇上了强盗打劫，虽然利玛窦受了一点伤，但是幸好他们吓退了强盗，而且这些强盗很快就被逮捕归案。在韶州期间，另外一个不幸是利玛窦的两名部下相继逝世。1591年（万历十九年）麦安东神父逝世；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石方西神父也辞世了。而另外一名罗明坚神父则早已返回了欧洲，现在只剩下利玛窦一人从事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肇庆结识的士人瞿汝夔（太素）成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还帮助利玛窦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第一卷。藉着瞿汝夔的宣传，以及赠送高官们利玛窦自己制作的天体仪、地球仪和计时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利玛窦的名声逐渐在当地的达官贵人中传开，其间他还被瞿汝夔的朋友邀请去了一趟南雄。

  在韶州，利玛窦攻读《四书》，并首次将之译为拉丁文。而通过与瞿汝夔和其他许多中国上流社会人士的接触，利玛窦才知道佛教僧侣装扮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受到尊重，社会地位比较低下。为了更方便与中国的官员交往，在征得范礼安的同意后，从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起，利玛窦开始蓄发留须，并穿起了当时儒士的服装。

  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利玛窦借口为一位北上任职官员之子治病，而获得了去南京的机会。但是到了南京以后，利玛窦陪同的官员对他逐渐失去了兴趣，利玛窦只好自己设法留在南京。然而这一次失败了。他只好折返南昌，并获得批准在此居住。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9月22日，利玛窦成功的预测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期间结交了章潢等儒士权贵，曾登堂讲学于白鹿洞书院，并受到建安王的热情款待。他在写给耶稣会的报告中解释了自己出名的理由：一是因为当地从没有见过外国人；二是利玛窦的记忆力非常好，以至于许多中国人都想学习，他也因此用汉语写了一本《西国记法》的书来介绍他的记忆方法；三是他能够运用四书五经来宣讲基督教的教义；四是他的自然科学知识；五是传说他会炼金术；六是有人向他求教基督教。另外在这一年利玛窦为了练习用汉语写文章，写了一部谈论友情的著作《交友论》而意外的获得士人的欣赏。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利玛窦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由利玛窦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并且指示利玛窦想办法到北京去觐见中国的皇帝，以达到在中国传教的有力保障。而且还从澳门送去了许多准备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

  接受了新任务的利玛窦开始策划北京之行。没过多久，他就联系了北上任南京礼部尚书的王忠铭一起带他去南京，而且王忠铭还表示要带他去北京。于是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6月25日，利玛窦与另一位郭居静神父同王忠铭一起离开南昌奔赴南京。7月初，他们一行到达南京，9月7日抵达北京。但当时正值日本侵犯朝鲜，爆发万历援朝之役，利玛窦作为外国人无法在北京久留，而且又遇到了财政上的困难，仅住一个多月便只好返回，次年（万历二十七年）2月6日再度到达南京。

  在南京居住期间，利玛窦通过瞿太素的帮助，结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思想家李贽、徐光启等。当然这主要还是人们对于他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倾慕。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利玛窦还与一位三淮和尚（即大报恩寺僧雪浪）进行了一场辩论，在这次辩论中，利玛窦凭借其科学性的思辨明显占了上风。他还在正阳门（今光华门）内洪武岗西崇礼街（今尚书巷）建成中国第四座基督教堂，他在城西罗寺转湾的住址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基督教堂——石鼓路基督教堂。这些活动使南京成为中国基督教史上最重要的传教中心之一。

  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5月18日，利玛窦带着庞迪我神父和准备好献给皇帝的礼物再度赴京，并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1月24日抵达北京。进呈自鸣钟、《圣经》、《坤舆万国全图》、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同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但中国的朝廷根本没有注意到，利玛窦长住北京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

  之后利玛窦在北京以丰富东西学识，结交中国的士大夫。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同时编撰新书，包括以中文写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史册记载：“自玛窦入中国后，其徒来益众”。到了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基督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这当中最著名的，也是后来影响最大的是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

  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5月11日利玛窦病逝于北京，享年58岁。赐葬于平则门外的二里沟滕公栅栏。逝世前指定龙华民接任教会中职务。

1利玛窦墓碑

  依照明朝的惯例，客死中国的传教士必须迁回澳门神学院墓地安葬。1610年5月利玛窦病逝于北京后，其他传教士和利玛窦受洗的教徒都希望可以得到皇帝的恩准，让利玛窦安葬于北京，借此来认可教会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合法存在。为此，耶稣会士庞迪我神父向万历皇帝上呈奏疏，希望能破例赐地埋葬利玛窦。庞迪我在奏章里称：

