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歲的北島 原名“那個憤怒的北島已經70歲了，現在的他向歲月投降了嗎？” 黃亞瀾 我想人們都知道北島的詩《回答》，即便不了解全詩，那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一定不陌生。 我來到這個世界上， 只帶着紙、繩索和身影， 為了在審判之前， 宣讀那些被判決了的聲音： 告訴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北島寫下《回答》時，也不過才二十來歲。那時的他與大多意氣風發的年輕人一樣，胸中沉澱着鬱氣，不吐不快。年輕的北島的詩歌，振聾發聵，鏗鏘有力，那是一種“革命的腔調”，讓人無處可逃。 不過北島後來並不認為這是他最好的詩；他認為那時候的他太過年輕，在翻雲覆雨的時代裡，像是一隻被困住的野獸在竭盡全力地嘶吼與咆哮，是犀利的，也是直白的。 當你將這種犀利與直白的標籤直接貼在北島身上，甚至一直因為這種“革命的腔調”愛着他的時候，2009年北島在某個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對未來發出的9封信—致2049的讀者》，他寫道：“2049年距今還有四十年。如果說我還有什麼夢想的話，那就是中華民族早日從物質主義昏夢中醒過來，通過幾代人的努力，掀起偉大的民族文化復興運動，徹底改變我們的文化風貌和精神品質。”在文章最後，北島說：“大幕正在拉開，舞台徐徐轉動，那些為民族文化復興做夢的人開始行動。” 文章引起了一些爭議，不少批評者都認為北島如今變得功利了，不再憤怒了，開始向歲月投降了。北島後來解釋說：“那些批評我的人存在黨同伐異的一面，網上很多化名謾罵的人沒有讀懂我的意思，我認為民族最重要的是文化復興，民族的命脈還是要靠文化和文字傳承的。”其實能感受得到，即使身在流浪，北島仍是無法擺脫某種家國情懷。 那時候有人問他，現在已經60歲的您，對於憤怒是怎麼理解的。北島說：“我依然憤怒，老憤青一個。憤怒不一定要語言表達，憤怒不是罵人，需要保持一種克制，情緒的憤怒和文字的控制之間需要張力。”是的。說這個話時的北島已經是60歲了，在經歷了人生的跌宕起伏與多年的異國漂泊之後，對於情緒表達和文字控制的關係已然有了新的認識。 北島原名叫趙振開，生於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是北京大院兒子弟。 北島曾經描述過他記憶里的童年，那時父親的書架上，最上面那層永遠擺的是馬恩列思毛的經典著作，代表着時代的正統。父親的領導還會時不時地來找還是小朋友的他們談話，了解父親平常的言行舉止。 在這樣的成長氛圍，北島幾乎是被浸泡在一個高度符號化的漢語池裡，慢慢地影響着他的詩歌創作。但後來，隨着一些遠行，他的感受有了變化，漸漸從以往的桎梏中逐漸走了出來。 北島曾回憶在北京的日子裡，那是1970年的春天，他和朋友史康成、曹一凡去頤和園划船，史康成站在船頭朗誦郭路生（也就是“食指”）的《在你出發的時候》為“上山下鄉”的夥伴送別：“解開情感的纜繩，告別母愛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運乞求，紅旗就是船帆就是舵手，請把我的話兒，永遠記在心頭。” 另一位朋友接着誦讀到：“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當灰燼的余煙嘆息着貧困的悲哀，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這首詩即是食指那首著名的《相信未來》，末尾寫到：“朋友，堅定地相信未來吧，相信不屈不撓的努力，相信戰勝死亡的年輕，相信未來，熱愛生命。” 北島在回憶時，將此情此景這樣形容：“如輕撥琴弦，一下子觸動了某根神經”。 從六十年代末開始，也就是食指出現以後，中國詩歌處於地下狀態長達十年之久，已逐漸形成眾多的流派，個人的風格也日趨成熟。 1976年九月的一天晚上，芒克、黃銳和北島像往常一樣在黃銳家的小院喝酒聊天，北島突然提議說：“咱們辦個文學刊物，怎麼樣？”大家先是一愣，繼而極度興奮。後來他們又把周圍的朋友聚到一起開會，商量細節，就這樣在1978年，文學雜誌《今天》被創立，並由北島擔任主編。 對於《今天》，北島曾經這樣描述過：“《今天》詩歌與其說是藝術流派，不如說是鬆散的文學團體。如果說有什麼共同傾向的話，那就是對一統天下的主流話語的反抗，擺脫意識形態的限制，恢復詩歌的尊嚴。” 擺脫意識形態的限制，恢復詩歌的尊嚴，這是北島對於詩歌的豪情壯志。 北島幾乎是一個理性的詩人，在他的詩歌裡面，鮮有對風花雪月的描述，大多都是家國情懷的感悟，原本的北島是一名極具代表的先鋒詩人，但是當他經歷了種種人間百態和客居他鄉的流離之後，再加上他的好朋友遇羅克的死直接觸動了北島，導致北島開始對那個時代產生懷疑，開始產生思考並且發問。 自1989年以後，北島離開祖國，開始在世界各地漂泊旅居，有四年時間，甚至流連於六個國家。從西柏林到萊頓，從巴黎到紐約，世界於他是一個無邊無際的汪洋大海，而他是漂浮在大海中的一葉孤舟。那些年所經歷的，就像他的詩歌《青燈》裡描述的那樣：如果你是條船，漂泊就是你的命運，可別靠岸。 還有散文《波蘭來客》中： 那時候我們有夢 關於文學 關於愛情關於穿越世界的旅行 如今我們深夜飲酒 杯子碰到一起 都是夢破碎的聲音。 