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单是帝王将相的家史和功业，也不仅是文化名人的身世与成就，

更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故事。

1.大姨婆救了你们姐妹

低矮的房屋，逼窄的街道，满天烟尘，遍地拥挤、溷乱不堪。人们都在急急地跑，磕磕碰碰地跑，大呼小叫地跑，恐惧惊惶地.跑。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麽，不明白为什麽和妹妹被大姨婆一手一个夹在腋下，好难受。大姨婆在人群中笨拙地奔跑，我满心委屈，不停地挣扎，还使劲蹬腿。我我喊着：我要自己走，自己走！我妹妹那天却很乖，不哭不叫，她才10个月。

大姨婆根本不听我的，把夹得更紧地跑哇跑。我只能看见那些提着箱子或包袱的手，许多人的脚脚下的尘土。

这个场境反复出现在我的梦里，所以妈妈带我们去看大姨婆的时候，我都不喜欢。她是个胖得臃肿的小脚老太太，我从来没有看她站起来走动过，她不大说话，总是戴个老花镜坐着做针线。

妈妈说：“九二火灾”的时候，是大姨婆救了你们两姐妹！

我能听懂这个意思的时候，已经长大了，那个恶梦消失了，忘记了。而“九二火灾”咋回事？妈妈说不清，她讲：国民党说是共产党放的火，还枪毙了纵火犯，后来共产党又说是国民党放的火。

历史上的重庆朝天门码头

2006年，在武汉长航档桉中心，我看到1949年重庆“九二大火”的历史资料。不是回忆的，是当时的原始记载。有感于那场火灾之大之惨，以及当时一些人为救灾表现之忠勇义烈，不能不写下来：

1949年9月2日，下午4时许，重庆市区里，靠长江和嘉陵江码头的陕西街余家巷一民房起火。……几小时内，南自东水门赣江街、曹家巷，北达千厮门行街一线附近及此线以东，直至朝天门码头和两江沿岸建筑物均付之一炬，并殃及两江所舶船舶。烧毁街巷37条，焚烧居民8000余户，其中银行钱庄24家，仓库十余处，烧死及被水淹殁者数千人，又有说达万人以上，财产损失估计数千万元，江面囤驳船及大小木船被焚者共百余艘，造成重庆市有史以来最惨重的火灾，史称“九二火灾”。

当年重庆江边民房，多为竹木扎成的“捆绑房子”，还多以柴火做饭，在炎热干燥的气候里，火灾真是频繁得很，一烧一大片。“九二火灾”发生在江边，离码头近，很多人后来回忆说，看到江水上有油在燃烧，认为大火是有人故意为之。根据地方史学者孙署的研究，这场大火的起因，是房舍密集的街巷里，有两个小孩子在阳台上玩火引燃了柴草。由于天干物燥漫延较快，而朝天门码头的确舶着一大批匆匆从内战前线撤下的危险物品，易燃易爆。

重庆世称山城，市区内道路也高低不平，还蜿蜒崎岖，江边棚户区更散布于仄僻陋巷，市区能通汽车的地方，只有两条马路，况且消防力量极弱，消防车即便能来，也是杯水车薪！重庆人应对火灾之法，只能是跑。

这天，眼看大火要烧到自家屋前，人们急急带上能带走的财物，扶老携幼弃屋而去。顿时，满街提包挟箱的人流，在着火和尚未着火的街巷间慌不择路。夏末秋初，天干风大，烧飞起来的竹木等“火老鸦”漫天飞，人们往东走，发现东边已着火，往西逃，又逃进火胡同。火灾中，烧死踩死淹死无数大人娃娃！

历史上的重庆朝天门码头

我妈妈说，那天下午火灾初起，谁也没有预料到灾难会大到怎样的程度。我爸妈看到附近有房子烧起来了，认为远一点的大姨婆家是安全的，就把两岁的我和不到一岁的妹妹送到她家，然后回自己家收拾东西准备弃屋逃难。

“哪晓得大姨婆那里也烧起来了，她只带了你们两姐妹，自己的东西一根线都没有拿出来！”

这话，我从小听妈妈讲过无数次，却无更多细节。现在从当年的原始记载中，在跟别人讲述历史的时候，我才悟出儿时梦境的来由，才能想象一下那场灾难有多麽可怕，才能想像一下那危难的一刻，胖得臃肿的小小脚的大姨婆有多麽不容易！原来有的梦，就是发生过的事件！原来我的大姨婆也是一个忠勇义烈的人！我的人生，在难以预料的灾难之中，在至爱亲情间，有幸存活，得以开篇！

历史上的重庆朝天门码头

大姨婆叫周云莲，与公鸡拜堂的新娘。

说旧时的妇女遭遇悲惨，周云莲属于惨得惊心的那一种。

她十九岁出嫁，嫁给已经病逝的未婚夫—— “过门吊孝”。结婚典礼上，新娘抱一只公鸡拜堂！

我妈妈说起大姨婆的婚姻总是不胜唏嘘，说是继母做主嫁的，如果是亲妈，哪里做得出这种事？但又说，她没有文化，也不大动脑筋，没听她说过什麽。似乎，大姨婆很平和地接受了这样的命运。

周云莲婆婆家那麽大规矩，儿子死了还要娶，敢于狠心毁了媳妇一生，想必也不是没点势力和资财的。大姨婆维持生活的金银细软总是有的，对她来说当然很重要。

在1949年9月2日下午，那麽大的灾难突如其来，她一老太太单独面对。她或许就凭一种本能，没去想什麽箱子底的私房钱，甚至没有随手抓两件值钱的首饰，只是瞬间抓起了我和妹妹。她那一双小脚，在那样的溷乱和危险中，能跑出来已是奇迹，她还救出了两个幼小的孩子！

大姨婆经历了些什麽样的惶恐和艰难？她没有多说。被她救下的孩子却多年不知感恩，甚至不肯和她亲近！

我把“大火”写成一本书里的一章时，甚至都没有想到大火中有我的英勇的大姨婆周云莲。

周云莲有五个妹妹，一个弟弟。她的二妹周菊陶并不是她父母亲生，是一养女，长大却是姐妹中最有福气的一个。她的五妹叫周云璇，刚生下孩子十七天，年轻的丈夫就在武汉出差时病故，一年后，周云璇也撒手人寰。周云旋的儿子就是我的爸爸陈秉隆。

周云莲一生无儿女，后来跟着她抚养大的侄儿——我见过的最为严肃的一位叔叔到贵阳去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大姨婆活到九十岁。妈妈得到她去世消息时又说，幸好她不大动脑筋，能活那麽久。

妈妈，大姨婆那样的人，迈着小脚从火海中救出你的孩子，你都没听她说什麽多话；她在少女少妇时心里的倒海翻江，万钧雷霆，又能向何人诉说！

有的人，沉静到似乎不存在，却可能改变你的一生。有时候，我们生命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又会被忽略！

2，赵买办投资失败

1949年“九二火灾”之前，我家住朝天门附近小河顺城街，逃离火灾现场之际，年轻的父母把他们的订婚戒指、他们的婚纱照片放进箱子里匆匆带走。他们是在热恋五年之后，于中国人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订婚的。

