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记忆——我所了解的右派人生

修行君

一，我生命中第一次听说“右派”这个词，是在元通寺小学的操场上。更准确地说，是在那个原本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早晨。

那天，我们走进校门时便觉得气氛不对。同学们三五成群，交头接耳，眼神却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操场的角落。循着那目光望去，我看见了颜校长。

她正低着头，握着扫帚，一下一下地扫地。短发依旧齐整，却不再是往日那精神抖擞的模样。她的脸涨红着，像被无形的火烤着，始终不肯抬起来看任何人。

我愣在原地，手中的书包几乎滑落。

颜幼权，我们的校长，几届人民代表，元通寺地区的金字招牌，那个让我们这群孩子走路都带风的公众人物——怎么会是她？怎么可能是她？

就在几天前，她还是我们心中最了不起的人。个子不高，讲话响亮，做事风风火火，浑身上下都是阳光。我当大队委那会儿，周末留校开会，总见她办公室的门开着，永远是最后一个离开。我家几兄弟都是学校毕业的，她还请母亲去介绍教育经验呢，连平日里轻易不夸人的老学究父亲，也说她治学有方。

这样一个兢兢业业、勤勉尽职的人，怎么会一夜之间成了“右派”？

消息传开，整个地区都震动了。街坊们议论纷纷，母亲听闻后直摇头：“诺好的人会是坏人，怕是搞错了哦！”年幼的我，心中第一次感受到了某种说不清的创伤——美好的形象可以突然变得丑陋，崇敬的人可以瞬间变成敌人。大人们说她是“披着羊皮的狼”，可我无论如何都觉得别扭。有一次在操场上碰见她，不小心又叫了一声“校长”，她惊惶地抬头看我，我也尴尬得恨不得钻进地缝。

学校开始教我们唱歌：“右派右派像个妖怪，当面说好背后说坏……”我跟着唱，回到家里却被母亲悄悄制止：“娃儿家别乱吼！”

那是我第一次隐约感觉到，大人的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后来听说，颜校长被送去了长寿湖农场劳改。再后来，又听说她靠着一股子乐观向上的天性，熬过了那些艰难岁月。因表现好摘了帽，直到一九七八年平反，又回到教育系统。活到九十多岁才离世。

几十年沧桑，好人坏人，一瞬间的翻转。这绝不是简单的“归去来兮”，那其中的是是非非，功过谁人能评说？

二，如果说颜校长的事让我第一次见识了时代的翻云覆雨手，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才真正让我体会到，这场风雨如何席卷进每一个普通人家，甚至——我们家。

事情要从我们院子里的邻居说起。

五六年公私合营后，院子里搬来一家新邻居姓葛。男的在九龙坡某局当财务科长，沉默寡言，每天早出晚归，提着公文包匆匆来去。女的姓王，能说会道，家里家外都由她做主，有点文化，没多久就当上了段上的代表。

那以后，派出所那个腿有点瘸的户籍，下来得勤了。以前他十天半月见不着人影，现在三天两头就往段上跑。王代表陪着他，走街串巷，他瘸着腿，她指点江山，配合默契。走累了就来我们院子歇脚，赶上饭点，索性就在王家吃饭。

有了这层关系，王代表在段上越发“露脸”。她男人是国企的官，自己是户籍的红人，走路都带着风，段上大小事都得她说了算。

唯独对我们家，她还留着几分客气。大概是因为知道这院子早先是轮船公司专给高管修的，另一家搬走后，她家才补了这个缺。“瘦了的骡子比马肥”，何况家父在附近一向被人尊称“先生”，她那点文化，只能算学生。

王家有三个小孩，老二叫小毛，跟我四弟一般大，嘴甜得很，成天“四哥四哥”地追着屁股转。

葛先生虽然忙碌，回家后也有他的乐趣。偶尔买点卤菜，喝两口小酒，逗着小毛乐呵呵地玩。那画面，现在看来，不过是寻常百姓家的烟火气。

然而一九五七年夏天的一个夜晚，这烟火气突然熄灭了。

葛先生不再早出晚归，而是成天在家里“办公”——写检查。昏暗的灯光下，传出王代表尖锐的呵斥声：“不说话人家会说你是哑巴呀？偏偏这个时候去开腔发言！”

后来我们才慢慢拼凑出事情的原委。

他们科里开会，人人都发言了，就数他老成持重，一直闷声不响。书记动员他说，就剩你一个了，总该表个态吧？他思前想后，实在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就着局里的财务报销，提了两条具体建议。

话音刚落，就被记录在案。

人家等的就是他这句话，差的就是他这一个指标。无论后来怎么写检查、怎么辩解，都无济于事。最终被划为“右派”，而且是“隐藏很深的右派”。

开除公职，扫地出门。

那个与他共事多年、满脸堆笑的书记，原来从头到尾都在“引蛇出洞”。

这打击，于他无异于晴天霹雳。一辈子谨小慎微，最后还是掉进人家设好的套。丢了工作，没了收入，靠老婆养活？不可能。她那张嘴，向来只进不出。况且戴上了“老右”的帽子，谁还敢要他？

