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庭之友美国法学家论《唐纳德.川普 诉 赛勒斯.万斯案》---

2016年，在唐纳德.川普宣布竞选美国总统后，依照《政府道德法案》，他必须公布他个人与配偶的所有资产状况，唐纳德.川普用“我会的，但正在准备中。”托词，迟迟不肯公布。

2017年1月20日誓就职后，唐纳德.川普依然拒绝依法公布他个人与配偶的所有资产状况。在新闻记者的追问下，堂堂一位美国总统，居然是直接了当的耍赖皮：“美国选民对这件事没有兴趣”。

很明显，唐纳德.川普认为自己有在位美国总统的特权，可以不服从法律。当新闻记者不依不饶的继续追问时，美国沙皇的法律来了：“我正在被国税局核查，所以不能公布。”这不仅违反美国法律，也严重侵犯了美国人民知的权利。

从正在准备到选民没有兴趣再到国税局核查，全是富丽堂皇的理由，但也全部不能成为不守法的理由。无论是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口头辩论上。还是入禀的动议里，唐纳德.川普的律师们，全不敢采用这三个所谓的法理，足证那全是些骗鬼吃豆腐的政治骗子把戏。

在美国这个新闻自由的社会里，即使是在位美国总统，也没有力量叫新闻记者们闭嘴。可以推搪，可以赖皮，但无法使这件勾当成为过去。

这位不信邪的在位美国总统，坚持不依法公布个人财产的勾当，终于演变成了一件美国司法史上，极其重要的美国最高法院划时代判例 ---《唐纳德.川普 诉 赛勒斯.万斯案(Donald Trump v. Cyrus Vance)》。

2019年4月，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United States House 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直接致函美国国税局，根据《美国法典第 26 章第 6103 条》赋予美国国会的权力，要求依法提供唐纳德.川普过去六年来的报税记录，美国国税局拒绝了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官方要求。

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与美国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United States House 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Reform)联名，向管理唐纳德.川普个人和有关实体的财务公司，纽约的美国玛泽有限责任会记师事务所(Mazars USA LLP)发出传票，勒令提供唐纳德.川普过去六年来的个人与他拥有的实体业务财务报告和详细的原始资料。唐纳德.川普以“他们缺乏合法而正当的立法目的”为理由，拒绝执行传票命令。

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与美国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又向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和第一资本银行(Capital One Bank)发出传票，要求提供唐纳德.川普六年来的银行往来资料，两家银行都公开许诺会执行美国众议院的传票命令。

按理说，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与美国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票传的是两家银行和一家会记师事务所，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特权的第三方民营企业，与在位美国总统的行政特权或刑事提控豁免权无关。即使就如唐纳德.川普自己宣称一样，他拥有在位美国总统的票传、民事诉讼与刑事提控绝对豁免权，但这种特权也只能到在位美国总统而止，不能涵盖到民间企业的第三方。显然，老虎屁股不能摸。

美利坚合众国能够独领风骚，成为现在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强国，不是偶然的，是有其道理的，其中之一的道理，就是美利坚合众国遍地皆是全敢摸老虎屁股的知识分子，这些敢于反抗而不信邪的知识分子是美国民族的脊梁骨，不仅代表着追求社会公义的中坚力量，还是监督政府必须依法治国的护法金刚。

自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以来，美国民族就视这种民间监督政府的舆论为常态，不到一百馀年的时间下来，歌功颂德的文奴，在全民鄙视的眼光下，几乎绝迹。

三百年来的反抗暴政，两百年来的法治建树，一百年来民权功勋，造就了也奠定了美利坚民族屹立不倒雄厚根基。

为了证明在位美国总统宪法赋予的传票、民事诉讼与刑事提控绝对豁免权的权威性，唐纳德.川普立即启动两场旨在阻拦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与美国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传票的法律行动：《唐纳德.川普 诉 美国玛泽有限责任会记师事务所案》《唐纳德.川普 诉 德意志银行与第一资本银行案》。

案件缠诉到美国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书记处将两案合并处理，是为2019年的《唐纳德.川普 诉 美国玛泽有限责任会记师事务所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另外一个更大的蚂蜂窝又爆发。这个蚂蜂窝是来自《华尔街日报》2018年1月12日的特别新闻报道。《华尔街日报》记者约瑟夫.帕拉佐罗(Joseph Palazzolo)与迈克尔.罗斯菲尔德(Michael Rothfeld)联名报道说：

“据知情人士透露，唐纳德.川普总统的一名律师，在 2016 年大选前一个月，安排向一位前成人电影明星支付了十三万美元，作为保密协议的一部分，该保密协议禁止她公开讨论她与唐纳德.川普之间的所谓性接触。”

这个蚂蜂窝迫使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无法回避，必须介入调查。2019年8月29日，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向纽约的美国玛泽有限责任会记师事务所发出大陪审团传票，要求提供唐纳德.川普八年来的个人与及他拥有实体的各种财务记录，协助关于斯托米.丹尼尔斯(Stormy Daniels)和另外一位女性，与唐纳德.川普性丑闻与非法封口费等的刑事犯罪调查。

2018年12月12日，美国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发布新文稿说：“唐纳德.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因为在发誓后，向美国国会提供不实证词等，与及其他的定罪，被美国联邦地区法官威廉.保利(William Henry Pauley)判刑入狱四年。

2019年9月19日，唐纳德.川普向纽约南区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控告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赛勒斯.万斯侵权，是为《唐纳德.川普 诉 赛勒斯.万斯案》。

唐纳德.川普通过律师帕特里克.斯特劳布里奇(Patrick Strawbridge)，要求美国联邦法院下令，禁止美国玛泽有限责任会记师事务所遵守传票，法理是：

“美国总统拥有绝对的刑事提控豁免权，这种豁免权异常的广泛，不仅可以保护他在位美国总统任内免受包括刑事的提控，还可以涵盖包括美国玛泽有限责任会记师事务所在内等的第三方民营企业，因为他们仅仅为了配合调查与在位美国总统有关事件而遵守刑事提控前的陪审团传票。”

民选的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赛勒斯.万斯递交动议指出：

第一：唐纳德.川普试图试图发明和执行一项新的美国总统纳税申报特权；

第二：唐纳德.川普的理由是无法被接受的，“在纳税申报表中披露信息必然会泄露以某种方式妨碍美国总统履行职责的信息，足以满足无法挽回的损害的标准。”；

第三：唐纳德.川普的说法被一个事实推翻了，即自詹姆斯.卡特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在就职之前或就职时，自愿公布自己的纳税申报单，而这迄今为止从未出现妨碍过美国总统履行职责的能力；

第四：唯一的问题是美国玛泽有限责任会记师事务所，是否应该被要求向大陪审团提供传票要求；

第五：唐纳德.川普并没有受到威胁或悬而未决的纽约州司法指控；

第六：纽约南区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没有此案的管辖权，因为发出大陪审团传票的是来自纽约州，纽约法律对不当传票提供平等的保护，无论这些传票是根据美国宪法提出质疑，纽约州法院必须支持，还是被质疑为恶意或由于其他原因无效，因为此案的主权属于纽约州；

2020年7月15日，纽约南区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维克多.马雷罗(Victor Marrero)，以“本庭认为这与国家的政府结构和宪法价值观相抵触”为法理，拒绝了唐纳德.川普的控告动议，下令他必须要将有关的税务资料交给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赛勒斯.万斯后，还裁决撤除唐纳德.川普的控告案件。