抗战胜利以后，战争中蜇伏已久的中国商界人士都按捺不住重振雄风的冲动，以为企盼已久的和平到来，国家且有战胜国优势，可以大干经济了。有的去西洋考察，有的到南洋开辟市场，有的去云南贵州投资进货。我的外公赵春若，曾经的隆茂洋行买办，虽已年届花甲，一边祝福女儿新婚，一边底气十足地筹集资金，收拾自重庆大轰炸后便停下的业务，企图东山再起。其时，有个小姑娘明明白白地跟他说：赵伯父，现在不要去投资哟！

这个姑娘姓罗，是他叁女儿的闺蜜，中华职业学校的进步青年。外公不听小罗的：“你十几岁的娃娃家晓得啥子！”

一年以后，母亲在重庆宽仁医院生下我时，中国史上规模最大最残酷的内战已经打响。因为战争，外公不但血本无归，连战前外婆攒下的田土也赔没了。 

爸爸妈妈和一岁的我

我叁孃的闺蜜小罗，在政权鼎革之后，成为一位高干夫人。当年外公没有听她的话，投资失败，在几年后的土地改革中，有了一个戏剧性的效果。

新的执政党要给所有国人划定阶级成分，排列阶级队伍。判定成分的标准是“解放前叁年”的生活来源。

从前老家一带人称外公“赵老麽”、“麽老爷”、“麽老太爷”，凡姓赵的都是兄弟叔伯。妈妈说，外公交际广，朋友多，每天家里开饭都有几桌。抗战初，外公在重庆城里的店铺被炸的灰飞烟灭，全家人借朋友的房子栖身。只因为外婆有灾难意识，以为土地才是保值最好的东西，强盗抢不走，大火烧不掉，置办了一些田地，有点土地上的收入。若是年成不好，“麽老爷”一句话便免了佃户的租子。抗战胜利后，外公又几乎赔光乡下的土地。到1946年，家境一落千丈。这时，外公就叁兄弟，本没有那麽多亲戚。

这一时段，外公外婆跟小姨们住在茄子溪回龙桥乡下，屋前开一个小小的杂货店，卖火柴和肥皂，屋后仅有一小块菜地。参加农村评定成分。我的参加革命的叁孃理直气壮地在家庭成份一栏里填下“贫农”二字，并积极投入土地改革斗争。

我妈妈认为，自己的父亲从来没有种过地，多是在洋行上班，或自做生意，成分填“贫农”说不过去，自作主张填写的是“职员”。据我叁孃说，她大姐姐、即我大姨妈填的家庭成份是“世家”。大姨妈或以为这会比较体面，却不知道社会改变了，世家意味着以前有地位，就越可能是革命对象。

家庭出身、个人成份，是那时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到大必须填写的表格上的重要内容。这几个字可以决定你的人生走向，甚至你的家庭的命运。表格上的“个人经历”一栏，要求从你七岁就开始填写。

“职员”这两个字，也成了我以后年深月久地在各种表格上填写的内容。每一次填写，都有心理阴影，因为这个成分不黑也不红，暧昧，不光彩，而且决不可能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

多年后我才知道，隆茂是重庆第一家英资公司，我的外公出身贫苦，十几岁从学徒做起，因为聪明勤快，自学文化和记账，成为这家洋行的买办。外公这个“贫农”不但没有种过地，且识英文，在重庆茄子溪老屋里，深色实木的老箱柜旁边，还很不协调地摆放着几件白色的欧式家具，而乡邻中不乏他过去的佃户。这些事，到文革时，成为把我外婆当地主婆批斗的理由。“买办”这个词，许多年里被打得很黑，我从来不知道这个词与我的关系。

新的意识形态不仅让读书人改写历史，也让普通人改写、隐瞒自家的历史。

外公于1957年去世。几十年以后，外资公司再度进入重庆，上世纪末，我的女儿大学毕业入职加拿大丰业银行重庆支行。她被录取后，大家很高兴，戏称她“小买办”。因为收入高素质高，外企职工又成为年轻人高看的职业。母亲才告诉我，我的外公不是一般公司职员，还是洋行买办，人称“赵买办”。

3.关大姐的秘方

火灾以前，家里有位照顾我的保姆贾嫂，还给妹妹请有一个奶水很好的年轻奶妈。“九二大火”逃难时，妹妹的奶妈提了我家的一箱细软走掉了。我家受到的损失不单是财物，严重的是我十个月的妹妹没有奶吃了。妹妹是很认奶的婴儿，连我四孃的奶都不吃。那个时代没有婴儿奶粉之类，鲜奶更是极难见到，兵慌马乱年月，只好直接给她喂稀饭！她的肠胃不能适应，不断拉肚子，从一个小胖子拉成个细瘦的婴儿。

因为火灾逃难，我妈妈连她就职数年的中心保险公司的应变费（研究民生公司的历史以后，我才得知，1949年，由于武装争夺政权之际不可预知的变化，民生公司会给职工发放一点生活费。我妈妈说，她当时工作的中心保险公司虽然小，也给每人发六块大洋。）都没有领。我家断了经济来源，辞去保姆，借住在北碚的亲友家里。

火灾的惊恐尚未消散，北碚迎接了新政权的到来。许多年以后，妈妈还记得，在那些担惊受怕的日子里，北碚那个小地方是怎样温和地辞旧迎新。那天，人们先在街上摆了饭菜送走溃退的旧军队，下午又举着彩色叁角旗迎接了胜利大军的代表。残酷的血火内战中，北碚如此富人情味！

争夺政权的战争结束后，爸爸妈妈看到了报上的招聘消息，便进城来找工作，投考西南区人民保险公司，这时我们借住亲戚家已近半年。我妈妈17岁就进私营的中心保险公司，熟悉业务，她把有关保险的资料，让我爸爸读了记住，他俩双双被录取。

有工作啦，安定的生活开始了，年轻的夫妇真心感谢共产党！

他俩都要上班，谁带孩子呢？

我快叁岁了，找个幼儿园送进去。妹妹刚一岁，我爸爸抱了她去人市上找保姆，待聘的保姆们围过来，但看了小孩都摇头：没见过这麽瘦的娃娃，脑袋搭在细细的脖子上，眼睛大得吓人，喂不喂得活哟！

爸爸说了好多好话，终于有个叫关大姐的接了招。但要先说好，娃娃带不带得活，她不负责的。死马当成活马医嘛，我爸爸只得答应了。

关大姐随我们一家到了重庆，住在保安路昇平电影院对面叁楼的两间小屋里。白天，爸爸妈妈上班，我上幼儿园，关大姐在家带妹妹。过了两个月，爸爸妈妈发现，妹妹不但大便正常，还长好了，白了胖了！成了一个完全健康的孩子！

关大姐，你用的什麽办法，喂了些啥子喃？妹妹不拉肚子了？

关大姐低着头好一阵，才吞吞吐吐：陈同志，赵同志*，我说了，你们莫怪我哈！

爸爸妈妈说：我们感谢你还来不及，哪会怪你呢！

——楼下不是有家鸡汤面馆麽？天天要杀鸡，我跟他们要个鸡菌子，拿草纸包了放在灶孔头烤，烤熟了再打开，去掉鸡屎，用开水洗干净，拿手撕细了喂她吃。一天一个鸡菌子，吃了好多天。

