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型跨國企業通常通過跨境投資和運營來拓展市場。

如果忽視地緣政治博弈的複雜性，這些企業將面臨加倍的風險。

地緣政治博弈涉及國家利益的衝突、主權爭端、國際制裁以及大國之間的競爭。

一旦企業捲入其中，可能會遭遇合同失效、資產被凍結、運營中斷，甚至造成巨額損失。

這種風險並非偶然，而是必然結果。因為如果企業決策脫離宏觀政治環境，僅依賴商業邏輯，就容易成為大國博弈的犧牲品。

以李嘉誠旗下的長和集團（CK Hutchison）在巴拿馬運河港口事件為例，可以清楚地闡明這一風險，並深入分析李嘉誠為何在此事件中遭受重大損失。 

這一案例不僅揭示了地緣政治對商業決策的重要影響，也提醒其他企業在進行跨境投資時，應更加關注國際政治形勢，以降低潛在風險。

特朗普的巴拿馬運河政策

特朗普的巴拿馬運河政策主要旨在重新確立美國在西半球的主導地位，其核心目標是消除所謂的中國影響力，並確保運河作為關鍵貿易通道對美國利益的優先保障。

2025年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始以來，該政策通過外交壓力、經濟脅迫和公開威脅逐步推進，並在2026年初巴拿馬最高法院的一項裁決中取得顯著進展。

這一政策強調美國在美洲後院的絕對主導地位，超越了傳統的門羅主義。

特朗普政府採取強硬手段，如威脅徵收關稅和暗示軍事選項，以迫使拉美國家減少與中國的合作。

政策起源與關鍵聲明（2024年底至2025年初）

早在2024年12月，特朗普便公開表示，巴拿馬運河對美國“至關重要”，並指責巴拿馬“過度收費”美國船隻。

他還聲稱“中國正在運營巴拿馬運河”。

這一言論在他2025年的就職演說中再次得到重申：“中國正在運營巴拿馬運河，我們沒有把它給中國，而是交給了巴拿馬，我們要收回控制權。”

特朗普多次強調，運河被“愚蠢地”移交給了巴拿馬，並暗示可能會採取“強大行動”或軍事選項來收回控制權。

儘管根據1977年簽署的托里霍斯-卡特條約，美國已於1999年完全將主權移交給巴拿馬，但特朗普依然對此持有異議。

其指控主要集中在中國影響力上。雖然巴拿馬運河管理局（ACP）是一個獨立公共機構，中國並未直接運營這條運河，但一些中國企業（如香港長和集糰子公司PPC）負責運營該運河兩端的重要港口，包括巴爾博亞港和克里斯托瓦爾港。

目前，中國占據了約21%的運河貨運量。特朗普視此為國家安全威脅，認為在危機時刻，中國可能優先考慮其船隻，或干擾美國的貿易流動（美國占據約40%的貨物運輸量）。

政策實施路徑（2025年）

外交施壓：2025年2月，美國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首次訪問巴拿馬，要求該國“立即減少中國影響”，並將港口運營視為美國國家安全的關鍵問題。

他警告稱，若巴拿馬不合作，美國可能會採取“必要措施”以保護其在中立條約中的權益。

安全協議與讓步：在美方的壓力下，巴拿馬總統何塞·勞爾·穆利諾同意了一系列讓步。

這些讓步包括退出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對長和集團在港口的特許權進行審計，以及允許美軍輪換駐紮巴拿馬。

經濟與政治脅迫：特朗普政府暗示可能通過關稅、削減援助或採取更極端手段來施加壓力。

2026年最新進展：最高法院裁決作為政策勝利

2026年1月29日至30日，巴拿馬最高法院裁定長和集團（CK Hutchison，李嘉誠旗下）自1997年起運營運河港口的特許合同違反憲法，因此無效。

該裁決源於2025年的審計，指控存在會計違規、未支付特許費（自2021年以來約3億美元，如果追溯至更早則金額更高）以及“影子合同”。

這一裁決被廣泛視為特朗普政策的直接成果。美國國務院和魯比奧迅速對此表示歡迎，並稱這一決定有助於實現阻斷中國影響的目標。

巴拿馬總統穆利諾承諾確保港口運營不中斷，由丹麥馬士基子公司APM碼頭臨時接管，直至新的招標程序完成。

對此，中國外交部強烈譴責這一行為為“政治干預”，並承諾將保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