2019年10月7日早上，就在维克多.马雷罗法官颁布裁决书当天，唐纳德.川普总统发推说：

“激进左翼民主党在各方面都失败了，所以现在他们正在敦促纽约市和纽约州的民主党检察官去抓捕特朗普总统。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未发生在任何一位总统身上。差得远呢！”

维克多.马雷罗法官在长达七十五页的裁决书里，主要引用美国最高法院的三件地标式判例：

第一件:  1971年的《杨格 诉 哈里斯案(Younger v. Harris)》；

第二件：1974年的《美国 诉 尼克松案》;

第三件：1997年的《克林顿 诉 琼斯案》。

理解了《杨格尔 诉 哈里斯案》发生的前因后果，或许有助于理解维克多.马雷罗法官器重与引用此案的法理。

《杨格尔 诉 哈里斯案》不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地标式案例，但是此案创立了一个美国联邦法院接受上诉案件的崭新标准：美国联邦法院必须避免审理，因该索赔而正在被起诉的人提起的任何民权侵权索赔。维克多.马雷罗法官就是引用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判例为法理，将唐纳德.川普控告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赛勒斯.万斯的案件撤诉。

《杨格尔 诉 哈里斯案》前因祸源自1965 年 8 月 11 日至 16 日在洛杉矶瓦茨街区(Watts District)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一场暴乱，史称瓦茨暴乱(Watts riots)。

1965 年 8 月 11 日晚上7点，二十一岁的非洲裔美国人马奎特.弗莱(Marquette Frye)，因为酒后驾车，被加州高速公路巡逻队新手摩托车白人警员李.米尼库斯(Lee Minikus)因涉嫌鲁莽驾驶截停。在他未能通过现场酒精测试后，李.米尼库斯试图逮捕他，并将车子扣押。

坐在同车客位的马奎特.弗莱同父异母哥哥罗纳德.弗莱(Ronald Frye)，快速回到附近的住家，通知他母亲雷娜.普莱斯(Rena Price)，两人回到事发现场，她首先责骂马奎特.弗莱又酒驾。

当李.米尼库斯试图给马奎特.弗莱戴上手铐加以拘捕时，他一边大声怒骂一边反抗，不肯就范。情急之下，雷娜.普莱斯突然从后面跳到李.米尼库斯背上，搂住不放。在多名赶赴现场的警员协助下，马奎特.弗莱、罗纳德.弗莱和雷娜.普莱斯，在上千人围观下，全被戴上手铐带回警局。

现场围观的人群越聚越多，叫骂之声，四处响起，警察拘捕了站在最前面闹事的一男一女，控以煽动暴乱刑事重罪。

不明究竞的一千馀名围观人群聚集起哄，闷热的洛杉矶天气催加了围观人群的暴暴戾之气，在白人警察踢了一名在场的黑人孕妇传言下，有人从围观人群中丢石头袭击警车，有人开始扎破商店玻璃，进内抢劫，更有暴徒见过路的驾车白人，即将之强拖下车杀害，暴乱开始失控。

洛杉矶警察总长威廉.帕克(William Henry Parker)应该为瓦茨暴乱负起政治责任。在雷娜.普莱斯公开出面呼吁大家要冷静时，他居然公开羞辱洛杉矶的非洲裔美国人是“像越共游击队”，瓦茨之会发生种族暴动，是因为洛杉矶警察“带着孩子的手套去执行警务”。

随后爆发了六天的种族暴乱，部分原因是白人警察滥用职权的指控。近 一万四千名名加州国民警卫队成员，帮助镇压了这场暴乱，造成三十四人死亡，其中有二十一个死者是来自洛杉矶警察的子弹，一千零三十二人受伤，三千四百三十八人被拘捕，以及超过四千万美元的财产损失，是为瓦茨暴乱。

这位被美国新闻界公认的明显的种族主义者(unambiguous racism)，在他从1950年到1966年任期间，是洛杉矶警界最无法黑暗、最贪污腐败、最种族歧视的阶段。

威廉.帕克拥有西洛杉矶法学院法学硕士学位，也有加州律师执照，但他最著名的是公开羞辱非洲裔美国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1992年5月25日， 《洛杉矶时报》记者大卫.萧(David Shaw)是这么形容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假天主教警棍的：

“当威廉.帕克公开声称参与瓦茨暴动的黑人就像动物园里的猴子时，《时代周刊》杂志后来刊登的一篇报道，宽容地称这是明显无意但令人遗憾的言论。在暴动期间，威廉.帕克还在电视上说：

据估计，到 1970 年，洛杉矶大都会区 45% 的人口将是黑人，如果你想保护你的家和家人，你就必须加入并支持一个强大的警察局。如果你不这样做，到了 1970 年，上帝会帮助你的。

在任职初期，威廉.帕克将拉丁裔的犯罪活动归因于他们‘与墨西哥内陆山区的野蛮部落相距不远’。”

2009年4月25日，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教授安东尼·萨马德(Anthony Asadullah Samad)博士，发表了一篇最能代表洛杉矶非洲裔美国人对威廉.帕克盖棺论定的文章：

“一个月前，我们这座城市的自恋狂、前洛杉矶警察局局长、现任第八区市议员伯纳德·帕克斯(Bernard Parks)提议，新洛杉矶警察局总部将与旧洛杉矶警察局总部同名，即前警察局长、已故威廉·帕克的名字。是的，请继续对此眨眨眼，它就像您读到的那样荒谬和离谱。

威廉.帕克是城市种族隔离主义者，与阿拉巴马州的西奥菲勒斯.康纳(Theophilus Eugene Bull Connor)或吉姆.克拉克 (Jim Clark) 没什么不同。帕克推行种族协议和洛杉矶的种族等级制度，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威廉.帕克招募海军陆战队和陆军人员，他们服役期满后，又招募南方白人男性，这些白人男性对世界抱有某种种族观，然后把他们派到洛杉矶街头。这种心态无处不在，充满虐待，腐败至极。

警察殴打黑人和拉丁裔居民，殴打他们的妇女，用恐惧和恐吓进行统治，就像他们在南方做的那样。

洛杉矶中南部和东部成为黑人和拉丁裔聚居地，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愿意，而是因为事实上按社会规范和居住模式分离的种族隔离，这是洛杉矶市政当局所希望的，并由警察局长强制执行，以使少数族裔安分守己在特定的地理边界里。

威廉.帕克对黑人的种族扭曲观点不允许他们在部门内晋升，并确实强制推行了一种内外都同样歧视的文化。保护和服务只适用于白人。威廉.帕克毫不犹豫地说，只要黑人和拉丁裔安分守己，他们也会得到服务。大多数时候，他们都被服务了。

威廉帕克是西部吉姆.克劳的象征，他的继任者达里尔.盖茨(Daryl Gates)和盖茨的徒弟伯纳德.帕克斯，都希望长大后能成为威廉.帕克局长。曾受过威廉.帕克的指导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标志。历史已经证明了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察政策和沉默守则的滥用和腐败。

现在他们想把这个徽章放在新总部。对他们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骄傲的徽章，但对我们其他人来说却不是。我们记得一个完全不同的威廉.帕克 --- 他甚至不称呼黑人为黑人，他在公开场合称他们为黑种人黑鬼(Nigras)，所以你知道他在私下里怎么称呼他们 --- 他的警官在洛杉矶街头，就是这么称呼黑人居民的。

洛杉矶警察局转变为种族歧视的准军事组织是威廉·帕克的遗产。如果洛杉矶警察局真的想树立新的形象，那么新的警察局总部就不会有威廉.帕克的名字。这对威廉.帕克时代住在洛杉矶的任何少数族裔来说都是一种侮辱。这项提议甚至还在考虑中，这太疯狂了。“