——你咋悄悄的，没有跟我们说喃？

——我怕你们嫌脏。

我妹妹上了幼儿园，爸爸妈妈还把关大姐留在我家。关大姐舍不得我妹妹，我妹妹也舍不得她。但她还是回北碚去了，她19岁的儿子来接她回去住些天。谁知四十二岁的关大姐回家去还怀了个娃娃，再也没来我家了。她还寄来过她的小儿子的照片，爸爸以后去北碚找过她，没有找到。

*这个称呼是新社会标志吧，以前是称先生、太太的。我长大了听各位阿姨都这样称呼我爸妈。

4，卖血也要女儿受学前教育

周老师的风度 上课时，小朋友围成一个半圆坐在小椅子上，老师坐中间。大班老师是周孃孃，她在小朋友面前并不刻意温柔，很少笑，也从不叫喊，却有威信。她教我们唱歌，给我们讲故事，有时课上完了，她会问大家：还有几分钟时间，我们做什麽好呢？不知谁起的头，说：跳舞！跳舞！周孃孃跳舞！大家便齐喊：跳舞！跳舞！周孃孃跳舞！

周孃孃站起来：跳什麽舞好呀？她的脸上竟浮现出羞涩的微笑，彷佛面对的不是四五岁的小朋友，而是一群跟她一样大的成年人。

新疆舞！新疆舞！大家又齐喊。

周孃孃中等身材，穿白色短袖衬衫，一条刚好盖住膝盖的深蓝布裙把衬衣扎住，干净又精神。她旋转的时候蓝布裙飞舞，一双长辫也在空中旋转飞舞，风姿卓约。下课后，女孩们都学她跳舞，最难学的是脑袋在肩上那妙不可言的移动。多少年以后，白衬衫蓝裙子都是我日常的夏装。

周孃孃也上手工和美术课，留在我记忆中的是一堂室外手工课。一个晴朗的日子，她把我们放出教室，到工人刚撤走的新建花园里，用地上废弃的竹篾条自由编织，虽说我那天只找到很细的竹条，只会编老师教的小鸟的头，但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感觉印象深刻。不久我跟叁孃学了用棕树叶编油蚱蜢，跟妈妈学了织毛线，跟我家保姆学刺绣。后来，一生中不论学习工作有多忙，手工活不但是生活实际需要，也成为一种人生乐趣。

区政府幼儿园在和平路口，送我入园之前，爸爸先去看过老师，回来跟妈妈点头：行，风度好。妈妈说，爸爸很少说人风度好的。爸爸见到的正是周孃孃，端庄朴素，谦和优雅，又不失热情大方。

我幼时学前教育机构少，进幼儿园并不容易，不但要交钱，还要单位介绍信，两个小孩上幼儿园开支大。一个星期天，楼下有收荒（收废品）的叫声：“旧皮鞋烂胶鞋找来卖钱哟！”我看见爸爸在床下翻找东西，弄出一堆旧皮鞋。我去告诉妈妈，妈妈笑：爸爸没钱了，收旧货的来了。她说爸爸讲过：就是卖血，我也要让我的女儿受学前教育！

幼儿园还有两位姓周的保育员，一位是个儿小，年纪也小的小周孃孃，和和气气；还有一位大周孃孃，年纪最大，嗓门也最粗，小朋友们最怕她，尤其怕洗澡落到她手里。

洗澡间里有一个瓜米石的大浴盆，放了大半盆热水，还放进高锰酸钾，水盆里呈深玫瑰红。两个保育员在盆边弯腰，一人洗一个小朋友，一盆水要洗几次，洗到水变色了再换一盆。冬天，保育员要动作快，免得小朋友着凉感冒，泼辣的大周，力气大，飞快地脱一个娃娃，拎起来就放进盆里。她总是虎着脸，小朋友嫌烫的弄痛了的也不敢喊，洗了又被拎起来使劲擦。这种洗澡记忆让我多年后洗澡都马马虎虎，尽量缩短时间。上巴蜀小学住校时，班里的清洁委员陈榕每周六都逮住我一起上澡堂，我总要喊：太烫了太烫了！

要保安路的广柑 我很小就进全托幼儿园，入园时一般不会哭，但我妹妹入园晚，不肯离开爸爸妈妈，总要哭。周日下午，妹妹被哄着到了和平路幼儿园门口，不肯进去。爸爸妈妈在门口石阶上坐着哄好久，刚同意进去了，她突然提出：要吃广柑！爸爸立马去买。见爸爸跑回来，手里拿两只广柑，妹妹又哭：不要不要，我要吃保安路的广柑！保安路是我家所在，妹妹是要拖延进园的时间，她每周入托都这样闹，有一次，连我爸爸也哭了！

我在幼儿园就哭过一次。因为传染病流行，幼儿园禁假，小朋友们有两周都没有回家了。那天不是周末，晚饭后，我的爸爸妈妈来了，我真是又惊又喜，我可以回家了！我好骄傲，只有我的爸爸妈妈来了呀！然而，爸爸妈妈在院里跟我玩了一会就要告别离开，竟然不接我走！我的骄傲和希望破灭，感觉被欺骗了，伤心大哭，前所未有的使劲哭，不达目的不罢休！爸爸便和幼儿园老师说好，接回家住一晚，第二天一早送回。那一晚，我的幸福感满满。

妹妹的幼儿园是单位系统办的，两家幼儿园比较近，有一天我们幼儿园大班小朋友去她的幼儿园和小朋友联欢。主方小朋友围坐四面，我们客方在中间表演，突然一声“我的姐姐呀!”我妹妹扑上来抱着我就哭开了。歌舞表演骤然停下，大家惊讶地看这俩小姐妹，老师也不知所措，我感觉好丢脸，妹妹却不放手！那以后，我和妹妹就在一个幼儿园了。

还记得幼儿园的一个活动，老师把一只纸盒放在教室中间，让小朋友为抗美援朝捐钱，买飞机大炮去打美国侵略者！小朋友们走过去，把跟爸爸妈妈要的一角两角钱放进盒里，我也放进两角钱。

那个时段还记得一件事，是妈妈到托儿所接上我以后，步行回保安路的家。黄昏，天下着小雨，在临江门路上，一个半大男孩哭着与我们对面走过。妈妈牵着我转回来追上他，问他多大了，为什麽哭？他说他十五岁，他卖的鸡毛掸子被人拿走了不给钱。他背着的背篼里还有两只淋湿了的鸡毛掸子没有卖完。妈妈问一只鸡毛掸子卖多少钱，他说两角，妈妈给了他两角钱，跟他说不要哭了。

那时，两角钱可以买两斤大米。一个保姆月工资4元，我妈妈月工资四十多元。

幼年的崇拜 春天的一个晚上，晚饭后的活动结束，小班小朋友上楼睡觉了，大班小朋友却被留下来。神秘而兴奋的气氛中，老师拿出准备好的白纸，教我们做一朵朵小白花。第二天早上，大教室里挂了一幅很大的彩色画像，周围贴着小白花。老师问：小朋友，这是谁呀？

小朋友们齐声答道：“斯——大——林——！”

