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东亚新模式的开路先锋

有世界声誉的新加坡李光耀前总理近日过世。上一次世界级大人物过世是南非的曼德拉。如果要比较他们分别留下的政治遗产，那笔者要毫不犹疑地说，李光耀的遗产比起曼德拉的，要光鲜和可持续得多。

李光耀的遗产很多，笔者今天只想就他在政治制度方面的贡献发言。

李光耀留下的制度，简而言之，就是一个软权威（或称威权）的制度。这个制度的实质是从中国政治传统中继承下来的，以民为本的贤能政治，不过披上了一部分西式的普选与多党的现代外衣。那个合法的反对党可以有批评监督的职能，但是恐怕永远也不会有轮替执政的机会。

这个制度当然与西方人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以普选多党轮替为特征的西式民主制度有很大的扞格。但又无人能否认它在新加坡创造了一个举世罕匹的治理奇迹。

这一段引自宋鲁郑文章：“我们不妨看看下面这些令人眩目的数据：新加坡人均GDP4.8万美元，力压美国，高居全球第五；廉洁程度仅次于瑞典、丹麦和新西兰，列全球第四；经济自由度仅次于香港名列全球第二；1994年到2001年连续八年国家竞争力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其中政府效率仍是世界第一；世界竞争力也仅次于美国名列第二。”

这一系列桂冠中，尤其会让中共称羡的应当是，新加坡一党执政60年，却依然身居世界廉洁榜最高端。这让那些认定一党制一定腐败（医生不能给自己开刀治病）的人结舌莫辨。当然，新加坡的严刑峻法、对个人（包括言论、选举）自由的诸般限制，都受到西方舆论的长期的诟病。但这些并没有妨碍他在全世界、也包括在西方成为一个普受尊敬的政治家。

他是如何做到的？比如在他的治理下，新加坡在数十年间取得从第三世界发展到第一世界的经济成就。而曼德拉及其后继者似乎连保住前白人政权留下的现有经济成就都做不到。

我的回答是：他们各自拥有的人民（其中包括精英群体）实在不一样。

必须承认，不同的人民有不同的品格素质。咱们先看事实：在东南亚，拥有77%最高华人比率的新加坡人均收入也高居榜首达5万$。第二富裕的马来西亚至今有25%的华人，它的人均1万$。（独立的当初华人占比33%，比率降低大致因生育率相对较低所致。）虽然扰攘不停，但依然第三富裕的泰国有10%的华人，人均6000$。余下的东南亚国家，华人比重没有超过5%，他们的人均收入都在4000$以下，最低者不足1000$。

华人有什么优点？聪颖、勤劳、节俭、注重教育、家庭凝聚力高。这是本人总结的全世界无论何地的华人所共有的五大优点。再加一个就是温顺不捣蛋不暴力。缺点也有好些。比如：缺乏法治传统、契约精神，比如当惯良民，缺乏主人翁精神，比如物资欲望高而精神追求低。

笔者认为，李光耀的成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他的治理充分地发挥了华人的上述优点而利用、规避或改善了华人的上述缺点。

人民和领袖的关系，是一个十分艰深的问题。简单地说，有两派意见。第一派是西方的政治正确，由于西方至今主导全球话语权，也就是全球的政治正确。叫做：人民有主权，领袖是公仆。第二派则是，除了西方文明之外，其它所有文明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传统：领袖是父母，人民是儿女。事实上，还有第三派不会公开说出来的意见，就是：领袖相当于牧人，人民则是他的羊群。甚至还有更糟糕的第四派，我想就不用公开陈述了。

以新加坡的例子看，李光耀显然是一个成功的父母而不是一个规范的公仆。他肯定是认为，把他视为仆人哪怕是公众的仆人，都是贬低了他的身份地位。他公然否认平等，认为领袖不可以被大众舆论左右。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或者英雄造时势，或者时势造英雄。”而李光耀，肯定是一个造出了新加坡时势的英雄。他是真格的人民的领路人，真有资格瞧不起那种只知道迎合民众的眼前利益，只会当人民尾巴的低能政客。

在笔者看，领袖应当更倾向于做公仆还是做父母，（至于做牧人或者更等而下之，这里不论。）真的不可一概而论，而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民制宜，因文明制宜，因该文明的现处发展阶段制宜。

在西方文明当今的范围内和状态下，政治领袖想做民之父母，实在是难合时宜。而按照现行规范做公仆，又很难为民众计议长远。在现行的普选多党轮替政体下，真的是当关心下一次选举结果的政客易而当关心下一代人民利益的政治家难。

