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老师坐车乘船去看一部纪录片
响铃铃草 那年的一个下午，九中办公楼前的篮球场边上，早早拉起了一块白色大布——要放露天电影了！我就抱了三个月大的女儿，提一只木凳去那银幕前坐着等。 那天放的电影是革命样板戏《奇袭白虎团》，天黑之后，才发现球场上人头攒动，四面挤得密不透风，我庆幸自己来得早。九中是没有围墙的学校，电影开始以后，四面八方仍然来者众多，人潮汹涌。我坐在银幕前，仿佛旋涡中间的平静，能看完电影。散场之后，灯光熄灭，听人们呼儿唤女往外涌，我才发现人太多了，好久动弹不得。 第二天，有老师说：“昨晚好吓人，散场时踩伤几个呢！你还抱小锦锦去！人那么多，空气也不好呀！” “电影呵，能不去看么？露天的呀，空气不好么？” 那晚我女儿不吵不闹，在我怀里瞪着眼看电影，我跟她一样，没感觉到危险，只是捂了一身汗。 后来家家有电视机，现在人手一只智能手机，没人能理解那时的人们对文化艺术和娱乐的渴望。 小时候，老师成天地跟我们说“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当了老师我又跟我的学生这么说，可那些受苦人民在哪里呢？世界是什么样子呢？我小时候，还看过苏联电影，喜欢那些女孩子的服装，在“十年”里，仅有几部外国电影放映。 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最为轰动，先是在城里放，我们这还看不到，学校用车把老师们拉进城去看，几十个人是站在大货车上欢天喜地去的！后来，这一部外国电影放了多日，让好多人看了又看，为花妮哭了又哭。还有南斯拉夫电影《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能让人们看到外国人的样子。以后好长时间，街上流行《啊，朋友再见！》 一个周末，我在城里遇上地理老师陶玉清，她说来看电影《中国乒乓队访问美国》，因为1972年的乒乓外交，人说是“小球推动大球”,才有这么一部电影。 陶老师说：“教一辈子地理哦，没有见过美国什么样子，我想再看看。说是城里还在放。” 我有些惊讶，因为她上我们全年级的地理课，每周一节，任课班太多，好多学生她都不认识。地理课纪律不好，陶老师很无奈，跟我苦笑着说过：“豆芽学科呀！” 现在她挤公交车等轮渡几小时，就是为了来看一部纪录片，再看看纪录片里的美国！我心有触动，原来，她对地理学科是有热情的，对“豆芽学科”也是想教好的。 几十年以后，研究地方历史上的人物卢作孚，我竟然在档案里发现了陶老师的一段家事。 陶老师的第一任丈夫袁子修先生，曾是卢作孚先生手下得力干将，老民生公司的高级职员，年轻有为，是卢先生极为重视的人才。 民生公司是大型运输企业，袁先生工作辛苦流动性大，尤其抗战前期参加抢运，长年在外不着家，他的前妻红杏出墙，袁先生很受打击。抢运高潮已过，公司同意他回到家乡。袁先生认识了万县师范的校花陶玉清，重组美满家庭。 抗战以后是内战，以后政权鼎革，袁先生努力工作跟上新时代，被安排到川北参加土改。那时他跟陶老师有了两个小男孩。 1952年2月，公司的一封电报叫袁先生回来，他很高兴，因为妻子即将临盆，他可以赶上新生儿的到来。不料他回家即被逮捕——卢作孚先生骤然离世后，民生公司若干高级职员与高级船员被捕，有的几年后即释放，有的竟被处极刑。 我实在无法想象陶老师当时的处境，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女人，以那样的身份，当时的人们多是不齿，而少有同情，她是如何挺过了这样的大难？回想她与我同事的几年，每每相见，总是和颜悦色，亲切又从容。她在遭逢巨大的人生不幸以后，几十年的生活仍然有巨大的阴影，是如何做到这点的？ 几年后袁先生被释放了，但社会对进去过的人称“劳改释放犯”，那时有个文件，公私单位都不可再录用。他失去工作，靠在码头挑沙石为生，住在江边石洞下的竹棚里。 陶老师再婚的丈夫帮助她渡过难关，不可辜负，破镜重圆是不能够了，但从她儿子的行动上，可想见她对袁先生的感情。儿子成年后为父亲奔走平反，并将老人接到自己家，得享天伦之乐。 袁先生还参加了新民生公司的工作，两年后离世，这位老航运工作者嘱儿子将他的骨灰撒进长江。 我再见到陶老师女儿的时候，陶老师八十多岁，我知道要抢救历史，却仍然没能去见她。她把她的故事带走了，也不能看到我记录的这点是不是准确。
本文代发国内作者赵晓铃（原重庆作家协会主办的《红岩》文学杂志副主编）文章。 近年来她致力于民国史研究，主要作品有《卢作孚的选择》（参见冉云飞书评） 赵晓铃是我巴蜀学校校友，她不幸早逝的妹妹更是我儿时的同学和朋友。我发蒙时期读的很多中外书籍都是和她妹妹一起读的，当然也就是由她这位姐姐介绍给妹妹的。比我们仅高一个年级的她，说起话来是那样头头是道无容置疑，小小年纪的我对她便很是钦佩崇拜。儿时有幸得到这样的营养，一生都因之而受益：一心想早早脱离蒙昧，对世事真善美有所追求。好友分享读书，挚友即心灵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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