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李敦白

原名：当头一棒，还不醒，那就两棒！

湖湘秀才  

　　李敦白，二战时期一名普通的美国大兵，却成为中共党史上不能不记述的一个人物，原因有二：一，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籍人士；二，他是在华外籍人士中境遇最惨的一个。

　　他的英文名字是Sidney Rittenberg（李腾伯格），出生于美国南卡州。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被迫卷入二次大战。

　　1942年，21岁的李腾伯格加入美国陆军，被派往斯坦福大学陆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

　　1945年9月16日，二战结束后一个月，李腾伯格和战友乘坐美军运输机，从印度阿萨姆邦飞越“驼峰航线”来到中国西南重镇昆明。

　　任何人也不会料到，这次落地，竟会让李腾伯格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待就是整整35年。

　　他被分配到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负责调查美军在昆明的违法行为并向遭受损失的当地中国人进行赔偿。

　　在这里，一个书店老板给他取了中文名字：李敦白。也是在这里，他开始接触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其中包括“传说中”的廉洁并且充满理想的共产党人。

　　他很快就结识了几个中共地下党员。从小根植于心的美国的民主观念，使他对压制言论、抓捕异己的行为深恶痛绝，因此那些躲躲藏藏的地下党引起他极大的同情，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给这些人送去紧俏物资，驾驶美军吉普车把上了黑名单的地下党员转移到城外安全地带。

　　1945底，美军完成在昆明的历史使命回国，而此时已经脱胎为李敦白的李腾伯格被一种激情或者说诱惑所掌控，他不愿回国和家人团聚，他要亲眼看看甚至亲身参与中国的未来。

　　于是他通过昆明的地下党和上海的地下党取得联系并认识了宋庆龄，由宋庆龄给他安排在“联合国善后经济总署驻华办事处”作经济观察员，负责将救济粮食送往包括中共控制区在内的受灾地区。

　　这份工作使李敦白兴奋异常，因为这不仅使他脱离了美国军队，不用随军回国，而且能够以运送救济物资的名义进入中共控制区。

　　1946年春，李敦白奉命押运救济粮食到中共控制的湖北“中原解放区”，在那里他结识了李先念、王震等人。他真诚地希望国共不要爆发内战，因此将国军的一些调动情况告知李先念，这使他取得了李先念的信任。

　　之后，他又前往南京拜会了周恩来，在周恩来的介绍下，他辗转来到中共在华北控制的最大城市张家口，见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聂荣臻对他热情款待，并力邀他留下来协助工作。聂荣臻说，等共产党掌权后，首先要和美国修好，因为毛泽东希望能得到美国贷款进行战后重建，所以他们正在筹划成立一个英语电台，以便向美国人民表达诉求，但是现在缺少一个精通英语的人帮助他们矫正文法文体，而李敦白正是最为合适的人选。

　　聂荣臻是中共的高级将领，他的话李敦白当然深信不疑。能够在中美人民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李敦白当即决定留下来，帮助新华晋察冀分社开通了英语广播，并担任翻译、修改和播音工作。

　　然而，电台仅仅开通了几个月，由于傅作义的部队开始进攻张家口，形势严峻，于是聂荣臻派人将李敦白护送至延安。

　　到延安后，李敦白终于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毛泽东。

　　与毛泽东深谈后，他以李先念和王震作为入党介绍人，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这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亲自批准，成为中共第一个外籍党员。

　　那时的李敦白可谓是激情满怀、热血沸腾。

　　可是，时隔不久，他就遭遇了当头一棒。

　　1948年底，在莫斯科为苏联政权摇旗呐喊近30年的美国左翼作家斯特朗发表文章，声称“中国革命并没有照搬苏联模式”，这一言论惹恼了斯大林，于是她30年的犬马之劳被一笔勾销，克格勃以间谍的罪名将其逮捕，随后将她驱逐出境。

　　斯特朗访问延安时，李敦白曾经做过她的翻译，于是苏联政府致电中共，将李敦白划入“斯特朗国际间谍案”，责令抓捕李敦白。

 　1949年1月21日，李敦白收到一份“执行特殊任务”的通知，在他赶到指定地点时被以“国际间谍、美国特务”的罪名抓捕。由于他的美国国籍，如果事情泄露出去，会招惹很大的麻烦，因此他被秘密关押在北平郊区一间窗户都被全部封死的小屋里，无论他如何辩白都无济于事。