長和集團股價暴跌5.7%，市值蒸發約20億美元，其228億美元的全球港口出售計劃（包括向貝萊德財團出售這些港口）面臨不確定性。

這一裁決標誌着特朗普政策在西半球的重要推進，被視為“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的成功案例：通過施加壓力促使巴拿馬本土司法行動，實現“驅逐中國相關企業”的目標，而無需進行直接軍事干預。

巴拿馬運河事件：李嘉誠在地緣政治博弈中的重大損失

巴拿馬運河作為全球重要的貿易通道，每年承載約5%的國際海運貿易，其戰略地位不可小覷。

1997年起，李嘉誠的長和集團通過其子公司巴拿馬港口公司（Panama Ports Company, PPC）獲得了巴拿馬運河兩端的港口特許經營權，即太平洋側的巴爾博亞港（Balboa）和大西洋側的克里斯托瓦爾港（Cristóbal）。

該合同最初為25年，並於2021年自動續約至2047年。

這兩個港口不僅是重要的物流樞紐，還直接影響着運河的運營效率及周邊經濟，其年吞吐量超過500萬標準箱（TEU），為巴拿馬GDP貢獻了顯著份額。

在2026年1月29日，巴拿馬最高法院裁定該合同違憲，宣布長和對這兩個港口的運營授權無效。

這一裁決源於巴拿馬審計長辦公室在2025年開展的一項調查，該辦公室指控長和在合同續約過程中存在多項違規行為，包括會計錯誤、未支付特許費以及未經批準的“影子合同”。

這些問題導致巴拿馬政府自2021年續約以來損失約3億美元，而若追溯整個合同期，損失總額可能高達12億美元。

法院認為，這些條款侵害了國家利益及納稅人的權益，違反了憲法對主權與公共資源保護原則。

這一事件給長和集團帶來了重創：第一、運營中斷風險：根據巴拿馬總統穆利諾的說法，判決執行後，將由丹麥馬士基子公司APM碼頭臨時接管這兩個港口，直至新招標程序啟動。

這意味着長和可能完全失去對這些資產的控制，從而影響其全球港口網絡的一致性。

第二、財務損失巨大：長和原計劃以228億美元出售包括這些港口在內的43個海外業務給美國貝萊德（BlackRock）領導的國際財團。

然而，該判決使交易充滿不確定性，估值大幅縮水。分析師預計，此次裁決可能導致整體出售價格下調10%至15%，即損失約23億到34億美元。

判決公布後，長和股價在香港一度暴跌5.7%，創下數月以來最大跌幅，其市值蒸發近20億美元。

第三．應對選項有限：儘管長和可以尋求國際仲裁（例如通過國際商會ICC），但考慮到巴拿馬在類似案件中的勝率較高，加上仲裁過程可能耗時2到3年，這將進一步拖累公司的聲譽與資金鍊。