老师告诉我们，斯大林去世了，今天，全国要默哀。

我们大班的不但认得斯大林，还认得列宁、马克思、恩格斯，而全体小朋友都认得毛主席！老师说，毛主席非常伟大，最爱小朋友了，没有他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大家要热爱他！

有一天，我梦见毛主席了，他好高好高，还把我抱起来放在腿上。这个梦境，我至今有印象。

领袖崇拜，不容置疑。这成为不只两代人思想底色的重要部分，而且代代相传。二十几年后，我叁岁的女儿上幼儿园，会唱的第一支歌是《梦见毛主席》：“我家小弟弟，醒来笑嘻嘻，问他笑个啥，梦见毛主席！”这歌词应该不是编造的。她口齿不清楚，总唱“崩见毛主席”，但也知道了毛主席是人人都要敬仰的！

我们风华正茂时，遭逢的史无前例的运动，我的同学喊着领袖万岁的口号相互进攻撕杀，誓死捍卫。就像雨果在《九叁年》里写的农民军队，以为人生来就是有领主的，而最大的领主是国王，他们喊着“国王万岁”的口号，英勇地扑向共和国军。

甚至文革结束以后，上了大学，我在课堂上想我的女儿，随手写个儿歌，仍然歌颂领袖。后座的同学接过去谱上曲，寒假回家，妈妈和女儿到火车站接到我，女儿一开口就唱这支歌，还说，幼儿园的老师教大家唱了，要小朋友谢谢陈锦的妈妈。

保姆讲《红楼梦》 在1949年以前受教育的人不是这样的。

我上小学前后，我家的保姆叫刘邦荣，约叁十岁，不爱讲话，总是不停地干活。早上买菜，然后在院里砍煤块，生火做饭，打扫卫生，洗洗涮涮。有空闲时间，便给我们做布鞋。

先用面粉调浆煳，刷在一块门板上，然后把旧布贴上两层，在太阳下晒干了揭下来，就得到了做鞋面的布壳。鞋底要在菜市场上买竹笋壳剪成样，用布条封边，再把旧布粘在样板上，沿样剪下，粘一层又一层，有时也会用一点新布。鞋底布粘了约一公分厚，就用鞋底针穿了麻绳来扎。麻绳能买到，刘邦荣嫌买的不好，她买麻来自己搓，把长裤撸到大腿上，在腿上搓麻绳。她扎的鞋底针脚细密，有整齐的纹路，结结实实。一种厚的黑布，叫织贡呢，用来蒙在布壳上做鞋面。上鞋面，就是把鞋底跟鞋面结合在一起，是技术性较高的活，有的人家是请街上的鞋匠师傅上。刘邦荣给我们做鞋，是自己上。

那时没有小孩穿的布鞋卖，我和妹妹一年到头穿皮鞋，常把脚磨起泡，好羡慕人家有布鞋穿，刘邦荣让我和妹妹也穿上了舒服的布鞋。

我若是在家不上学，便会缠着刘邦荣学做鞋学绣花，影响她的工作效率，她很不解：洋娃娃又不走路，你给她做啥子鞋嘛！你煳恁多浆子，啷个扎得动？但她还是满足我的要求。

刘邦荣还给妈妈做绣花枕头，她做的是十字绣，在漂白布上数叁股纱，用彩色十字线绣出花朵和小人小狗。我的白围裙上的花是我自己綉的，妈妈给我买了个小花绷子。或许，我只绣了一部分，剩下的都是刘邦荣完成了，然后说是我绣的。

每天妈妈给刘邦荣两角钱买菜，要是给五角，可以买肉，给一元，就可以买一只鸡回来了。刘邦荣天天要给妈妈报账的，她也会挤出一两分钱，给我买根菜市场才能买到的高粱甜杆或一块黄粑。

那时我家已搬到单位宿舍锡福里了，这个院有叁栋叁层的青砖楼房。厨房一层楼一间，几家人共用，厕所是叁栋楼几十家共用。砖木结构的楼房，夏天热到家具发烫，那时没有空调和电风扇，热起来大家都到露天搭个凉板睡觉。我家从不许在外面睡觉，再热的日子，小姑娘也不可以光着上身出房门。晚上，妹妹跟爸爸妈妈在叁楼睡，床上热，睡地板，妈妈早上常常要满屋找娃娃，因为妹妹会在睡梦中滚到床底下角角里去。

我通常是跟刘邦荣到底楼公房里睡觉。公房是整个宿舍里各家保姆的集体寝室，采光很差。我愿意来这里睡觉，可以听保姆们聊天，有时大人都睡着了，我还在想她们讲的故事，甚至把刘邦荣推醒了要她继续讲，可她讲一句就又睡着了。

我只好去问妈妈：是林黛玉好还是薛宝钗好呀？

妈妈吃惊，跟爸爸说：她才几岁，怎麽会问这个？

刘邦荣讲的呀，她天天跟那些孃孃讲。我还晓得有一个人叫贾宝玉，是男的。

原来，刘邦荣是有文化的，知道红楼梦！妈妈说，她是地主家的媳妇，所以女红那麽好。现在我知道了，因为是地主家媳妇，她在人前话那麽少；也因为她是地主家媳妇，她不久就离开我家了。

刘邦荣在我家工资是每月八元，当时的市价是每月六元。妈妈说，因为我家大人都上班，把家和小孩全交给她了，所以工资要高一点才好。

我爸爸妈妈工作的单位是西南区保险公司，比省级还高，50年代初，大约还是按工作能力评级，所以工资比较高，爸爸的工资98元，妈妈后来加到83元。在50年代，甚至60年代，四口之家是相当宽松的。除此之外，妈妈每月会给外公寄12元钱，给大姨婆寄4元。但是，这个工资水平，以后叁十余年没有改变。

保姆考上了学校 中午放学回来，我跟保姆秦传玉说：秦孃孃，今天我要梳八个纠纠！

你又想精想怪！

老师说的！

你们老师恁个弯酸人哪？

老师说新疆人就是要梳八个辫子！

你这点头发，梳两个，梳两个！

你快点，要梳八个！下午要表演新疆舞！

我生气跺脚，秦传玉也生气上火。

秦传玉和刘邦荣年纪差不多，皮肤粗黑些，长得壮些，脾气大不同。她不做鞋，也不绣花，却要跟我吵架。她大概跟刘邦荣一样，有时不能理解一个小女孩想做的事，只是刘邦荣不说我，尽可能顺着我；秦传玉不肯顺着我，我跟她讲理，她就吵我。她不知道我爸爸妈妈跟我讲话都很平等的，我不服她，吵也不服。

晚上，我跟妈妈告秦孃孃，秦孃孃跟妈妈告我。妈妈不说秦传玉不对，也不说我不对，只是笑，笑我灵精灵怪，笑秦传玉跟一个小孩子较真。这事成为她跟朋友的谈资。秦传玉没有带过我睡觉，她来时我家住房换了间大点的，可以放两张床了。

有一天，我看见秦传玉打开自己的黑漆木箱子翻检东西，有衣服，笔记本，还有照片，她指着照片跟我说：你看我以前多好看的，现在成什麽样子了？说着就哭了。晚上我跟妈妈说：秦孃孃那麽凶的人，今天还哭了也！