他似乎被逼上了绝路。

三，那些天，葛家异常的安静。

一天清早，突然发现他家门口多了一担小菜。原来他是要去卖菜。本钱少，容易上手，也许是唯一的活路。

他把菜洗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码在筐里，挑起担子，走街串巷。草帽压得很低，叫卖声压得更低——“莲花白，莲花白！”节奏快，声音小，只在喉咙管里打转，几乎只有他自己能听见。周围的居民都觉得奇怪：怎么从来没见过这个卖菜的人？

从太平门转到望龙门，转了一天，天黑回来，还有大半没卖出。箩筐放在门口，不敢进屋吃饭。菜都凉了，还是女儿给他盛的晚饭。

有天晚上，我见他卖菜回来，摘下草帽的瞬间，我几乎认不出他来——脸清癯得脱了形，胡子拉碴，眼镜都戴不稳了。

我家奶妈以前是乡下人，教他把没卖完的菜摊开，喷点水，别捂坏了。他点点头，却始终低着头，不敢看人。

王代表很少露面了，往日的锋芒收敛了许多。倒是那个瘸腿户籍，主动上门开导她：“他是他，你是你，两码事。地段的工作，还是要搞起来！”

有户籍撑腰，她灰瘪的脸，又开始一点点神气起来。

葛先生的日子却愈发难过。生意没起色不说，还招来一帮小屁孩跟在后面，学他的叫卖声：“莲花白，莲花白……”个别恶作剧的，趁他不注意，抱走一个菜就跑。旁边的邻居交头接耳，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此情此景，他会不会想起杜甫那句诗？“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公然抱茅入竹去……”只是他比杜甫更凄凉——诗圣尚有“归来倚杖自叹息”的家，而他，那个曾经的家，早已不是他的容身之地。

对自家太太背地里的作为，他心知肚明。内忧外患，羞愧难当。偌大天地，似乎已无他立足之处。

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他纵身跳入了江中，悲哀地、落寞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四，再说我们两家，楼上楼下住着，难免碰见户籍和她进进出出。 

虽然整条街的人都知道他两的不干不净，但我妈是个宅心仁厚的善菩萨，从不多言多语管闲事。王代表在外面晃，有时中午不归，我妈就让小毛来我家吃饭，从来没计较过。小毛也喜欢跟我兄弟玩，成天黏在一块儿。

可即便如此，也挡不住某些做贼心虚的人，把我们也当成了眼中钉。

那几页夹在母亲档案里的黑材料，影响我兄弟姐妹招工返城，读书升学，参军提干长达几十年，就是王代表之流的“向阳院大妈”炮制出来的，让我妈这样清清白白的菩萨背了大半辈子黑锅。

直到八十年代，重视科技人员，我哥单位组织上为了他入党的事，去我家所住地段外调，发现母亲的档案里赫然写着：“此人思想极端落后，常说旧社会比新社会好……”我们才终于明白这些年屡屡遭受的不顺。

真相大白了，而那时开放改革已起，档案里的乱七八糟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但那些莫须有罪名，凭空捏造，信口雌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干完了还要反咬一口，先发制人，......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五，六零年代，我们搬家去了储奇门的邮局巷，从此，我结束了少年时代，失去的是一些从不曾兑现的美好梦想，刻骨铭心的更多是一个个苦涩难忘的记忆。

时间如溪水，不知不觉流淌到了九十年代。

那天，四弟正在轮船公司人事处的办公室上班，忽然一个人走进来，亲热地喊了一声：“四哥，你好啊！”

他抬头，愣住。似曾相识，终于想起来——这不是小时候一个院子的葛小毛吗？

一瞬间，当年那些事涌上心头。母亲那桩冤案，不就是他妈一手炮制的吗？四弟心里顿时怒火中烧。

但他还是强压着，请他坐下，问他来办什么事。

原来，他父亲平反后，他顶替进了公司，在驳船上当水手，船常年在汉口一带停泊，无法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申请调动的报告递上去半年了，石沉大海。后来听说四哥在管人事，就赶紧来找了。

他说起这些，倒还挺轻松愉快的。

四弟正襟危坐，清了清嗓子：“你妈瘫痪了？有医院证明吗？这是要调查了解的。”

“真的！我骗你干嘛？人都瘦得只剩几根骨头撑着了，吃饭都要人喂……”

“啊？”四弟忍不住问，“以前那么好的身体，怎么会成这样？”

后来才知道，他妈为了养活全家，又找了个继父。前几年继父胃癌过世，她就一个人瘫在了床上。

回到家里，四弟把这事跟母亲讲了。本以为她会解气，没想到老人家听了，却是一阵悲哀叹息。

“她也是没办法，一个女人，带着几个孩子，在那年月……”

四弟忙安慰她：“他说的若属实，我会帮忙催促办理的。”

“这就对了。”母亲点点头，“一码事归一码事。小毛这孩子乖，怪可怜的。”

六， 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每一代人，都有他们各自的时代和环境。记忆里，总有些绕不过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如今回想起来，颜校长也好，葛先生也罢，包括我母亲那一辈人，都是被历史的洪流裹挟着，身不由己。有人沉下去，有人浮起来，有人在漩涡中挣扎求生，有人在暗流里悄然湮没。

而我能做的，不过是把这些记忆打捞起来，拂去岁月的尘埃，让它们不至于彻底沉入遗忘的深渊。

是非功过，谁人评说？

也许，历史自有公论。也许，真正的公论，就藏在每个普通人真实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