  “利玛窦以年老患病身故，情实可怜。况臣利玛窦自入圣朝，渐习熙明之化，读书通理，朝夕虔恭，焚香祝天，颂圣一念，犬马报恩忠赤之心，都城士民共知，非敢饰说。生前颇称好学，颇能著述。先在海邦，原系知名之士；及来上国，亦为缙绅所嘉。臣等外国微臣，悲其死无葬地，泣血祈恳天恩，查赐闲地亩余、或废寺闲房数间，俾异域遗骸得以埋瘗；而臣等见在四人，亦得生死相依，恪守教规，既享天朝乐土太平之福，亦毕蝼蚁外臣报效之诚。”

  虽然朝廷中有人反对，但该事在内阁大学士叶向高等人的多方努力下，还是很快得到了万历皇帝的照准。1611年，由徐光启主持，万历皇帝赐利玛窦安葬于平则门外二里沟的滕公栅栏，教会无需付款便可拥有这份产业。至19世纪末，安葬于滕公栅栏的欧洲传教士已逾百名。1900年，墓地被义和团砸毁，墓穴被掀，碑石被砸；其后清政府依《辛丑条约》出资重修了被毁墓地，而且还立了一块道歉的石碑。20世纪初，此地已经成为基督教的公共墓地。墓地面积也不断扩大。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栅栏墓地已先后埋葬了数百名西方传教士，成为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东方安息的一个最为集中的所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外国神父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被迫撤离了中国。1954年，墓地内的墓碑只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块依照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的指示被保留在原地。文化大革命期间，利玛窦墓碑被红卫兵平埋于地下，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1973年，马尾沟教堂被拆，墓碑更是无人照管。1978年10月重修利玛窦墓。1979年后，墓地得到了修复，并列入了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利玛窦墓现位于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外的中共北京市委党校院内。

  如今公墓东边墓碑数十块。西边有墓碑三块：面向墓穴，中间为利玛窦，左右首分别为汤若望、南怀仁。利玛窦的墓碑上刻着“耶稣会士利公之墓”，拉丁文、汉文并列：“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华行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

对中国的赞扬

  进入了中国的利玛窦对中华文化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基督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发现“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

  “中国人是最勤劳的人民，而且从以上几章可以很合逻辑地得出结论说，他们中间大部分人机械工艺能力都很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原料，他们又天赋有经商的才能，这两者都是形成机械工艺高度发展的有利因素。”

  “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西方国家似乎被最高统治权的念头消耗得精疲力尽，但他们连老祖宗传给他们的东西都保持不住，而中国人却已经保持了达数千年之久。”

  “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即仁、义、礼、智、信中译者注)之一，他们的著作中有着详尽的论述。对于他们来说，办事要体谅、尊重和恭敬别人，这构成温文有礼的基础。他们的礼仪那么多，实在浪费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熟悉他们的风俗的人实在感到遗憾，他们为什么不摒弃这种外在的表现，在这方面他们远远超过所有的欧洲人。”

对中国的批判

  利玛窦在晚年的回忆录《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又有着不同的记载：

  “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

  “中国所熟习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但在这方面他们由于引入了错误，似乎非但没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涂了。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内在的联系。”“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

  “大臣们作威作福到这种地步，以致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他所有的一切。正如这里的人民十分迷信，所以他们也不大关心什么真理，行事总是十分谨慎，难得信任任何人。        ”

  “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做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如果他们偶尔在他们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也会把他们当做好像不容置疑地和森林与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

利玛窦规矩

  利玛窦容许中国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祭孔。利玛窦主张以“天主”称呼基督教的“神”（拉丁文：Deus；意即“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基督教所说的“唯一真神”并无分別。而祭祀祖先与孔子，这些只属追思先人与缅怀哲人的仪式，与基督教信仰并无根本冲突；只要不掺入许愿、崇拜、祈祷等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基督教教义。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所遵从，是为“利玛窦规矩”。

    重新修复的利玛窦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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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叹息的不是利玛窦有超凡的预见，而是中国大陆几百年都没有思想上质的变化和进步，现在依然如此。中国仍是阿Q的沃土。利玛窦来华传教的事情过去4百多年了。中国大陆民情依旧，不禁扼腕……无论如何，利玛窦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评价是客观的。为何如此？旁观者清。

  为什么西方传教士在拉美地区成功，在东亚失败？我以为，儒教在东亚根深蒂固，要改变非常艰难；而拉美印第安文化水平相对低，同时整个社会被西方殖民者从肉体上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