瓦茨暴乱后，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埃德蒙.布朗(Edmund Gerald Pat Brown)，下令成立了麦康委员会(McCone Commission)，调查瓦茨暴乱事件真相。麦康委员会阵容强大：

--- 麦康委员会主席是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约翰.麦康(John Alexander McCone)；     

--- 副主席是后来出任威廉.克林顿总统国务卿的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Minor Christopher)；

--- 成员是洛杉矶最高法院大法官厄尔.布罗迪(Earl Clifford. Broady)；

--- 前加利福尼亚州工商协会主席、兼洛杉矶洛约拉大学校长(Loyola University)查尔斯.卡萨萨牧师(Charles Casassa)；

--- 洛杉矶威斯敏斯特长老会教堂(Westminster Presbyterian Church )詹姆斯.琼斯牧师(James Edward Jones)；

--- 妇女选民联盟领袖(League of Women Voters)罗伯特.纽曼夫人(Robert Newmann)；

--- 洛杉矶大学医学院院长谢尔曼·穆索夫·梅林科夫医生(Sherman Mussoff Mellinkoff)。

1965 年 12 月 2 日，麦康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长达 一百零一页的报告，题为：

《城市暴力 --- 结束还是开始？：1965 年洛杉矶骚乱州长委员会报告(Violence in the City – An End or a Beginning?: A Report by the Governor's Commission on the Los Angeles Riots)》。

或许恐惧再度引起另一场的暴乱，麦康委员会的这份所谓的报告，居然把瓦茨暴乱事件真相，归咎于高失业率、学校质量低劣以及非裔美国人在瓦茨所遭受的恶劣生活条件。

麦康委员会的建议是紧急识字和学前教育计划、改善警民关系、增加低收入住房、开展更多职业培训项目、升级医疗保健服务、提高公共交通效率等等。

报告发表后，犹如泥牛入海，无声无色，没有人搭理，当然也没有人去执行，就此不了了之，成为笑话一件。

马奎特.弗莱被提控的醉酒驾驶、殴打和恶意破坏罪罪名成立，1966 年 2 月 18 日，他被判入狱九十天，缓刑 三 年。1966 年 5 月 18 日，陪审团判定他犯有殴打罪和扰乱治安罪，他又被判入狱 九十 天。

在瓦茨暴乱事件发生后的 十 年里，马奎特.弗莱被捕 三十四次。1986 年 12 月 20 日，他因肺炎去世，得年四十二岁。马奎特.弗莱的母亲雷娜.普莱斯于 2013 年 6 月 10 日去世，享年九十七岁。摩托车警官李.米尼库斯于 2013 年 10 月 19 日去世，享年七十九 岁。

《扬格尔 诉 哈里斯案》的远因是种族仇恨和种族歧视，导火索是因为黑人男子伦纳德·戴德威勒(Leonard Deadwyler)，在紧急开车送怀孕八个多月、胎水破裂的妻子芭芭拉.巴芬顿(Barbara Buffington)去医院时，被白人警察杰罗德.博瓦(Jerold Bova)枪杀的事故。

伦纳德·戴德威勒于1941年2月19日，在乔治亚州盖恩斯维尔(Gainsville)出生，1960年与自幼儿园时就认识的芭芭拉.巴芬顿结婚，共育有三个孩子，定居在加州洛杉矶。

1966年5月7日，即将临盘的芭芭拉.巴芬顿忽然肚子绞疼，明显的是要临盘。情急之下，伦纳德·戴德威勒按照乔治亚州民间风俗，将一条白色手帕绑在天线杆上，表示紧急状态，需要帮助，飞车送妻子到医院。

车子以超速地连闯数个红灯，被巡警杰罗德.博瓦截停。实际情况因为法院证词不同，大概无法还原，杰罗德.博瓦是拔出手枪走向坐在司机位子上伦纳德·戴德威勒，突然在近距离将伦纳德·戴德威勒射杀在现场。

1966 年 5 月 31 日，由八名女性一名女性---其中一位是非洲裔美国人组成的陪审团，在密室商榷了两小时三十五分钟后，裁决这是一件意外杀人案(accidental homicide)，其中一位陪审员认为是可原谅的杀人案(excusable homicide)。

虽然有民权大律师约翰尼.科克伦(Johnnie Cochran)为提告，但依然败诉，这个充满了争议的裁决触怒了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区，抗议之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为日后的洛杉矶种族暴乱，种下了恶果的种子。

非洲裔美国人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就是抗议者之一。他在散发的传单上面写着 ：

通缉谋杀伦纳德·戴德威勒的警察波波

(Wanted for the murder of Leonard Deadwyler, Bobo the cop.)

这个传单的内容违反了《加利福尼亚州第11400 条》和《11401条》不得使用暴力变革政治的州法而被刑事拘捕，每条罪名面临十四年的监禁威胁。

这两条加利福尼亚州法律是美国白人恐共症下的产品。《加利福尼亚州第11400 条》共有五款：

《第一款》说 :   任何人通过口头、书面语言或个人行为，鼓吹、教导、协助和教唆犯罪工团主义或实施犯罪、破坏、暴力或任何非法恐怖主义手段的义务、必要性或正当性，以此来实现工业所有权或控制权的变更，或实现任何政治变革；

《第二款》说 :   任何人故意以口头或书面形式为犯罪工团主义辩护或试图为犯罪工团主义辩护，或为实施或试图实施犯罪、破坏、暴力或非法恐怖主义手段辩护，意图认可、鼓吹或推行犯罪工团主义理论；

《第三款》说 :   任何人印刷、出版、编辑、发行、传播或公开展示任何书籍、报纸、小册子、文件、海报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书面或印刷品，包含或携带书面或印刷的鼓吹、教导、教唆或建议犯罪工团主义的内容；

《第四款》说 :   组织或协助组织，或作为或故意成为任何组织、社团、团体或集会的成员，以鼓吹、教导或协助和教唆犯罪工团主义，

《第五款》说:    任何人故意以个人行为或举止，实践或实施任何受犯罪工团主义理论或戒律所建议、提倡、教授、帮助和教唆的行为，意图实现工业所有权或控制权的变更，或实现任何政治变更；

凡是触犯这五大《加利福尼亚州第11400 条》者，如果刑事重罪罪名成立者，应判处在加利福尼亚州监狱监禁不少于一年，且不超过十四年。

所谓的犯罪工团主义(criminal syndicalism)，矛头指的就是共产主义外围组织的代名词，而被告约翰.哈里斯，恰恰正是加利福尼亚州进步劳工党(Progressive Labor Party)党员。

进步劳工党是美国的一个反修正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由米尔特·罗森(Milt Rosen)于1962呢1月成立，他是美国共产党的主要干部之一。

进步劳工党于 1962 年 1 月在美国共产党分裂后成立，当时名为进步劳工运动，并在 1965 年春季举行的一次大会上，为了掩人耳目，采用了进步劳工党的新名称，实际上是一些换汤不换药的中国共产党支持的美国共产党外围组织。

约翰.哈里斯的律师以《加利福尼亚州第11400 条》和《第11401条》两条法律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条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权利，并引用《美国法典第42章第1983条》规定，要求加利福尼亚州法院颁发禁制令，禁止加利福尼亚州检察官艾维尔.扬格尔(Evelle  Jansen Younger)执行该条州法。