　　1950年，他被秘密转移到北平第二监狱。

　　1953，斯大林亡故。斯大林一手炮制的很多假案开始浮出水面，其中就包括“斯特朗国际间谍案”。

　　1955年4月4日，一个陌生人走进关押李敦白的牢房，向他宣布：“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调查你的案子，发现你是一个好人，在此向你道歉。”

　　没有经过任何审判，莫名其妙被关押，并且一关就是漫长的6年，而释放他时，也是如此的轻描淡写，如此种种，会促使这个曾经就读于3所美国大学的年轻人“悟”到什么吗？——很遗憾，没有。

　　早在他被释放的前两年，监狱长曾和他有一次谈话，告诉他：“如果你撇清和中国的所有关系，你将被获准回到美国。”而他竟然回答：“我不回美国。我要在狱中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现在即使被关在监狱里，这也是我们自己的监狱。”

　　不能不承认，那时的李敦白不仅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掺杂了西方观念的理想主义者。

　　出狱后，他被分配到广播事业局工作。也许是因为他的美国人身份，也许是为了弥补他那6年无妄之灾，他受到了特别优待：独立办公室、专车、高薪——他的月薪高达600元，是普通工人的15倍之多。这使他过上了在当时的中国堪称富翁的生活。

　　然而，这样的生活并没有使李敦白感觉自在，恰恰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心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中的官僚等级制度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冲突。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这群人有特别的住房、特别的伙食，还有专车……我痛恨自私自利的官僚，但是自己其实也成了脑满肠肥的一员，我感到深深的后悔和自责。……难道就这样下去吗？我一直自认是马克思主义信徒，一个愿为人民服务的人。难道我愿意晚节不保，让自己蜕变为特权分子？我一向鄙视伪君子和骗子，可如今只怕自己也要落到那步境地。”

　　他决定要有所改变。改变不了别人，就先改变自己。

　　他搬出了独立办公室，将家中的红木古典家具全部捐给博物馆，并且向上级要求取消专车、工资减半。

　　然而，他的要求一一遭到否决。当他自作主张，不坐专车改骑自行车上班时，立刻有安全部的人来找他谈话。

　　以上种种，为他以后在文革中的表现埋下伏笔。

　　1966年，文革爆发。

　　李敦白有一种被解放的狂喜。他发疯似的投入到那场运动中。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感受到了早年“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时的久违的言论自由”。

　　他参加了包括王光美在内的很多大人物的的批斗大会，组织并担任“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头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一时间成为闻名全国的风云人物。

　　他痛恨官僚体制，他认为只有将一切都推倒重来，才能建成他所向往的“自由、平等”的社会。

　　然而，“解放的美好感觉”没有维持多久，他就目睹了丑恶的一面。他看到，所谓“自由”，并不是所有人的自由，而仅仅是造反派的自由，甚至仅仅是各个造反派自己一派的自由，对于其他人、其他派别，不仅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就连财产和生命都可以任意剥夺。——这完全违背了他早已根植于心的自由的理念。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文革不仅带来了革命小将，更是放出了一群小老虎。在造反革命的掩盖下，正进行着一场难以防备的丑恶暴力。”

　　在参加陆定一、吴冷西、周扬等人的批斗大会上，被批斗者被打得嗷嗷尖叫，坐满北京工人体育馆看台的群众发出痛快的笑声。李敦白写道：“整个批斗的残忍暴戾让我生厌。我转身问穆欣（《光明日报》总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这样使用暴力对吗？’穆欣狡猾地一笑说：‘这不算真正的暴力。’按照穆欣的说法，敌人这样做才算暴力，群众这样做就不算？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私的想法。而下次我在体育馆再见穆欣时，他自己却成了批斗的对象，跪在那里‘坐飞机’。”

　　1967年1月，江青和陈伯达来到广播事业局。李敦白向江青抱怨：“自从接管了这里，造反派已经染上官僚作风，居高临下了。他们取得了批评的权利，现在却拒绝给他人批评的权利。”江青的眉毛往上一挑，就在那一瞬间，李敦白感觉到自己触犯了江青。

