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日，古墓派公知楊佩昌因其言論“在西班牙（五年）吃的苦，比我前半輩子吃的苦還多”再度引發關注。十多年前，楊佩昌曾是公知中的佼佼者，被稱為“德吹老祖”。他的代表作包括探討“為什麼德國民富國強”和“德國人如何既能‘仰望星空’又能‘腳踏實地’”。

憑藉對德國信息的不對稱，楊佩昌毫不猶豫地讚美德國。有些人可能會指出，德國中產階級的稅負高達45%以上；若非俄羅斯廉價能源的支持，德國人早已難以維持生計。然而，他並不關心德國人的看法，因為他所要“啟蒙”的對象是中國人，而非德國人。只要中國人相信他的觀點，他就覺得足夠了。

楊佩昌對德國大加讚美，但在德國卻未能贏得市場。他在《我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德國人拒絕》中感慨昔日“熱情的德國”何以不復存在。雖然他沒有將問題歸咎於德國人，反而進行了“反思”，詢問“中國人到底做了什麼”。然而，實際上，他似乎成了德方的一條忠實狗狗。值得注意的是，德國並未拒絕中國人，而只是拒絕了他個人。如果真的如此，中國又怎會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呢？

經歷了多次被德方拒絕後，他轉而前往西班牙。在西班牙，他依舊開始宣傳自己對於這個國家的吸引力。儘管文章已無法查看，但可以想見，以他作為公知的特質，其內容無非涉及“民主”“自由”等主題。這也正是常有人批評公知為白眼狼的原因：當德方拒絕他後，他立刻將其從“民主”和“自由”的名單中剔除。

楊佩昌抵達西班牙後，生活並未有所改善。他表示：“在西班牙所遭受的苦，比我前半生所經歷的還要多。”他經歷了租房、保險和中介的諸多困擾，還曾多次被盜，錢包幾乎被洗劫一空。在中國，他或許會哭着喊着“活不下去了”，但在西班牙，他選擇了默默承受，似乎在踐行一種逆來順受的態度。最終，他還自我安慰道：“在歐洲生活唯一的理由是對政府沒有恐懼感。”這使人感到疑惑，難怪他在西班牙遭遇如此多磨難卻仍然不敢回國，原來是因為背負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否則他為何要心存畏懼？

楊佩昌在西班牙過得如此艱難，他依舊時常對中國進行抨擊。甚至連MYPC這樣備受中國人詬病的項目也被拿出來作為批評的對象，這簡直是不擇手段。若MYPC真的那麼理想，為何不讓自己參與其中呢？顯而易見，一旦合法化，受苦的仍舊是貧困家庭的孩子，他們是否就不是孩子？

十多年前，他也是風光無限的人物，到處受到熱烈歡迎，並為他人授課，用從中國賺來的錢維持其在德國光鮮亮麗的生活。如今，這種生活已經大相徑庭。在五年前失去身份後，他的生活急轉直下，最終連德國也無法再待下去，只能選擇去消費水平更低的西班牙碰碰運氣。

楊佩昌期待在西班牙能夠有所不同，但他忘記了，西班牙同樣是一個自由之地。然而，他所擁有的自由僅限於選擇如何面對困境，而沒有逃避困境的選擇。如果我沒有猜錯，下次我們聽到關於楊佩昌的信息，很可能就是他在西班牙街頭餓死或凍死了。

對於那些選擇移居國外的公知，我們絕不能手軟。不要以為他們一旦離開中國，我們就無能為力。只要切斷他們在中國的經濟來源，他們在國外生存的能力將受到嚴重影響。這正是這些公知的弱點，抓住了這一點，無論他們是否已經移居海外，都沒有區別。

人生每一步都是自己走出來的。他們曾經把美西方視為救星，甚至表示要向美國大使館求助。然而，他們又指責我們“顛倒黑白”、“混淆視聽”，並用“污言穢語”和“謊話連篇”來形容他人，聲稱對方人品極其低劣。我不禁感到困惑：當他們說出這些話時，難道沒有意識到自己正是在自我反省嗎？

順便提一句，十多年前我與楊佩昌有過接觸，他當時曾說我“中了意識形態的毒”。或許有人會奇怪，這些總是提及“民主”和“自由”的人，為什麼會敢於指責別人“中了意識形態的毒”？這其實並不奇怪。在那個年代，他們主張讓意識形態沉默，而實際上，他們所追求的是我們的沉默，而不是他們自己的沉默。

選擇決定命運。時間是最公正的裁判，十多年前選擇“民主”和“自由”的楊佩昌，如今已不復往日的輝煌。步入晚年的他，猶如一隻流浪狗，四處漂泊，連一個安穩的棲身之所都難以找到。或許有人會覺得我太過刻薄，但若你見過他在抹黑中國和毛主席時的表現，你一定會比我更希望他早日離開這個世界。

不知不覺，我與這些勢力鬥智鬥勇已逾十年。雖然不能說自己取得了什麼偉大的成就，但辛苦付出卻是有目共睹。如果愛國是一門生意，那麼我早該發家致富了。在這十多年間，許多“公知”依靠“人血饅頭”而大肆獲利，而我雖心知肚明，卻無意於此。我並非受到什麼“意識形態”的影響，只是一個有良知、熱愛祖國和毛主席的普通中國人，僅此而已。

願那些醜陋而頑固的靈魂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