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和中国能为非西方民主走出一条新路吗？
上一次的新加坡大选在2011年举行，依照宪法，现政府还可以再执政1年。之所以提前大选，大家都认为，是李显龙担心失去了父亲的国父光环，明年再选，选情十九会更差。而现在选举，父亲的余荫尚在，他胜选的机会更大。多出一年的执政时间，他为自己和人民行动党保住长期执政权的机会就能增加不少。
现在新加坡的大选在李光耀去世六个月后顺利进行。结果一如所料，李显龙的如意算盘完全成功。人民行动党以70%的选票赢得89个议席中的83席。得票率涨了10%，议席也增加两个。当然也未能将反对党赶尽杀绝，也为新加坡的多党选举的真实性留下一些颜面。
本文其实并不想就新加坡的这次大选的具体结果着墨过多。只是想借这个契机来粗略地、相当务虚地讨论一下，非西方的民主，可能走出一条什么样的与西方民主不同的路向。
先提示一下本人的方法论，就是归纳法，从事实如此中去寻找规律。而不是从理论定义出发演绎各种应该如此。
西方民主是在西方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工业化城市中产阶级民主
先简单介绍一下笔者对西方民主的基本看法。
首先本人确认，西方的制度，真的是难以普世的。它的确是在从古希腊就开始的，西方所独有的，城市工商业文明中生长起来的政治制度。他对工商业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对有足够文化、足够教养的公民集体的足够强大，有着本质性的依赖。这个制度真的是太娇贵、太挑剔，它对其能正常运行的环境有太多的要求。简言之，只有一个靠工商业（而不是石油）致富达足够程度的私有制社会，才可能为西式民主的正常运行，提供稳固的社会基础。
其次、除了经济环境，这种制度对所涉政体的种族、民族、宗教、教派等重要社会生态环境也有苛求。总之，这四个方面（或者说任何其它方面都在内，都不可以有太大的社会对立，都必须有一个足够强大的主导势力。总之，太过多元，各元之间又太过势均力敌的社会，西式民主也极难正常运行。
其实，这种制度最善于调节的就是贫富或阶级矛盾，唯一的诀窍就是通过均贫富来购买社会和平。对调节其它更深层次的（比如前述四大）社会矛盾，事实证明，它都乏善可陈。
第三、这个社会最好在西方文明圈（欧洲、美洲、澳洲）之内。拉美属于西方文明圈，其整体人均收入已接近1万，西式民主也发展得差强人意。如果在亚洲或非洲，它们必须与西方文明有足够的融合或交流，受到西方文明足够的熏陶滋养，才可能成功地移植西方的制度。
还有第四，还是地域。（很抱歉，本人真不想提这么多的条件，但事实就是如此。）在西方文明区之外，似乎只在东亚，有五个国家或政体（日本加四小龙： 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成功地发展了从西方学来的现代化工商业经济，达到了和西方发达国家（人均年收入4万$）同等或差堪比肩的经济发展水平（至少人均收入2万$）。（转型发生的1970年代是1万$左右，自然也达到了当时的高发展水平。）因此他们才有了经济条件，可能去相对顺利地移植西式民主。
新三个世界的划分和它们的发展状态简要综述
这段综述摘自本人在出版过程中的一本政治学专著。本文的核心内容，其实也是该书有关内容的一个极度的简述。
第一世界即西方世界，包括三个子世界：西欧北美澳洲称传统西方/发达西方、东欧集团即前共产主义集团的欧洲部分（这个已是过去式。但为了分析过程而保留。）、拉丁美洲。第二世界称东方世界/东方文明，分东北亚和东南亚两个子区。第三世界称南方世界/南方文明，包括南亚、中西亚北非伊斯兰世界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简称撒南非洲三个子世界。
在该书论及的160个政体中，属于西方世界的共有70个。余下90个中，17个属于东方世界，73个属于南方世界。在2011年，全世界总人口约68亿。其中西方世界的人口共约17亿，东方世界的人口有21亿，南方世界有人口30亿。西方世界人口占全球总数的25%，东方世界占31%，南方世界则占44%。
2011年，第二世界/东方世界+第三世界/南方世界合称非西方世界的90个亚非国家中，共有28个国家的人均超过5千美金。这其中又有16个国家是（至少主要）靠出口单一资源石油致富。至少在相当大程度上不靠出口资源而靠发展工商业致富达5千美金以上的亚非国家仅有12各。其中8个在东亚。两个在西非，两个在撒南非。东亚8国是日本+四小龙+中国+马来西亚+泰国。12个国家/政体中，人均超过2万的5个，就是日本+四小龙，都在东亚。超过1万的有三个，马来西亚、黎巴嫩和土耳其。余下6国包括中国人均收入在5千-1万之间。
东北亚能在经济上学习西方成功主要靠的是文化优势
笔者现在的问题是，在如此众多的非西方国家中，为何仅有东亚的日本+四小龙，现在还要加上正在急起直追的中国，可以首先在经济上现代化（至少接近）成功？
请大家仔细看，这6个国家/政体，是不是都属于东北亚的中、日、韩三个民族？新加坡在东南亚，是不是华夏民族的一块飞地？