那时家家做饭是天天生火烧煤炉，把煤砍成小块，用木柴引燃，是需要时间和技术的；谁也没有见过冰箱这种东西，天天得早起上市场买菜。做饭是保姆比较繁重的工作。我看见秦传玉哭了以后，我家就不再开火了。早上我们上学时在路边摊上上吃早点，中午晚上到单位食堂打饭回来吃，开水到附近的老虎灶打，两分钱一瓶。秦传玉在我家的工作只管洗衣服做清洁，不用再生火烧水买菜做饭了。

原来，秦传玉想读书，妈妈为了让她有更多的时间复习功课，让她少干点活。不久，秦传玉考上了一个师范学校，真的走了。

我从没听妈妈跟人提起她帮助秦传玉的事。妈妈因为家道中落只念到初中毕业就工作了，而她确实是她的姐妹中最爱读书的。她说过，她的母亲对女儿的希望，就是能够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女教席。后来我才知道，民国时期过来的人，多少都有支持别人读书的德性，因为他们成长的年代，有这种风气。实力强的办个学校，有点余钱的资助亲友读书，我妈妈这点事当然不值一提。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很多家庭希望孩子尽快工作有收入，而国家鼓励青年读书，考大学比较容易，没有听说过谁因为出身成份的原因不能录取。

5，爸爸的眼泪

街上有个小贩，提着些彩色的糯米浆做的鸭子，是一种膨化食品，每只小鸭子用一根竹棍系着，好看好玩还能吃。一群孩子围着他，我和妹妹也在那不肯离开，保姆就给我们一人买了一只。我们兴高采烈地把可爱的小鸭子拿给妈妈看，忘记了妈妈一向反对买这种路边小吃，认为不卫生。

妈妈因为保姆违反她的规定非常生气，竟然抓住我们的小鸭子，一把揑得粉碎。我心疼得跺脚，拉了妹妹转身就跑！

那时我家还住保安路，从叁楼跑到一楼，走出楼道就是大街。往哪儿去？我不知道，但也不能上楼回家！我紧紧拉住妹妹，抬头看街边的黑板报。黑板报用彩色粉笔画了图桉，写了字，我一个字也不认识。

一会儿，爸爸回来了，一手一个，把我们抱起来，一边上楼一边问，你们在楼下做什麽呢？我告诉他——妈妈弄坏了小鸭子。爸爸答应给我们另外买，但没有说妈妈不对，只是跟妈妈笑着说，这两个小人在楼下学习婚姻法呢！

妈妈说：你们两个下来吧，爸爸累了！

爸爸说：不累，我还能把你也抱起来！

他一使劲，便把叁个女人都抱了起来，这是他生命中最珍爱的人，是他的全部世界！

爸爸69岁时做了白内障手术，效果好，视力恢复到零点九。这时，我们突然失去了我妹妹！我和浩子去了妹妹出事的地方，还尽力瞒着父母。然而，有什麽事情能瞒住我的爸爸！他低声说：晓铃，你是跟我编小说吧！

他什麽都明白了！视力急剧下降，一天不如一天。

眼科手术医生是我的同学周述礼，我问他：怎麽办？

周医生说：精神上的打击，不可能逆转了！

以后很多年，我的爸爸妈妈不管什麽病都要去找周述礼，他们认为，周述礼不仅是眼科医生，而且是全科医生。他说什麽他们全信。

这是后话。

我携妹妹的第一次出走就这样结束。

第二次出走是单独行动。

这年我九岁，是夏天的晚上，那时城市的夜晚，抬头能看见星星。

锡福里大门只有一米宽，要走过一个长长的“巷子”，再下几级石阶，才进入有叁栋楼的大院。

我家换到锡福里靠里的一楼房间，没有人从我家门前路过。爸爸妈妈下班后就在屋里嘀嘀咕咕，还关着门。我和妹妹在屋外乘凉。不记得为什麽，我和妹妹吵起来，爸爸开门出来，不耐烦听我们哇啦哇啦，说：你比妹妹大，要让着她，你得道歉！

凭什麽呀？你都没弄清谁对谁不对，只讲谁大谁小吗？

不知是我这种口气惹怒了爸爸，还是他那会心情不好。他说：滚！

从来没有挨过骂的我愣了一下，爸爸已回屋关上了门。

滚就滚！

我走出大院门洞那二十来米长的巷道，来到大街上。再往上就是小什字，右边是邮局、日升桃片，左边是五一旅馆，我的同学简曼萍的家，再往上，有钱惠华的家。我不能去同学家，不能让他们找到！我得去他们找不到的地方！

走过新华路口，到了重庆市中区最大的菜市场大阳沟。路灯昏黄，市场上有人搭了板子睡在摊上。我走累了，也困了，睡在哪儿呢？

穿过大阳沟，就是解放碑，大街上冷冷清清，人们都回家了，我不回家，就不！

这就是重庆市中心的闹市区了，没有人的街道很干净，最好的商店有水门汀地面，有玻璃橱窗。我看到有的商店门前檐下躺着人，他们身下垫着点纸，我没有纸。走到解放碑，看到碑的底座台阶上，有人躺在那睡着。我在最高一个平台上躺下，身边是睡着了的流浪汉。那天我穿的是白色针织圆领衫和蓝花背心短裤。

不知道睡了多久，有人把我抱起来，我睁开眼——是爸爸！

爸爸紧紧地抱着我，我感觉到爸爸的眼泪淌在我脸上——爸爸真的哭了！我好睏，在爸爸的怀里闭上眼继续睡。

那一夜，爸爸妈妈受过怎样的煎熬？他们从未说过。也没有为我的出走责怪过我。我只知道那晚他们还请了同院的陈伯伯，连夜乘车到沙坪坝我叁姨家去找我。后来，妈妈几次用一个词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件事。她说我：“桀傲不驯。”口气听上去似乎又不全是批评。

其实，我在学校里，从小到大，都是听话的好学生，听老师的话，听团委的话，听党的话。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听；说工作好学习好身体好，我听；高中毕业之际，说一颗红心，多种准备（准备上大学，也准备下农村）也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也听！在整个社会把人当螺丝钉，当驯服工具来教育的年代，被父母宠爱的孩子或许是比较幸运的，而父母难免会受到伤害。

我出走解放碑那天是周末，那之前，爸爸就只有周末才回家了。

周六下午，妈妈会牵了我和妹妹的手走到望龙门江边，看渡江轮船从对岸驶到江心，在江心转头开到此岸趸船边。轮船朝趸船上扔出一只粗粗的绳子，趸船上接过来套住铁桩，吹一声口哨，轮船便哗啦一声开了门。乘客从渡船跨到趸船上，再通过搭在趸船与江岸间的木跳板走到岸上。

我们在那里接到爸爸，四个人手牵手回家。那时候，他在南岸的社会主义学院学习。

我的爸爸妈妈和妹妹都是特别重感情的人，我自以为没有他们那样严重，直到浩子走入我的生命，我竟然被同学称做“感情动物”。

6，小楼昨夜又东风

锡福里在市中区道门口，门牌是“重庆模范市场九号”，以前是强华公司老板黄锡滋的产业。1949年以后，成为人民保险公司职工宿舍。我们在锡福里院里住了近叁十年，先是住中间楼的叁楼，后来搬在院里最里面的底楼，比叁楼那间大一点，十八平米，夏天要凉快一些。光线不太好，妈妈把电灯泡从十五瓦换到四十瓦。

