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做到65歲的工作越來越少

馬立明

一

  中年人曾被認為是職場中掌握話語權的群體。但在當下社會轉型期，這個群體的脆弱程度超出想象。人到中年，從雲端跌入谷底，這樣的故事並不少見。更痛苦的是，再就業之路同樣充滿荊棘，“重頭再來”難度重重。在這個日益互聯網化的社會，留給中年求職者的機會非常有限，公司更傾向於招聘更年輕、更廉價的員工。尤其是一些曾從事傳統行業的中年人，即使有豐富的管理經驗，但恐怕很難在市場上找到相應的崗位了。

  在人類進入現代社會、建立職業用工制度以來，“畢業後工作、60歲退休”成為一種得到公共認可的工作制度。一般認為，人類20—65歲的這段時間，是有勞動能力、可以自主創造財富的時期。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認為，職業生活被認為是人生命歷程的主要意義，沒有之一。而職業身份，與一個人的自我認知與社會評價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即使是沒有工作的人生前20年裡，他（她）所接受到的教育，都是為了工作而準備的。而有些人在退休後也在發揮餘熱，更是將工作貫徹終身。從這個角度而言，在現代社會中，工作定義了你。

  然而，當我們步入全面網絡化的21世紀，突然發現人類的工作模式出現了變化。以下的一些現象，持續地動搖着我們對職場價值的信仰：

  ——在全世界範圍內，勞動的機會似乎在不斷減少。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走上就業市場。另一個原因是自動化與智能化，大大減少了勞動力需求。

  ——知識的更新迭代在加快。由於網絡媒介與相關技術的快速發展，效率確實得到了大幅的提高，這也意味着一批知識老化的勞動者可能會喪失就業機會。尤其是很多勞動者的知識結構沒辦法得到更新，造成了難以逾越的“本領恐慌”。

  ——高強度的用工模式。996逐漸成為常態，職業勞動者被馴化為企業戰士模式。“要麼找不到工作，要麼就被壓榨到盡”，這形成了當下青年就業的兩難。殘酷的用工模式，導致勞動者為了適應高度強度的競爭環境，逐漸犧牲個人生活。

  ——結構性的失業。在一些節奏較快的企業里，中年失業已經成為一件結構性的問題。這無關於努力程度，更多的是對於大齡勞動者的一種惡意。當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自然崇尚效率，就會淘汰落後產能。而大量勞動者由於薪金較高、精力減退、被家庭分散精力，而被認為是“落後產能”（哪怕他們曾經以996效忠公司），從而遭遇裁員。大量工作（包括技能性工作）變成了“青春飯”。這種“中年危機”，慢慢從焦慮變成現實。

  有人將失敗歸類於個體的不努力，但這難免有點簡單化。遭遇職場困境的，不乏非常優秀的人，包括曾經有過輝煌實戰經驗的“老江湖”。其中還有一些人以極端的方式抗爭，並成為新聞頭條，比如不久前在美國縱身一躍的曾為浙大學霸的華裔臉書員工。半生的努力，依然未能讓他平穩度過中年的劫難。當此類事件已經具備一定普遍性之後，它已經具備了社會學意義——它指向的是，我們社會處於一個怎麼樣的階段，勞動者到底該如何自我定位？

二

必須認識到，我們進入一個看上去很美、但實際上很荒蕪的後工業時代。

  建立於18、19世紀的工業體系社會逐漸走完了半場，大規模的勞動密集型生產已經成為了過去。社會學家涂爾幹 （Durkheim）曾經提出，這種工業化大生產，為社會提供了一種“有機團結”，讓職業勞動者按照自己的行業形成了一個統一體——比如同事、同行等，並構成當下社會的行業共識。但是，隨着自動化與人工智能的深化，作為社會中最主要的職位提供者之一的工廠，能提供的就業機會已經大大減少。而且，不僅僅是工廠，不少依據“有機團結”而締造的大型企業，也在悄悄轉變經營方式，放棄產業中“重”的部分。依託互聯網進行的創新產業、文化產業、服務業、金融業等行業，被認為是新經濟的代表，也是後工業時代的入口。

  這種後工業時代，儘管很環保、很便利、很“輕”，甚至創造出一些令人震驚的財富神話，但是也孕育着極高的風險。烏·貝克（Ulrich Beck）曾經預言到這種工作體制的風險性，因此他在其作品《風險社會》中提出，工業社會逐漸消亡、新的“風險社會”正在凸顯。這個社會正在變得高度不確定，習以為常的傳統生活方式，離我們越來越遠。在學術討論中，風險儘管經常被用作健康、環保等議題之中，但不可否定，失業的風險同樣是現代人最焦慮的來源之一。尤其是不確定的工作狀態，以及高度激烈的人才競爭，令職場成為高風險區。即使充分的教育，也未必能減少這種職場風險。