俄国倒是出了一个成功的为民父母的强人普京。俄国处于西方文明的边缘，很多人文气质都处于欧亚之间。那个乌克兰也是，但极不成功。土地和人民还是只能用枪炮来分割，投票哪里会有用。对照英国的苏格兰独立公投，你无法不承认，一个文明的中心和边缘的人文气质都是相差很远，更何况不同的文明之间。

而在很大一部分的远非发达的非西方的世界里，你就是诚心想当公仆，那也很难做到。因为经常是太多的人民的素质太低，有太多的文盲，太多的太过贫穷的人，或者太大的城乡差别，太大的民族/种族、宗教/教派矛盾。如果没有类似李光耀那样的杰出的领袖的正确引导，他们真的不知道该往何处走。比如在人均已有5000$的泰国，行宪政已经超过80年，在现行的选举制度下，红衫军黄衫军就没有消停过。现在军队拿走了权柄，怎么谁也不闹了呢？利比亚就更极端。卡扎菲当年搞的选举肯定掺假。但是那里现在还有办法搞哪怕是掺假的选举吗？还是大家先各自保命吧。还有如叙利亚，如果敲掉了阿萨德，那不是铁定等着IS伊斯兰国继续坐大吗？

在非西方的世界里，要想为民父母，真的是比在西方世界机会多得多。但是又有一个新问题，就是为什么成功的那么少呀？

再简单地概括一下。在当今的西方世界，够规格的强人是极难出现的。在非西方世界，强人多得多。但成功的强人却屈指可数。而且很蹊跷地，他们似乎基本上都在东亚。

（请注意，笔者的三个世界的划分：西方世界[欧洲美洲澳洲-包括拉美]、东方世界[黄种人居住的东亚]和所有余下的南方世界[除了东亚之外的亚洲和非洲]。本人还可以给今天的这三个世界下评语：西方世界显然最有发展成就。东方世界显然最有发展潜力。其余的南方世界就显然是有更多的发展困难了。）

笔者可以轻易地给你们罗列出一系列在东亚的这种要当人民的父母而又（至少大体）成功的强人。李光耀不用说了，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位（虽然他的国家很小）。第二位是马来西亚的现在已经退休，但依然健在的马哈蒂尔。（他本人可能不读孔孟，但他的人民有很多是孔孟的后裔。）然后是台湾的蒋经国、韩国的朴正熙。还有的不方便具名，大家自然不难心领神会。还有现在柬埔寨的韩桑林也可算一个。不是那么成功的也有一些，比如印尼的苏加诺、苏哈托。

这些成功的强势领袖都出现在东亚，难道是偶然的吗？

当然不是。很容易就可以发现。他们都出现在儒家文化圈中，都与孔孟之道对该国精英阶层和人民的浸润深刻相关。“民为重，君为轻。”“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样的格言相信一定在那些成功的东亚强人心中如洪钟大吕一般地不停回响。

衡诸当代历史，笔者可以说，在没有完成工业化以前，东亚的成功国家，都是威权政体。（注意这两个要素：东亚国家、威权政体。缺一不可。衡诸事实：在经济起飞阶段，东亚国家，只有奉行私有制的威权政体的四小龙成功。日本完成工业化更早，但依然是在威权政体下。但在东亚以外的非西方世界，如果没有石油，威权政体或其它任何政体，完成工业化[我的标准，人均达到2万$]的事例则一个也无。）笔者还可以说，在这些威权政体完成了它们的建立现代工商业社会的历史使命之后，这些已经足够富裕的东亚政体，还有在政治制度上继续西化或沿着李光耀开辟的新加坡道路，独创一种新的政治现代化形式这两个选项。

李光耀/新加坡则是走这条新路（工商业发达国家、非西式政体）的唯一的开路先锋。

为什么不沿着西方的现成的路走，而要试图去开一条新路呢？全盘西化派老问这个问题：“那里已经有了现成的很好的桥，你为什么还要摸石头过河？”

第一个原因是当代西方的政治实践说明，它们那一套制度，其实有很多破绽。其中最大的一个破绽，就是政府太软弱。哪怕拥有与它们的制度一起，用几百年的时间才成长起来的举世最为成熟的公民集体，那些制度却经常依然即管不住资本的猖獗，也管不住公众的贪婪。是以才有2008年席卷全球的的美国金融海啸和2011年同样为祸世界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第二个原因就是东方人的确有着与西方人不同的许多难以在短期内改变的素质。在追求富裕上，他们绝对拥有不亚于西方人的智慧才干。但在法制传统、契约精神、主权意识和Fair-play和平（政治）竞争等方面，又与西方人有着巨大的鸿沟。贸然硬搬，真的有大风险。

