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古墓派公知杨佩昌因其言论“在西班牙（五年）吃的苦，比我前半辈子吃的苦还多”再度引发关注。十多年前，杨佩昌曾是公知中的佼佼者，被称为“德吹老祖”。他的代表作包括探讨“为什么德国民富国强”和“德国人如何既能‘仰望星空’又能‘脚踏实地’”。

凭借对德国信息的不对称，杨佩昌毫不犹豫地赞美德国。有些人可能会指出，德国中产阶级的税负高达45%以上；若非俄罗斯廉价能源的支持，德国人早已难以维持生计。然而，他并不关心德国人的看法，因为他所要“启蒙”的对象是中国人，而非德国人。只要中国人相信他的观点，他就觉得足够了。

杨佩昌对德国大加赞美，但在德国却未能赢得市场。他在《我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德国人拒绝》中感慨昔日“热情的德国”何以不复存在。虽然他没有将问题归咎于德国人，反而进行了“反思”，询问“中国人到底做了什么”。然而，实际上，他似乎成了德方的一条忠实狗狗。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并未拒绝中国人，而只是拒绝了他个人。如果真的如此，中国又怎会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呢？

经历了多次被德方拒绝后，他转而前往西班牙。在西班牙，他依旧开始宣传自己对于这个国家的吸引力。尽管文章已无法查看，但可以想见，以他作为公知的特质，其内容无非涉及“民主”“自由”等主题。这也正是常有人批评公知为白眼狼的原因：当德方拒绝他后，他立刻将其从“民主”和“自由”的名单中剔除。

杨佩昌抵达西班牙后，生活并未有所改善。他表示：“在西班牙所遭受的苦，比我前半生所经历的还要多。”他经历了租房、保险和中介的诸多困扰，还曾多次被盗，钱包几乎被洗劫一空。在中国，他或许会哭着喊着“活不下去了”，但在西班牙，他选择了默默承受，似乎在践行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最终，他还自我安慰道：“在欧洲生活唯一的理由是对政府没有恐惧感。”这使人感到疑惑，难怪他在西班牙遭遇如此多磨难却仍然不敢回国，原来是因为背负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否则他为何要心存畏惧？

杨佩昌在西班牙过得如此艰难，他依旧时常对中国进行抨击。甚至连MYPC这样备受中国人诟病的项目也被拿出来作为批评的对象，这简直是不择手段。若MYPC真的那么理想，为何不让自己参与其中呢？显而易见，一旦合法化，受苦的仍旧是贫困家庭的孩子，他们是否就不是孩子？

十多年前，他也是风光无限的人物，到处受到热烈欢迎，并为他人授课，用从中国赚来的钱维持其在德国光鲜亮丽的生活。如今，这种生活已经大相径庭。在五年前失去身份后，他的生活急转直下，最终连德国也无法再待下去，只能选择去消费水平更低的西班牙碰碰运气。

杨佩昌期待在西班牙能够有所不同，但他忘记了，西班牙同样是一个自由之地。然而，他所拥有的自由仅限于选择如何面对困境，而没有逃避困境的选择。如果我没有猜错，下次我们听到关于杨佩昌的信息，很可能就是他在西班牙街头饿死或冻死了。

对于那些选择移居国外的公知，我们绝不能手软。不要以为他们一旦离开中国，我们就无能为力。只要切断他们在中国的经济来源，他们在国外生存的能力将受到严重影响。这正是这些公知的弱点，抓住了这一点，无论他们是否已经移居海外，都没有区别。

人生每一步都是自己走出来的。他们曾经把美西方视为救星，甚至表示要向美国大使馆求助。然而，他们又指责我们“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并用“污言秽语”和“谎话连篇”来形容他人，声称对方人品极其低劣。我不禁感到困惑：当他们说出这些话时，难道没有意识到自己正是在自我反省吗？

顺便提一句，十多年前我与杨佩昌有过接触，他当时曾说我“中了意识形态的毒”。或许有人会奇怪，这些总是提及“民主”和“自由”的人，为什么会敢于指责别人“中了意识形态的毒”？这其实并不奇怪。在那个年代，他们主张让意识形态沉默，而实际上，他们所追求的是我们的沉默，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沉默。

选择决定命运。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十多年前选择“民主”和“自由”的杨佩昌，如今已不复往日的辉煌。步入晚年的他，犹如一只流浪狗，四处漂泊，连一个安稳的栖身之所都难以找到。或许有人会觉得我太过刻薄，但若你见过他在抹黑中国和毛主席时的表现，你一定会比我更希望他早日离开这个世界。

不知不觉，我与这些势力斗智斗勇已逾十年。虽然不能说自己取得了什么伟大的成就，但辛苦付出却是有目共睹。如果爱国是一门生意，那么我早该发家致富了。在这十多年间，许多“公知”依靠“人血馒头”而大肆获利，而我虽心知肚明，却无意于此。我并非受到什么“意识形态”的影响，只是一个有良知、热爱祖国和毛主席的普通中国人，仅此而已。

愿那些丑陋而顽固的灵魂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