加利福尼亚州法官裁定该两条加利福尼亚州法违反美国宪法精神，下令禁止加利福尼亚州司法部进一步公诉约翰.哈里斯。

艾维尔.扬格尔不服，提起上诉，案件缠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是为《扬格尔 诉 哈里斯案》。

《扬格尔 诉 哈里斯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最高法院开庭听证，稀有的辩论两次，第一次是在1969年4月1日，第二次是在1970年4月29日，九位听证的大法官是：

第一位是：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

第二位是：雨果.布莱克；

第三位是：威廉.道格拉斯；

第四位是：威廉.布伦南；

第五位是：约翰.哈兰；

第六位是：波特.斯图尔特；

第七位是：拜伦.怀特；

第八位是：瑟古德.马歇尔；

第九位是：哈里.布莱克门。

1971年2月23日，美国最高法院颁布8票同意1票反对的票数 ---威廉.道格拉斯大法官是唯一投反对票者---裁决艾维尔.扬格尔胜诉，法理是：

“加利福尼亚州第《11400 条》和《11401条》两条法律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条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权利。除非被告将遭受巨大且直接的不可挽回的伤害，否则联邦法院不得审理该案件。仅仅忍受刑事起诉并不构成这种不可挽回的伤害“。

雨果.布莱克在裁决书里，附加了三种情况下的起诉无效：

第一：检察机构知道该人是无辜的但还是在恶意公诉时；

第二：当起诉是针对个人的某种骚扰行为的一部分时；

第三：所执行的法律完全且无可挽回地违宪时。

在附加意见书里，瑟古德.马歇尔、威廉.布伦南与拜伦.怀特三位大法官，都指出本案不存在这三种情况。

维克多.马雷罗法官就是根据《扬格尔 诉 哈里斯案》、1974年的《美国 诉 尼克松案》与1997年的《克林顿 诉 琼斯案》三个美国最高法院判例为法理，裁决唐纳德.川普败诉，并将《唐纳德.川普 诉 赛勒斯.万斯案》撤案。

《扬格尔 诉 哈里斯案》判例法理指出：美国联邦法院，不得受理尚在州级法院审理中的刑事案件，受理与否必须在州的司法程序全部结束后才能决定；

《美国 诉 尼克松案》判例法理指出：美国总统行政特权，不是包庇刑事犯罪的保护伞，美国独立检察官拥有起诉在位美国总统、与票传在位美国总统必须交出索求文件或资料的权力，在位美国总统不得以行政特权来拒绝美国独立特别检察官的票传要求；

《克林顿 诉 琼斯案》判例法理指出：美国在位总统在宣誓就任前的行为，无论是民事或刑事，不受美国宪法赋予在位美国总统行政特权的保护。

维克多.马雷罗法官在裁决书里写道：

“美利坚合众国开国元勋们，回避了英国国王人身不可侵犯的概念和君主保护屏障的界限，否 认宪法普遍赋予美国总统同样全面的豁免权。

本法院并不认为唐纳德.川普总统在本案中描述的负担和干涉会严重损害总统履行宪法职责的能力。

本法院认为，根据本案事实，纽约州刑事调查受挫提出了更大的担忧，这些担忧克服了唐纳德.川普总统不遵守大陪审团传票的理 由。

鉴于法院认定唐纳德.川普总统不会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害或胜诉，因此无需考虑公众利益是否支持初步禁令。

然而，法院指出，公众利益并不支持授予初步禁令。如上所述，大陪审团是我们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对其不受阻碍的运作感兴趣。然而，法院指出，公众利益并不支持授予初步禁令。

如上所述，大陪审团是我们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对其不受阻碍的运作感兴趣。鉴于上述原因，根据美国最高法院在案中的裁决，特此命令驳回原告唐纳德.川普的修改后的申诉。”

在《唐纳德.川普 诉 赛勒斯.万斯案》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理，也是美国独立特别检察官约翰.史密斯的撤案主要法理：“美国司法部的传统与伦理，不允许起诉在位的美国总统。”和前美国独立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的：“根据美国司法部的长期政策，美国总统在任期间，不得被指控犯罪。”说法，做出了美国联邦法院第一次清晰的司法定义。

唐纳德.川普的律师帕特里克.斯特劳布里奇辩论说 :

“美国司法部早在 1973 年时，就发布的三份《备忘录》的结论指出，这些《备忘录》长期以来一直被引用来支持在任美国总统不能被指控犯罪的解释。”

维克多.马雷罗法官驳斥这种伪法理说 :

“这些《备忘录》依赖于假设、实际情况和公共政策，以及对假设情景的可怕描述，而不是实际案例。”

连案例都不是，更谈不上是美国法典了，更与所谓的“美国司法部的传统与伦理”“美国司法部的长期政策”沾不上边。

帕特里克.斯特劳布里奇律师和维克多.马雷罗法官辩论的，是1973年9月24日，美国司法部助理司法部长、美国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主任罗伯特.迪克森博士，独自撰写的《美国总统、副总统和其他文职官员在任职期间有权接受邦刑事起诉备忘录》。

笔者在《美国现任与卸任总统的刑事提控豁免权法理渊源 --- 从备忘录到意见书到政府道德法案再到美国独立特别检察官》中评论这个《备忘录》说 :

“这个《备忘录》只是美国司法部助理司法部长、美国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主任罗伯特.迪克森的个人意见，而个人意见只是一种参考材料，一种建议，并不是法律，更不是什么美国司法的传统与伦理，甚至不是有约束力的美国司法部长命令。”

在这个《备忘录》的法律观点上，笔者与维克多.马雷罗法官的观点和法理，完全是一致的。

维克多.马雷罗法官引用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系统地驳斥了唐纳德.川普的关于调查现任总统违宪的论点。他又指出：“唐纳德.川普的律师实际上是在辩称，总统及其家人、同伙和公司全有权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多位美国法学家们认为，维克多.马雷罗法官的裁决，是在最终测试美国总统的权力极限。曾在威廉.克林顿政府担任美国代理司法部长的沃尔特.德林格(Walter Estes Dellinger III)表示，维克多.马雷罗法官的意见：

          “坚决驳斥了所谓帝王总统的说法 : 即美国总统甚至不能接受调查。”

唐纳德.川普的律师快速地将案件上诉到纽约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但是唐纳德.川普在纽约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并没有吃到好果子。

纽约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院长罗伯特.卡兹曼(Robert Allen Katzmann)，与陈卓光(Denny Chin) 、克里斯托弗.德罗尼(Christopher Fitzgerald Droney)两位资深三款法官，联席听证。

2019年11月4日，纽约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颁布了全票一致意见的裁决书：维持纽约南区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维克多.马雷罗法官的裁决不变：唐纳德.川普必须将过去八年的税务记录，提交予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赛勒斯.万斯。   

由纽约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院长罗伯特.卡兹曼撰写的裁决书指出：

第一，本案不存在在位美国总统是否拥有刑事提控豁免权的问题，因为曼哈顿地区检察官赛勒斯.万斯签发的票传对象，是第三方的美国玛泽有限责任会记师事务所，而不是唐纳德.川普总统，因而票传与美国总统的刑事提控豁免权无关；

第二，两百年前，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 亲自充当法官，审讯《美国 诉 亚伦.伯尔案(US v. Aaron Burr)》，他照样签发传票给在位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索取有关资料，托马斯·杰斐逊采用美国总统行政特权推搪，而是配合；

第三，二十二年前的《克林顿 诉 琼斯案》，美国最高法院不仅拒绝了在位美国总统威廉.克林顿声称的刑事提控豁免权，还命令他必须接受原告律师的法庭取证，美国宪法并不保护在位美国总统免于涉及就职前所犯行为的联邦民事诉讼，没有规定将案件搁置至总统离任；