PPC已公開表示該裁決“缺乏法律基礎”，並計劃上訴，但市場反應顯示投資者信心受到重創。

這一案例鮮明地展示了大型跨國企業面臨地緣政治博弈風險的重要性。

雖然長和在投資上看似純粹商業化，但自美國將運河主權移交以來，該地區一直是中美之間博弈的焦點。

美國視運河為“後院”的戰略要地，對任何“中國影響力”的滲透保持警惕（儘管長和是香港企業，並非中國政府所有）。

特朗普曾公開表示希望“收回”運河，並鼓勵本土企業參與港口運營。

此外，巴拿馬本土政治也受到此影響，其審計與訴訟被視作回應美國壓力的一種工具。

在判決後，美國國務院迅速對此決定表示歡迎，稱其“維護了巴拿馬主權及地區穩定”。

如果企業忽視這些大國競爭動態，僅憑合同條款與經濟利益推進，則必然陷入被動之境。

儘管長和獲得了巴拿馬政府批准，但隨着地緣政治風向變化，這一合同輕易被本土法院以“違憲”為由推翻，從而導致資產貶值與運營癱瘓。

這種損失並非偶然，而是地緣政治風險所致：企業成為大國棋盤上的棋子，一旦博弈升級，其商業利益首當其衝。

李嘉誠為何在巴拿馬運河事件中遭遇挫折？

李嘉誠被譽為“華人首富”，他的商業帝國涵蓋地產、港口、電信等多個領域，以其精明的投資和風險管理著稱。

從香港起步，他成功地將業務擴展至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地。他的成功可歸因於以下幾點：第一精準把握經濟周期：例如，在亞洲金融危機後，他以低價收購了大量資產。

第二重視本地合規與關係網絡：在英國投資電信時，他與政府建立了深度合作。

第三分散風險：通過避免對單一市場的依賴來降低風險。

他“撤資中國、轉向西方”的策略曾被視為避險的典範。

到2025年底，長和全球資產超過5000億美元，年營收達數百億美元。

然而，在巴拿馬運河事件中，李嘉誠卻遭遇了重大損失，這主要源於對地緣政治博弈的低估和誤判。

首先，歷史遺留問題被忽視。

長和於1997年獲得港口權時，美國正計劃將運河主權移交給巴拿馬（1999年完成）。

當時，美國國會對“中國控制運河”表示擔憂，引發激烈討論。儘管李嘉誠強調長和是一家私企，但在美國敘事中，長和仍然被貼上了“中國關聯”的標籤。

這種地緣敏感性從一開始就埋下了隱患，而長和未能充分預見其長期風險。

早在2025年，巴拿馬審計長就公開質疑合同的不平等性，認為其偏向PPC，導致國家損失。

此外，中美博弈升級也被低估。在2020年代，中美貿易戰及地緣競爭加劇，美國通過“長臂管轄”和盟友施壓，針對中國相關企業在拉美地區的影響力。

美國智庫CSIS甚至將長和港口列為“高風險項目”，並推動本土化運營。

李嘉誠過去在西方市場的成功依賴於一個相對中立的環境，但巴拿馬作為美國“後院”，政治風向易受華盛頓影響。

在2021年續約時，長和未能預見到巴拿馬審計長推動的本土利益審查，以及特朗普政府的公開干預，這使得合同在本土法院輕易被推翻。

特朗普在2025年曾威脅要“收回運河”，並支持黑石（BlackRock）的收購計劃，從而加大了對長和的壓力。

最後，過度依賴商業邏輯而忽視政治風險評估是另一個關鍵因素。

李嘉誠一貫強調穩健投資，但在巴拿馬，他認為合同已成定局，沒有建立備用方案（如多元化合作夥伴或提前出售）。

當本土政治發生變化（如巴拿馬總統穆利諾稱合同“損害國家利益”）時，長和僅限於否認指控並尋求仲裁，其應對措施顯得被動。

這種事後的補救措施暴露出企業在獲取地緣政治情報方面的短板。

與以往在香港或英國順利的發展相比，此次大國博弈讓李嘉誠的商業智慧失效，從而導致巨額損失及帝國版圖出現裂痕。

據悉，長和港口業務原本占集團營收20%以上，此次事件可能導致年度利潤下滑5%至10%。

地緣政治博弈是跨國企業必須面對的一場“隱形戰場”。

李嘉誠在巴拿馬遭遇重創，這一教訓警示我們：跨國企業若忽視地緣政治風險，將付出慘重代價，這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