比如把新加坡和香港的近况比较一下。你应当能够看到，新加坡在继续稳定地成长；而香港则遇到了一个坎，一个政治制度如何演进的坎。

按说，香港搞民主，还有至少一个比新加坡更好的条件，就是它没有多元的族群和宗教，不可能发生族群或宗教的冲突。同新加坡一样，那里也没有城乡利益的对立。但是一个如此一元的社会，也可以被西方的多元意识形态有意识地鼓捣出激烈的多元对立。现实在那里就是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对立。民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相当地扰攘不安。笔者真不愿意看到那里出现一个坏的榜样。因为放眼大陆中国，可实在找不到任何一个其它地方，能比香港更适合试行西式民主。有人建议在中国搞政改特区（就像当年搞经改特区一样），而且特选了深圳。我说离深圳一步之遥的香港不是一个现成的显然还好得多的政改特区吗？我们且看西式或更创新的民主制在那里如何逐步成型吧。难道香港学新加坡，不是比大陆中国更适合呀？这个世界上，的确就没有比香港更像新加坡的政体了。类似的故事在台湾，就是蓝绿对立。

当然走强人政治的路，实在也不是没有风险。而且强人越强，风险就越大。因为强人一旦强大到足够的程度，就不再有人，无论是人民，还是精英的集体，能够对他加以约束。这就是毛泽东晚年故事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教训。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种强大、智慧而又充满道德情怀的领袖，好像是天降神物，可遇而不可求。新加坡现在的李显龙，如能克绍箕裘，把家业守住，已经是上上大吉。想来是难有机会更上层楼的。如果西式的普选制度，不能保证最好的人当选，那最好的制度是什么？中国人现在创立的换人不换党的制度，应当是一个不错的折中。这种制度应当还有不少的成长空间。

中国要追随李光耀在新加坡开辟的道路，当然必须还有更多的创新。必须适应庞大复杂太多的国情；必须在精英和人民之间，达成更好的妥协。毕竟中国的人口是新加坡的220倍。如果路走得对，造福的人民的数量和对世界的贡献，岂是新加坡能比。但是如果路走错了，那严重糟糕的后果，也是李光耀的新加坡不能比的。

最近看一本史学名著，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其中讲到，欧洲中世纪的四分五裂，当然有很多弊端，但却保证了一个错误的政策，不可能被普遍施行。而在相互的竞争中，其错会被很快地识别。（比如某个选帝侯提高商队过境税，商路很快就会转移到其它地方。）比如像明朝和幕府时代的日本所颁布的禁止海外贸易的命令，要在一直如此多元的欧洲普遍实施，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而在大一统的中国，明朝的这个错误，在清朝还会重犯。对外开放的重要性，一直要到最近数十年的邓小平路线下，才算被认识清楚。

至于中国制度演进的方向，笔者还是只能认为，随着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的(后）工商业社会，民智不可阻挡地日渐开发，他们（尤其是其中的中产阶级）应当逐步分享更大的权利。但是不要走到当下西方这样过分的程度。或者去找到另一种更恰当的分享权利的方式。就这一点而言，笔者以为新加坡的未来路向也只能是一样。就是说，要逐步地、稳妥地开放权力/权利，而不是进一步收紧。

还要请注意，新加坡人均5万$，而且是靠工商业致富，有大量的中产阶级，已经是无可争议的现代发达国家。（注意和科威特那种石油城邦区别。）在这种经济水平和类型下，它和香港一起，是地球上唯二的威权政体。而中国现在，还处于走向富裕发达的工商业社会的过程中，还远没有达到新加坡（或香港）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鄙人的直觉是：新加坡的政体，今天的中国可以学。但等到中国发达以后，那还真得独创。再说透一点，就是届时恐怕不能像今天的新加坡那么威权了。

世上没有完人。要说李光耀的政治遗产还有什么负面的因素，第一当然还是他太过专断。好在他没有老年昏聩，犯下什么危及新加坡整体命运的大错。第二就是他自己的家族还是垄断了太多的利益，以致人称李家坡。这在共和政体下，不可能不招诟病。

还看见李光耀赞扬习近平是曼德拉一级的人物。前面已经说过，由于人民的局限，曼德拉（至少是在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种族合作方面）的成就其实有限。本人若要期许，就是希望习主席成为一个李光耀式的人物，但是在一个大了220倍的舞台上演出的超大号的李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