第四,   我们再次强调，我们面临的问题十分狭隘。这项上诉不要求我们考虑美国总统在任期间是否拥有提控豁免权，也不要求我们考虑在位美国总统是否可以合法地被命令出示用于州刑事诉讼的文件；

第五， 维克多.马雷罗法官同时还另外裁定唐纳德.川普总统无权获得禁令救济；

第六，本庭拒绝唐纳德.川普总统在上诉中辩称，弃权不是本案应采取的做法，并主张暂时的绝对总统豁免权，禁止大陪审团为调查其总统任期前的行为而获取其财务记录；

第七，本庭同意，在位美国总统享有的任何州刑事诉讼豁免权，并不适用于本案所涉及的大陪审团传票等调查步骤。因此，我们确认地方法院关于豁免权问题的裁决，我们将其解释为拒绝初步禁令的命令；

第八，无可争议的是，美国总统可以被传唤，可以被作为证人接受审查，可以被要求出示其所持有的任何资料与文件。

罗伯特.卡兹曼院长在三十四页的裁决书中指出：

“唐纳德.川普总统依据他在 2006 年或 2007 年所描述的论点，即临时绝对总统豁免权辩称，他在任期间绝对免于接受州刑事诉讼的所有阶段，包括起诉前的调查，并且不能为进一步调查他的活动而执行美国玛泽有限责任会记师事务所的传票。

我们今天没有必要决定美国总统刑事提控豁免权的具体范围和限制，我们也不会对本文未提及的情况下任何此类豁免权的适用性发表任何意见。

相反，在审查了历史和法律先例后，我们只得出结论，美国总统豁免权并不禁止执行州大陪审团的传票，该传票指示第三方提供非特权材料，即使调查的主题与美国总统有关。

与本文主题最相关的判例是《美国 诉 尼克松案》，该案中，传票要求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提供一些与他与助手和顾问谈话的录音和文件，以供在针对总统高级别顾问的刑事审判中使用。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基于两点提出反对：

第一：所要求材料中记录的通信具有保密性；

第二：三权分立宪政原则赋予在位美国总统，在正在进行的刑事提控中免受司法传票的骚扰。

美国最高法院一致不同意这一观点，指出无论是三权分立原则，还是高层通信保密的需要，都不能维持在位美国总统在任何情况下绝对、无条件的免受司法程序的绝对特权。

公众普遍要求保密非军事和非外交讨论不足以成为不遵守，要求提供刑事起诉所需材料的传票的理由。特权不是随便创造的，也不是被广泛解释的，因为它们会减损对真相的探求。

即使是行政特权也是如此，行政特权是一项政府运作的基础，与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密不可 分的原则。

此外，唐纳德.川普总统承认他的豁免权只在他任职期间有效，因此他离任后也可能被起诉。没有明显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一个州不能在唐纳德.川普总统任期内开始调查他，并利用在调查过程中获得的信息，最终决定在他离任后起诉他。

唐纳德.川普总统声称在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的两份《备忘录》中，找到了支持他立场的证据，该《备忘录》的结论是在位美国总统不能被起诉。

然而，这两份《备忘录》几乎都专门针对在位美国总统是否可以被提控的问题，而这也不是本上诉书中提出的。两份《备忘录》都没有得出现任总统不能被调查的结论。

相反，《兰道夫.莫斯备忘录》明确批准大陪审团在豁免期间继续收集证据，甚至在必要时将这项任务交给随后组建的大陪审团。

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考虑美国司法部助理司法部长、美国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备忘录》的推理是否具有说服力，因为如果它是正确的，那么在美国总统任期内仅仅收集证据的大陪审团并不违反宪法。

这就是美国玛泽有限责任会记师事务所传票所要做的全部工作。

唐纳德.川普总统还声称，他对总统豁免权的广泛看法，可以从美国司法部长在涉及调查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的大陪审团的诉讼中提交的一份罗伯特.博克的《美国司法部关于美国副总统主张宪法提控豁免权备忘录》中得到法理上的支持。

 《罗伯特.博克备忘录》是为了反对在位美国副总统禁止大陪审团调查的动议而提交给美国联邦法院的，因此可以广泛解读为暗示在位美国总统享有此类调查的豁免权。然而，在其他地方，《罗伯特.博克备忘录》更具体地提到美国总统的民事起诉和刑事提控豁免权。

 由于《罗伯特.博克备忘录》主要关注的是驳斥在位美国副总统的刑事提控豁免权主张，而仅仅为了对比而提到在位美国总统的刑事提控豁免权，我们不愿意从中解读出一种不言而喻的假设，即在位美国总统不能成为刑事传票的对象，特别是因为这一结论与理查德.尼克松和阿伦.伯尔的观点相矛盾，甚至直接矛盾。

无论如何，即使《罗伯特.博克备忘录》可以被解读为暗示总统免于任何阶段的刑事调查，这显然不是美国司法部的立场，正如《兰道夫.莫斯备忘录》和政府的法庭之友意见书陈述所反映的那样。

美国大陪审团传唤证人的权力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对其任务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传票不是发给唐纳德.川普总统的，因此根本不能强迫他。

如果不遵守传票，被指控藐视法庭的是纽约的美国玛泽有限责任会记师事务所，而不是唐纳德.川普总统。因此，本案不存在对在任美国总统藐视法庭的合宪性问题。

执行州大陪审团的传票，要求第三方提供非特权材料，即使调查事项与在位美国总统有关，州大陪审团可以发出传票，以协助调查其管辖范围内的人员可能犯下的罪行，即使该调查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牵连到在位美国总统。

考虑到上述情况，在任美国总统既没有证明他有可能胜诉，也没有提出足够严肃的法理，来质疑他的刑事提控豁免权主张的优缺点，因此他无权获得初步禁令救济。结论：基于上述法理，我们确认美国地区联邦法院驳回总统初步禁令请求的命令合宪无误。“

就在美国第二联邦上诉巡回法院颁布裁决书的当天，唐纳德.川普总统的另一位律师杰伊.塞库洛(Jay Alan Sekulow)，立即宣布说 :

“唐纳德.川普先生肯定的要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因为总统先生坚持认为，美国宪法赋予他被任何刑事调查绝对豁免权的权利。本案提出的问题触及了我们共和国的核心，宪法问题意义重大。”

消息传出后，立即引出来数篇精彩的法庭之友法理意见书。在美国的司法体系里，尤其是在美国最高法院具有争议性的案件里，法庭之友意见书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任何个人或团体，只要与案件当事人没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皆可呈递法庭之友意见书，表达自己的法理和意见，但代为呈交的律师，必须是美国最高法院律师协会成员。

法庭之友制度起源于9世纪的英国的自由主义，影响所及，传到罗马，17世纪时开始流行，18世纪时已经极为普及。

美国最高法院为法庭之友制定了严格的统一格式，一边管理和阅读。很少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亲自去阅读法庭之友意见书，但是大法官的法律助理则必须阅读全部合乎规定的法庭之友意见书，然后将有独特见解的法理意见的，汇报给大法官，遇到特殊的案件，大法官才会主动的优先阅读法庭之友意见书。

美国最高法院在重大案件时，为了慎重，也会自己聘请有关专家提供专业的法庭之友意见书，这种情况不多见，到目前为止，只有四十四次的记录。

在美国建国的头一百年，几乎没有或者甚少法庭之友意见书，1900年至1950年之间的五十年，只有10%的案件有法庭之友意见书。现在有96%的美国最高法院案件，会有法庭之友意见书。