这三个民族，在地域上毗连，在历史上渊源极深。按照国际公认的文明区划，都属于东亚的华夏/儒家/筷子文化圈。他们有许多共同的文化基质。比如习惯于用脑筋、（是不是需要用这个短语来回避聪明一词？我不清楚。）勤劳、节俭、善于向别人（现在当然是向西方）学习。这些国家/政体/民族的内聚力都很高，国境内的人种/民族都很单一，都没有强势的宗教，自然也没有激烈的种族/民族/宗教/教派冲突。（与比如伊拉克的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三足鼎立、互相冲突相比而言，疆独对中国还不是性命攸关的心腹之患。）简言之，这三个民族各自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政体，拥有其它亚非国家难以匹敌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的优势。
其中华夏民族的文化优势，不仅在本土呈现，到了海外也是同样。最显著的证明在东南亚。首先新加坡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那里有77%的华人。马来西亚是其次富裕的东南亚国家，那里有25%的华裔。争吵不休的泰国还第三富裕，那里有10%的华裔。其它的东南亚国家都更落后一些，华裔占比也更小一些。但华裔在那些国家，也依然是最富裕的族群。而且马来西亚各州之间，也是华裔比重越大的州越富裕。
第二个证据在美国、在西方发达国家。在那些国家，华裔都是模范移民族群，都能取得至少不亚于，甚至优于主体民族的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成就。
第三个证据还有待呈现，就是现在已经遍布全球的华人处处表现的至少是经济优势。
再说日本，它的现代经济的前期高速发展从明治维新就开始，到二战为止。在这段时期，日本的制度很难说是民主的，当然也不是传统的，而是一个杂交种，最具体的师傅是卑斯麦时代的德国。
四小龙的经济高速发展期，都在政府强势主导或称威权制度之下。中国近期的高速发展也是在有些类似的政府强势主导的制度之下。但类似的威权制度在世界其它地区也所在多是，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发展优势。
基本可以断言，东亚的经济能在非西方世界一枝独秀、发展成功，中、日、韩三个民族的文化优势是首要因素。
日本+四小龙政治现代化的两个不同路径
日本战后的高速发展当然是在美国强加的西式民主制度之下。但具体形式也与西方有明显不同。最大的特点是自民党长期执政，只在本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轮替。
经济发展到相当水平之后，韩国和中国台湾两个国家/政体向西式民主转型，则都是在美国的强大影响下实现。
香港的有序温和转型的契机，在去年推特首普选时已经被那里的鼠目寸光的，标准的欲速则不达的民主派浪费掉。本人对此深表遗憾。现在他们只能在中国中央政府的规限下，慢慢发展了。
新加坡的政体则在李光耀和民主行动党的长期把持下，走了一条有西方民主的形式躯壳，但没有其实质内容的似是而非之路。这条路保证了该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但在人民的自由方面当然有所牺牲。人的所有欲望，的确并不是都能用钱来满足的。
世界上除了产油国以外的富裕国家，没有例外，都施行西式民主。新加坡是非产油富裕国家中唯一的例外。它不接受西式民主制度，不能用发展不足，中产阶级（在经济上）不够强大来解释，也不能用国内有严重的种族/宗教对立来解释，只能用华人的文化传统和李光耀的个人强势来解释。新加坡在经济发展上已是极为成功了。亚洲首富，人均5万，已超美国。
当然在足够富裕以后，人民很可能倾向于要求更多的权利。如何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逐步满足已经成熟的中产阶级的日益增多的政治要求，是新加坡政治制度将来演进的主要课题。它已是如此富裕，如果能建立起一个成功的模式，就可以是自己的终极模式。
南方世界国家，可能发展西式民主到成功吗？
只能说很难很难。
第一个难点在经济发展。没有足够的经济发展，没有足够多的中产阶级，西式民主就只能是空有躯壳。穷人、文盲充斥的国家（包括印度在内），不可能发展出成熟的西式民主。
南方世界73个国家中，除了16个产油国，就只有4个国家的人均发展到5千$以上（土耳其、黎巴嫩、南非、博茨瓦纳）。其中只有土耳其和南非的人口过千万，有一定工业实力。有较大机会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还有伊朗（2011年人均4425$）。事实上，这5个国家，都在发展西式民主上有所成就。
除了这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除了16个产油国，还有52个南方世界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几乎都有巨大困难。为什么这么多互相毗邻的国家显然并非因偶然的治理不善而都有严重的发展困难？共同的类似的原因是什么？请大家一起来推断。是西方的剥削压榨吗？那西方怎么又对那些个东亚国家网开一面，不再去继续剥削压榨了呢？比如中、日、韩的超速发展难道西方真的是乐观其成的吗？是这些国家/政体特别努力吗？那那些国家为什么又不特别努力呢？是这些国家出了好些比如毛泽东、邓小平、李光耀、蒋经国、马哈蒂尔那样的杰出领袖吗？那那些国家又为什么都不出这样的杰出领袖呢？