　　于是，李敦白遭受一生中的第二次大棒重击已经不可避免。

　　1967年9月，李敦白再次被扣上“国际间谍、美国特务”的罪名。1968年2月21日，他遭到逮捕并被投入秦城监狱。

　　依然是没有审判，依然是单人监禁，连罪名都和上次一样，所不同的只是时间，这次他被关押了将近10年之久。

　　1976年的一个晚上，李敦白回忆：“自从我入狱后，几乎从来没有听到过监狱外的田野里传来任何声音。但是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锣鼓喧天的音乐透过邻近公社的大喇叭传过来。……又过了几个星期，有一天我听见有个女人在叫，这个声音很熟悉，又高又尖。这个声音我有9年多没听到了，但是我很肯定就是她，千真万确，是江青！”

　　那一刻，李敦白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

　　他说：“喜剧的意味已经消失，反倒荒诞悲哀。我认为我们可以在混乱中重生，创造和管理民主。但是我的期盼全罩上了阴云，我们没有征服混乱，反而被它蚕食着。”

　　1977年11月，李敦白走出监狱。

　　10年与世隔绝，使他连语言表达能力都出现了障碍。

　　他在中国生活了35年，其中竟然有16年是在单人牢房里度过的！

　　那么，经过了如此漫长而难以忍受的磨难，他总该反思和“悟”到些什么吧？

　　大梦一场，他终于醒了。——1980年，李敦白复归李腾伯格，携妻儿回到了阔别35年之久的美国故土。

　　2019年8月24日，这位坎轲一生、命运多舛的老人在华盛顿州福克斯岛上的家中去世，享年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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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上过有关李敦白先生的帖子。这次附上。

李敦白和他的家庭

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1921年8月14日－），1944年—1979年期间曾長居在中国，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曾在延安工作，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共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因先后牵涉苏联间谍案和“白求恩-延安造反团”而两次入狱。1993年出版了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一书。

李敦白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个犹太家庭。1942年参军，被派往斯坦福美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老师中有张学良之女儿张闾瑛和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1945年夏随军派往中国，负责处理美军和中国民间事务。战后继续留在中国，经宋庆龄介绍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后前往张家口协助新华广播电台开办英语广播。1946年到延安，任新华总社英语专家。他说，自己抵达延安的当天，就见到了毛泽东，并渐渐认识了他，以及窝在延安的共产党核心领导成员。李敦白奉命把领袖们的讲话润色、编辑成完美的英语，之后还翻译过一些毛泽东的文章。毛主席甚至还在李敦白的那本红宝书上签了名。随后他获得中国国籍，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任来访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翻译，开始熟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

1949年在苏联任报纸编辑的李敦白被指控为间谍，并组织了一个国际间谍网。约瑟夫·斯大林说他是美帝国主义派来破坏中国革命的间谍，要求毛泽东逮捕李敦白。李敦白于是被投入监狱，有一年时间都被关在终年不见阳光的狱室里。期间第一任中国妻子与他离婚。斯大林死后，李敦白获得平反，他才被释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外国专家，与王玉琳结识，1956年结婚。

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得非常激进。1967年他成为有约70名成员的“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头目，并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掌权。同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4月10日，他作为外国人代表在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他还批斗了当时居住在北京的一些其他外国人，包括马海德（George Hatem）。

1968年2月, 李敦白和“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许多成员被逮捕。他的妻子王玉琳则去了“五七干校”。

1973年在押的外国人基本都被释放，但李敦白仍然被视为“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简称王关戚）”分子继续关押。1977年11月他才被释放并平反。1979年回到美国度假，并曾为《纽约时报》撰文讲述自己的第一印象。1979年《纽约时报》也曾报道过他引人入胜的故事。

第一任妻子维奥莱特。婚姻维持三年，妻子另有新欢离异。

第二任妻子魏林。婚姻维持五年，离婚原因在于李敦白被关多年且无消息。

第三任妻子王玉琳。李敦白说“她是典型的北京人，在和我结婚的50年中，共同渡过了上下起伏的生活。她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最完善的生活伴侣”。

李敦白眼中的历史与毛泽东

李敦白前前后后在中国待了34年，总共在中国的监狱里待了16年。经历过共产党的革命胜利、大跃进的恐怖，以及紧随其后的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多年来的历次采访当中，谈到那些年的恶行和破坏时，他表现出来的情绪是悲伤、愁苦、愤怒，甚至是耻辱。