更重要的是，有一半的法庭之友意见书法理，被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们采用，并写进裁决书里。

2010年到目前，美国最高法院每案平均的法庭之友意见书是十二件；过去十年来，只有八件美国最高法院的案子，会有超过三十份的法庭之友意见书。

越是争议性的案件，越会有较多的法庭之友意见书，比如说在2015年导致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奥贝格费尔 诉 霍奇斯案》，就有破天荒记录的一百四十份法庭之友意见书。

在独裁暴政的体系里，权力就是财富，但是在普世价值的社会里，知识才是财富。在目前的美国，聘请一位法学家或著名大律师，撰写一篇为美国最高法院案件的法庭之友意见书，费用是一万至一万五美元。

《美国最高法院规矩第29条》规定法庭之友：

--- 必须使用固定的字体和格式；

--- 在封面的简报上，不得超过两千六百字；

--- 法庭之友意见书必须在立案后七天之内，提交到美国最高法院秘书处，过时则会被拒绝接受；

--- 必须在法庭之友意见书封面上注明是支持、反对或撤销的观点；

--- 法院还要求所有非政府法庭之友标明，为准备或提交陈述书提供金钱捐助的人。

法庭之友意见书法律摘要里，必须标出：

第一：案件名称；

第二：涉案当事人的姓名；

第三：诉讼的当前阶段；

第四：正在处理的法律问题；

第五：案件的相关事实简述；

第六：适用的法律；

第七：与本案有关的判例；

第七：递交者的法理论点；

第八：结论。

在法庭之友意见书内页，必须按照规格标出：

第一：目录；

第二：授权表；

第三：提交人的身份、利益和授权来源声明；

第四：披露对简报有经济贡献的任何一方的声明。

在美国司法史上，被法庭之友意见书影响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的有两件大案：

第一件 : 是1973年导致美国妇女堕胎合法化的《罗 诉 韦德案(Roe v. Wade)》，共收到了二十三份法庭之友意见书，从裁决书的法理和引证来看，明显的是法庭之友意见，有力地书影响了裁判结果。

第二件 : 是2020年的关于在位美国总统是否拥有刑事提控或票传权利《唐纳德.川普 诉 赛勒斯.万斯案》。

此案共收到十五份法庭之友意见书，其中有两份特别的引人瞩目：

第一份，是由十六位美国州与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司法部长联名递交的法庭之友意见书，一是由五位前美国司法部高级官员联名递交的法庭之友意见书。十六位美国州与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司法部长是：

第一位：维吉尼亚州司法部长马克.赫林(Mark Rankin Herring);   

第二位：加利福尼亚州司法部长泽维尔.贝塞拉(Xavier Becerra);  

第三位：康涅狄格州司法部长威廉.唐(William Morten Tong);

第四位：特拉华州司法部长凯瑟琳.詹宁斯(Kathleen Jennings);

第五位：马萨诸塞州司法部长莫拉.希利(Maura Tracy Healey); 

第六位：夏威夷州司法部长克莱尔.康纳斯(Clare Elizabeth Connors); 

第七位：伊利诺伊州司法部长夸梅.拉乌尔(Kwane Raoul); 

第八位：马里兰州司法部长布莱恩.弗罗什(Brian E Frosh);  

第九位：密歇根州司法部长达纳.内塞尔(Dana Michelle Nessel);    

第十位：明尼苏达州司法部长基思.埃里森(Keith Maurice Ellison); 

第十一位：内华达州司法部长亚伦.福特(Aaron Darnell Ford); 

第十二位：新泽西州司法部长古尔比尔.格雷瓦尔(Gurbir Sing Grewal);

第十三位：新墨西哥州司法部长赫克托.巴尔德拉斯(Hector Hugo Balderas); 

第十四位：俄勒冈州司法部长埃伦.罗森布鲁姆(Ellen F Rosenblum);

第十五位：华盛顿州司法部长罗伯特.弗格森(Robert Watson Ferguson); 

第十六位：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司法部长卡尔.拉辛(Karl Antony Racine)。

这些都是美国当代拔尖的法学精英。从这个名单里，人民可以看到一幅真实的美国梦样板美景。

今年五十一岁的威廉.唐，是第二代华人移民的骄傲，父亲来自香港，母亲来自台湾，他在康涅狄格州哈佛市出生，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他曾当选康涅狄格州第147选区美国众议员，并连任六次。至今为止，他是康涅狄格州唯一的华裔司法部长，也是唯一的亚裔司法部长。

美国之伟大，就是允许每个人都有美国梦的机会和权利。加勒比海小岛国海地，虽然曾经辉煌过，鼎盛时期，其霸占全球65%的咖啡豆市场、著名的甘蔗酒与雨水阳光充足的农作物等的利润，供应着法国拿破仑军队的全年开销，海地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黑人奴隶革命，成功建国的榜样。

政治制度的好坏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建国后的海地因为贪污腐败与残暴统治，使这个曾经美誉为加勒比海珍珠的小岛国，沦落为北美洲最贫穷的国家。

在这十六位司法部长中，就有两位是海地裔美国人，两人都是第二代移民后裔：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司法部长卡尔.拉辛，与伊利诺伊州司法部长夸梅·拉乌尔 。

父母是印度移民的新泽西州司法部长古尔比尔.格雷瓦尔，今年五十一岁，在新泽西州泽西市出生，威廉玛丽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资历辉煌，他可能是美国唯一依然按照印度男子传统，头上戴着缠头巾(turban)的司法部长。他威严的仪表，更彰显美国文化的多样化与包容性。

俄勒冈州司法部长埃伦·罗森布鲁姆，不仅是该州第一位犹太裔美国人司法部长，也是俄勒冈州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司法部长。

明尼苏达州司法部长基思.埃里森满门精英，也是支持美国民权运动著名的非洲裔美国人家族，父亲是心理学专家，母亲是著名社会福利专家，他有五位兄弟，三位是律师，一位是医生，一位是牧师。

密歇根州女司法部长达纳.内塞尔，堪称新时代女性的典范，她不仅是密歇根州历史上第一位犹太裔美国人司法部长，也是第一位公开自己是女同性恋而当选为密歇根州司法部长。

十六位司法部长联手的法庭之友意见书，确实不同凡响，气场磅礴，法理精细，在六十馀个判例的强大支援下，引经据典，情理并茂，是一篇难得一见的司法珍品，与其说这是一篇法庭之友意见书，倒不如说这是一篇法庭之友讨伐状。

2020年3月4日，十六位司法部长在开场白中，说明这篇法庭之友意见书的立场和目的：

“在单独的简报中，美国总统以个人身份和美国司法部，请求本法院在该权力上开辟一个漏洞，建立一种全新的总统豁免权，使其免受所有形式的州法院刑事诉讼程序的侵害 --- 包括执行针对第三方的大陪审团传票。

然而，他们的论点建立在一个没有历史依据的前提上，颠覆了我们的联邦制度：州和地方检察官是流氓行为者，他们会纯粹为政治利益对现任美国总统进行毫无根据的刑事调查，而州法院居然会允许他们这样做。

各州迫切需要反驳这一论点，并确保法院对此事的裁决，会反映出对各州作为联邦制度中独立主权州地位的通常和适当尊重。”

十六位司法部长的法庭之友意见书指控说：

“总统的陈述描绘了一幅令人担忧的画面。他坚持认为，维持美国第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将导致美国行政长官受制于地方官员的突发奇想，而这种不可抗拒的普遍诱惑将纯粹为了政治利益而提起刑事提控。