房门左边靠墙一张单人床，归我和妹妹，我们俩在那床上长到二十几岁。这墙角有一个角柜，最上面有一只年深月久的茶色花瓶。门右边一对木制单人沙发，中间有个茶几。再往里是靠墙的双人床，床后靠墙有一只双门衣柜，床对面的窗下是五抽柜，最上面放个圆镜子，也是妈妈的梳妆台。旁边是木制长沙发，正对着与之配套的双人木沙发，都是深棕色的。大床边有一个吃饭的圆桌，也是我和妹妹写作业的地方。还有两只靠背木椅，一家四口吃饭时，有两个人坐床边，两个人坐椅子。

在那个年代，我们家的家具算是比较齐全的了，多是以前做木制品生意的五姑妈（爸爸的堂姐）送的，有两件是公家借的。屋子中间有一个绿色绸面的木架屏风，把爸爸妈妈的卧室和我们的小床分隔着，但总归是在一个房间里。不论冬夏，我们在房间里用一只大木盆倒上热水洗澡，爸爸就得离开房间。妈妈说：女大背父。

屏风不能隔音，晚上，我和妹妹在小床上讲话，爸爸妈妈在大床上聊天。

一天早上，妈妈笑话爸爸晚上说梦话，说是的“小楼昨夜又东风，肥的瘦的都吃在肚中！”我爸先不认账，后来只能认了，因为妈妈记忆力超好。她说爸爸梦里还在开会，批评多吃多占！我似懂非懂，却记住了这个句子。

那时他们两个常常竞背唐诗宋词，我恨自己读的太少，只能听着他们游戏开心。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南唐后主李煜写的是：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爸爸梦呓“小楼昨夜又东风，肥的瘦的都吃在肚中”，我确信妈妈没有胡编。

1956年百花齐放，妈妈订阅的《人民文学》上有小说《红豆》《我们夫妇之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还有写竹林七贤的小说《广陵散》，还发表白居易《长恨歌》！妈妈很高兴，她喜欢诗词，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她多念几遍，我也会了——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如果妈妈兴趣来了，会给我讲解一下。这时我认得字，读《人民文学》，读到手的各种书。

那时候，街边上常有小人书摊，一分钱看一本。从托儿所回家路上，我好羡慕那些在书摊上看书的孩子。但我妈妈不让小孩子单独坐在街上，还嫌那些许多人翻过的书脏。但我上学以后，就有这个机会了。妈妈同意我到锡福里不远的转角处的小人书摊去看书。一开始还是保姆送去，交给摊主，然后去接回来。

摊主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微胖，穿着干净的灰色中山装。他在临街的墙上挂一排又一排诱人的小人书封面，我挑一本书，他就从木箱里找出那本书来给我。书用牛皮纸包着，很干净，显出被爱护的样子。这个摊准备的长凳矮矮的，摆成一圈，适合小朋友坐，也显得气派。来看书的男孩比女孩多，他们常常叁四个人把脑袋凑拢看一本书，看打仗的书，边看边跟着故事喊打喊杀。我每天有两分钱，可以看两本，看完以后，摊主看出我还想看，常常会免费让我再看一本。妹妹上学以后，我们俩要两本书，交换看，也不多付钱。《红楼梦》《叁国演义》都是在小人书上看的，除了封面，内页没有色彩，有图画和文字，那时的孩子好喜欢。

小人书摊边有个中年妇人擦皮鞋，她的一女一子中午放学便来一起吃饭，每人一碗白米饭，皮鞋箱上放一只干净小碟，上面有一块四分钱的大块豆腐乳，就是下饭菜。下午放学，他们还在静静地那吃饭，吃剩下的半块豆腐乳。

我不懂自己有两分钱看小人书，是比较奢侈的，却想豆腐乳下饭一定很好吃。

妈妈爱看电影，我上小学前就常常跟她进电影院。上小学时，妈妈很慎重地带我去看苏联电影《一年级小学生》，女主是小学生玛露霞，她成长的烦恼和忧愁，无畏和纯真。

10岁时，爸爸妈妈送我一只有15个琴键的玩具钢琴，妈妈教我在上面弹出《卖报歌》，以后再不会弹别的曲子。来我家的叔叔阿姨要是送礼物，基本都是送我书，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希腊神话、中国民间故事之类，送我妹妹的总是糖果。我们各得其所。我对她的礼物从无兴趣，但她大一点后就要看我的书。她的同学董经绚多年后还记得，我到她们班上去告诉她们读什麽书。

7，不许进厨房

秦传玉走了以后，我家没有再请保姆。

放学以后，我和妹妹一起走过新华路，再穿过大阳沟菜市场，过一个马路，就到妈妈单位了，妈妈在食堂等我们去吃饭。这天中午，我们去晚了，食堂都没人了，妈妈坐在桌子边生气，让我们自己去大厨房蒸笼里取饭，厨房里没人，我们掀开盖子，就伸手进去，饭菜没有拿出来，蒸汽先出来，两个人四只手都烫坏了！

那时我们都十多岁了，几乎没有进过厨房，所以这样笨。

锡福里的厨房是几家人公用一间，都在底楼，黑黑的，大白天都必须开灯。妈妈认为，烧煤炉、有火钳火勾和菜刀的厨房对小孩又脏又不安全。不许进厨房，是我妈妈的严格规定。住在单位的宿舍里，她的这项政策受到批评，说她娇惯孩子，上学还要接送，资产阶级思想！她在会上接受批评，回家我行我素，私下里说：我家的女孩子以后坐办公室，不会家务没关系！马路上有汽车，我的娃娃出了问题你们赔得起？

我妈妈一生不善家务，尤其不会下厨房。

没有保姆的日子里，我们家平时吃食堂，周末上饭店，在饭店也没有的年月里，我爸爸买菜做饭。

家里清洁卫生和洗衣服的活包给同院的陈妈妈。多年来，每天都能看到陈妈妈站在一只大木盆前搓洗衣服。她的女儿学兰与我同岁，每天要到我家来提尿罆去倒，每周还有两次来收脏衣服去洗，晒干叠好后再送来，每月还要洗一次被子床单。院里的单身职工衣服都是交给陈妈妈洗，洗一个人的衣服每月收几元钱，单洗被子五角，一件衣服一角。那时没有用被套的，被单晒干后，还要将被面包单和棉絮缝合。天色好的日子，晚上学兰家就会在饭桌上放一张凉板，陈妈妈在上面用大针替人缝被子，十分钟就缝好一条，然后学兰把带着太阳味的干净被子送回人家里。

我妈妈常常感动于学兰家的家庭关系。学兰爸爸妈妈是再婚夫妻，他们各自带着一个女儿结了婚，又生了两个女儿，陈伯伯陈妈妈爱所有亲生的和非亲生的女儿，四姐妹的关系也非常好。妈妈说，学兰家真不简单。