李敦白在自传的序言中说，他像其他人一样，“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原因是希望建立一个更好的新世界。” “但同时，我也希望清晰地描绘随之而来的罪恶，”他写道。“我见证了罪恶，与罪恶并存。某些情况下我还曾参与其中，这让今天的我感到耻辱和羞愧。”

李敦白对毛泽东的看法是“融大英雄和大罪犯为一身。”他说，毛泽东待人冷淡、讲话缓慢，而且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倾听者。”他说，毛泽东有时也会“十分搞笑。”

2011年，一位BBC记者问李敦白，今天还有没有共产党。他回答说，“按照我了解的任何一种定义来判断，都已经没有了。今天没有多少道德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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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网上有网友转贴文章“奔赴延安的美国人（李敦白）谈回美后生活”。我也在网上找了李敦白和中国妻子的故事。还有他儿子写的故事。摘编了一下。

李敦白：最崇拜他的中国妻子

1949年初，以上中共党员的美国人李敦白神秘地消失了。原来，苏联当局认为在莫斯科帮助编辑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个“美国间谍”，苏联当局逮捕了斯特朗，并通知中共方面，把李敦白也抓了起来。后来，苏联平反了斯特朗的冤案，被囚禁6年3个月的李敦白也被释放。

1955年出狱后，李敦白在广播事业局担任外国专家。在时任局长梅益的办公室，他遇见了他的终身伴侣王玉琳，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女孩，也是共产党员。

王玉琳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初次见面，王玉琳给他们端上茶水，回到外面的办公室，但并没有把门关死。于是，李敦白听到秘书们谈论关于他的前一次婚姻。被捕前，李敦白有过短暂婚姻，但她在李敦白入狱后的第3年就改嫁了。李敦白听到王玉琳和同事争辩说：“什么不能等6年，如果是真正的爱情，就算是10年20年，也要等下去。”正是这句话给李敦白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后，两人常常在下班后一起做些喜欢的事，比如逛街、看电影。后来，李敦白写了一封求婚信，偷偷放到了王玉琳的办公桌上，告诉她：“我很高兴，我希望我们能够相爱、结婚。”第二天，王玉琳走进李敦白的办公室，表情严肃地在桌子上放了一封信。信中说：“亲爱的李敦白同志，我从没有想过和你发展那种关系，现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完全终止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希望你未来一切顺利。”

李敦白的心顿时凉了半截，但信的最后还有一行字：“我既然已经答应你，今天下班后一起去逛中山公园，我当然要遵守诺言。”当天晚上，李敦白高兴地赴约。一番真诚的交流过后，两人定下了终身大事。

1956年2月11日，李敦白和王玉琳结婚，但王玉琳的家人没有出席婚礼仪式。那时，中国家庭很难接受女儿嫁给一个外国人。让李敦白自豪的是，几年后，他就成了王玉琳家最受喜欢的女婿。

“文革”开始，李敦白成了风云人物，1966年10月1日，李敦白受邀与其他中共高级领导一起参加国庆庆典。毛泽东为他在红宝书上签了名。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刊登了毛泽东和李敦白的合影，李敦白的大名顿时传遍了全国。

让李敦白始料不及的是，1968年2月21日，他以“美国特务”罪名被送到关押重要犯人的秦城监狱。有人暗示他，如果他放弃与中国的所有关系，他就有可能获准回到美国。李敦白说：“不行，我必须留下来，等到党还我清白。”

再次入狱，王玉琳告诉李敦白：“你就说实话，他们就拿你没办法”。李敦白在狱中坚持4条原则：一是不论受多大委屈都不能不爱中国；二是不论受多少苦都不能倒下。三是绝不能忘了王玉琳和孩子们，否则就会活不了。四是绝不放弃自己信仰的民主社会主义事业。在狱中，他曾经好几次都失去了生活的勇气，是那些身边的人和爱人的鼓励让他活下来。

当时，王玉琳吃的苦也不少，她成为批斗的对象，被毒打，没有人敢跟她说话，她下乡劳改3年，在严寒下工作，垒砖头、做饭、种玉米。即便如此，王玉琳仍做好交付给她的每件工作，她也从未想过离开李敦白。对于丈夫“间谍”的罪名，王玉琳根本不相信。她教导4个孩子，一定要相信爸爸是个好人。