东南亚国家倒是有较大的发展机会。首先是马来西亚，然后是泰国，然后是印尼，都可能在西方、中国和日本的扶植下发展起现代工业。然后也有可能，只是可能，相对成功地移植西方政体，就是说，走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路。
靠石油致富的国家，金钱掌握在政府和大财团之手。即使这些财富相对均匀地惠及整个社会，也不会养育出具有独立意识，自主力量的中产阶级。没有这样的中产阶级，这些石油富国，绝不可能发展出西式民主。
中国、越南和老挝，应当可以独创一条与新加坡又不同的道路
这三个国家，有许多共同的特质。
首先，都是共产党在执政。都有过全盘公有制的历史。其次，现在都放弃了全盘公有制，经济发展都很快，但由于欠账太多，到现在发展水平还不够。其国内都是单一民族占绝对主导地位，没有强势宗教。总之有足够的内聚力，不会出现国土分裂。越南和老挝，受华夏文化的长期浸润，甚至在血统上，都受到华夏基因的强大影响，总之在各方面都和中国人很像。
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就可以达到初步富裕的1万-1.2万的门槛。到此时，中国的中产阶级就会有大体足够程度的发展，就为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大体足够的新的社会基础。但鉴于中国超级庞大的人口基数、东中西部的发展的不均衡、有55个少数民族和传承了已经2000年的极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传统等原因，并鉴于西方的制度在他们本土都已经呈现的大量问题，中国显然不可能像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那样去全套或基本移植西方的制度。中式民主的最大内在本质特征可能是民本，最大的外在形式特征可能是协商。
中国的制度可能还要几十年发展才能最后成型。最可能追随中国体制道路的国家是越南和老挝。其余的亚非国家，由于太过不同的国情，恐怕都难于模仿中国将来即使成功的道路。
西方之为西方，并不仅在于它的现代性
有一个流传广远的误区，就是把西方化和现代化等量齐观，认为西方就是现代，现代就是西方。其实西方早在现代化之前，就是在500年以前的中世纪，就已经发展出一系列的与其它文明不同的特质。这些特质，是西方文明能成功走入现代的基础，也是非西方文明学习西方文明（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难于成功的深层原因。
据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概括，这些特征足有八个之多。由于太重要，我就把它们从亨氏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整锅端过来吧。。
1、古典遗产。作为第三代文明，西方从以前的文明中继承了许多东西，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古典文明。西方从古典文明中得到很多遗产，包括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和基督教。
2、天主教和新教。西方的基督教，先是天主教，尔后是天主教和新教，从历史上说是西方文明唯一最重要的特征。确实，在它诞生后的第一个一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把现在认作西方文明的东西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在西方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中，存在着成熟的社会群体感，这使它们区别于土耳其人、摩尔人、拜占庭人以及其他民族……。
3、欧洲语言。语言是仅次于宗教的、使一种文化的人民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人民的要素。西方在其语言的多样性方面不同于大多数其他文明。……
4、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在整个西方的历史上，先是唯一的教会然后是许多教会与国家并存。上帝与皇帝，教会与国家，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在西方文化中始终普遍地是二元的。在伊斯兰教中，上帝即皇帝；在中国和日本，皇帝即上帝；在东正教中，上帝是皇帝的小伙伴。作为西方文明象征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和一再出现的冲突，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存在。这种权威的分裂极大地有利于西方自由的发展。