到高中时，放假回家再看到学兰为我们家干活，感觉自己就是万恶的剥削阶级！妹妹说，为什麽学兰能干的我们不能呢？她行动性很强，竟然到陈妈妈家去，把学兰抱去的被单再抱回来自己洗，也不要学兰再为我家倒罐。

很多年以后，我都退休了，锡福里的邻居们为农襄伯伯八十寿辰聚会，学兰和她的妹妹来给大家敬酒，感谢以前大家对她家的照顾。我感动于学兰姐妹的感恩，想起当年我和妹妹好不懂事，我们要表现自己爱劳动不怕脏，没有想到这也是学兰家的收入，会不会让陈妈妈难堪！

我和妹妹长大成人后，妈妈讲，人家说女孩子要出得厅堂，下得厨房。我有了自己的家以后，会想起妈妈这话，以为是应该做到的。但她最重要最明确的教育是女孩子一定要经济独立。我在十九岁时听我小孃讲：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大为惊讶。

我妈妈可能对女儿的要求有些完美主义，虽然她从没有骂过我，更没有打过我，但是会说话敲打我，给我压力，她一生气，我就紧张。她现在躺在床上，完全失去自理能力，我还是怕她生气。

现在想来，我妈妈的不能干给我们全家造成很大的困扰，尤其是吃饭问题，但我和妹妹从小习以为常，我爸爸更没有为这样的事责怪过妈妈。大跃进参加大炼钢铁的劳动，就把她累出病来。她住院治疗的1959年和1960年，是困难时期，营养食品奇缺，治疗落后。妈妈一度命悬一线，更是成为全家重点保护对象。

我妈并不会精打细算，还一直掌握家庭财政，浩子第一次上我家就看出这个问题，但我和妹妹多年浑然不觉，我工作后还习惯性地把工资上交给妈妈。然而，妈妈在银行工作时从未出过差错。有一年的12月31日，她通宵未归，元旦清早回到家，说是头一天扎账，发现多出2角8分钱，都说错在她手里，她坚持说没有，大家人工从头算，终于找到错处，错不在她，顺利扎账。累了一夜，她还很高兴。

妈妈年轻时还有个兴趣就是给我和妹妹做衣服，看到谁家女孩子的衣服好看，就要借来做样子，然后去找有名的吴裁缝，要求他照样做。好在我妈妈的一个姐姐两个妹妹都是家务好手，都特别能织毛衣，我们冬天的毛衣，妈妈只须买两斤毛线，叁孃织一件，四孃织一件，我们姐妹就有漂亮的新毛衣穿了。织毛衣这活我妈会，只是动作慢点。毛衣两年一拆，加一点新线又重织。

叁孃四孃年轻时漂亮又能干，她们帮我妈妈干活似乎成了习惯，日子长了，我妈也视为理所当然。我记得她们的好，也学习她们的长处，知道要感恩，但是，当发现自己已进入老年，才明白长辈们有一些难以启齿的事，也应该记下来让后代知晓，那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不可多得的人生教训。

8，望江楼上望江流 

爸爸一岁就成为孤儿，由他的继外婆李惠君带大，在亲友的帮助下成长。

幼时他有很多时候住在二姨父巫云舫家里。这里有他的表兄表姐，还有表弟表妹。

抗战前十年的中国经济，有史家称“黄金十年”，四川却因为军阀溷战，经济表现不佳。那时的重庆，虽受战乱困扰，却到底因为两江交汇，是商贾云集的大码头，大转运点，金融、交通和商业有较大发展。而且两条大江间的城市，有十七个城门，九开八闭，易守难攻，为市民提供了相对的安全和市面相对的稳定。刘湘统一四川之前，长驻重庆，重庆第一任市长潘文华也力主建设。一些基础的城市设施走向现代化。

在我爸爸的记忆里，从1926年到1938年抗战大轰炸之前，是巫云舫家最兴盛的时期。“富有，生一个孩子请一个奶妈。家里奶妈、保姆、炊事员好几个。”

巫云舫重视教育，他“一贯崇尚传统道德，重视孩子们的国学基础”，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已有不少学堂的重庆城里，他认为新学堂里的国学内容不足，便坚持孩子们先在家接受传统教育，重金请老师在家办学。1926年，在家执教的是前清秀才，孩子们的麽爷爷、云舫的亲麽叔巫兆南。上学的除自家的五个儿女外，还有五个亲友的孩子，我爸爸是其中之一。他跟表兄表姐一起上学，发蒙时只有叁岁。后来他十七岁就考上过大学，事实证明巫云舫的教育思想是有道理的。既重国学，也接受西学。

爸爸晚年忆及二姨妈二姨父，满满的温情，尤其是他的表姐巫静华，对弟弟妹妹学习的严格要求，桩桩件件，历历在目。

我在成都上大学时，他跟我说：静华姑姑也在成都上过学，寄回来一张照片，背面写的是：“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他引以为傲，极为欣赏，但没有提到静华后来的去向。

静华姑姑大学上的中央大学，地点就是现在的重庆大学。2000年，我和小姑姑亚华还到重大去寻找当年静华姑姑住过的房间，正是现在重大的文科院。那个时候，静华和空军韩丙凡相恋成婚。抗战时，国军英雄中，空军文化素养最高，最英勇，是许多女大学生心中最可爱的人。静华姑姑和齐邦媛一样，爱上了国军空军战士；也和齐先生一样，后来在台湾生活，听说还竞选过国会议员。

静华中年去世，似乎没有和大陆亲友联系过，她的挚友曾竹筠家还有她的照片，曾孃孃在开放后与韩姑父有书信来往。

爸爸高中就读重庆南开中学，后来不止一次跟我说起一碗阴米饭的故事。说，抗战时，去学校前到他二姨妈家辞行，二姨妈那时已住在乡下，省吃俭用，典当衣物支持孩子读书。二姨妈知道他去学校还要走好多路，怕他路上挨饿，给他做了一碗阴米稀饭，好好吃！每次听他说，我都想，一碗糯米饭有那麽好吃？至于记几十年？

现在想起来，小时候常看见我妈妈把米放在桌上仔细挑选，挑出谷子稗子和小石子，再拿去煮饭。因为妈妈有“八宝饭”的记忆，说抗战时期，学校里饭是有吃的，只是那米常常是霉烂的，里面还有好多沙石，甚至老鼠屎，人们称之为“八宝饭”。四川人把糯米蒸熟晾干存放，叫做阴米，不但干净，也被视为有营养的食品，是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爸爸吃到一碗阴米饭，把二姨妈对他的疼爱铭记一生！

我和浩子结婚以后，他年年在东北和重庆间来回跑，会在北京转火车。爸爸给了他巫二哥的姓名与单位，他去到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找到巫敬桓家。二伯父非常高兴，写信来夸曙浩是朴实健谈的好青年，还说希望有机会到西南出差，与分别多年的亲友相见。那时中国飞机很少，一般人没资格乘坐，而且一年到头没有休假。几天的节假日，不能做长途旅行。如果没有报销，一般也负担不起长途的旅费。