1977年11月9日，经过9年8个月时间，李敦白等到了出狱的机会。他得到了结案报告：“间谍罪不成立，他是一个好同志。”李敦白与王玉琳再一次相见，这一别就是10年。他觉得这一切真的太美好了。他不仅活着回来了，还回到了一个幸福温暖的家。李敦白在各种不同场合均表示过对妻子的敬意：“我对她的感情除了爱就是崇拜。”

1980年3月17日，李敦白携妻子儿女回到了阔别35年之久的美国。对于他的这个选择，他是这样说的：“我回美国，并不是背离了中国，我一直希望在中美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现在中国的桥头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到了该回美国那端努力的时候了。”李敦白和王玉琳回到美国后，借住在他姐姐家中。当时，王玉琳只提了两个要求，第一她要有个工作，第二能有个独立的厨房，她想在美国打理出一个家的感觉。开始，靠着王玉琳织毛衣、教中文和中国烹调，全家勉强维持生活。王玉琳的中国烹调课在当地居住的小镇引起了极大轰动。因为能够品尝到美味，镇长几乎每节课都来听。李敦白也会去大学教授中国哲学，还参与一些讲演活动。

2006年9月，李敦白在中国发行他的中文版自传《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我还是那个努力在中美之间架起桥梁的人，在中国，我找到了自己通向稳定、实在、幸福的道路。中国千千万万个有名和无名的革命英雄，用他们的智慧和毅力感动并教育了我。我是独身一人到中国的，回到美国却是和我心爱的夫人在一起。她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最完美的生活伴侣。我同中国的缘分是从60年前开始的，我要为修建美中关系的桥梁而努力一辈子。”李敦白常说：“只要在这座桥上发挥作用，再小的人物也可以变得很伟大。”对于自传，李敦白说：“这本书写的是我的亲身经历。”他还动情地表示：“没有我妻子，也不会有我，所以我把这部自传，献给我的妻子玉琳。”

现在，李敦白和妻子王玉琳住在华盛顿州福克斯岛的一处庭院里，窗外汪洋浩瀚，海浪声声。李敦白时常扶栏眺望太平洋，中国在遥远的对岸，那里是他人生传奇的起点。在弥漫着浓重中国气息的家中，李敦白坚持读中文书，吃羊肉馅饺子，看订制的中国电视剧和中文电影，每年有3个月时间会回到北京居住。在他心里，那段长达35年的中国岁月从未真正逝去。

一提起生活中的小故事，李敦白就像是一个老顽童，一个阳光大男孩的神情。提到夫人王玉琳，他一往情深地说：“没有她我活不到今天。她是老天派来管我的。”在金婚大典时，宾客盈门，王玉琳对大家说：“他一直是我们的家长。”李敦白说：“其实，我只是副家长，她才是正家长。”李敦白谈笑风生、幽默风趣，把曾经很沉重很苦涩的往事，包括狱中的遭遇都当笑谈。他常说：“我爱人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是我崇拜的对象。”

（据《党史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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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李敦白我并不特别陌生。“文革”中他可活跃了。后来我认为他是个投机分子。看来我偏激了些。他还真是有理想主义情结的。也是，20世纪是理想主义的世纪。

下面是记者对李敦白儿子的采访。李晓明让我想起了美国人阳早和寒春夫妇的孩子们阳和平、阳建平和女儿阳及平；以及美国人韩丁的女儿卡玛。

李晓明：“间谍”父亲影响我人生（摘编）

1966年，李晓明出生在北京。然而他父亲李敦白却背上了“美国间谍”的罪名，身陷囹圄长达10年之久。李晓明从有记忆起，就生活在“父亲是个美国间谍”的阴影之下。

李晓明5岁随母亲去了“五七干校”。他对于“烧砖”有着深刻的记忆：“除了下地干活，那里的人们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烧砖。砖窑建在一个小土坡上，有的人背砖，有的人用独轮车推砖。我妈妈一次需要背40块砖，我就帮着其他人推车。”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李晓明又被分配去养猪。每天清晨5点，他都会去食堂把头一天的剩饭用桶拎到猪圈，给猪喂食。因为是“美国特务”的孩子，从小李晓明就被同龄的孩子排斥。即使是在干校，其他孩子也不愿和李晓明“同流合污”。“他们的父母是知识分子，犯的错误和我爸爸不一样，我爸爸是美国特务，所以没有人愿意和我亲近。”