唐纳德.川普总统警告说：政治将导致州和地方检察官无情地骚扰在位美国总统，这种风险实在太大，无法容忍。只有绝对豁免于所有州法院的司法程序，才能阻止闸门的打开，让各州和地方被放任对在位美国总统提起刑事诉讼。”

十六位司法部长的法庭之友意见书驳斥说：

但这些都是经验性的说法，唐纳德.川普总统没有提供任何现实证据。总统的陈述无法提供任何一个例子，来证明他声称的那种将无处不在的骚扰性起诉，因此他依靠推测和自相矛盾的断言，即该案件是此类案件中的第一起，这证明在位美国总统票传豁免权早已被接受。

美国司法部则提供了一些地方对在位美国总统或副总统采取行动的例子。但美国司法部提出的大多数例子，既不涉及犯罪调查也不涉及刑事提控，即使涉及犯罪调查或刑事提控的例子，也很难说会威胁到美国司法部所描述的那种无法忍受的职责分散。

唐纳德.川普总统和美国司法部无法证明他们对州和地方检察官失控行为的严重警告，这暴露了他们主张的刑事提控豁免权论点核心的致命缺陷。

州一级的检察官并不是鲁莽的政治行为者，他们渴望浪费纳税人的钱和稀缺的资源对在位美国总统进行毫无根据的刑事提控，除了不确定的政治利益之外没有其他目的。

相反，他们是受法律和道德原则指导的敬业公务员，本法院一再给予并指示下级法院给予善意的推定。

没有理由根据毫无事实根据，并且在规范上令人不安的猜测来制定全新的宪法规则，即检察官会突然放弃其专业义务而支持赤裸裸的党派之争。

同样，也没有理由无视两个世纪以来的先例，这些先例强调了各州对地方犯罪的传统权威以及它们作为独立主权者应受到的尊重。

唐纳德.川普总统和美国司法部坚持认为，在本案中必须以至高无上的联邦利益为重，但他们未能证明所涉大陪审团传票如何妨碍或加重国家政府的运作。

恰恰相反：因为大家都认为所涉传票与在位美国总统的官方行为无关，也不会迫使他采取任何行动，所以它完全不影响美国总统的第二条职责 --- 以及更广泛的联邦政府的运作。

缺乏了两大法理基本支柱 --- 未经证实的断言，即州级检察官将纯粹受政治驱动，以及大陪审团向总统代理人发出的传票，将联邦政府压倒在各州之下 --- 豁免权的论点就站不住脚了。本法院已经驳回了另一位总统的主张，即对他进行任何司法程序都是不允许妨碍其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能。

如果本法院承认需要某种豁免权 --- 无论是有条件的还是绝对的 --- 其裁决都是基于避免妨碍在任美国总统履行公务或打击政府审议的坦率性的需要。

由于大陪审团传票是在寻求与在任美国总统非官方行为有关的信息，因此不涉及任何受行政特权保护的材料，这些担忧根本不适用。

唐纳德.川普总统和美国司法部都没有提出任何有效法理，来放弃长期以来对州刑事诉讼程序的规范性假设，以及对各州作为独立主权应有的尊重。

本法院应该拒绝他们违反规范的论点，并保持对各州适当实施刑事诉讼程序能力的一贯信任。任何其他做法都会破坏本法院坚定保护的各州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宪法权力平衡。“

十六位司法部长的法庭之友意见书论述自己的法理说：

“长期以来，美国最高法院一直推定各州刑事诉讼程序符合常规。美国最高法院也承认，礼让原则和联邦主义原则强烈反对侵入传统州权控制领域，包括起诉地方犯罪。

唐纳德.川普总统和美国司法部没有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来放弃这些基本原则，转而采用美国最高法院一再拒绝的全面刑事提控豁免权规则。

关于唐纳德.川普总统的主张与各州作为独立主权者的权威不一致与应维持对各州刑事诉讼程序的合法性推定上，本法院一再强调，检察官的决定有权享有合法性推定，本法院不会轻易放弃这个基本原则。

本法院解释说：审查起诉依据，可能会使检察官的动机和决策受到外部调查，从而阻碍执法。因此，在没有明显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法院推定检察官已经正确地履行其公职。

法院言出必行，要求诉讼当事人在提起基于检察官恶意的诉讼之前，要承担高额诉讼费。例如，根据《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提出报复性起诉的原告，必须证明检方的主观敌意和随后的伤害；他还必须证明，作为一项门槛，提起诉讼的决定在客观上是不合理的，因为没有合理的原因支持。

当被告声称自己受到了选择性起诉时，他必须证明政府拒绝起诉类似情况的嫌疑人，才能达到证据开示的门槛。

本法院还明确表示，合法性推定并不局限于联邦检察官。法院厘定了检察官享有的自由度以及适用于选择性起诉要求的严格标准，并明确表示，管辖规则来自涉及州起诉的案件。

本法院再次强调，在仅涉及州而非联邦官员的案件中适用合法性推定。

唐纳德.川普总统和美国司法部将要求本法院彻底推翻这一长期存在的规律性假设。根据唐纳德.川普总统的说法，本法院必须假设政治将影响州和地方的决策，因为为政治利益起诉在位美国总统的诱惑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无法抗拒。 

尽管美国司法部曾短暂地拒绝了检察官通常本着善意行事的观点，但它也认为，利用刑事诉讼来对付在位美国总统的诱惑将是压倒性的。

唐纳德.川普总统和美国司法部都没有为他们令人震惊的断言，提供任何有实际意义的支持，即州检察官是唯一不能被信任以诚信行事的人。唐纳德.川普总统没有举出任何一个例子，来说明他现在声称不可避免的污点起诉类型。 

相反，唐纳德.川普总统引用了许多超过一个世纪的案例，其中美国联邦法院阻止了各州干涉联邦官员公务的努力。由于有争议的传票寻求与唐纳德.川普总统总统非官方行为有关的信息，因此这些案例并不合适。

美国司法部列举了两例其担心的刑事调查类型的例子。但都无法证明其意图。首先，美国司法部提到了理查德.切尼副总统任期后期对他提起的起诉。

但尚不清楚该例子的作用是什么，因为美国司法部本身已经承认，美国副总统在任期间可能会受到民事起诉和刑事提控。

请参阅美国司法部助理司法部长、美国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主任兰道夫.莫斯的《现任美国总统对民事起诉和刑事提控的服从性备忘录》。

更重要的是，理查德.切尼副总统事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司法部的断言，即州刑事司法系统的典型运作方式不足以保护高级美国联邦官员免受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起诉书发布几周后，一名州行政法官驳回了起诉书。

在做出这一判决时，行政法官严厉批评了提起此案的南德克萨斯州检察官，证明那些对美国联邦高级官员进行可疑起诉的人，会面临职业危险。

其次，美国司法部引用了亚利桑那州一名警长调查巴拉克.欧巴马总统出生证明的例子。当然，这个例子既不涉及检察官，也不涉及刑事提控。

 更重要的是，正如美国司法部引用的文章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涉案警长预料到有人批评他浪费纳税人的钱，于是他将调查工作外包给了他手下的志愿者，而他的手下资金来自捐款。

雅克·比约(Jacques Billeaud)与警长乔·阿尔帕约(Joe Arpaio)结束对巴拉克.欧巴马总统出生证明的调查，这位警长非但没有释放一个主权国家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反而不愿依赖自己办公室的资源，因为他担心自己的政治行为会遭到强烈反对。这种业馀行动几乎不意味着对行政部门的运作构成生存威胁。