其實，至少對於詩人們而言，漂泊未嘗不是好事。里爾克曾經說過：“因為生活和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某種古老的敵意”。 他在《鄉音》中寫道：“祖國是一種鄉音，我在電話線的另一端，聽見了我的恐懼”。在《路歌》中寫：“在無端旅途的終點，夜轉動所有的金鑰匙，沒有門開向你。”這一切都是北島在異國居無定所時的孤單與彷徨，在異國的夜晚，在孤燈下，只有數不盡的滿目蒼涼。 但所幸的是，在這些流離失所的時間裡，他與艾倫·金斯堡、奧克塔維奧·帕斯這樣世界級的詩人成為朋友，他到過特朗斯特羅姆的藍房子，並引他為詩歌世界裡的“叔叔”。對於這些享譽世界的詩人文豪，在他筆下似乎都是生動活潑而趣味橫生的普通人，他與他們相交甚好，也彼此惺惺相惜。 當然，這段時期的經歷與交友，也在影響着北島後期的詩歌創作。在時隔15年後的2004年，北島的散文集《失敗之書》首次在大陸出版，這本散文主要是北島在流浪的路上的一些採擷，北島曾說：“散文和漂泊之間，按時髦的說法，有一種互文關係：散文是文字中的漂泊，而漂泊是地理與社會意義上的書寫。” 在1989年到1993年的四年間，他曾住過七個國家，搬了十五次家，這其實就是一種散文語境。又或者說，在很大意義上，《失敗之書》可以被視為一本純粹卻又意義深遠的記錄，它記錄着一個詩人由內而外的生活，這或許是一些瑣屑的情節，不乏敏感與牢騷，卻又不失真摯。 那個喊出“我不相信”的面容肅穆與悽厲的熱血青年消失了蹤影，這本書裡我們所能讀到的，是一個在異國的陰暗邊緣處苦痛抽搐的心靈，在沒法言說中文的日子裡，書寫作為一種替代，是無聲的自言與自語…… 2009年，北島六十歲，決定寫作長詩《歧路行》，因為需要與“體積、大時代和個人經驗對話”。對於這首詩的名字，北島是這樣解釋的：“歧路行，我永遠在迷路。我個人的命運和當代史，有一種類似對話的關係。我經歷過這些年，見過的詩人們，朋友們，還包括一些小人物。我覺得對於這麼一段歷史，我一定要有個交代。” 然而，詩寫到500行時，北島中風了，長詩也在2012年春天擱置。此後，北島開始試着畫畫，他自己也明白，寫作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將這首詩寫完。在生病的時間裡，北島一直在尋找新的語言，來擺脫掉自身病疾的束縛。在家裡女兒讓他看電視對話，看畫識字，他也曾坦承那段時間：“就像一個孩子一樣。” 幸運的是，從2015年開始，北島開始有了一些起色。他又開始寫詩，參加“文學之夜”，出席相關活動。似乎感到重獲生命而時間緊迫，他開始着手去一個一個實現他之前的夙願。比如，出版《給孩子的詩》，發起《醒來——北島和朋友們的詩歌課》。正如他在《宣言》裡所寫：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裡，我只想做一個人。 晚期的北島詩歌幾乎完全拋棄掉了早期作品的宣言口吻，透着物是人非的沉鬱滄桑。在《一幅肖像》裡，他曾寫到：“他側身於犀牛與政治之間，像裂縫隔開時代。”、“哦同謀者，我此刻，只是一個普通的遊客”。在《下一棵樹》，他寫到：“大雪散布着，某一氣流的謊言，郵筒醒來，信已改變含義，道路通向歷史以外。”在《背景》裡，他寫到：“必須修改背景，你才能重還故鄉，時間撼動了某些字。起飛，又落下，沒透露任何消息...” 但即便是我們的心會比恨走得更遠，北島依舊在《借來方向》中高呼：“借來方向，候鳥掙脫了我的睡眠，閃電落入眾人之體，言者無罪！” 想起艾略特說過：“很深的聲音是聽不見的”。可能是這樣的吧，只是在夢中，在夢醒後，北島會悄然寫下，“鐵錘閒着，而我，向以後的日子借光，瞥見一把白金尺，在鐵砧上。”（《歲末》）。 在北島後期的詩歌創作中，我們全然看到了一個我們並不熟悉的北島，可能你會說這和那個書寫着《回答》的熱血少年有着不太一致的形象，可不得不承認的是，他還是那個寶刀未老的北島。只是不同的是，由於多年的漂泊生涯，他詩歌中的政治性在逐漸減弱，而愈發地向藝術性靠近。 他從來都不是一個固執的老頭，而是一個會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歷史和反思自己的詩人。正如北島自己所說：“作家通過寫作發聲，一個作家應該永遠要跟他所在的時代的矛盾、政治、文化、語言保持緊張的關係，現在中國大部分人缺少這種緊張關係。” 2010年4月的時候，在香港城市文學節上，北島與一眾港台文化人並排坐在主席台上。港台文化人多具備談笑風生的口才，台下聽眾陣陣笑聲。北島穿着淺灰色西裝，緊鎖眉頭端坐其中，他發言的主題是《詩意地棲居在香港》，規勸香港年輕人通過詩歌，在高壓的現世中尋找精神家園。 近些年來，北島連續入選各種版本的“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名單，現在看起來，他的生活與內心，仿佛已寧靜下來。但是他不這樣認為，他說，我現在依然很憤怒，老憤青一個。所以你看，那些大喊着北島變了的人，其實也都是源於對他，或者憤怒本身的不了解罷了。 …………………………………………………… 十幾年前在美國遇到過北島。他是來講座的。我對他說《回答》如何激動我。他則微微一笑，說那不是他寫的最好的詩歌。沉吟片刻他說“人是會慢慢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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