有一回，李晓明和干校的几个小孩玩捉迷藏。当轮到李晓明把眼睛蒙起来的时候，一个孩子把他带到了一个巨大的石灰坑边上。然后，那个孩子朝他的眼睛上重重打了一拳，李晓明毫无防备，仰身翻到石灰坑里。“当时眼睛就肿起来了。”回到家，面对妈妈的追问，李晓明一口咬定：是自己不小心，摔进了石灰坑。第二天在食堂吃饭时，李晓明碰到了食堂的大师傅。在大师傅的追问下，李晓明说了实话，他至今都记得当时的情景：大师傅听完后，二话没说，径直走到食堂的另一头，朝那个欺负李晓明的小孩脸上“咣”地扇了一个响亮的嘴巴。“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小孩敢欺负我了。”6岁的李晓明当时有点发蒙，而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一幕，依然觉得很温暖。“其实也有人会偷偷地对我表示同情和关心，但这个食堂大师傅是惟一敢公开这样做的人。”

1973年，在干校生活了一年半之后，李晓明离开了依然留在干校接受改造的母亲，回到北京，进入育民小学读一年级。

在北京，姥姥照顾着李晓明和他三个姐姐的生活。他们住在广播局狭小的两间宿舍里。房子没有单独的厨卫设施，李晓明一家必须与另一家人共用一个厨房和一个厕所。厨房和厕所的使用，使得两家纠纷不断。而一吵架，父亲的事就总会被邻居搬出来说。

在育民小学念书时，每逢学校有毛主席讲话的广播，他都会被要求离开教室。原因是：他没有资格听毛主席的讲话。于是，无论春夏秋冬，操场上都会出现李晓明的身影。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就在那站着，惟一的想法就是广播快点结束，我好回到教室去。”对于这样不公正的事情，李晓明早已习惯，甚至于别的孩子欺负他，他也不还手。

在班上，李晓明有了两个好朋友。“那是我仅有的两个朋友。我们一起搭伴回家，一起玩扔石头，身上经常被石头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但是一点不觉得疼，特别高兴。” 说起这段友谊，李晓明显得很高兴。“除了扔石头，还一起打乒乓球、集烟标、玩弹球。我可以去他们家玩。”两个朋友虽然欢迎他，但李晓明还是能隐隐感觉到，他们的父母对自己还是心存芥蒂，“他们从来不到我家玩。”对此，李晓明并不十分在意，在他看来，能拥有这份友谊，已经很满足了。

在李晓明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已经被关进监狱。李晓明没有见过父亲的照片，也从不在母亲面前提起父亲，“我从来不问妈妈，不敢问，也不想问。”当时的李晓明甚至是有一点“恨”这个爸爸。在他看来，父亲是自己一切不幸的根源。“就是因为他，让我比那些受罪的小孩还受罪。”被别的孩子欺负的时候，李晓明很委屈，但他从来都不哭，“我就特别地恨，恨自己的另一半血统是美国人。”

从别人的议论中，李晓明对父亲的最初印象就是“美国特务，被抓起来了，是死是活，不知道”。李晓明从来没有想过，如果父亲回来，家里会是什么样子。

那是1977年11月的一天，李晓明的母亲提前下班回家，“我妈手里拎了两大包糖。一进门，她就特别高兴地对我们说，‘你们猜怎么着？你们的爸爸要回来了。’当时姐姐们可高兴了，我没什么感觉，就一直盯着那两包糖。”对李晓明而言，两包糖远比父亲要回来的消息更有诱惑力。“那时候，2分钱可以买一块奶油糖，1分钱可以买两块水果糖。现在居然有两大包糖放在我面前，馋坏了。”就在当天，两辆轿车停在了李晓明家楼下，“我们被通知立刻搬家到友谊宾馆。我还记得服务员出来帮我们拎东西，我特别不放心，跟他们说，别动别动，我们自己搬。”