5、法治。法治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核心观念，是从罗马继承来的。中世纪的思想家曾详细阐述过自然法的思想，君主应当根据自然法来行使他们的权利，而普通法的传统则在英国得到了发展。在16和17世纪的绝对君主制阶段，法制在现实中遭到的破坏多于被遵守，但是人类的权力应受某种外部力量制约的思想仍然延续了下来。法治的传统为宪政和人权保护奠定了基础，包括保护财产权不受专制权力的侵犯。在大多数其他文明中，法治在影响思想和行为方面是一个较不重要的因素。
6、社会多元主义。历史上，西方社会一直是非常多元化的。西方的独特性是“多样化的自主集团的兴起和延续，它们并非建立在血缘关系或婚姻基础之上”。从6世纪和7世纪开始，这些集团最初包括修道院、修士会、行会，但以后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扩大到包括各种其他协会和社团。协会的多元性又得到阶级多元性的补充。大多数西欧社会包括相对强大和自主的贵族、大量农民和虽然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商贾阶级。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封建贵族的力量在限制绝对君主制稳固扎根的能力方面特别重要。欧洲的多元性与同时存在于俄国、中国、奥斯曼帝国和其他非西方社会中的市民社会的贫困、贵族的虚弱和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7、代议机构。社会的多元性最初导致了等级、议会和其他代表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集团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提供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为现代民主体制的代议制形式。……没有任何其他的当代文明具有可与之相比的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的代议机构的传统。在地方层面上，也发生了大约始于19世纪的自治运动，它们先是在意大利的各城市中发展，然后向北蔓延。这些运动“迫使主教、地方贵族和其他显贵与市民分享权力，而且最终常常完全屈从于他们”。这样，全国层次上的代议制就得到了地方层次上的自治措施的补充，后者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是不存在的。
8、个人主义。上述许多西方文明的特征促进了文明社会中所独有的个人主义意识及个人权利传统和自由传统的出现。自由主义产生于14和15世纪，被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革命”的个人选择权利到17世纪在西方被普遍接受。对所有个人平等权利的要求即使没有被普遍接受，也得到了清楚的表达。在20世纪的各文明中，个人主义仍然是西方的显著标志。与其他集体主义盛行的地方相比，在西方，个人主义占统治地位：“在西方被视为最重要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最不重要。”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一再把自由主义认作西方主要的区分标志。
上述条目并不意味着穷尽了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也不意味着那些特征总是普遍地存在于西方社会中。显然它们不总是普遍存在，因为在西方历史上经常有许多暴君忽视法制和中止代议机构。它也不意味着所有这些特征都没有出现在其他文明中，显然其他社会也有这些特征，例如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构成了伊斯兰社会的基本法律；日本和印度曾有过在西方流行的阶级制度。这些因素单独来说几乎没有一个是西方独有的。然而，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却是西方独有的，是它们赋予了西方独特性。这些概念、实践和体制在西方不过是比在其他文明中更普遍。它们至少形成西方文明必不可少的持续不变的核心的一部分。它们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使西方能够在实现自身和世界的现代化中起带头作用的因素。
读完这一大段，你应该更容易明白，为什么那么经常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了吧。就是因为它没有像这八大特征那样的土壤和气候。
东亚人复制西方制度，只能着重依靠中产阶级一条腿，虽然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腿。其它的那些腿，有些可以慢慢输入（比如法制和代议机构），有些则永远不可能移植（比如语言），有些并不需要去移植（比如东方并没有宗教权威），还有些似乎含有糟粕，并不适合全面移植（比如个人主义）。