  而新經濟是否能規避這種風險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雖然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網紅通過網絡表演實現了財富自由，但是更多的網絡寫手、UP主、主播依然處於不溫不火狀態，財富變現極其困難，這就是一個被動的狀態——勞動無法變現。這與工業時代按勞分配的計件工資，處於完全不同的邏輯。很多中年人羨慕青年們在網絡世界賺錢的方式，但話又說回來，這些工作統統都是“干不到40歲”的工作。哪怕是最火的網紅，其持續性有多久，能火多少年，恐怕是個問號。當這幫青年進入中年後，也將遭遇轉型的痛苦。

  後工業時代，事實上很難複製工業時代的大規模生產。當集體化大生產讓位於原子化的小作坊，在實現了“人的解放”的同時，也意味着人進入了懸空的狀態。懸空狀態的特徵是什麼？似乎人人都能輕易找到一份工作，但卻不知道未來在哪裡。但是，什麼才是長遠之計呢？大量的勞動人口，慌張地追尋着職業的不確定性。

  人類是需要確定性的動物。這種看起來充滿機遇、但欠缺持續性的“後工業時代”，事實上並未讓一個人變得更舒適，相反，它進一步加深了人們的焦慮感。大量青年徘徊在新經濟的入口處，嘗試找到迅速變現的方法；而找到變現方式的中年人，則受困於不可持續發展的狀態，遭到了失業的威脅。不論尊嚴、面子等抽象的概念，衰敗的風險一直高維存在，這對於個人的自我認同是摧毀性的。“後工業時代”對人來說是友善的嗎？

  “邊走邊瞧”是現代人的一個普遍對策。長期規劃似乎變得無用，職業理想也無從談起，更多的工作如同流星般短暫地閃耀。大量的人採取一種“守株待兔”的狀態，等待着似是而非的“風口”的到來，以博短線的方式獲益。

三

  英國學者居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曾經使用“不穩定無產者”（precariat，台灣地區翻譯為“飄零族”）這個概念來指代那些被不穩定、不確定、債務與屈辱纏繞，逐漸失去文化、社會、政治、經濟權力，陷入“棄民”（denizen）狀態的勞動者，並稱他們將成為一個“新危險階級”。隨着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兩極分化，堆積於系統邊緣的“飄零族”越來越多，這些曾經是社會“不可見”的人，在最近頻繁出現的民粹浪潮中，突然出現在大眾視野之中。

  他們可能是失魂落魄的破產中年，也可能是“佛”、“宅”、“廢”的懼怕競爭的青年。他們不願意（或不能）獲得穩定的工作機會，一直被排除在主流職場之外。從巴黎的“黃馬甲”運動到東京的“為了1500日元而戰”運動，再到最近紐約的“地鐵逃票者”運動，抗爭者的臉譜往往就是處於尷尬地位的“飄零族”。以日本底層運動為例，他們的口號是，“不要被戰爭與資本殺死”。呼喚職業的尊嚴與生存的機會，是飄零族的內在呼聲。

  在後工業時代，飄零族的數量一直在增加。他們未必一定是貧困者，或者也賺到了一定的快錢，但是這種懸着飄着的狀態，很可能一直深化着他們的恐懼。這種後工業時代之痛，一直在異化着當代勞動者。他們會覺得自己被主流社會所拋棄，沒有處於一個持續上升的渠道中，在自認為是棄民的同時，有着濃厚的反社會情緒。

  當現代性大工廠的秩序分崩離析之後，原子性的生存狀態，未必能令人變得更自由，反而讓人遭遇不安與困頓。社會學家項飈提出“工作洞”理論時，恐怕很多人忽視了它的兩面性：工作洞是一種折磨，但同時也是一種歸宿、一種自我承認。人被工作所累，但也不能失去工作。工作對人而言，是一種“錨”一樣的存在，它確定了人最終的走向。

  飄零族之所以被斯坦丁認為是“新危險階層”，是因為處於邊緣地帶的他們，很容易會產生反社會的情緒，從而變成憤怒的抗爭者。人們本認為的“後現代”生活應該是充滿想象力、充滿了人文關懷的彼岸世界，但是，誰也料不到前方的竟然是民粹主義與憤怒浪潮。越是發達的國家與城市，飄零組成為了失去希望的“末人”，他們成為了繁華都市最極端的破壞者。在抗議運動中，他們破壞城市、破壞家園，用最原始的暴力發泄着自己的不滿。

  有研究人工智能的專家樂觀表示：未來的世界，工作交給機器去做，人類就不需要幹活了。後者可以從事藝術、文學等創造性職業。這看起來是美好的願景，但是，這些職業能帶來實實在在的收益嗎？這些作品就一定有市場嗎？更進一步地說，“不被需要的人”同時也變成了“沒有價值的人”，他們的價值怎麼體現？對於大部分只適合於程序化勞動的人們，其未來何去何從？後工業時代並沒有一個清晰的藍圖，因此它在帶來願景的同時，也在製造着惶恐與焦慮。越是智能的技術，越成為確定性的夢魘。至少，種種跡象告訴我們，可以干到65歲的工作越來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