第二天，母亲把父亲接了回来。“一进门，姐姐们都围上去哭，我也围上去，但我从来没见过他，还是觉得这个人很陌生。”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李敦白，表情严肃。不过52岁，头发却全部掉光，讲话也不十分利索。

父亲回来后，李晓明觉得很不习惯，“家里突然多了一个很中国化的美国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了。在友谊宾馆，李敦白全家分别住在三套公寓里。“爸爸妈妈住一套，我和姥姥住一套，姐姐们住一套。”也就是从这时起，李晓明才开始从姐姐们的口里得知，家里曾经的生活是多么优越。

自从李敦白出狱后，夫妇俩就一面恢复工作，一面着手给4个子女办理出国手续。而李晓明则把大量的时间都用来和友谊宾馆的孩子们一起玩，爬山、游泳、骑自行车。“成天玩，学习上花的心思少了，成绩一落千丈，以前我考试都没有低于98分的。但是我的英文水平却提高得很快。”

1981年，李晓明在人大附中初中毕业后，父亲打算把他送回美国读高中。因为姐姐们都给自己起了英文名字，李晓明便去问父亲，快乐的英文是什么，父亲说是HAPPY。于是李晓明就说，那我就叫HAPPY，因为爸爸出来了，我很高兴。“英文名中极少有这个名字，可能父亲不想打击我的积极性吧，也没说什么。后来到了美国那所高中，校长说这个名字会容易被别人取笑，建议我换名字。我什么外国名字都不熟悉，校长就建议我用父亲的名字。所以，我和父亲是同名同姓。”

李晓明在中国生活了15年后去到美国，所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不同的长相，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思维方式，美国陌生的一切让他心生恐惧。第一天上课，李晓明在同一间教室从早上坐到下午，周围的同学换了一拨又一拨，只有他坐在原处不动。“直到下午4点，才有一个学生发觉并过来跟我搭话。这时我才知道，这里上课和中国不同，中国是老师上哪节课去哪个教室，在美国则完全相反，学生们上哪节课就去哪个教室。在美国，所有的课程都像天书，除了数学和体育。什么欧洲文化，美国历史，听了一年，基本听不懂，但是数学很容易。”

李晓明借住在纽约长岛的一户美国人家里，父母则中国美国两头跑。“那时候我们在美国还没有自己的房子，父母来美国都是住在朋友家里。”一年后，父亲给李晓明拿来了一份学校的介绍。“据说那是美国数一数二的一所男子寄宿制高中，听房东说，能进入这所学校的孩子，全是来自很有钱有势的家庭。他们给了我一份全额奖学金。当时我爸妈打算在纽约长住，他们就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意去纽约市还是愿意去远州的学校。我想都没想，就决定去纽约市了。”

李晓明在美国上大学学的是电影制作。那时，他的父亲李敦白已经在美国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帮助那些想要到中国投资的美国公司牵线搭桥。也因为和中国特殊的渊源，国内很多政府的访问团到美国，也都会拜访李敦白。“我爸接待他们，讲着讲着就开始讲他在中国的经历，讲中国的历史。”虽然李敦白说起这些兴致勃勃，但李晓明一点也不喜欢，“当时无法理解一个美国人为什么要滔滔不绝地给中国人说中国历史。”在李晓明眼里，父亲“比共产党还共产党”。

毕业后，李晓明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洛杉矶从事广告摄影工作，他对于父亲所从事的工作毫无兴趣。虽然也经常从父亲的口中听到关于中国的种种变化，却从未在意。直到1998年底，李晓明才答应父母来中国看看。14年后，李晓明再次回来，中国巨大的变化让他感到惊讶，这个国家的开放与潜在的商机让他动心。之后，他开始逐步接触父亲的工作，多次来往于美国和中国。2002年初，一家美国公司邀请他来中国工作，李晓明欣然接受，重新回到北京。

父亲李敦白1993年在美国时，出版了一本自传，“从1983年他就一直想写，直到1993年才完成。我是在看完了他的自传后才对他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的。”从理解父亲开始，李晓明也开始正视、接受自己的过往。“现在想想，会觉得过去受的那些委屈其实不是坏事。当然，也不是说受那么多委屈就一定是件好事。但是，现在我会觉得，有这样一段经历其实挺好的，那是我的一部分。”

《环球人物》 ( 2006-07-01 第九期 )

李敦白及其相关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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