东方的传统，比如集体主义，比如和谐中庸共识主义，未必不比西方的个人主义、斗争哲学更符合社会的整体长远利益。总之我们只能取长补短了。
西方的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有问题
简单地说，西方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就是人权平等、人民主权、普选。
本人认为这些过于抽象的概念都有重大漏洞。
比如，人的经济权利可能平等吗？只能是人人发财的权利平等，但并不能保证你真能发到的财也平等吧？既然现实中的经济地位如此不同，那政治权利的平等是不是肯定有虚假？
比如，用一人一票表达的人民主权，在西方发达国家都招致了急功近利、公众贪欲、过度福利、国债比天高等一系列的毛病，在人民的富裕水平、文化水平、政治素养等方面还远远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不出纰漏的几率有多大？
这个一人一票的制度还完全无视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种族/民族/宗教/教派的存在，还有利比亚和许多非洲部族国家的深入骨髓的缺乏国家认同问题。（比如卢旺达为什么会发生部族之间的大屠杀？）西方人想用那个西式民主的万用药方来解决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问题，能不遭遇太多的失败吗？
比如，西方人把萨达姆和卡扎菲干掉了，用炸弹给伊拉克和利比亚送去的民主运行得如何呀？比如假设西方再把阿萨德也成功地干掉，那IS会不会把叙利亚整个占据？该国人会不会倾国来欧洲移民呀？又比如，现在在埃及和泰国都是军人在执政，而且泰国的军人显然是通过政变上台。为什么老百姓反而比在当初民主时更泰然自若了呢？
比如在撒南非洲那数十个国家举行的无数选举中，有几次能得到对垒各方的共同认可？能符合西方的公正选举标准？比起西方发达国家，那里的人民和精英的素质都欠缺太多，西式民主这个太过高大上的玩意儿，在那里真是太难玩好。
本人建议非西方世界各国，和中国一样，不要迷信西方的制度，各自努力，自行摸索合适自己国情的政治形式和经济发展道路，经济发展第一、政治改进第二。
西方国家请不要武力干涉其它国家的国内政治发展，不要再犯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那样害人又害己的错误，这样世界就能更平静，西方也能更安宁地去享受他们自己的民主和富裕。
非西方国家在将来无论发展出何种具体的政体，笔者认为，其共同的特征就是一定会更加的集中权力。概括起来，会是一种加权的其实还不如说是限权的民主，以民为本、以协商和为人民服务为实质的民主，能适应发展中国家、非西方国家人民的不同基质的相对的多样化的民主，而不是西方那样过度看重形式的，过于整齐划一的民主。
其实西方现有形态的民主是数百乃至数千年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其前面有着漫长的限权/非普选民主或更准确地称共和的实践。那些实践，至少是间接选举，到今天也还可以借鉴。
低山浅水说
一有机会，笔者就要反复宣传自己的政治哲学，“低山浅水说”。它可以概括本人的全部论述。
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的真正平等比配成物理学上的热死寂。在那里一切都会失去动因，而绝不会是一个理想社会。当然笔者也并不反过来认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不平等越大越好。笔者认为理想自然在自己一贯主张的中道，在取得一个理想的，合适的差距。这样才可以得到效益和公平的最佳折中。经济共产主义和政治共权主义都认为人类发展（至少理论上）的终点应当是绝对的平等，即使是实际上终究达不到，也要努力无限趋近。就是说：所有的山都要尽量地搬走，填到海里去。理想境界，终极目标，就是一马平川。笔者认为这个发展的理论终点是达到一个最恰当的动态均衡。在那里，适度的其实还是相当大的差距才是终局理想模式。山不要太高，水也不要太深。但必须有山有水，错落有致，水要有处下泄，人要有处攀登，才会是一个现实的、美好的人世间。笔者尤其认为，这个陈述对经济和政治同样有效。
换一个表达方式：
毫无疑义，人民的全体拥有全部的政治主权，就如同人民的全体拥有全部的财产主权。但这种拥有事实上并不算术平均。由于种种原因，一部分人民拥有更多一些的政治主权，正如一部分人民拥有更多一些的财产主权。政治主权如同财产主权，过度的平均并不可行，也不符合人民全体的长远利益。当然政治主权的过度不均衡，同财产主权的过度不均衡一样，也不符合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我们要追求和掌握的，是那个恰到好处的相对的均衡或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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