隔断亲情的，不仅是距离与落后的交通与经济，更有人人都躲不脱的政治。

我爸爸一生记得姨妈姨父和表兄表姐妹的恩情，但我上中学的60年代，他也清清楚楚跟我说：家庭关系越简单越好。原来，他们那代人向党交心，是要写自传的，交代各种社会关系。我从小的社会关系栏里只有叁孃和汪波，后来有了表弟汪苏。汪苏的社会关系栏也是填写我们一家。那时我和妹妹都已是共青团员，填上有点光彩。

我不知道爸爸会在自己的社会关系栏里都填有谁。有他的二姨妈和二姨父麽？有他的静华表姐麽？那是他的至亲，可以从档桉里屏蔽，却不可能从记忆里、情感上删除！

浩子见过二伯父不久，二伯父竟在建设伟人纪念堂时在办公室因为高血压去世，时年57岁！我从未见过他。若不是亚华小姑和都都从北京到重庆来寻根，我竟不知道长辈之间的故事。

荷花公爷，故事的另一面在我妈妈口里听说过。

长辈们对我爸爸自有同情关爱，大家族里亦有种种的矛盾，爸爸从小在某种夹缝中生存。即便二姨妈对他关照有加，不会缺吃少穿，也有书读，但寄人篱下就是寄人篱下，篱不会因为高大就变成温暖的卧房。二姨妈家也有九个孩子，其中夭折的竟有五个！

我爸爸不但聪明，而且勤力，生怕考不好。他说别人考试不好，大家会安慰他，自己就不一样了，他怕自己考不好了会受到责备甚至羞辱，他特别畏惧有些亲戚刁钻刻薄的话语。

有客人送来当时稀奇的水果葡萄，二姨妈分给每个孩子，也会分给自己妹妹的孤儿。其他孩子吃完又伸手去取，他却不敢，虽说也好想吃。我妈妈常说：你爸爸呀，小时候，好吃的东西从来没有吃够过！

那时男孩子的服装是长衫长齐脚踝，爸爸长高了，衣服短小，长衫盖不住腿，有钱的亲戚看见了笑说：“荷花公爷来了！”

长者或以为自己会说话，反正孩子小，听不懂好歹。我爸爸聪明而敏感，当时不明白是什麽意思，等悟出奚落讥讽的含意时，没有亲生母亲照顾的孩子会更加伤心，也更加懂得自小失怙失恃的处境！有些话，连我妈妈也能记几十年，可见语言太过锋利，能割到人心上流血。

爸爸初中就读市内的求精中学。上世纪30年代，英国人已把足球传进重庆，很快成为青少年的爱好。教会办的求精中学和广益中学，都建有球场，高中生的球队，还常与英国水兵比赛。爸爸也想跟高中生一样去球场上驰骋，常与年龄相彷的表弟达勇一起去踢球。一天晚上，表弟突发急性阑尾炎，送宽仁医院手术，竟不治身亡！全家非常悲痛。亲友们议论纷纷，有人说：若不是陈秉隆顽皮，常伙着弟弟去踢球，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故！他难过又惶恐，多日不敢见他的二姨妈。二姨妈却让人叫他去，跟他说，小弟的死不能怪他，不要耿耿于怀，待他一如既往。

抗战前，四川多年实行防区制，政令不一，交通不便，盗匪出没，商场如战场，风险大，投机性较强。有老人跟我说过，那时做生意是“血盆里抓饭吃”。我外公家和我爸爸最倚靠的巫家，抗战开始以后，都败落了。除了战争带来的损失，巫云舫抗战开始时又因摔伤了腿，没有了进项，从城里的高墙大房子住到乡下。我爸爸看过了二姨父家兴衰的巨大落差，以为二姨父在兴旺时，手面宽，不重积蓄，仅吸食鸦片就是不小的开销。

在上世纪30年代，四川重庆比较落后的一个标志就是不管上层下层，吸鸦片成风。1932年，东北爱国人士杜重远来重庆宣传抗日，在朝天门码头下船上岸，一路看到鸦片烟馆鳞次栉比，大为叹息。有的人开始是为了止痛治病吸食鸦片，后来成瘾。码头苦力，挣到点钱就上烟馆；有钱人家自备吸鸦片的设施，客人来了，让到烟床上，奉以烟枪，以为时尚，以为待客之道！北京大学教授陈衡哲在1935年来川任教，见此惊叹不已。

大学里我这样的学生多！2021年公映徐蓓导演的电影《九零后》，内容是由当时还幸存的西南联大老先生们讲述他们战乱时求学的青春，让人钦佩又羡慕。在微信上议论这部电影时，我跟孩子们说：那时候的大学不是统一考试，各校出各校的题，随学生报考。外公当年也考上联大的，他没有成为杨振宁的同学，又考取了抗战时就在重庆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从重庆到昆明去读西南联大需要一笔不小的路费，外公便上了复旦大学经济系。

戎戎说：那他这个学霸的纪录没人破得了啦！

戎戎也算得一学霸，1995年高中毕业保送上海交大本硕连读，四年后，主动放弃读硕士。说是读研就是给教授打工做项目，学不到多少东西！我至今以为，父亲的智商和情商都是我们难以超越的，后代人中，戎戎接近于他。

80年代，我为革命烈士王朴的母亲金永华做传（《霜叶红于二月花》，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蜀中女杰》，1989年），王朴是40年代复旦的学生，在校参加中共地下党。他母亲金永华，早年在日本做猪宗生意赚了一笔钱，买了田产成为大地主，还办了一所小学造福乡梓，后来在王朴影响下卖掉2000多亩田地，资助重庆的地下党。我访问王朴的战友，也是复旦大学校友的渝州大学张校长。张校长那时已离休，是一个和善的老人，说起当年，兴致勃勃，他说40年代复旦大学进步学生很多，办了个《学生导报》很有影响。同学们选学生会代表，选出来的都是共产党，因为我们党的同志也都是好学生呵！

爸爸那个时段也是复旦学生，我想知道爸爸当时的政治倾向。我跟他复述了张校长的话，没有想到，爸爸很明确地说：大学里哪有那麽多共产党！

——那……还是国民党多呀？

——不是的，国民党也不多。

——那……什麽样的学生多呢？

我爸爸认真地说：我这样的。

——你是什麽样的？

——我觉得国家很穷，我自己也穷，我学经济。

我的爸爸和革命老干部张校长，我应该相信谁的呢？我在文稿《霜叶红于二月花》里，采信的是张校长的话。

越十年，我开始由重庆的历史卢作孚而了解民国时期的中国，恶补历史，会不时想起爸爸的话，越来越相信他是对的。

本文代发国内作者赵晓铃（原重庆作家协会主办的《红岩》文学杂志副主编）文章。

近年来她致力于民国史研究，主要作品有《卢作孚的选择》（参见冉云飞书评）

赵晓铃是我巴蜀学校校友，她不幸早逝的妹妹更是我儿时的同学和朋友。我发蒙时期读的很多中外书籍都是和她妹妹一起读的，当然也就是由她这位姐姐介绍给妹妹的。比我们仅高一个年级的她，说起话来是那样头头是道无容置疑，小小年纪的我对她便很是钦佩崇拜。儿时有幸得到这样的营养，一生都因之而受益：一心想早早脱离蒙昧，对世事真善美有所追求。好友分享读书，挚友即心灵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