唐纳德.川普总统和美国司法部提供的其他例子则更加离题万里。尽管两者都提到了州或地方立法机构的各种行动，但毋庸置疑的是，州法律和决议与刑事诉讼相去甚远。

唐纳德.川普总统和美国司法部还提到了各候选人的声明，这些声明表明总统的行为值得调查。

这些引用充其量是令人费解的，因为美国司法部自己之前曾坚称基于竞选声明质疑正式政策判断的官方目的是不恰当的，而且充满了棘手的困难。

无论该论点在案件中有何价值，它显然在这里更有说服力，因为所涉竞选声明甚至不是由正在审查其判决的官员 --- 被告赛勒斯.万斯 --- 发表的。

唐纳德.川普总统和美国司法部努力重新定义问题，敦促法院将缺乏历史经验来支持他们的预测视为支持刑事提控豁免权论点，而不是削弱它。

正如唐纳德.川普总统所言，这是第一次发出大陪审团传票，这表明州和地方检察官迄今为止，只是简单地认为他们没有权力对在任美国总统提起刑事诉讼，这反过来又表明美国宪法禁止这样做。

这一论点因多种原因而失败。首先，很难相信唐纳德.川普总统指责的那些州和地方检察官是在为了自我推销而疯狂地鲁莽行事，而直到现在，他们竟然仅仅因为一项不成文且未经检验的在任美国总统刑事提控豁免规则而受到威胁。

这也没有理由相信曾经存在过这种普遍的看法。恰恰相反：在此次诉讼之前，美国司法部早已公开表示，大陪审团可以调查美国总统任期内涉嫌犯罪的行为。事实上，美国司法部在美国总统最依赖的权威之一中恰恰提出了这一点。

美国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备忘录》指出，尽管美国总统在任期间不能受到民事起诉和刑事提控，但大陪审团可以在整个豁免期内继续收集证据；美国联邦政府已经公开表示美国总统在任期内可能会受到调查，人们不禁要问，唐纳德.川普总统所说的广泛接受的豁免权从何而来。 

唐纳德.川普总统声称，如果法院在此确认，那么闸门将打开。但这个说法也因另一个原因而失效。

如果在党派关系密切的地方，为了政治利益起诉在任美国总统的诱惑难以抗拒，那么为什么其他高级美国联邦官员，如总统内阁成员、美国参议员或美国众议员 --- 在某些地方，由于与唐纳德.川普总统相同的原因，这些官员可能非常不受欢迎？ 

事实上，美国司法部明确承认，对在任美国总统同伙的调查，很可能会推动检察官针对总统本人的行动。没有什么比指控对手及其同伙不仅是固执己见、天真无知、无能为力，而且很可能是骗子更具有政治效力的了。

那么，针对高级美国联邦官员的所有州传票都在哪里？在州法院起诉他们非官方行为的所有努力又在哪里？解释不可能是这些官员也被认为免于刑事提控，因为早已确定他们没有这种豁免权。

然而，对自 1920 年代初以来被判有罪的美国联邦官员的调查显示，在约一百起的起诉中，只有 七起是由州或地方官员进行的。

其中三起起诉涉及交通事故死亡或醉酒驾驶，另外三起涉及扰乱治安或禁止的性行为 --- 这些事实几乎不能表明，试图利用州刑事司法系统的力量对付为政治目的服务的美国联邦官员。

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是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的诅咒。这一基本原则不是广泛但不言而喻的对豁免权的接受，最能解释唐纳德.川普总统担心的毫无根据、令人厌烦的州起诉缺乏历史支持的原因。

本法院不应基于以下判决得到确认后，州官员将开始定期违反该规范这一毫无根据的假设，为本案制定新的宪法规则。

拒绝在任美国总统的刑事提控豁免权，因为过去没有针对在任美国总统非官方行为的民事诉讼，因此，此类诉讼的泛滥不太可能席卷在任美国总统的任期。“

十六位司法部长的法庭之友意见书，就仅涉及唐纳德.川普总统个人行为的情况下，联邦主义和礼让问题比任何联邦利益都重要观点上解释说：

“本院一再裁定，美国总统不能免于司法程序。为了寻求不同的结果，唐纳德.川普总统和美国司法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样一个事实：本案与之前的案件不同，本案涉及由州法院监督的州大陪审团发出的传票。但这一事实差异并不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相反，各州作为美国联邦体系中独立主权的特殊作用，强化了这一结论：没有任何美国宪法规则，使美国总统免于所有形式的刑事提控。

美国宪法的所有条款都致力于建立一个由坚不可摧的各州组成的坚不可摧的美国联邦。各州不仅仅是美国的政治分支，州政府既不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地区办事处，也不是美国邦政府的行政机构。

 《联邦党人文集》第三十九章指出，我们宪法的制定者，意图让各州保留主权的许多基本属性，特别是包括在自己的法庭审理案件的主权，因此，长期以来的公共政策是反对美国联邦法院干涉州法院的诉讼程序。

正如与所有权力分立规则一样，保护各州免受美国联邦侵犯的原因最终是功能性的：正如美国联邦政府各协调部门的分离和独立，有助于防止任何一个部门积累过多权力一样，各州和美国联邦政府之间健康的权力平衡，将降低任何一方暴政和滥用职权的风险。

这些基本原则说明了为什么唐纳德.川普总统要求根据美国宪法，免除州刑事诉讼程序的请求是极其站不住脚的。正如本法院所强调的，对地方犯罪行为的惩罚可能是传统州权力最明显的例子。

由于有争议的传票源于对潜在地方犯罪的调查，禁止其执行将侵犯各州的警察权力，而本法院一再拒绝支持这种做法。

这里的侵入绝非毫无代价的。正如被告方所解释的那样，大陪审团的调查涉及众多个人和企业行为者，他们不是美国总统，也没有任何豁免权。

因此，阻止大陪审团收到传票所涵盖的信息，可能会严重损害该州追究第三方对潜在犯罪责任的能力。

或者，传票记录中包含的信息可能是免责的，而被告方无法获得这些信息，可能会延长一项没有犯罪事实的调查。

正如美国司法部之前所承认的，考虑到刑事诉讼中政府和被告的利害关系，任何有偏见的证据丢失的后果都是严重的。

唐纳德.川普总统和美国司法部认为，州政府起诉地方犯罪的关键利益必须让位于美国联邦政府，确保国家政府运作不受阻碍的至高利益。确实如此。但这里并不存在任何阻碍。

本案所涉及的大陪审团传票并不威胁干涉在位美国总统的官方行为，事实上，它甚至不涉及这些行为。相反，受到质疑的传票寻求有关总统任职前事件的信息，当时他是一名普通公民，居住在纽约。

此外，由于传票是发给与唐纳德.川普总统有关的企业实体，而不是唐纳德.川普总统本人，因此它并不旨在强迫唐纳德.川普总统做任何事情。

因此，纽约州州大陪审团传票不能说成是赋予了州法院，对唐纳德.川普总统的任何控制权，无论是直接控制还是其他形式的控制。  

为了掩盖这一明显问题，唐纳德.川普总统在一个括号中坚持认为，对唐纳德.川普总统进行刑事提控，无论针对的是官方行为还是非官方行为，其效果完全相同。

但这种说法听起来更像是言过其实，而不是合理的解释。本法院应该要求更多，才能摆脱其传统上不愿介入国家关切领域的立场，特别是考虑到唐纳德.川普总统和美国司法部，尚未表明这份传票如何构成州法院对总统的控制。“（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